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疫情后的中国经济 – 回归潜在轨道

与其是纠结于 “常态”或“新常态”,不如更为准确与直接地说相信会回归至其潜在发展轨道,即由其增长潜力所决定的发展轨道上来。

作者:廖群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但在我国保持基本平息状态已两个多月了。现在很多人担心疫情后我国经济的走势,特别是关心经济将会回归 “常态”还是会进入一个 “新常态”。笔者的观点,与其是纠结于 “常态”或“新常态”,不如更为准确与直接地说相信会回归至其潜在发展轨道,即由其增长潜力所决定的发展轨道上来。

始于去年12月并于今年2月达至高峰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我国1季度经济,导致当季GDP负增长6.8%,为有纪录以来最差,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在过去的41年取得了年均增长9.4%的经济体来说的确令人震惊。重创是全局性的,无论是供给端的制造业、服务业及农业三大产业还是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及出口的三驾马车都在1季度出现了深度负增长。重创的直接原因,是前所未有的全国性人流与物流的封锁及其他超强的抗疫措施。

至3月中我国的本土疫情已大致受控,随之大部分地区开始放松封锁及松动其他抗疫措施。其结果,虽然由于境外输入不断增加与本土仍有零星感染而“报复性消费及投资”并未出现,国内需求与供给已逐步地复苏,大多数经济指标4月份跌幅明显收窄,5月份反弹加快。可以指望,随着国内疫情进一步平息和全球疫情缓解,在政府宽松政策的支持下供需两方面的复苏步伐都将加快。初步预计,尽管鉴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可能仍难以满足市场期望,供需双方进而经济的增长将从2季度开始由负转正并今年全年为正。

更为重要的是,笔者相信,一旦疫情在国内与全球都真正平息,内需将回归至其潜在的增长轨道;“报复性消费及投资”将在疫情的威胁完全消失后出现并一直持续至达到消费与投资的潜在水平为止。这一信念源于三方面。首先是常理,即,就像一位年轻患者大病后痊愈是常态一样,一个成长中的经济体受重创后复原应是常态。对此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异常特殊,百年不遇,会对任何经济体,包括成长中经济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从而降低其潜在经济增长率。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的确,此次疫情不同以往,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但起码从近、现代经济史来看,尚没有疫情改变了一个成长中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扭转了这个国家命运的先例。疫情持续时间长将推迟经济复苏的到来或减慢复苏的步伐,但不应该改变复苏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即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第二是对于对我国经济尚属年轻,仍在成长中的判断,即我国仍是一个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只有发达经济体的1/4左右,因而仍有经济扩张与升级的巨大潜力。对此判断有些人也有疑问,但笔者是坚信的。由于这是一个需要很大篇幅论证的议题,就不再这里展开论证了。第三是对于改革效应的期望,相信疫情后政府将在一些改革仍未完成的关键领域,包括国有企业、金融市场及区域发展等,推出更为深入与击中要害的进一步体制改革,这将大大加速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潜力的释放。

至于外需,应该承认,疫情后我国面临的挑战将加大。其中两项最大且相关的挑战,一是中美经贸脱钩,二是全球产业链加快移出我国。

的确,疫情以来中美关系快速转差,今后进一步恶化在所难免。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中美经贸联系的完全脱钩,因为这对于两国及全球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我国当然将受到重大打击,但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将严重受损,进而大大拖累全球经济。中美经贸联系是互利互惠的;否则也建立不起来,而这一联系的完全切断,既完全脱钩对双方来说都将意味着所有利与惠的消失。至于中美经贸联系的结构与规模,应该认识到,首先,虽然结构上不平衡,即我国对美国在商品贸易方面是大幅顺差,但在服务贸易与在对方国家运营企业的销售方面是显著逆差,整体上看是大致平衡的,即我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服务出口+在美企业销售收入)与美国对我国的(商品出口+服务出口+在华企业销售收入)在总量上是大体相等的。所以不脱钩是双赢,脱钩是双输。市场估计,此总量在7,000亿美元与1万亿美元之间,不可谓不巨量,可见不脱钩的双赢面是巨大的,而脱钩的双输面也是巨大的。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进一步移出我国的趋势也有可能增强,即更多的外国企业基于生产安全的经济性考虑或追随美国的政治性考虑将工厂从我国迁回本国或迁至成本更低或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国家。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趋势事实上10年前就已开始,可在此后的10年间我国的商品出口与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商品出口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却分别从9%和13%增加至13%与31%。这似乎难以置信,但却是历史事实,起码意味着产业链迁出我国的趋势远没有很多人曾经预期与一些人如今仍然想象的的那么强劲。笔者是 “人是决定性因素”理念的信奉者,认为我国能取得并保持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关键性成功因素是在成本与质量之间取得卓越平衡的我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此因素都将存在并继续起关键性作用。因而只要经济性而非政治性思维主导,相信对大多数企业来讲是如此,都将发现我国仍然是全球产业链的最好所在地。预计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出现一个急剧的变化有可能被再次证明是不可靠的。

鉴于上,这两大挑战并非是不可克服的。预计中央政府将推出新一轮更为有选择性与策略性的对外开放,即从国家 / 地区、产业、企业群、产品及项目等各个维度来重新定位与寻找开放对象与市场,该开放的保持开放或加大开放,不该开放的保持关闭或撤回开放。这不但将缓解两大挑战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可能将它们转为新的机遇。

因而有理由期望,如果疫情完全平息,随着内需复苏至潜在水平和外部挑战被化解,我国经济将从明年开始回归至其潜在增长轨道。既使中美关系完全脱钩和全球产业链产生剧变,这一回归将被推迟但不可能被阻止。当然,若疫情反复拖至明年甚至更后,此回归也将不得不被推迟,但疫情总有结束之日,届时回归仍势在必然。

那么下一阶段内地经济的增长潜力如何呢?在已经历了长达40余年与高达9%以上的年均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潜在增长率为4 - 6%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这就是我国经济今后20年的增长潜力。根据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从高速增长放缓,反映了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从不发达向发达的崛起过程中行至一定阶段时的一个必然态势,而企稳于中高速,则源于由我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所决定的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强健。

根据经济成长阶段论还可想到,今后20年中的前半段的潜在增长率将高于后半段。据此预计今后的5 - 10年,除明年外,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将在5 - 6%之间。由于今年的增长受疫情打击而仅为2.5%左右,明年的增长将从低谷反弹至9%左右,但从后年开始回归至 5 - 6%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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