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素驱动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变化

作者： 刘俏  

来源：腾讯新闻×原子智库

近期，各界在关注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该事件对经济的影响，不过，大多是关注对经济的总体影响。但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看来，更应该关注的是对经济的结构性影响。而这需要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

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前40年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是要素投入驱动，但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工业化进程渐进尾声，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已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并且，在接下来的15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达到2.5%以上，中国才有可能在2035年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达到美国的65%。

那么，中国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哪些优势与不利因素？

以下为正文：

这段时间，很多学者、经济学家在讨论疫情对经济影响时，比较关注的是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经常讲到第一季度的GDP增速大概会下滑多少，是1个百分点，还是2个百分点，等等。我个人感觉，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在关注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时候，可能更多应该关注它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而这背后需要我们对过去四十年、以及现在乃至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变化，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轮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尤其具有挑战性。从这个角度，可能我们应该关注政策的发力点怎么去帮助中小微企业更好地渡过难关。

前40年：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

过去四十年，特别是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取得了一个令世界非常瞩目的经济奇迹：四十年平均GDP年增速9.4%，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将近35倍。这个过程中，将近8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制造的增加值比重从1978年不到全球2%到2018年、2019年基本占到全球的1/4；中国的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也展现出非常令人瞩目的实力。

大家讨论这背后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我在这里也做一些梳理和总结。总的来讲，过去四十年发生了一个彻底的改变，政府的顶层设计、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与底层活力相结合，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经济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同时，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逐渐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不断地迈进，这一切也使得我们经济更加开放，更有包容性，同时增长速度、增长质量在不断的提升。

过去四十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从80年代初期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地方政府政绩竞赛机制，以及在金融体系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都有助于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让资源更好地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同时，我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宏观经济发展环境。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够解释我们在过去做对了什么。

当然，如果用现代增长理论这种分析框架来看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逻辑线条会更加清晰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lolow），在1956年提出索洛模型，基本思路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也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解释。

中国过去基本上在这3个维度上都有非常非常令人瞩目的了不起的表现。比如讲到人口红利，大量的青壮年从农村到城市，变成产业工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如土地的货币化，以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抵押品，扩大了社会信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宝贵的要素——资本。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货币供给——就广义货币供给这个衡量（M2）——增速平均比GDP要高出6.1%。按道理，这么高速的货币供给的增长会带来通胀，但事实上在21世纪迄今为止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并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的大幅上升。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跟我们这种经济的货币化、土地的货币化、房地产的货币化和资本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我们增长模式本身的特点——通过要素来驱动。

比如，我们把四个季度前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跟这四个季度经济增速之间做一个比较会发现，这两条曲线拟合度非常高。这就揭示出一个简单的规律：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社会融资规模在增长的时候，基本上能带动GDP的增长。这是我们过去四十年在描述中国经济的时候讲到比较多的一个特点：是一种要素驱动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回到索洛模型，它还提到另外一个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在这个维度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接近4%。

当然，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近结束、或者说几乎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开始降下来：2010-2018年年均增速降到2.1%。不管怎么讲，长达四十年平均接近4%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这说明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对要素的使用效率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的不断深入，一直在不断提高。

这种模式其实反映在经济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微观基础上，企业上也表现的非常明显。我们比较了中国跟美国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的分布，这里选择的是中国A股上市公司，不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两家没有在大陆上市的企业。我们的前十大市值企业全部是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有7家金融机构——它提供资金，有中石油、中石化——提供能源、原材料，当然茅台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是茅台在中国的含义可能跟生产要素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所对应的经济微观基础。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提供要素的企业更容易脱颖而出，有比较好的赢利表现，更容易在市值上取得比较大的突破。

相比较而言，美国前十大上市公司的结构更多元一些，前五名都是高科技企业，除此之外也有金融机构、消费品公司，当然也包括能源企业——比如排名第10的埃克森美孚。

这些分析的一个基本定义是什么呢？在理解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增长的时候，增长逻辑基本上是在完成工业化进程这样一种背景下以大量的要素投入，再加上这种要素使用效率不断提升，所形成的强大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使得我们取得非常卓越的成就。

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挑战

但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特别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几乎结束之后，增长的逻辑在发生变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推动因素是：在高增长阶段或者是工业化进程几乎结束之后，怎么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做一个国际比较：美国在1870年——1970年的工业化阶段，一百年里保持了年均2.1%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是在进入后工业时代和信息社会时代，全要素生产率基本降下来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阶段，高歌猛进的四十年，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过程快结束了，未来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来源在什么地方？是否还能够像过往这样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年均2%或者是3%、甚至4%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是讨论中国经济、甚至讨论一些外部冲击对经济影响的时候，必须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增长的底层逻辑上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做一些跨国比较和分析：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目前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大概是美国的43%。这是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换句话讲，同样的要素投入，在中国经济所能产生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是美国的43.3%。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个水平本身也不低。

但是，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像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他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在他们人均收入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的70%、80%甚至90%。这也意味着，我们在2035年如果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应该达到类似的标准。

如果到2035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要达到美国的65%，也就意味着每年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需要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美国过去二十年，TFP平均大概低于1%，大部分年份在0.7%或者0.8%，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十几年时间里、在2035年之前，要力保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够达到2.5%-3%。只有这样，到2035年中国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才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达到美国的65%。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史上，在有统计数字的一段时间里，观察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表现，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还能保持在2%以上。美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2.1%降到1%以内，我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这个速度也降下来了，从过往的4%左右降到2%左右。

当然，对于未来，不同的学者对中国经济未来可能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基本上这个逻辑都跟中国未来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判断有关系。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增速会比较高，相对会乐观一些；如果觉得比较低，就会相对悲观一些。但是这里面有很多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很多学者认为，我们未来进入5G时代、进入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技术进步本身会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继续保持很高的速度。但是这一点需要特别谨慎。

罗伯特·索洛在上世纪90年代说过这么一句话：“计算机时代的踪影无处不在，唯独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也就是说，他对通过技术进步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持一种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至少没有在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

另外的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其实还有很高的国民储蓄率，城镇化率也并不高——现在大概是60%，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城镇化率应该达到80%，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我们有很高的投资的可能性，高储蓄率变成投资，提升城镇化率、提升资本的占有率，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但是对这种观点，可能也需要看到另外一些不利的结构性力量、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国民储蓄率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同时，如果我们大量投资，投资效率本身不是很高。经济学经常用投资资本收益率来衡量投资效率，现在我们投资资本收益率水平并不是很高，这样大量投资本身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还本付息，最终会形成高杠杆，就是企业需要不断的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不断来滚动这个债务链，最终使得杠杆越来越高。从这个角度讲，现在把中国未来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希望寄托在不断提高投资率以及未来仍然还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的国民储蓄率方面，要打上很大的一个问号。其实这些因素并不是那么可靠。

当然也有学者讲，我们现在消费已经成为增长比较重要的动能，中国现在已经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等，这个群体消费在升级，他们可能会构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的来源。

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两个不是那么正面的可能性：一方面，靠消费特别是第三产业消费来提升TFP，而不是靠工业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难度也是比较大的。美国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另外，我们现在这个收入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是否能够真正支撑消费的快速发展、消费的升级，其实是需要去研究探讨的。

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相当于将近7万人民币，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其实只有3万人民币，就是一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人民币。这种情况下，消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成为未来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动能？需要政策层面有更多的有利于个人、家庭倾斜的分配结构，才有可能实施消费的快速成长。

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确实面临很多挑战，这些挑战的存在，使得我们不能够把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作为一个既定的、或者是很可能实现的一个场景来接受。

举几个例子，一方面我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加速、在恶化。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3.29%；2035年，我们人均GDP可能跟日本2004年是接近的，而日本在2004年人口老龄化程度—— 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4.15%，我们比他高9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未来我们人口老龄化程度比日本在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候要严重很多。

我们的老龄人口抚养比到2035年将达到37%，也就意味着100个劳动力人口需要去支撑37个退休的、年龄超过65岁的老龄人口。这个抚养比的比重远远高过同期的美国、日本，也就是经济水平达到3.5万国际元时候的水平。

人口老龄化会挑战我们传统的投资拉动、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因为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是储蓄率的下降，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储蓄率去支撑比较高的投资率。在未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时候，这个问题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想办法克服。

另外一个因素，我们现在整个产业结构经过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也在发生变化：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2019年整个服务业、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GDP的将近54%。未来，比如到2035年，会达到65%，甚至更高。在服务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里，要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应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按照国际经验、按照经济学的实证，在一个急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它的速度会比较高一些，但实现工业化进程之后，在服务经济占主导的这样一种产业结构下，难度其实非常大。美国整个服务业占到整个GDP的80%以上，虽然他是高科技研发中心，不断有新的技术推出来，但是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就在1%以内。从这个角度讲，未来我们进一步提升TFP难度很大，有很多挑战。

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我们人均的资本量、资本存量，包括房地产也只是占到发达国家的1/3，很多学者会认为我们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比如说东部可以把投资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同时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多空间。我们跟居民相关的一些公共领域、公共产品，还有很多投资的空间。

但是这里我想提两个挑战，或者是两个约束条件：第一，储蓄率未来肯定是下降的，现在高达40%以上的国民储蓄率，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肯定会下降，这基本上是很难去挑战的一个结论。同时，投资效率不能提高，它会带来一个后果：整个经济会呈现一种杠杆比较高的状态，得靠不断地借债来支撑整个经济运行。如果资本收益率不能够根本得到提升，再维持过去这种增长逻辑，靠简单的要素投入、投资拉动经济，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个数字也很明显，比如因为我们企业层面投资资本收益率比较低，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整个中国非金融企业——实体经济企业，整体债务是非常高的。2018年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大概占到GDP的150%-160%，而美国同期只有70%。大家讲中国的杠杆比较高，其实是结构性的杠杆高：主要是我们的企业的债务比较重，个人、家庭，还有政府的债务占的比重跟美国相比并不是这么突出。而债务重本身，跟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是有关系的。

未来还有很多结构性的变化，使得进一步靠传统的这种增长逻辑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变得很困难。比如大家讲城镇化，城镇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未来我们城镇化率有可能从60%提升到2035年的80%，但是中国人口分布严重扭曲。

我们根据人口普查的数字来判断一个城市实际人口规模和最优规模的比例，把这个比例叫做人口适合度指数，这个指数等于1，就意味着人口是最适合的。根据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调研和测算，中国有88%的地级市，它的实际人口规模不到最优人口的规模的40%，也就意味着我们有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严重不足的。

这种情况下，城镇化率、人口的流向会对未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投资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投到什么地方，投的效率怎么保证它能够把这个资源、要素、资本、劳动力配置起来，达到最优配置，使得投资效率比较高。如果大部分城市人口严重不足，未来的投资空间在什么地方？修很多高速公路、修很多地铁，能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使经济效率能够比较高一些？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比如未来能不能把城镇化率必然带来很高的一个投资率当做一个简单的事实来接受，它背后其实有逻辑上的缺环，需要补上。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中国过去四十年做的还不错，对比一下美国，美国中间40%的人口——就是收入处于中间40%的人，中等收入群体——在过去整整四十年，基本上年均收入增长只有0.9%，这就相当于中等收入群体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从全球化里面得到好处，他们变成特朗普的票仓，也变成所谓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最忠实的一股力量。

未来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一种包容性的普适性经济增长，不能让各个收入群体都得到实惠，这种情况下如果收入平等情况再恶化，也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国民情绪朝这种反全球化、反市场化，甚至反智化方面变化，它会挑战我们未来的经济社会转型。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未来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些分析完之后，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已经从过去通过要素投入拉动的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包容性的均衡性的发展转型。而这背后，未来最真实、最可靠、最有利于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本身可能是我们未来增长最主要的动能。而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动能？释放这个动能？将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继续高增长的4个有利因素

讲到我们面临的一些约束条件和挑战，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悲观，但是过去四十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思维框架，而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直面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且不断寻求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性问题是，在几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过程中，怎么去实现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其实还是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个人也比较乐观。

给大家列举四个乐观的原因。第一，我们有一个再工业化的进程：我们工业化进程几乎要结束了，但是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时间窗口期，就是在消费互联网的下半场，有大量的大数据、人工智能、5G会促使很多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我把这个数字化转型本身叫做再工业化。再工业化本身会提供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个非常强大的空间，这一点是我们独特的一个增长优势。

第二，跟再工业化相对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把它叫“新基建”，比如像5G的基站，云计算、人工智能这样一些硬件硬体的设备，甚至包括我们改善民生相对应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属于新基建，这里面其实空间还是非常开阔的。

第三，中国现在虽然工业化进程接近结束，但是我们在大国工业方面，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整个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30%以内，但未来可能需要保持在20%以上，不能像美国让资本空心化。美国在2019年虽然特朗普用了一系列政策，呼吁制造业回流，但是2019年第三季度的数字表明，他的制造业创下历史新低，占GDP的11%。中国在未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制造业占比，比如在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样，大国工业本身会使得一个国家能保持一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也是我们比较利好的一个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资源配置还有很大的低效率现象，未来通过更彻底的改革开放，激活国有企业、激活大企业的活力，让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这些有利条件结合在一起之后，如果未来我们通过不断地创新，更大胆地的尝试，勇敢去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还是有可能实现中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发展的一个奇迹。也就是说，我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还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甚至2.5%以上、3%这样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这个如果发生，它对我们形成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趋势的判断是非常有力的。因为现在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经济体，整个经济增长中一般超过50%以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来贡献的。如果我们能保持2.5%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有可能实现将近5%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增长，第一，速度并不低；第二，质量会高一些，因为它背后对应的不是靠简单的要素投入，而是靠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升，它是效率驱动的创新驱动的增长，质量应该说是非常可观的。

分析这些问题，其实主要是为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提供一个分析的背景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