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灾难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大城市？

文 | 云帆 

来源 | 臻选之道

“战疫”尚未结束，网上却已出现一种声音：希望限制超大城市，重点发展小城市和农村，实现均衡富裕。

有网友回怼道：都2020了，有些人依旧看不清大势、认不清现实！

从草根到庙堂，呼吁均衡发展的声音事实上从未间断，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且分散，至今仍有5.6亿人口常住农村，这类观点极易引发共鸣。

但之前的历史早已证明，只从主观理想意愿出发，反城市化不仅事与愿违，反而会造成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最终损害国家与每个人的福祉。

复旦教授陆铭在《大国大城》中写道，越是将时间拉长，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也要尊重规律，要发展大城市，而非限制。

这本“中国版”的《城市的胜利》，厘清了许多对城市化的误区，还回答了为什么北上深一线城市还不够大？为什么户籍制度会损害国家竞争力？为什么“大城市病”根源并不在城市本身？

大疫当前，“臻选之道”带大家重读《大国大城》。如果对超大城市存在“恐惧”，那么本文就是解开你心病的一剂“心药”。

01

大是一种优势，规模对大国尤为重要，分散风险的同时，还能借助规模经济发展“战略性产业”，推动技术创新，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疫情爆发后，再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19省市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外的16市州，规模已超08年汶川地震。

截止目前，全国仅支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就已超过25000人。对口支援、以一省之力支援一市，放眼全球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得到。除制度优势外，我们在人口、医疗等资源上的大国规模效应，绝对功不可没。

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虽多灾多难，但却生生不息。

一些国家选择关闭边境、停飞航班，除保护国民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像中国，在封锁近6000万人口后，依旧有能力应对病毒肆虐。对小国而言，烈性传染病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

规模对大国的优势，还体现在培育“战略产业”上。

13日上午，空军11架运输机携人员、物资驰援武汉，其中6架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参加大规模非战争军事行动，全国上下士气为之一振。

中国空军国产运20驰援武汉

大型运输机这种大国重器，因为研发与资金投入极大，除了技术支撑，更需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摊平研发、制造成本，实现收支平衡。

目前，能独立制造大型运输机的仅有中美俄欧，而这就是规模效应带给大国的好处。

02

大国需要大城，各大国经济活动均集中在大城市。现代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均为规模经济，后者的三大效应：共享基础设施、更易招到人、人们互相学习，带来生产效率提升。

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其经济和人口均呈现出空间聚集的特点。越是发达国家，聚集程度越高。

美国GDP的50%集中在东、西海岸个别地区；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占到了日本人口的30%，GDP也占到了全国的近一半。

美国东、西海岸及南部少数地区GDP占到全国50%

究其原因，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两者均需要集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教育娱乐、医疗卫生、金融物流等），更需要高密度人口。而高密度产生的三大效应，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提升了人均GDP产出效率。

以医疗资源为例，一座医院建设有固定投入，人口越多，医疗需求就越多，平均到每个患者分摊的建设成本就越低。

医院对外招聘，无论是哪个科室、专业的护士、医生，在大城市都能招得到，但小城市却不能。

最后，人口聚集还产生学习效应。对一个立志悬壶济世的毕业生，抛开收入不谈，在大城市医院和小城市医院面前，一定会选择前者。

以问诊量为例，大城市医院可能是小城市医院的10倍，且患者多可摊平引进先进医疗器械的成本，便于快速提升业务水平。在大城市医院工作，也更能接触到医术高超的医生，向其学习、提升自己。

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以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投入的现代服务业，都是实践经验越多越好。

今天，几乎全世界一流的医生、教师、律师都生活、居住在城市。哪怕大城市有许多问题，因为上述三种效应，他们依旧来到这里并努力扎根，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最终转化为自己收入的增加。

03

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人口集聚长期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中国大城市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此时发展大城市对提升国际竞争力尤为重要。

如前文所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越是经济发达，服务业占GDP比重就越高，城市化率也就越高，大城市人口也就越多，人口规模与密度进而推动服务业繁荣，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一规律，不会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今天一提及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许多人的印象是人太多。但如果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城市进行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北上等一线城市不是人口多，而是太少了，北京、上海的人口一定还会增加。

除了美、日，英（伦敦大都会圈人口占全国人口20%）、法（巴黎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18%）、韩（首尔都市圈人口占全国人口49%）、澳（悉尼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0%）等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莫斯科人口占全国人口10%）、巴西（圣保罗圈人口占全国人口10%）、南非（约翰内斯堡人口占全国人口7.3%）等发展中国家，国内的人口与经济活动无不聚集在少数大城市。

2018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全国GDP的7.19%，但农业户籍人口却占到了全国人口的41%，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分别占到了GDP的40.6%和50.1%。

所以说，虽然中国是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即便不会像小国那样人口高度集聚在一个城市，但我们第一产业上的人口太多，人均GDP极低。第三产业占比有巨大提升空间，人口也会向第三产业转移，而服务业的载体就是大城市。

未来，如果你相信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那么我们一定会诞生几个世界级城市和都市圈，所以目前北上深广人口规模还远远不够。

而像武汉、成都、南京这类强省会城市，未来极有可能晋级新一线，人口也一定会继续增加，城市首位度会更高。

04

虽有大国优势，但中国市场被分割的非常严重。因为户籍制度，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定居的障碍，比欧盟国家间的还大。

即便第二、三产业的GDP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93%，但我们目前依旧试图控制大城市，其中阻碍人口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更是饱受诟病。

对户籍制度的危害，此次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另外几种视角。

短短几天时间，疫情为什么会扩散的如此严重？全国各地无一幸免沦为战场？所有人的答案里一定会有“春运”。

2019年春运，全国输送人口29.8亿人次。2020年春运虽被疫情中断，但武汉封城前走了500万人，就被一些人视为“不可原谅”。之后因疫情中断的节日消费、上亿国人退票等等，社会资源的浪费触目惊心。

此次疫情带给各行各业的损失难以估量

而目前，延迟复工后的返程潮，又是一波如履薄冰的大迁徙，各地尤其是一线城市如临大敌，对外来人口严防死守。

返程后隔离14天多少与鼓励复工有矛盾之处

仔细想想，如果没有春运，还会有这些吗？所以这次疫情中，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户籍门槛最高的一线城市，其实都是户籍制度的受害者。

中国特色的“春运”背后，是地区发展间的不平衡，以及户籍制度带来的流动人口无法在工作地落户定居。

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自古就有，全世界都是如此，最好的解决之道恰恰是人口的自由流动。

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不同地方的人口规模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能真正实现。

而作为人为的产物，户籍制度不光导致了举世罕见的春运和庞大留守人口，更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食利”。因为这种制度上的“劫贫济富”，流动人口不敢放开消费，只有努力储蓄，才不会担心老去被城市驱离后的生计。

而这，又加重了内需的进一步萎缩，造成经济发展靠出口的畸形局面。

所以，自由移民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迁徙权，也不只是促成大城市形成规模效应，还有诸多其它积极意义。

05

城市人口规模一再突破“规划”，常被作为控制人口的理由，但鲜有人换个方式问，今天我们大城市面临的“城市病”，是不是因为以前规划的城市人口规模，远低于实际的人口规模？

此次疫情爆发后，一位朋友说，不幸中的万幸是，武汉的医疗资源底子尚可，几乎可以媲美除深圳外的一线城市。

这一点，倒是真的。

武汉三甲医院36家、床位87408张，深圳三甲医院16家、床位41512张，均不及武汉一半。

武汉、深圳三甲医院数及床位数

今天，我们总是抱怨大城市医院太挤、学位太少，还给这类问题起了个名字—大城市病，但却鲜有人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大城市病”真的是城市自身造成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哪怕生活在大城市，绝大多数人并都不知道，我们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是根据过去规划的人口数量而定的。准确点说，这里的人口特指户籍人口。

为何深圳公立高中升学率会如此低？为何北京医院的床位会一床难求？因为此前根据户籍人口规划的医院、学校数，严重脱离现实需求。

一句话，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决策者远远低估了！

目前，国内几乎所有大城市实际常住人口数，都要高出官方统计数，更远超规划户籍人数，城市公共服务建设远低实际需求。

深圳每家三甲医院都人满为患，学校的学位奇缺，因为要满足全国各地来深人口的需求。但建医院、学校时，可是没有考虑过这些的，这些看病、上学的需求是本不该出现的。

所以，懂了吧。那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一是通过控制人口来控制需求，二是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应数量。

以上两种解决方案，哪个更高明、更富远见？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吧。

06

 “大城市病”问题宜疏不宜堵，一个地方只会因为有产业、有就业吸引人口流入，公共设施和住房需求是人口流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马太效应大者恒大，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城市本身并不代表错误和罪恶。

一句话，“大城市病”不是扩张带来的，考验的是城市管理者的技术与管理。

“大城市病”宜疏不宜堵，堵也堵不住，反而会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难以解决。

以疫情为例，如果武汉能当机立断、公开疫情，就不会演变成今天这般局面，但可惜没有如果。

疫情更是考验城市管理者的能力

过去对于城市化，我们总在千方百计控制人口规模，但大城市人口数量却从未见下降过，反倒一直在增长，这背后是市场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尽管许多人不喜欢大城市，但人们却还在朝大城市迁移。

这几天，一则新闻让人看完后唏嘘不已。

2月5日，京广铁路湘鄂交界处，铁路警方发现两名湖北籍男子，因疫情导致湖北省内交通停运，两人计划沿铁路走到湖南，在岳阳坐火车回深圳上班。

疫情不能阻挡打工者奔向城市

这则新闻令人哭笑不得，更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来到大城市的人，支撑其在此打拼、努力留下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底层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城市带给自己的收益高于成本，且高于老家。

疫情如此严重，走路上百公里也要离开老家去深圳上班，看看这些普通打工者，请问自己一个问题：

大城市控制人口，真能控制得住吗？

07

大城市离不开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提高生产效率，而越是生产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劳动者提供服务支持，高技能劳动者也有能力购买各种消费型服务，进而产生大量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双方是互补的。

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白衣天使们的伟大和重要性。关键时刻，他们是保卫我们生命的最后一道屏障。

而我们和城市同样离不开的，还有马路上穿梭奔波的快递、外卖、跑腿小哥。

这场疫情中，当许多人被迫隔离在家时，外卖小哥和快递员冲在了一线，保障了城市的基本运转。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DIDUAN人口”，我们的城市将陷入另外一种“停摆”。

一场灾难凸显出平凡普通劳动者的伟大一面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声音认为，城市产业升级后，就不需要低端劳动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和身份歧视。

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城市的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是互补的。

今天国内许多城市都在抢人，争夺高学历人才，低学历者并不受欢迎。但城市是个生态系统，一个好的城市，不仅需要高学历者，也需要底层民众。

城市越大，人口越多，经济越发达，职业分工就越细，需要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合。比如在南山的科技园，除了需要白领，还需要清洁工、门卫和外卖小哥。

从事这些职业的劳动者虽然学历不高，但每个人都能从这种社分工效应中获取收益，一个城市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吸引力就越强，也就越有活力。

08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

因为疫情突然，这个春节，许多人史无前例地被迫在老家休了个长假，并很快明白一个真相：

原本以为自己渴望中的生活是宁静、悠远，可在村里才憋了几天，便开始怀念都市的热闹、多样，自己原来是个爱在往人群中扎堆的仔。

一方面，这是由于人的天性，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害怕孤独的。所以，大城市的活力也源于人性；另一方面，农村与大城市硬件上存在巨大的现实差距。

我有个朋友，过年在黑龙江农村，按他的原话讲，零下十几度茅厕四面透风，上厕所脱个裤子都需要勇气。

疫情爆发后，河南农村带头硬核封路，村头的大喇叭也为这个气氛紧张的春节，带来些许欢笑。

但黑色幽默背后，是农村残酷的现实，缺医少药，农业人口受教育程度低、防控上不易重视，外出打工返乡人口众多。

封路备受争议，但却是迫不得已，因为拥有5.6亿人口的农村，丝毫没有应对疫情的能力。

硬核封路背后是农村医疗资源的严重匮乏

所以连岳说，城市化才是人类社会发展最舒服的阶段。城市便利的交通、优质的医疗教育、干净的环境卫生让我们舒服并舍不得离开。虽然农村地厚情浓，但垃圾堆砌、蚊虫叮咬、上厕所不便等，会使我们连夜逃离。

09

什么是高房价？给定土地和住房数量，给定基础设施供给，高房价就是消费者为获得大城市生活，牺牲某些维度上的生活质量，获得更接近这个丰富多彩世界的地理位置，进而节省自己的时间。

这次疫情，逼许多人明白了在大城市拥有一套房子的重要性。有人甚至开玩笑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套房子。

关于房子，房价历来是舆论抨击的重点。导致高房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城市的规划。

城市管理者在市中心规划起成片的CBD，高大气派的写字楼挤压了住宅用地，人们被迫买房越买越远，最终大城市形成严重的“职住分离”现象，造成通勤时间拉长，时间资源的浪费。

另外，高房价也是市场自身力量促成的。

在大城市内部，市中心四通八达，也是生活服务最为丰富的地段，为了高效率协作，大量的生产型服务业聚集，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居住空间。

而对于城市房价格局的形成，可以这样解释：

外来移民离开家乡，在大城市买更贵的房子，虽然房子很小，却节省了长途往返于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城市内部的房价也与时间密切相关。

如果要想接近工作地，省下通勤的时间，就买房价高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买房价低的房子。

总之，房价如同获得便利性的“入场券”，高房价是前排VIP，低房价是后场普通席，如此而已。

10

科技的进步会不会让面对面交流被线上取代，进而摆脱物理空间距离束缚，重塑城市房价格局？答案是否定的，技术的进步反而会加速集聚，而非扁平分散。

疫情爆发后，一些企业通知员工在家远程办公，各地中小学停学不停课，各类网上教学平台兴起。

有人高呼，再也不用每天挤2个小时地铁，住郊区大房子一样能上班，市中心区位优势将被技术抹平，市中心的高房价恐将不保。

但仅仅几天不到，这种幻想便宣告破灭，自己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

无论是在家办公、还是网上授课，真实体验和想象中的差的不是一点点，普遍反映是效率奇差。

线上办公、学习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累、效率不高，固然有操作上的生熟，但根本原因在对创新性活动而言，创新需要观点的碰撞，这种碰撞是非常复杂的，为减少信息沟通中可能产生的遗漏，就必须面对面交流，才更富效率。

另外，线上交流反而会催生更多线下交流的需求。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求职面试前几次可以是电话或视频面试，但决定最终结果的终面，一定会是面对面的交流。

总而言之，线上交流不可能取代线下，至少现在技术还远未发达到这种程度。今天，全球最领先的科技公司，无不是聚集式办公，要不扎堆硅谷、要不就是中关村、科技园。

所以，人无法孤独地工作。城市规模越大、移民越多，越会迸发创新，聚集就愈发重要。

这一点上，深圳尤为典型。正所谓“来了就是深圳人”，五湖四海的移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让深圳更具创新与活力。

明白了这点，为什么深圳房价格局会是现在这样？未来会是什么样？其它大城市又会如何？

以上问题，你便能深刻理解，且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