互联网“社会折叠”:我们一边狂奔,一边害怕被“系统”异化

越来越多科技互联网公司强调社会责任,其涵义并非是出发姿势就人畜无害,或者拿出点利润做慈善,而是平台方是否愿意在效率不断迭代的同时,愿意接受舆论监督而作出具有人文精神的产品迭代。

作者 : 葛鑫

来源:腾讯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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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引起产业界与社会大众交叉关注的话题,来自人物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各种讨论声音背后,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这样一篇缺少滴滴顺风车那样的新闻由头,只是把多年来被讨论过很多轮的一个争议话题重新放大、重复解读的文章,为何会突然被互联网圈人士集中转发?

在此次报道引发的对外卖行业广泛讨论中,有人讲“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也有人讲“资本唯利益至上”。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互联网圈普遍关注,背后切中了2020年的极不寻常开端之后,互联网从业者们的普遍不安和焦虑心理。

科技互联网行业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殆尽,市场趋于饱和,创新愈发艰难,竞争格局逐渐固化,所有参与者都害怕被时代抛弃,无法成为获益者。而在残酷的商业竞争支配下,参与者又无法停下狂奔的步伐。

但另一方面,基于技术、算法和数据之上的各种系统,正在持续支配我们的工作、决策、消费、甚至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系统看上去已经不可逆转。系统合利,却不一定合理、合情,我们开始担心人可能会被系统异化。

如果把视角拉的长一些,不妨把科技与人文斗争的古老话题重启拾起,从工业革命甚至人类更早历史发展进程中重新审视《困在系统》一文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社会讨论所涵盖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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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被“系统”异化

在《困在系统》一文引起广泛讨论之前,大众对科技的质疑,有过两个并不久远的案例。

一个发生于2014-2015年间,就是人们关于人工智能(AI)是否会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特别是对其剥夺就业岗位的讨论,这一波讨论所涉及的企业与行业更为广泛。

一个发生在2016-2017年间,就是人们还记忆犹新的关于“算法是否应该有价值观”的讨论,主角是靠算法推荐成为流量巨头的今日头条。反对声音认为,“投其所好”的算法,会让用户的判断力与趣味不断降低。

迄今为止的这些讨论,一个引起人们广泛焦虑的焦点是:科技(算法)是否会使得人类异化?

在外卖骑手的案例中,其人性“异化”的表现,就是被最优算法所控制,不惜拿生命冒险来夺路狂奔,以降低送餐时长。文中有一句渲染感情的话,把这种科技对人的“异化”描述的惟妙惟肖:“他说,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实际上,“人的异化”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在二战之前达到高潮。

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就是使得后代可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一个更长久的画卷中去思考——原来我我们不只是活在2010年以后的那个世界,我们也活在1910年后的那个世界,也是1810年后的那个世界。

因此,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人类社会的前人智者,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开始了大规模反思现代化,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在1930年代出世的两部文艺作品: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摩登时代》第一次把19世纪的哲学命题,用大众都能理解的直观方式展现了出来:到底是科技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科技服务?

而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说道:人们会渐渐爱上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事实上,这两部文艺作品之前,在西方普遍沉醉于科学乐观主义的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先知们,就对科技与人类福祉的关系进行了最深入的探讨。

谈到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的异化命题,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成立工会与资本方抗衡,卓别林正是深受其影响而走上了迥然于好莱坞的电影道路,并因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被美国政府驱逐的美国电影导演。

在这个命题上,深入思考的还有尼采。作为西方哲学的转折点,尼采深入到个体的精神世界中去,用最具感染力的话语揭示了科学技术所引领的现代化社会,给人性带来的异化。比如:

 “一切时代中最勤劳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除了愈来愈多的金钱和愈来愈多的勤劳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许勤劳和金钱做什么好了,以至于散去要比积聚更需要天才!”——《快乐的科学》第21节。

在互联网改造一切的2010年代,一线城市的白领,特别是科技公司员工对此或许有所感受,对争分夺秒习以为常,并且发明了一系列自我调侃的职场“黑话”:996,007,白加黑,夜总会,社畜……..

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岂止是外卖骑手,我们生活在大城市的绝大部分人,都在狂奔,同时也被“异化”着。

小米成功之后,雷军曾经有一句话被广为传颂:“如果不是出身富贵家庭,忠诚和勤奋是你成就事业的唯一机会。” 这话没一丝鸡汤温度,却是无法反驳的真理。

我们可以把雷军的话换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不是出身富贵家庭,忠诚和勤奋于一个系统,是你成就事业的唯一机会。”

坦率地讲,商业系统永远是追求最高效率的,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其社会价值能否Cover住“系统”异化人类个体之“恶”。如果说《摩登时代》和《美丽新世界》对命题上的展开还不够深入的话,《西部世界》则以一种石破天惊的方式,将这一命题揭示了出来。 

《西部世界》是历史上第一部人类完全给人造人当配角的电影/电视剧。在一句热情洋溢的“Welcome to WestWorld”背后,是人性的恶在“系统”内被无限放大,其对社会价值的损害已经远远超过其产生的商业价值。

此外,《西部世界》还在“科技使人异化”这一命题上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深远的探索:因被反复杀戮而实现觉醒的人造人,最后在人格上超越了被异化得最严重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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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获益的“无限游戏”

经济学家只考虑效率,而哲学家们则倾向于认为:资本主导的人类社会,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人类发展模式。它要求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而掩盖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思考。

哲学家让人仰之弥高,《困在系统》一文,很明显也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去揭示问题,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然而,如果我们将视角由“个体视角”切换为“系统视角”,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带有“恶”属性的系统,可以被砸烂吗?一般不能。

如果“系统”是必须的,那么要将其效率定为多高,才会达到效率与人性化的最佳平衡?没有人知道。

《困在系统》一文中的“系统”,显然与15年前那篇让史玉柱火冒三丈的《系统》不是一回事。实际上,该文是把之前两轮关于科技发展弊端的讨论,提升到了“系统”层面。

“系统”本质上就是有明确目标、追求效率组织。

经过几十年的思辨,很多国人已经意识到: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欺侮,不是经济落后,不是文化落后,甚至不是因为武器落后,而是组织能力落后。实际上,“文化臻于极盛”(陈寅恪语)、大臣可以随便怼皇帝的北宋,也正是由于其组织力的软弱不堪,使其成为了无论在对外抗敌和还是对内建设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统一王朝。

上文提到,《困在系统》这篇并没有新闻热点支撑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引起了做着“中产梦”的互联网从业者对骑手基层群体的担忧。

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仿佛就是一个时代的暗喻。这部获得科幻小说奖的作品,实际上是披着科幻的外衣,讲了一个不甘命运固化的内核。我们大可以把主人公——穿梭于三个空间的垃圾工老刀,看成是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

获得202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就是直接反映韩国人这一焦虑的优秀作品。实际上,很多韩国影迷认为,导演奉俊昊迄今的最佳作品并非《寄生虫》,而是在韩国阶层固化这一命题上表达得更为有力的寓言式电影——《雪国列车》。

作为一部外国电影,《寄生虫》能够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与美国国内思想动态也密不可分。实际上,十多年以来,美国媒体已经掀起了多轮关于“阶层固化”的讨论。

比如,在2011年9月17日美国的宪法日这一天,数千名美国群众,跑到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上,拉起大旗,高喊口号:“我们是美国99%的民众,但国家财富却被那1%的人所占据。”

这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后来席卷了美国847个城市。在运动爆发之后,CNN就做过一个统计:在2010年,计入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比2000年下降了7%,几乎与1990年持平。有15.1%的美国人口生活在贫困状态,有近5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换句话说,美国社会,早已经“折叠”。而比“折叠”现实更令美国学者焦虑的是,则是阶层固化,低层人群阶层跃迁希望渺茫。

201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曾经担任过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经过对107个家庭的采访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他的结论是:美国式贫穷已经深深地和阶层绑定在了一起,出身不好的,再怎么努力,也实现不了自己的“美国梦”。

无独有偶,美国哈佛大学的黑人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Anthony Abraham Jack),在2019年3月出版了专著《 幸运的穷人:精英大学何以让弱势学生失望》。作者从教育资源的角度讲述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阶层鸿沟,以及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事实。

而长期以来,科技互联网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命运和阶层跃进的可能,写满了草根“逆袭”的故事。

2017年,趣店在美国上市。敲钟现场,创始人罗敏说出了憋在心里很多年的话:寒门出贵子。趣店创业的起点,就是从罗敏在大学挨个宿舍推销消费贷,与外卖的扫街模式很接近。我们再把眼光挪近一些,正在准备上市的喜茶,规模已经紧逼名创优品的诺米,其创始人都是寒门贵子,后者只有小学学历,却依然拿到了徐新的投资。

实际上,科技发展同时也带来工作机会的爆发,外卖骑手这个群体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案例——在疫情最严重的区域和时间段,正是数百万外卖骑手,保证了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人们的日常饮食,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商业回报。

在疫情影响下艰难的2020上半年,外卖行业和骑手群体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政府表彰,百姓点赞,一跃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基础设施”。

这样的创业故事现在在美国是几乎没有的。实际上,包括美团创业初期所模仿的美国互联网公司Groupon在内,几乎所有进入中国的美国互联网公司都折戟沉沙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系统”的效率输给了中国创业者。

对于志在改变自身命运的人来说,科技大产业包括外卖这个大“系统”的效率不断提升,依然是一个最有利途径。因为效率增长,就意味着新的机遇。

在2020年代的门槛上看,科技引领“系统”效率提高,会“反噬”人类,同样,“系统”效率下降,也会“反噬”人类。

如果把骑手的视角和“系统”的视角结合起来看,包括骑手在内的我们,与“系统”的关系,其实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几十年来,正是因为大大小小系统的高效率运转,使得现在的社会发展依然充满活力;同样,也正是因为包括媒体助力之下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怀,迫使系统在不断地作出自我优化。

《困在系统》一文发酵已近一周,从目前的结果看,骑手与“系统”或许能取得新阶段的双赢。

现在,越来越多科技互联网公司强调社会责任,其涵义并非是出发姿势就人畜无害,或者拿出点利润做慈善,而是平台方是否愿意在效率不断迭代的同时,愿意接受舆论监督而作出具有人文精神的产品迭代。表面上看,这种迭代会暂时让“系统”降低效率,但长远看,这为“系统”的长期存在提供了保障。

如此,一种双方获益的“无限的游戏”,才可以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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