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写的人——大家小凯

编者按:今天是杨小凯去世15周年。我们特别重飨格隆博士这篇写于2014年7月的经典文章,以纪念这位中国经济学界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家!

自2005年始,每到7月,格隆就总有些冲动想写点什么,为一个叫杨小凯的大家!

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就算是写点自言自语的东西,至少也能反映一个朴素的道理:那些毫无私利,真正为国家为民族奔走呼喊努力过的人一定会被铭记,且如醇酒,历久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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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76年前的7月7日在一个叫卢沟桥的地方发生了些什么,那天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可能是长期隐隐作痛挥之不去的历史伤痕。但极少有人知道10年前的7月7日一个叫杨小凯的华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的溘然长逝意味着什么

这两件事也许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极少中国人知道杨小凯是谁。但对于格隆这个在大学学了十年经济学的人而言,华人经济学家也许很多,但能历经岁月风沙,反而愈加清晰高大的经济学大家只有一个,他就是杨小凯。格隆相信未来的中国在摸索过诸多弯路后最终真正走上正道的时候,全社会都会意识到过早失去小凯意味着什么。

很早就知道杨小凯这个名字,陆陆续续也读过很多他的论文,但由于国内基本不出版他的书籍,因此真正第一次认真通读他的书籍是在我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在这之前格隆已经花了7年时间研读经济学,而这7年中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被划为准禁区,被逼着只学习味同嚼蜡的官方《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前者的漏洞百出让我对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能抗拒,后者虽堪称巨著,但终究是一家之言,硬被逼着以必然公理视之,让我对整个经济学都产生了反感,直到有一天读到了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

说该书能与马歇尔、萨谬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相媲美毫不为过,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在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你难以想象的是,这个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在30岁之前都一直被关在中国中部洞庭湖边一个条件恶劣的监狱里

杨小凯被仰视绝不单是他在理论经济学上的卓越建树,而更多是因为他无任何私利、近乎天生的家国忧患意识与使命意识。

虽命运多舛,饱受排挤打压,但他从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到生命逝去都从未停止关注中国的命运。他具有范仲淹似的悲情: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中国大众之福址。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诸多的社会精英对国家民族命运做过多方思考与实践,但或是学问所限,或是阅历不够,或是所处环境没有话语权,终使多数智慧虽如繁星璀璨但大都零落凋零,但杨小凯是一个意外。其以卓而不群学贯中西的远见卓识,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练,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拳拳之心,高屋建瓴地将大国国是分析得系统深入条理清晰,而且其理论越来越准确而清晰地得到中国现实的持续验证。

小凯48年出生,祖籍湖南,近现代史上这里诞生过诸多对国家和民族命运产生或者本有可能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后者最典型的一个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力主多党议会宪政却惨遭谋杀的宋教仁,以及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有着惊人预见分析却从头到尾被中国主流社会排挤在边缘的杨小凯。

杨小凯生于大陆上世纪中叶,六十年代其中共高干的父亲父因同情刘少奇、彭德怀被打倒。还是高中生的小凯对革命的血腥表示怀疑,写了一篇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从法兰西革命入手,张扬民主、质疑革命、废除常备军等一系列主张。

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小凯由此被判入狱并在狱中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年。同遭大难的还有他的家人: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

幸运的是,小凯没有死在狱中,而且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多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小凯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小凯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狱中十年,小凯精研英语,数学,熟读《资本论》,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并全面思考中国的现实。出狱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小凯冲破层层排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在武汉大学从教,受来华讲学的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的欣赏,亲自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由是负笈美利坚读书,由此开创个人的黄金时代,在经济学超边际理论方面做出了原创的重大贡献。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理论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思考与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小凯的研究从不为政府背书或者歌功颂德,而是自始至终以完全独立得近乎不受人待见的角度真正思考着中国之命运。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早早提出了诸多现在看来仍很前卫但必然要发生的改革建议,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而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关于宪政的研究则贯穿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小凯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研究并提出“后发劣势”理论。

简而言之,就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宪政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带来的沾沾自喜,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这种情形下经济增长本身不会带来社会稳定,反而会激化社会冲突。

2002年,在林毅夫与杨小凯之间暴发了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成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今日中国除经济“一枝独秀”并面临新的重重问题,其它诸多方面都百废待兴,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已基本表明了谁对谁错。

格隆今天又翻阅了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封面上的小凯一袭白衣,清癯但有神,微笑地注视着你:亲切、宽厚、温暖。

*声明: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格隆汇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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