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宏观】如果拜登入主白宫

作者：宋雪涛 向静姝 

来源：雪涛宏观笔记

拜登作为传统政客，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使得他的政策延续性、可预判性更强。但也因为传统政客的瞻前顾后，政策方案的执行力弱于特朗普。从当前选情来看，为争取摇摆州选票，特朗普会力推复工，尽力落实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对于拜登而言，上台后延续奥巴马的对外/华政策概率较大；在政见极化的当下，其政策主张可能会部分糅合副总统、进步派的理念，这将有别于10年前民主党施政的思路。

 一、拜登的内政外交政策主张

1942年，拜登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拥有雪城大学的JD学位（Juris Doctor，职位法律文凭）。1972年成为参议员。1988年和2008年曾两度竞选美国总统均告失败，其中1988年因被揭发抄袭英国工党时任党魁金诺克的演说而被迫退选。2008年退选后成为奥巴马的竞选副手并就任美国副总统。

民主党的党内分裂是2016年希拉里竞选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次民主党显得更加团结，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外交政策已经“特朗普化”的压力下，拜登将“反特朗普”作为竞选标签，并相继获得了包括桑德斯在内的多位民主党初选候选人的背书。

不管是美国极右意识形态的回摆还是摇摆州的胜负天平向民主党倾斜，都表明拜登入主白宫的概率确实在增加，其内政外交的政治主张和对华态度值得我们深究。

（1）国内政策主张

拜登是民主党传统建制派，与奥巴马有较多相似之处，例如主张（少数族裔和LGBT）权利平等、减少枪支暴力、支持环境保护（清洁能源改革）、加大（对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教育投资、推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等。

履职副总统期间，拜登负责与国会共和党人谈判，帮助奥巴马在2010年通过减税、《失业保险再授权》和《就业创造法案》；在2011年通过《预算控制法案》，解决当年的债务上限危机；在2012年通过《美国人纳税救助法案》，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在2013年通过《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

拜登的国内经济方面的主张主要是“壮大美国中产阶级”，提倡“回报劳动而非财富”。具体主张有：

（1）税收方面，主张推翻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提高最高档的个人所得税率到39.5%，即主要针对富裕人群提高税收，尤其是被动收入（passive income），比如支持金融交易税，但对于中产阶级主张税收减免，包括扩大孩子税收信贷（Child Tax Credit）；提高企业税率从21%到28%；小时计最低工资水平由7.25美元提高至15美元；支持为照顾儿童或生病的带薪休假。

（2）教育方面，不支持针对营利性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的联邦资金划拨；继承奥巴马时期的两年制社区大学和技术学院免费；主张修改、简化公众服务贷款减免计划（PSLF），放松申请和批准门槛，减少在公众服务部门（教师、军队等）工作的学生债务负担；同时要求给予教育工作者具有竞争力的工资。

（3）环境方面，计划投入1.7万亿美元使美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取消石油燃料方面的补助津贴、禁止公共用地石油天然气的新开采，并计划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4）医疗方面，主张扩大奥巴马医疗法案的救助范围，提供私人医疗保险、员工保险等可以转换为公共医疗救助法案的选项。

（5）移民方面，主张允许孩童时期被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途径获得美国公民地位。

拜登的国内政治方面的主张对左派吸引力不足。目前拜登竞选团队吸纳了其他民主党人士的部分政治主张，比如桑德斯的减免学生债务和对“平价医疗法案(ACA)”的修改，但即便如此，拜登的政治主张仍然被党内的进步派指责过于平庸。

（2）外交政策主张

履任副总统初期，拜登在阐述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演讲中说：“我代表美国新政府来到这里，新政府已决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确立新基调。”他表示，美国将增加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倾听”和“磋商”，同时希望美国的盟友在国际事务上做出更多。

由此来看，拜登作为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副总统和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在外交政策上的个人风格可能更偏向于温和理性的多边主义，处理对外关系上可能更符合国际社会的道义规则，而不是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的强硬单边主义。

比如拜登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应该利用外交的力量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并称“外交是需要可信度作为支撑的”。拜登批评特朗普政府在任期间做出的撕毁协议、政策食言、丢弃责任等有损美国外交可信度的事情，并且表示应该以“更加开放、更加友好、更多联盟、更多民主”的态度应对外部威胁。

拜登在美国的外交舞台非常活跃。自1975年以来，拜登一直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并于2001年-2003年和2007年-2009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参与过的美国重大外交议题包括军备控制、核不扩散条约、北约东扩等。

拜登的外交政策主张是典型的民主党传统建制派倾向，更侧重美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较为看重的经贸利益问题的态度相对开放。

（1）政治安全方面，拜登支持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伊朗无核化”和“核不扩散条约”；拒绝俄罗斯回到G7；认为美国应该将60%的海上军事力量转移到西太平洋；表示将停止向沙特出售武器，并且支持援助以色列。

（2）贸易方面，拜登倾向于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贸易；抨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认为提高关税打击了美国农民与制造商；相比特朗普的“广泛退群“，拜登主张维持联盟合作关系，但应以美国为主导重建贸易规则。

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特朗普政府重新谈判的版本即美墨加三国协定（USMCA）；但也承诺如果没有劳工、环境方面的条款以及对美国工作机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将不会签署任何新自由贸易协议。

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0）；认为特朗普退出TPP反而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表示会重新协定TPP，“将世界40%的力量整合起来，共同阻止中国建立贸易规则”。

二、如果拜登入主白宫，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

特朗普上任后，将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指向中国，在贸易战和疫情的催化下，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从积累到进一步恶化。皮尤中心在2020年4月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抵触情绪上升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点（66%）。

在美国国内排华情绪高涨情况下，为获取选民支持，拜登和特朗普在媒体上开启谁对中国更加强硬的竞赛，比如特朗普称拜登为“北京拜登”，而拜登也反过来指责特朗普在疫情早期“夸赞”中国的防疫举措。因此形势使然，拜登对中国的态度还是保持强硬，但是以拜登的外交理念以及其作为传统政客的行事特点，拜登对中国的态度相比特朗普政府要更加温和理性。

如果拜登能够入主白宫，他首先面对的是疫情后的美国经济复苏和种族歧视带来的社会正义问题。像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年一样，出于兑现竞选承诺、满足选民诉求的需要，拜登可能首先把施政重点聚焦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

虽然拜登和民主党也有自己的对华遏制方案，在高科技领域的遏制态势甚至可能加剧，但是在优先应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牵扯下，短期内中美之间的对弈氛围可能会出现一定缓和。

具体而言，如果拜登当选总统，可能大概率延续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美关系的三大议题中，民主党传统建制派更侧重政治安全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对于经贸问题的态度相对开放。

拜登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相比特朗普，拜登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极端措施和单边主义的可能性较小，拜登更加强调在北约、G7、印太等多边框架下，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伙伴和传统盟友更加紧密的政治协调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作为民主党传统建制派，拜登对华政策的议题也可能扩大到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美关系的博弈角度可能从单一领域（经贸科技）向多领域（政治安全、军事、意识形态）发展。

（1）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

拜登大概率沿袭民主党对于中国社会制度的一贯偏见。在朝鲜问题上，拜登认为美国还是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促使朝鲜“无核化”。

（2）经济贸易

2019年9月的一场辩论中，拜登公开抨击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违反WTO规则、向美国倾销钢铁、市场体系不透明、政府扶持国有企业在技术和产业上获得非正当优势”等，认为应该以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但不赞同的中美贸易战，认为“关税让美国人承担了不必要的代价”，而且反对对盟友实行无差别攻击的贸易战。拜登主张将致力于修复与盟友间的关系，暂停与多国的贸易摩擦，重新协定加入日本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协议等。

（3）技术领域

中美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博弈背景恐怕很难改变。拜登在战略方面对中国的主要认知是：认为中国在“放长线钓大鱼“，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影响力、宣传自身的政治模式、非常重视未来技术并大力投资，认为中国是个“特殊的威胁”。拜登肯定了中美的竞争关系，但在应对上，他认为应该组建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提高美国的影响力与领导力，在环境、贸易、技术、市场透明度等各个方面建立规则，利用规则应对政治制度上中美在贸易市场、腐败问题上的冲突。

拜登表明要继续让美国来引领创新，力求在绿色能源、量子计算、人工智能、5G和高铁等方面不落后于中国，并表示要与盟友联合起来发展安全的、由私营部门主导的5G网络并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拜登对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学术优势和人才充满自信，认为美国只要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里，美国就会领先世界，因此倾向于公平贸易。

拜登曾点名中国没有创新精神，并在2019年Iowa的竞选集会上称“不用担心中国”（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Come on, man...they can’t even figure 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is great division between the China Sea and the mountains in the east, I mean in the west.”）虽然拜登本人可能表现出轻视中国技术的倾向，但上台后可能在国会和智库的推动下对华强硬。

三、结论

整体而言，相比于特朗普的鹰派团队，拜登的对华政策团队在政治能力上更加成熟。倘若拜登最终入主白宫，那么在奥巴马时期受到重用的一些“中国通”——理性务实的中国事务专家——将极有可能取代彼得·纳瓦罗和史蒂夫·班农等倡导强硬对华战略的鹰派团队，成为新时期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参与者。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这一点对于缓和近两年来逐步升温的中美紧张关系是有利的，因为更加务实的白宫战略团队将会使得中美关系保持在一个理性且合乎外交规范的基本框架内，而不是像特朗普时期那样反复无常、剑拔弩张。

拜登作为传统政客，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使得他的政策延续性、可预判性更强。但也因为传统政客的瞻前顾后，政策方案的执行力弱于特朗普。从当前选情来看，为争取摇摆州选票，特朗普会力推复工，尽力落实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

对于拜登而言，上台后延续奥巴马的对外/对华政策的概率较大；但在政见极化的当下美国，其政策主张可能会部分糅合副总统、进步派的理念，这将有别于10年前民主党施政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