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28天,武汉创业者的自救与觉醒

作者:刘景丰、王与桐

来源:甲子光年

刚刚成立3个月的武汉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创始人创业热情正盛的时候遭遇当头一棒。

创始人兼总经理吴欣在年前就已做好了详细的计划:年后启用办公室,钱、人到位,把所有精力放在产品测试上,五一之前出产品,然后推到市场进行销售。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节奏,连员工能否复工都无法保证。“现在我们几个创始人,窝在家里做最基础、最一线的活儿。”

吴欣甚至做出最坏的打算:如果形势迟迟不能改善,只能断臂求生,此前投入的资产近乎打水漂。

断臂求生,是身处疫区中科技公司的无奈之举。然而,身处武汉的科技公司,还面临着别处没有的严酷挑战——比救公司更紧迫的是救人。

极端状态下,平日执掌公司的创始人也都回归凡人,买菜、出行等原本生活里再简单不过的事成了他们目前的大困扰。不管过往社会资源如何,排队四五个小时买菜已成为大多数武汉人的常态。

在聚集了大量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大湖北科技群”微信群里,甚至不乏群员亲友出现疑似或确诊的情况。

今天,正好是武汉封城整四周。「甲子光年」深度采访了多家总部位于疫区中心的武汉科技公司创始人,展现他们在极端条件下的独特经历和思考。

我们出发时的本意是探讨最受重创的武汉科技公司如何突围和自救,而在与各位创始人的深聊中,话题总是滑向更宏观、深邃的思索。

这很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切尔诺贝利幸存者时的感受: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不可能不哲学化。对肩上责任比常人多一份的科技创业者,这种倾向更明显。

在家“闭关”20多天后,武汉某智能硬件公司创始人许诺告诉「甲子光年」,他有明显的割裂感和觉醒感。

身处科技圈的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以往的科技发展方向——那些曾被寄予厚望、发展多年的AI、机器人技术,在面临疫情大考时为何显得无法招架?

1.风险敏感者和被忽视的疫情

时时与风险打交道的创业者,可能是除了医生之外,最早感受到危险的武汉人。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有150人左右的同学群里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中心医院急诊科隔离收治了7名SARS(后更正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确诊病人。

同在元旦前后,在离中心医院10公里外的江岸区某科技创业城,武汉市诺通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凡是最早发觉异常的创业者之一。

“我有几个朋友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就在元旦前后,好多朋友开始讨论(新冠肺炎)这个事情。”

刘凡的岳父此前曾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当时海鲜市场也炸锅了,许多那边的朋友也开始谨慎起来。”

几乎同时,在武汉光谷上班的元链科技CEO施尧也从在医院工作的同学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们说这次的病毒可能很厉害,叫我们提高警惕。”

紧接着,施尧开始囤积口罩,并取消了原定1月初的两场与外地合作方的年会,“其中一场规模有数百人,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商业机会”

武汉某智能硬件公司创始人许诺也听说了这个消息。原本打算在12月底陪怀孕的妻子到医院做检查的他,临时决定避一避。

在许诺所在的“大湖北科技群”微信群里,此时已有不少武汉科技公司创始人讨论如何应对疫情,甚至那时就有人提出要离开武汉。

而此后官方的一系列操作,却让提前紧张起来的部分创始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多了”。

就在李文亮发布疫情消息的两天后,平安武汉官方微博在2020年1月1日傍晚发布消息,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2020年1月11日和14日,武汉市卫健委接连通报仍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武汉科技口、产业口的一些部门当时还组织了几场科技主题的年终总结。

“1月初,我还参加了几场由政府为科技公司举办的年底总结、表彰会,每场规模都在200人左右,丝毫没察觉变化。”上述武汉某智能硬件公司创始人许诺告诉「甲子光年」。

放下“悬着的心”的部分科技创业者们,又开始忙着年底总结、开会,而普通市民则忙着迎接新年。

「甲子光年」采访的近10位武汉创业者均提到,在他们早早得知疫情的消息后,转而又收到官方消息称这是“谣言”,这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1月16日~18日,我们公司开了年会,还有聚餐。到19日、20日我们都还非常乐观,觉得好像事情不大。大家觉得就是有少量传染,不知道会出现人传人。”武汉大件会创始人梁夏告诉「甲子光年」。

武汉亘星智能副总经理肖洁也在吃了官方的“定心丸”之后,按照原计划于2020年1月16日搭上了去北京的飞机,跟合作方交流。双方都没有把疫情的事儿放在心上,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此时,保守、谨慎的行为甚至显得格格不入。

许诺还记得,1月18日有几名客户朋友请他吃饭:“当时大概有6个人在场,只有我算是比较谨慎,出门戴了口罩。即使整个大街上以及吃饭的地方,也只有我一个人戴口罩。”

而不久后,疫情就开始在武汉科技圈悄然蔓延。

诺通软件总经理刘凡的同事在1月18日陪同一名供应商出差。2天后的央视《新闻1+1》中,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确认新型冠状肺炎会“人传人”。又3天后,与刘凡同事同行的供应商被确诊为新型冠状肺炎感染者。好在,这位同事自行隔离14天后并未出现疑似症状。

事态后来的发展,证明当初李文亮医生所说并非谣言。然而政府的官方“忽视”却让大众放松了警惕。

“现在回想还是挺害怕的。这么多人,万一有一个人感染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后悔终生。”回忆那段时间参加的多场表彰会,许诺觉得后怕。

武汉亘星智能副总经理肖洁也告诉「甲子光年」,从1月20日开始,北京的合作方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询问身体状况,直到14天的潜伏期过去,“我们还在电话里互相恭喜了对方”

冒着损失商业机会的风险取消与合作方年会的元链科技CEO施尧事后觉得万幸,“这个决定是对的。”

2.封城前夜走与留

大多数武汉人真正意识到事态严重,是在1月22日。

当天,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第二天凌晨,健康武汉官微发布消息称将在1月23日上午10时“封城”。

此时,公司创始人们都露出平凡的一面,他们要在各种考量中平衡事业和生活,公司和家人。

因为焦虑,深夜未睡的智能硬件公司创始人许诺第一时间看到了封城的消息。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家里有孩子,妻子还怀着4个月的身孕。“我事先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有一些市内的朋友已感染了,也看到了一些朋友发出求救信号,我觉得这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紧急了。”许诺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许诺在思想的挣扎中度过。

“我想出了好几种方案。我老家离武汉只有45分钟车程,从武汉三环开车立马就能离开武汉;我还计划了一条路线,从武汉上高速开到西安,再转到兰州,最后去西宁,我觉得西宁相对比较安全,后来又觉得路途太远;还有朋友提出包一架飞机过去,甚至已经找到联系飞机的渠道。”但最后,因为种种担忧,许诺没走成。

一度想要离开武汉的,还有铃空游戏CEO罗翔宇,但他最终也选择留下:一是家中老人不愿意离开武汉,把老人单独留在武汉实在不放心;二是如果自己和家人已经感染,再去别的城市就是对他人不负责。

事后证明,留下并不是坏事——虽然网络上都是“武汉加油”,但割裂的现实是,武汉人乃至所有湖北人在全国其他地区处处碰壁——酒店无法入住、高速关卡无法通行、甚至久未回鄂的鄂牌车辆也在所在地遭遇了各种麻烦。

而对一些公司处于关键时刻的武汉科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事业正面临生死之虞。

武汉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欣在2019年11月才成立这家公司,先期已把近一半的天使轮融资投到了办公场所租用、设备购置、人员招聘等公司事务中去。他们年前已做好了详细的计划,年后钱、人到位后,将把所有精力放在产品测试上,五一之前推出产品,然后进行销售。

而封城打乱了公司原本的发展节奏:不仅年前定好的400平米办公场所、实验室无法按期使用,就连年前招聘的人员也难以保证正常到位,而一旦错过了目前的时间窗,未能形成市场优势,就相当于前期的投入白搭进去了,这是一个生死节点。

没办法,吴欣只能拉上另外几个联合创始人上一线,“现在是我们自己创业、投钱的人,在做一线的活。”

“我们公司刚好处于一个正准备起跳的阶段,突然被一把摁住了。”吴欣说。

相比吴欣面临的“还没开始做就被摁下来”,于毅则怕“做了一半前功尽弃”

于毅是一家武汉药物研发和分析检测技术服务公司的董事长。由于2019年医保政策的冲击,于毅公司去年的合同报价只有2018年的70%。为了养活公司,他2019下半年在全国各地跑市场、拜访客户、参加各类学术交流及商业活动,任何有合作机会的场合,他尽可能都参加。以前,他会保证晚上十点到家,这样还能陪陪两个女儿,但这半年多,他只有十几次见到了孩子。

“本来就步履维艰,现在这个疫情又是当头一棒。”于毅很无奈。

疫情给他带来的,远不止延迟开工那么简单。首先,药物研发和分析检测技术服务公司需要在实验室工作,才能产生相关数据,无法远程办公;其次,作为产业链的下游,他们需要各大医院提供的临床试验样品,现在武汉的医院都在抗击疫情,没有余力开展相关的临床试验;最后,武汉的不确定性太多,如果有可以保证项目进度的外地同类型公司可选,现有许多客户就可能不选择他了。

于毅给「甲子光年」算了一笔账,公司160多人,每月的人力成本、房租、水电等运营成本不止500万元。此外,“由于疫情导致没有业务的2月、3月、4月,也将使我们的营业收入也损失至少3000万元。

如何拯救公司,是这些疫区正中科技创业者们需要马上考虑的问题。

3.重要的是拯救公司

在接受「甲子光年」采访时,吴欣说话的语气越发沉郁:“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包括断臂求生。”

断臂求生,意味着已经投了半数的天使轮资金打了水漂。

“原本我们计划开发三个产品,现在只能削减到一个,保留一个可能让我们能活下去的产品。”吴欣说。

当然,这段时间他也在不停寻找一些新的计划,或者改变工作模式。“我们有团队成员在国外,国内人员就尽量把作息时间调整到跟国外一致;然后采取上六休一的方式,看能不能把时间赶上来。”他说。

目的就是想尽办法活下去。

武汉封城之后,写字楼封闭,大街上也几乎没有行人

于毅也停掉了他2020年的两个重要计划:一是投入资金、人力开发两个新的业务方向,增强业务全面性的抗风险能力;二是购买实验室。

如果按兵不动,公司现金流还可以支撑9个月。但这9个月,是停掉开发新的业务方向和不买实验室换来的。

大件会的梁夏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看,情况比我们一开始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影响会非常大,基本上我们武汉公司的运转起码得到3月,甚至3月底以前很多工作都不好开展。”

大件会是一家大件商品直采平台,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服务。武汉封城之后,其整个供应链瘫痪,线下业务短期内难以正常开展。即使在一些保民生的供应上,效率也大打折扣:“像一些口罩、蔬菜、水果等用品和食品,只能靠我们自己找供应商,自己找车辆运输,物流公司在武汉现在是停运的。原来的供应能力是50个小区,现在大概只能供应20~30个小区。”梁夏说。

武汉华砺智行创始人邱志军及其管理团队在大学读书时都是同学,一起经历过SARS,他比较早就想到要针对突发情况做应急预案。

“2019年12月,我们开例行的公司战略讨论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公司要怎么处理、如何提前准备。讨论的结果,就是定了三条方案:一是公司需要有第二运营中心;二是产品市场要国际化,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要在市场的分布上多样化;第三则是核心的产品研发中心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分散。”邱志军说。

如今看,这些方案确有先见之明。不过这次疫情还是让华砺智行管理团队决定继续做出一些改变。邱志军告诉「甲子光年」,“我们年前讨论的方案已经在推进了,武汉的团队会继续维持现状并加强产品的研发,原本打算放在武汉的市场销售团队可能会转移到别的城市;另外,我们会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这样能对冲掉一些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风险。”

相比华砺智行的运营中心备份、放缓武汉市场,另一些武汉科技公司则开始考虑“战略重心转移”

智能硬件公司创始人许诺在这个“最长的假期”里思考了公司层面的下一步计划。“在最近的高管会上,我们还讨论,说今年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战略重心的转移,我们也会把目光放到武汉以外的地方。毕竟企业生死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线下业务受冲击的大件会,也准备调整市场布局。“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肯定要做适当的业务调整,把武汉的业务压缩,对周边的市场下更多的功夫;包括人员也会从这些角度去调整,我们在郑州和长沙都有分公司,可能会把人员往这方面调整。”大件会创始人梁夏说。

跟他们一样,疫情也加快了武汉亘星智能的分公司开设进度。早在2019年8年,亘星智能CEO武大治就曾告诉「甲子光年」,他们计划2020年4月(结束A轮融资)后在北京、上海开设负责商务的分公司。如今箭在弦上,只能加快进度。

相比这些还可以“及时止损”的行业和企业,另外一些行业、企业则面临十分尴尬的问题——难以止损

“坦白地说,现在能做的不多。”于毅在跟「甲子光年」交谈时,长叹了口气。药物研发和分析检测技术服务属于重资产行业,是“止不住损”的重灾区。以于毅在武汉的公司为例,公司有70%的资产属于固定资产——几千万的专业设备,大部分都处于开机状态。此外,在-80℃的冰箱里保存的几十份临床试验样本的安全性也直接影响公司的运营。所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守在公司,这样一旦有意外,比如停电、设备出现故障,他能及时处理,不至于让损失更惨重。

于毅家就在武汉。从大年初一武汉市内可以通车开始,他每天一大早就去公司上班,中午、晚上在公司用微波炉热自己带的饭。通常晚上九点以后再开车回家。

也有幸运者。武汉铃空游戏在封城前刚好结束了研发新游戏时需要集中沟通的阶段,年后的计划原本就是资源量产,现在他们将这部分工作外包给了已经复工的天津某团队,不过进度可能会打个七八折。

但员工工资还是让铃空倍感压力,为此,铃空游戏把暂不需要远程办公的员工工资下调了60%。

非常时刻,员工要跟公司一起共患难。

4.更重要的是救人

在如今的武汉,本来就面临千难万险的创业者,又多了一个新对手:疾病。对于那些被感染隔离的创业者和家人而言,甚至已无暇顾及企业和工作

在“大湖北科技群”里,已有创始人家人被感染,却一直看不上病。

“当时那名创业者在群里简单说了几句,但没有人去继续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过多了解。这样的消息我们每天收的很多,都不能算是新鲜事了。”许诺告诉「甲子光年」。

不在武汉市内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大件会创始人梁夏也在时刻关注疫情。他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群里,就有一些已经确诊但还在家里自行隔离的同学。“因为医疗物资不够,床位不够,医院已经接收不过来了。”

“武汉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据我所知,有相当一部分确诊病例还没有被隔离,我们觉得这个事会非常严重。”梁夏说。

即使有一些感染者被送到政府临时搭建的隔离区,也要面对一些供应不足的难题。

许诺所在的另一个群里,一位创业者被确诊,他随后被送往武汉洪山体育馆内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但由于方舱是临时搭建,条件比较简陋。“没有医生,没有药,没有电,没有食物,而且还很冷。连厕所也在比较远的露天场地,下雨天也没有避雨设施,地上积满了水。”入住方舱的第一天,这位创始人告诉群友。

在武汉搭建的方舱医院,此后运转逐步走向正轨

在这种情况下,确诊者不仅要承受身体病情的折磨,还要承受心理恐惧的折磨。即使没有被隔离的健康人,也承受着各种的心理打击。

就在2月初,许诺的同事,公司技术负责人的父亲因恰好在医院里做呼吸道手术而去世,是否和疫情直接相关,未知。确定的只是,特殊情况下,这位同事无法见父亲最后一面,为杜绝所有感染可能,人立马就被火化了

“你会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就没了,说什么死亡率1%、2%,可一旦发生到个体身上,就会非常恐慌。”许诺说。

或许,这只是少数人的极端遭遇。但对大部分武汉人来说,物资的紧缺让他们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

“你都想象不到,在2020年,买蔬菜会是最大的难题。很多人天天都在想着怎么样去抢蔬菜,因为一个超市人满了后,就要分批进入,每次只能进去5个人,同时有大量的人在外面排队,可能排四五个小时才能进去买一次,还冒着(被感染的)生命危险。”许诺说。

好在提前放假的许诺,早就准备好了年货,“家里、车里都被蔬菜和食物塞得满满的。”

除了准备自己的食物,许诺还主动利用自己的资源去联络物资、打通各种渠道,来为超市、医院供应更多的生活和医疗物资。许诺所在的一些同学群、创业者群中,这样的物资接力赛在不断上演,“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很快就把一些物资供应给打通了。”他说。

梁夏华科的同学群也变成了“救援群”。“我们给医疗队送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并联合一些事业单位,解决了外地蔬菜运到武汉等物流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据许诺称,这些身处武汉或公司在武汉的创始人在找到口罩、防护服等资源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给自己公司复工时预留物资,而是优先送到医院。

在极端的群体性灾难面前,就连平时商业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有了同仇敌忾的觉悟。

5.割裂的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此时的武汉,也给人这样的感受:那些留在武汉的人正因疫情和匮乏的生活物资希望出来,另一些焦虑的创业者、员工则在城外期盼着早日进入办公室。

进入2月,全国各地纷纷复工,武汉仍在为疫情奋战。即便可以远程办公,但对科技公司而言,服务器、数据是带不走的。其他城市的公司或许可以回公司拿设备,但是在武汉不能。

元链科技的业务之一是给零售企业提供智慧服务系统。疫情来势汹汹,很多零售企业已经岌岌可危;即便想要远程办公加班加点,元链科技也做不了太多,“简单的工作可以做,但是涉及到大的硬件、系统,远程办公也解决不了。”公司CEO施尧说。

前述提到的药物研发和分析检测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于毅,更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实验室不开工,剩下70%的人远程办公也无济于事;武汉不解禁,疫情还在,员工就不能来实验室。但这几天,浙江、上海的同行们已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于毅干着急:“原本武汉的发展环境就比不上他们,我们追了好久终于做到了同类行业前列。如果客户因为我们无法开工,跟其他公司签了合同呢?”

相比可能造成的企业发展落差,心理的隔阂或许更让人备受打击。

“你可能也看过,比如说澳大利亚大火的时候,悉尼还在庆祝。我们这些留在武汉的人也有这种感觉。当大家都在开心地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我们这边很多人还在担心自己是不是被感染新冠肺炎,怎么找医院治疗;一些人甚至连储备的食物也没了,想着如何抢购蔬菜。有资源的人也顾不得过春节,而是在热火朝天地想着怎么样去打通各种物资。”智能硬件公司创始人许诺说。

相比一些援助物资因某些救助团体无力调度的窘境,让许多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次,朋友圈、同学群竟成为一些物资供应的新力量。“这一次给我们很多眼前一亮的做法,大量的朋友圈、微信群,都集中力量在国内、国外找物资、运物资。他们为武汉的物资供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武汉大学毕业的吴欣说。

那些留在外省过年的湖北籍、武汉籍居民,则更是深切体会到什么是“地域歧视”。“我听说有些湖北籍车辆都不敢在外地出门,一些从武汉、湖北回来的人,不但要去当地居委会、小区物业报备,还要被强制隔离,每天报告体温和行程,人们看到武汉籍的居民还要躲开几米之外。”一名从武汉返乡的创业者告诉「甲子光年」。

经过这件事之后,许诺在心里有一种强烈地感觉,“一个词是割裂感,特别是对湖北这边的伤害还是蛮大的,人心理的伤害可能更大”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切尔诺贝利幸存者时有一种感受: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不可能不哲学化。

而经历过这次疫情的武汉人,也开始在思想上变得哲学化了。

6.反思和觉醒

许诺想到的第二个词,是“觉醒”。

“一些朋友找我聊天,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公司是不是要换一种发展模式。”

他突然发现,以前为了创业,身体可以排在次要的位置。然而这次的经历,会让人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没有自己的生命重要。“这种打击太大了,以前我们听说哪个创始人可能因为抑郁或工作劳累离世,惋惜一下就算了。但这一次,对生命的威胁就在身边。”

“我现在连出门按个电梯、倒个垃圾——这个垃圾桶就在我家门口不到两米的地方——我都感觉有危险。这种恐惧感,谁能扛得住?我觉得就算创业再成功,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成就感吧?”许诺说。

诺通软件总经理刘凡有相似的想法:“我觉得健康其实一直被忽视的。等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会多去开展一些员工健康的建设,多一些运动项目;另外在体检方面,要更加规范化,投入再多一些。”刘凡说。

恐惧还延伸出一种无力感,或者说敬畏感:最自信的人也开始思索,人不一定胜天。

“创业者相对是比较自信的,觉得自己对未来非常有信心,掌控力很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这种形势下有很多无奈,很多东西超过了我们的掌控范围。给人一种无力感。”大件会创始人梁夏说。

这种情绪的变化,也让创始人们对公司乃至行业发展进行了反思。

“如果按照以前的计划,今年我们可能还会按2~3倍的增长速度去发展,抛开其他问题、一路高歌猛进。但这次疫情后,我们的发展节奏可能就放缓下来,我们可能会去追求做‘小而美’这种模式。因为我们也意识到再往后面走,规模越大,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你心中的那种不安全感会越重。”许诺称。

不安全感还来自于科技离真正应用的距离感。“我们国家在人工智能、在机器人上投入了那么多,研究了那么多,现在武汉的医院里正好需要机器人来做无人化的服务,那有没有机器人在干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没有。它(AI、机器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许诺分析道。

武汉亘星智能副总经理肖洁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的机器人,是不是只是表面的繁华?”我国机器人多应用在教育、安防领域,涉及人机交互的相对少,加之医疗领域之前对机器替代人的需求并不强,导致现在很多机器人在这次疫情中帮助不多。

此外,早已提及和部署多年的智慧城市,在此次疫情中似乎也没有发挥让人欣喜的作用。“我们做了那么多所谓的智慧城市、智慧安防项目,为什么这些智慧城市的监控数据,没有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这或许说明我们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是根据实际需求的,还是存在奔着搞噱头、去赚钱的一些目的。”许诺说。

或许正是这种现实与理想差距,让一些创业者也看到了努力的方向。

元链科技原本计划在年后开工后上线新产品——带体温检测等基本医疗检查功能的蓝牙智能设备,精准到人的数据可以直接对接社区服务站和医疗机构。“要是早点做就好了。”施尧觉得这次疫情暴露出了我们国家在基层医疗检测方面的确薄弱,也证明了该产品比预判更有市场。

做工业工程的吴欣,看到了工业远程诊断的机会。“我们现在的产品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在外地的产品已经监测不到运行状态,也没法再为客户反馈数据。虽然工业互联网提了很多年,但在工业工程上落地还有很大差距。这会是个机会,包括工业机器人、设备的在线监测、数字运维等。”

实际上,因疫情被大众看好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多,除了生物医疗,还有服务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远程办公、电商服务等等。

“我越来越觉得,创业是一种社会责任,你要用科技满足社会需求。” 武汉华砺智行创始人兼CEO邱志军说。

从长远来看,这次疫情或许将唤醒那些不曾被重视的行业,甚至重构某些行业。

就像14世纪的黑死病过后,孕育了文艺复兴、大航海和工业革命。或许,这一次觉醒的创业者,也将带来科技行业的新变革,让科技回归基础,与民生更加融合。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吴欣、许诺、于毅为化名)

*声明: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格隆汇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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