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把脉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

如何有针对性的发力才能降低危机损失?

作者:沈建光研究团队 

来源: 沈建光博士宏观研究

2020年新冠病毒突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大流行,不仅给多国公共卫生应对系统带来严峻考验,更如一枚放大镜,将各国经济体系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暴露在聚光灯下。于中国而言,抗疫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效值得赞许,后疫情时代,除了总结抗疫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外,反思疫情下中国经济存在的薄弱环节与亮点,找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认清疫情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重要变化于政策决策层和广大经济学者而言更为重要。

本着这一想法,5月底笔者所在机构京东数科研究院邀请了包括刘世锦、李扬、谢平、李剑阁、许宪春、刘尚希、刘元春、卢迈、曹文炼、张军在内的十位国内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召开了一场“两会后政策走向及经济形势前瞻”主题研讨,思想盛宴之下,各位专家为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后疫情时代中美经济新格局应对,以及改革该往何处去等困扰中国经济的症结开出了药方。


疫情下的短期冲击与政策发力点


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遭遇重创,各行各业,各类群体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损失。谁是这次疫情下,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对象?当前宏观政策空间有多大?如何有针对性的发力才能降低危机损失?

普遍共识是疫情冲击之下,中小微民营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最为脆弱,支持这部分企业和群体是政策危机模式下的最重要发力点。对此,笔者深以为意。根据近期结合两千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财报数据研究,笔者发现,疫情下民营企业经营规模和收入大幅收缩,一季度企业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近三成,企业偿债能力快速下降。上市公司尚且如此,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境遇可想而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题为“两会后中小企业生存之道”的主题发言中亦谈及,今年要确保90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任务是要落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头上。保就业需要更多地帮助中小微企业,支持灵活就业形式,“零工经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下行对就业造成的压力。

既然“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为主的“六保”任务是政策发力的重点,那么,宏观政策的空间有多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发言中指出,今年除了增加财政赤字1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安排地方专项债3.75万亿元,考虑到地方专项债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提高到25%,带动基建项目融资3万亿元以上,预期上述几项刺激实际规模可以达到9万亿,占到2019年GDP的9%左右这一规模在国际比较来看仍属克制,未来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尚有较大空间,比如财政赤字或者国债规模可再大一些,货币政策还是正利率,并没有搞量化宽松。

当然,关于危机模式下的宏观政策,目前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用好,投在哪里?诚如上文所言,刺激主要用于救助,而地方政府是承担这部分工作的重要主体,资金直达基层非常重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对此,刘世锦特别指出,要避免出现以往中央政策落到基层,中间环节的政策扭曲变形,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减少中间环节,建立扁平化直达式的数字政务系统。

在具体投向方面,“发力新基建,用好消费券”被频频提及。早在今年3月笔者在专栏文章《疫情之下,“消费券”如何为内地所用?》中,便率先提出收入下滑、经济前景不明之下,发放“消费券”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为酝酿下一轮消费浪潮提供基础。近期北京开启消费季,发放122亿元消费券支持居民消费,可见,伴随着各地消费券纷纷落地,消费券已成为疫情下,各地经济提振一揽子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在新基建领域,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曹文炼明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两新一重”可与2004年提的战略新兴产业相提并论,新基建将成为撬动未来经济新动能发展、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仅是5G今年就可以带动经济产出达到1.2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可以到6.3万亿元;人工智能年经济产出1万亿元,近八年复合增长率达50%以上。笔者亦认为,新基建本质是数字经济的基建,疫情下其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领域广泛应用,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而就新经济对GDP的贡献方面,前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发言中提到,这部分贡献在现有统计体系下是有低估的,如互联网提供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并未纳入GDP统计;现有价格指数编制也未能很好地将产品功能增强和质量提升所导致的价格变化与纯粹的价格变化区分开来,使得GDP增长速度中没有准确地反映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此外,基于互联网的灵活就业方式也对就业统计标准带来了冲击。统计体系也需要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做出适度的改进。


后疫情时代的结构性矛盾与改革


除了关注短期风险,与会专家更多的讨论集中在对于疫情折射出的一些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以及如何应对上面。其中,被提及最多的结构性矛盾是目前市场上讨论比较热烈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财政货币协调性问题。而改革被提及的次数最多,是应对上述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例如,在收入问题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提到世界经济面临乱局和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两极分化和各个经济主体内部的超级两极分化。中国疫情控制十分成功,后疫情时期的救助和经济恢复不能忽视两极分化问题,必须关注低收入人群和边际经济主体。此外,要实现经济循环常态化,未来发展要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特别是考虑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与中产阶级收入倍增计划。

而在财政和货币协调问题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目前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协同的体制基础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现有财政货币政策设计、执行及协同存在很多制约。政策制定和实施,尤其是重大政策的制定实施,需要和改革同步进行。

与此同时,针对现有的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困境,近期央行提及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等。本次会议上,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谢平亦提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可推动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创新,服务于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这一难题。

更进一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呼吁“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觉醒”引发共鸣。李剑阁认为,5月18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亚于两会,是过去40多年,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的十年里,首次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颁布的全面重申改革开放重要性和具体要求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即虽然抗击疫情当中,举国体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最高效的方式很快控制了疫情蔓延和扩散。但举国体制抗疫成功的背后不能忽视改革开放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突破当前经济发展困境应更加重视市场化改革的作用。应进一步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


如何把握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新格局


疫情加剧了本已处于“非常态”下的中美矛盾,近一段时间,中美脱钩论扶摇直上。对待中美关系,笔者一直认为,双方博弈是个长期过程,分歧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层次的体现,涉及到经贸问题、技术问题、金融问题、经济制度问题、意识形态,乃至大国博弈。相对而言,在经贸领域,中美争端源于价值链分工不同,尚有回旋余地。但一旦上升至技术战与金融战,中国的反击空间则相对受限。近来美方香港特别关税、中概股问责以及鼓励产业链回流等方面频频发力,意味着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将迎来新的格局。

对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认为,今后几年中美关系会不断起伏,进一步恶化。中美之间不光是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要对技术脱钩、防止资金流入中国、阻碍人才培养以及对具体实体机构和个人采取制裁等美国对其它国家采取过的方式,做好预判。相比于以往中国遇到的众多困难,此次能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美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美国大选的情况,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好预判,这些问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下一步要特别注意做好国际统一战线,由企业界、学者和非营利组织多做一点工作;同时应该特别提倡关心弱势群体,强调社会团结,改善社会分配不公。

此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目前去全球化特别是去中国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疫情在客观上加速了去全球化以及产业链断裂、价值链断裂的风险,金融去中国化也在加速。面对新冠疫情以及其揭示出来的、本就存在的国际矛盾,需要深化改革,团结一致,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同时,扎扎实实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加大对外开放,当然特别要做到对内开放,直面国内非公经济的公平待遇问题。总之,所有对策都要以推进改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推进改革,将很难应对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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