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重构大趋势

作者：宏宏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今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在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因时制宜VS.刻舟求剑：直面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重构大趋势”，并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黄群慧、刘志彪、余淼杰、沈建光、刘青联袂探讨。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发布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究成果。

报告指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是企业生产优化的边界扩大到全球的过程，在形成过程中有以下特点：

一是产业链上通常都有规模非常大的“超级明星企业”，这些企业才有能力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构建。全球产业链的这些“超级明星企业”对经济各个方面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二是越是高端产业越有需求利用全球产业链，他们往往产品比较复杂、生产的纵向环节分工很多，每个中间产品生产的成本差异很大、需要投入的要素差别很大，所以需要在不同地方生产。三是有可行性才能形成全球产业链，可行性取决于交易成本，有完善的全球性市场制度才能形成比较低的交易成本；此外技术进步对交易成本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我们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什么？一是我们讨论的不是简单说中国会变好或变坏，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危、机并存；关键在于怎么应对。二是我们讨论的不是短期的事件，而是中长期趋势。因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重构都不是一朝一夕，现代的全球产业链都经历了数十年的过程才形成现在的状态。三是我们讨论的不是静态的状态，而是动态的变化。即相对于现在状态或者发展趋势，未来若干年的趋势会不会改变。

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简单分析框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企业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企业层面面临的是成本和风险的权衡对比，即生产效率和产业链安全之间取舍。一方面，通过全球产业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链条越长，卷入越深，参与全球产业链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国家层面面临的问题是国际经济竞争与国际政治竞争/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权衡。越利用全球产业链越有利于经济竞争力提升。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竞争越来越激烈，卷入越深，对别人的依赖越高，这些都意味着是风险。如果国家在这之间进行权衡就会影响到企业外部环境，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纳入到企业层面分析框架来分析。

企业生产成本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投入的中间品的价格，中间品的价格又取决于生产的选址或者供应商的选址；第二，生产函数，即所需要的中间产品的投入结构，而投入结构又取决于技术进步；第三，交易成本，尤其全球产业链的跨国交易，主要涉及关税、非关税壁垒。

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风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生产环节的数量，如果全球产业链链条越长，假设每个环节之间的交易风险是给定的话，环节越多，产业链总体风险就会越高。二是环节之间的交易风险。如果给定一个产业链生产环节的数量，每个环节之间的交易风险越高，整个产业链的总体风险也会越高。

为何过去四十年全球产业链会蓬勃发展？一是经济自由化大潮席卷全球，尤其相关的有这几个重大事件：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中国加入WTO，一下子给全世界经济体注入了上十亿的廉价劳动力，巨大劳动力供给一下子改变了全球要素结构。当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差异非常大，自由化大潮注入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导致大家有动力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二是全球治理规则逐步完善，1995年WTO取代GATT，WTO覆盖范围扩张，包含了纺织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大大促进了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这几乎是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量身打造的。同时，WTO里重要的方面是完善了争端解决机制，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里的风险。进一步地，WTO使关税全球性下降。三是技术进步催生新产业、专业化生产导致传统产业/任务加速转移；同时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四是全球产业链的起点低，风险低。过去40年这几个方面都意味着成本因素的考虑会占优风险的考虑，全球产业链就是这样由于成本因素推动导致蓬勃发展。

当前全球产业链面临怎样的权衡？一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发生与之前类似的大的突变。二是技术进步，以AI、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大改变了生产成本的构成。一方面，新技术可以用来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新技术会催生新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的结果是常规劳动力的重要性会显著下降，这会改变生产的成本结构。三是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思潮的低落，或者甚至逆转，导致全球交易风险大幅度上升。民粹主义高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思潮的低落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后果，就是现在国际投资、贸易领域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反自由化、反市场化精神的行为。四是全球治理规则显著弱化，一个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瘫痪。同时，关税/非关税措施迅速上升。五是全球产业链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就意味着其中已经积累了很高的风险。

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到，相比于以前，现在天平都在向风险倾斜，当然成本也有变化，但是成本的变化也是在朝着不利于全球分工的方向在发展，因为劳动力重要性下降了，而且交易成本也在上升，所以这个必然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会有潜在的重构。

风险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其实风险一直存在，过去发生的风险事件并未显著阻止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这是因为风险是小概率事件，可能三五年才发生一次。同时，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竞争的囚徒困境，导致企业不得不锁定在产业链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现在政府有组织地干预市场，可能会打破企业面临的囚徒困境，发挥协调者效应。此外，疫情加剧了这个局面，一方面加强了企业的风险意识，导致大家更考虑全球产业链的风险。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在这个时候进行产业链转移的机会成本。此外，疫情加强了政府的干预。疫情必然会加剧未来国际政治思潮对立的成份，这也会增加国际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会引导企业的预期，最终必然会改变企业的产业链组织行为，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全球产业链会如何变化？这次变化主要由于风险的考虑触发，但是仍然会兼顾风险和成本。一个是会有区域维度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会更紧密围绕市场需求所在的地方集聚，但是全球产业链绝对不会大规模回归到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比较优势的力量仍会起作用，会形成发达市场+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中国在亚洲产业链的中心地位会加强，但是与北美、欧洲的产业链通过贸易的联系可能会减弱。另一个是会有行业维度的变化，契约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受到的影响最大；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产业链会调整，如公共卫生、国家安全；可自动化程度高的行业和集中度高的行业会更高程度受到影响。中国有巨大市场需求，强大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中国仍然将是产业链重构之后的一极。服务中国和亚洲市场的产业链会加速向亚洲或者中国集聚，但是服务其它区域，尤其是服务美国市场的产业链可能会加速转移，这个转移会同时包括高端和低端产业。

我们怎么应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大趋势？第一，理性看待重构，要因时制宜，不是刻舟求剑。第二，要坚持开放，这是我们的根本，十八大、十九大反复强调要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关键是要落实。第三，坚持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制度的质量，产业链越高端越依赖于制度。降低国内成本和各种风险，包括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同时整合国内市场，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第四，改变通过出口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单一方式，加强投资，通过投资到其它产业链中心实现资本收益，这可以缓解国内环境资源压力，也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第五，加强创新，我们要直面科技创新活动中行政主导的癌症，科研决策中坚持科学至上。第六，重视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华为就是“超级明星企业”，它将影响到整条产业链。

美国目前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以追求自身产业安全，另一方面是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通过自身技术优势打压来自中国的竞争。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围绕两大议题发表精彩观点及讨论。

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当中是否会发生去中国化进程？会对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长期来看，效率导向是支配企业行为的核心因素，它是可持续的，不随时间发生改变的基本逻辑。中国在上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正是遵循了效率导向的基本逻辑，才获得了极大的进步。然而，由于受到现在全球化规则的转变和疫情的影响，中国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企业追求效率的核心逻辑。中国要进一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积极主动迎接全球大变局以适应它们对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影响。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刘志彪指出，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从短期来看，对中国有利，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将导致全球产业链朝着内向化趋势演化。未来，跨国公司可能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把追求安全、可控作为空间配置产业的重要标准。因此，从纵向来看，全球产业链趋于缩短，将纵向分工体系适度收回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生产。从横向上来看，全球产业链趋于区域化集聚，这将推动在特定区域当中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的趋势。所以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强，这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企业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认为，疫情会使全球贸易总额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基本方向和趋势没有改变，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具体来看，虽然全球多边经贸协商机制被弱化，但是诸边合作得以加强。后疫情时代，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节点位置没有得到削弱，相反会更加牢固。一是中国具有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二是中国内部出现了产业集聚分工和产业专业化生产，三是中国市场的规模经济对外资有明显的吸引力。“外商撤资论”不符合外企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要求。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中国仍然还是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保证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出现了海外高端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但是被美国的关税政策打断了，这方面，我们需要提前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逆全球化现象不是疫情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在2008年以后全球化指数就出现了收缩，今年预计会进入深度收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全球化收益和全球化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陷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低增长、低贸易、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高分化”的“四低两高”局面。但中国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不仅没有随着逆全球化出现去中国化，反而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进一步形成，使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大幅度上扬。疫情也不会改变过去12年逆全球化中中国逆势上扬的趋势。

如何保持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当中的地位？如何实现中央提出的保供应链、产业链的目标？

黄群慧指出，第一，要基于疫情冲击对产业链进行仔细地比较和分类；第二，在大变局下，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不仅仅要被动地调整应付，还要有主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本身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第三，要抓住数字化技术和龙头企业对整个供应链的影响。第四，要积极推动由中国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规则，推动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合作与治理。

刘志彪指出，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是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是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因此，我国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为此，我们要：第一，营造专业化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手段；第二，以强化专利为战略，密集研发投入为手段，实现技术赶超。第三，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市场强链。第四，加强产业链当中的并购重组，优化各省政府所搞的链长制的制度体系。

余淼杰认为，在确保资本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心节点的背景下，应该优先发展数字导向、知识密集、资本密集的全球价值链。数字导向、知识密集、资本密集型的全球价值链是中国GVC发展的重点。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是实现产业附加值上升的重要途径。未来的发展应该是重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因此，要坚定不移推动中国制造2025；在稳外资方面，要抓好龙头企业；推进多种市场化改革，确保公开、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在市场上竞争。

刘元春指出，中国当前必须要明确自己的基本盘，过去12年逆全球化已经证明了我们只要保持自身可持续的发展和内部盘的稳定，我们就可以在产业链里不断地提升，在价值链里不断地深化。保住基本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目前对于国内经济循环要进行构建，因此这里就要求我们要在核心短板上发力，要在产业链的再造上面用功，要在进口战略、内外部一体化上下工夫。同时，我们目前应该在提供新的公共品，构建新的秩序上做出一些努力。

沈建光认为，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进一步开放，放开对外资的限制，很多产业链就会搬到中国来。此外，中国在全球还有很多领域还可以提高竞争力，其中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十分重要，它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国内产业链的竞争力。这次疫情已经表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疫情抗击能力。所以，只要我们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就能对抗逆全球化。

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及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领衔，季度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亦举办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发布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不定期举办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动态追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