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的现状、问题与促进消费的建议

2020年1月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国,国内众多省市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作者:亚布力研究中心 

来源: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2020年1月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国,国内众多省市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受不断加重的疫情冲击,与居民生活消费密切相关的餐饮、旅游、酒店、交通、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几乎处于停摆状态。

为降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各地在启动规模庞大的新基建投资、稳外贸等措施的同时,出台了促进消费回补、刺激消费的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怎样?民众的消费意愿如何?究竟应该如何才能扩大消费?

为全面认识目前中国消费的现状,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掌握居民真实的消费需求与未来的消费意愿,寻求扩大消费的对策,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3月中旬启动了关于居民消费意愿、扩大消费需求的调查,并以书面形式采访调研了各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

Part 3

疫情背景下居民消费意愿调查

根据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在线调查以及对各领域代表企业的调研访问,结果显示,参与在线调查的民众主要以基础消费为主,新增消费意愿普遍不高。受访企业家认为,要调动民众的消费意愿,必须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以下为本次调查的结果:

1、问卷参与者来源广泛,有较大的代表性

从问卷来源看,问卷调查参与者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为主,有76.31%的问卷参与者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成都、南京、广州、杭州等省会城市,有13.16%的参与者来自地级城市,有7.9%的参与者来自县级城市。

图17 参与在线问卷调查群体区域分布

2、家庭月收入1万-1.5万居多,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调查,家庭月收入在1万至2万的占问卷参与者的24%,月收入8千至1万的占比20%,2万至3万的占比11%,3万至5万的占比9%,8万以上者占比12%。总体看,不同区域家庭月收入差距极为明显。

图18 参与在线问卷调查群体家庭月收入分布

3、31%的家庭每月固定支出占家庭收入的70%以上

调查显示,生活食品、房贷/房租与子女教育费用、交通出行是大多数家庭每月主要的支出。而商业保险、旅游及学习深造在家庭的支出并不高,只有47%的家庭将商业保险列为了每月的固定支出,旅游与学习深造的占比均为23%。在受调查人群中,每月固定支出占家庭月收入40%-50%的有21%,占50%-70%的共有16%,每月固定支出占家庭月收入70%以上的有31.6%。

图19 参与在线问卷调查群体家庭固定支出情况

图20 参与在线问卷调查群体家庭固定支出占月收入情况

4、60%的受调查者将压缩消费

调查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与2019年的消费相比,有60.5%的人选择压缩消费,有26.3%的人在2020年消费会有增加,13.2%的人消费将与去年持平。

图21 参与在线问卷调查群体2020年消费意愿

5、五成以上的人认为收入限制了自己的消费

调查显示,有52.6%的调查参与者认为家庭的收入将限制2020年消费提升,有42.1%的人认为家庭固定支出太大,制约了消费扩大。对父母养老及自己未来养老的担忧也限制了自身的消费。而认为消费观念对自身消费行为有影响的只有30%。

图22 参与在线问卷调查群体认为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

6、75%的人认为国家提高民生福利保障才能拉动消费

调查显示,75%的问卷参与者认为,只有国家大力提高民众的福利保障,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才能让民众放心消费,促进消费。其次要提高民众的工资收入,降低医疗教育的费用,能有稳定的就业。再次是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额。

图23 拉动消费的影响因素

7、大多数人愿意在健康、学习提升与子女教育上增加消费

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健康成为受调查群体最愿意增加消费的领域,其次是学习与自我提升、子女教育和旅游,电子产品与智能家具产品的消费意愿相对较弱。

图24 受调查群体愿意增加消费的领域

8、价格是消费者选择企业产品时的首要考量因素

问卷调查参与群体认为,企业要吸引消费者消费,首要因素是要有更实惠的价格,其次是更高的产品质量,再次是优质的服务与更好的消费体验,而品牌的考量因素并不大。

图25 受调查群体认为企业吸引消费者消费的主要因素

Part 4

目前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在线问卷调查结果以及对部分领域代表企业的采访调研,以及根据我们对过去十年消费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刺激消费的举措效果比较有限,除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预期影响之外,还与民生保障及居民收入增长等因素息息相关。综合问卷调查与受访者观点,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消费存在以下问题:

1、保障机制缺失影响居民消费

民众消费意愿不强,主要还是保障机制缺失,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保障不足,挤压了消费空间。政府公共财政承担的公共消费,应该对整个社会消费起到“兜底”作用,但目前我国公共消费还是一块短板,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保障供应不足,这导致居民收入大部分被沉淀到生活必需领域,抑制了消费增长。

2、收入水平制约了民众消费的进一步扩大

可支配收入仍是影响消费最基本的因素。消费取决于收入的增长,如果工资没有明显的增长,消费者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必然放缓,导致消费购买力不足。目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下行趋势,长期压制消费增速。2011年之后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整体处于下行趋势,虽然在2017年出现一定的反弹,但自2017年三季度之后一直震荡下行,这会从长期压制我国消费增速的反弹。

3、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削弱了民众消费的信心

居民对未来预期不明朗是导致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从外部环境看。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对宏观经济影响持续发酵,贸易摩擦产生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居民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乐观预期,为防风险,持币观望,削减开支等现象已经出现,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拉动效应降低;其次,从内部环境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居民未来预期,导致消费收紧。总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长期存在的制约性因素叠加,导致了居民预期不明朗,从而导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大幅下降。

4、房地产市场快速加杠杆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中国居民负债水平已经高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房贷占60%以上,进一步挤压了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过去十年,我国居民通过房地产市场快速加杠杆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2008年之前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在20%以内。2009年之后,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居民部门杠杆水平持续攀升,2018年上升到50%以上。由于住房按揭贷款往往期限较长,普遍在20-30年,也就是形成较长时间的债务,透支了未来的收入,这对消费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

5、前期刺激政策提前透支了相关产品需求

以汽车行业为例,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刺激下,2016年汽车产销保持高速增长,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但也提前透支了我国居民对汽车的需求。2018年以来,随着前期出台的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汽车消费开始出现快速下跌。叠加汽车保有量已经相对较高,刺激效果相对有限。

6、消费结构性问题突出,消费升级进程缓慢

目前,中国的粮油食品等基础性消费已趋于饱和,实物消费已经出现瓶颈。最突出的是汽车,2019年,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2.2亿,离一家一辆车已经不远。2019年我国汽车消费已经出现下降,而汽车在普通家庭消费里是“大件”,大件都快饱和了,可以看出,实物消费“量”的方面潜力已经有限。同时,目前国内消费需求差异极为明显,消费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比如政府一直强调消费占比提高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但数据显示,越发达的城市,其实消费占比越低。

7、消费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产阶层对消费环境更为敏感,而国内消费环境仍存在着“物质消费不安全、服务消费质量低、市场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中产阶层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逐步升级,国内消费环境升级相对滞后,其消费空间势必逐步向境外转移,因此,目前所谓的中产阶层消费意愿不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境内-境外”空间差异,也即在境内消费意愿不强,但到境外后消费意愿爆棚。因此,持续优化国内消费环境,可推动中高收入群体较高的境外消费意愿向国内转移。

8、农村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激活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近年来,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有较大的增幅,但农村居民消费额总体比较低,而且消费差距在拉大,以2015年为例,当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差额为12169元,到2019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差额达14735元,差距每年都在拉大。而据统计局的统计,2019年末,农村常住人口为55162万人,占大陆常住人口总数的39.4%,但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只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6%,与农村人口规模及应有的市场规模严重悖离。

9、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消费大幅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6523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9244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4389元,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较低。而且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加速拉大,对消费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9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0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5777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03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30元,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76401元,收入差距明显。根据2016年以来各组别之间的可支配收入数据看,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及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而中等偏上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收入增长相对较快,且各组别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10、刺激消费的措施缺乏灵活性

中国十几年前就提出要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收效一直不大。2018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2018年12月,国家实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2019年2月,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提出六个方面24项具体促进消费的措施,但2019年消费贡献率却是下降的,远远没有达到2019年初机构预测的80%的贡献率。历史的教训与事实说明,国家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效应越来越差。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级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费的措施,但是手段都相对传统,缺乏灵活性。

Part 5

提升民众消费意愿促进消费的建议

居民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和支出预期等因素,要提升居民即期消费能力,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社会保障等机制。

1、完善民生保障机制

政府要加大在教育、医疗与养老方面的投入,改善社会福利,让居民免除消费的后顾之忧,敢于放心大胆地消费。同时,要调整政策,提升消费促进政策的效率,着重将消费者向高质量、个性化、创新型的产品和服务上引导,避免低层次同质化的重复消费。

2、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力度

推进编制改革,精减行政机构,强化预算管理,压缩非生产性的财政支出,节省财务费用。进一步减免企业税费,降低社会生产与产品成本,通过税收减免降低产品及服务成本,最终向消费者让利,促进消费。推进个税改革,降低个人税收负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民众有能力消费。个税起征点要定在万元以上,每年根据居民收入增长率调高,让个税真正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

3、推进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

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改革,通过土地流转盘活农村土地资源,部分地区可考虑推进农村宅基地入市出售,农户部分承包土地经营权转售等。根据自然条件探索农村土地及生产运营的合理模式,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的增长,让农民有钱消费,激活农村市场。

4、发放购物、消费券,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消费回补政策的着力点集中于安全推动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并对中低收入阶层发放消费券;消费潜力释放政策则应从耐用消费品促进方面入手,汽车行业政策尽快由限制购买向限制使用转变,并可对居民发放电子消费券在电商领域使用。企业凭消费卷,可以抵扣相关税费。

5、开展休假制度改革

落实错峰休假,避免黄金周出现消费堵塞,通过旅游消费带动其他领域消费。国有景区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不同区域居民有序免费,通过景区门票免费带动其它领域的消费,同时做好精准服务,防止景区游客扎堆。要通过免门票激活旅游产业链,实现整个旅游产业链利益最大化。

6、控制居民杠杆水平过快增长

缓解居民债务压力,才能释放消费增长潜力。关键要控制住房地产市场,不能让更多的资源耗费在房地产上,要降低房地产的金融属性。

7、促进开放、增加进口

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继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把境外消费留在国内;降低零部件进口关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给消费者让利。同时,通过更大范围的开放,吸引海外游客到中国境内消费。

8、注重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消费空间

政府应该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提供产业支持政策,特别是在产业政策上支持传统行业与信息技术更快更好的结合,促进传统消费品的升级换代。为企业创新提供政策支持,促使企业不断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国家应该对数字经济领域加大改革力度,比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5G技术及应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释放消费能力。不仅顺应民生需要,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9、提升服务消费的占比促进消费升级

提升居民在体育、娱乐、健康、医疗、养老、文化等方面的消费额。国家出台的政策可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短期方面。可以刺激体育、娱乐和旅游等行业。二是中长期方面。主要是文化、健康、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是重大的改革问题,很难用简单的措施破解。当前,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对于典型模式的推广。

10、优化消费环境

政府层面要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市场监管;加强维权宣传,增强消费者维权能力;强化行业自律,提升服务质量;重拳治理虚拟购物,净化网络环境;严厉打击虚假广告,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等举措,着力优化消费环境,降低与境外消费环境的差距。给中产上层更多的消费安全感,将消费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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