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争端下，中国的“可为”与“不可为”

作者：CF40研究部宥朗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中美经贸磋商进入攻坚阶段，各国都在关注中美能否顺利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即使第一阶段协议顺利签署，中美未来也依然面临建立互信的挑战。

“作为贸易冲突中的‘应诉方’，中国应注意声明哪些举措‘可为’，哪些行动‘不可为’，这将有助于达成实质性和解。”在近日于华盛顿召开的第五届CF40-PIIE中国经济论坛上，CF40特邀成员、IMF原中国执行董事何建雄建议。

具体而言，中国自主改革“可为”。自发的国内改革措施可以起到减少不确定性的作用，无论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能否达成，中国都应继续自主推进改革开放进程。而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纳入中美贸易协议则是“万万不可为”。

第五届CF40-PIIE中国经济论坛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举办。除中美贸易争端外，与会专家还就中国金融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经济创新呼唤金融创新需建立高质量金融体系

本届论坛首先举行媒体发布会，黄益平代表CF40课题组发布《2019·径山报告》（下称《报告》）英文版，主题为“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该报告由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发布会由Fred Bergsten主持。

黄益平发布报告

黄益平指出，今年是CF40连续第三年发布《径山报告》，从2017年的“金融开放”、2018年的“金融改革”到2019年的“金融创新”，《径山报告》主题的设置也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迫切任务——经济创新呼唤金融创新，需建立高质量金融体系，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

而高质量金融体系的基本条件是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有效管控金融风险，为企业、家户和政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报告》提出八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落实竞争中性，实现市场出清；第二，积极构建适合支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第三，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直接“管控”，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第四，探索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联动，推动服务模式向“商行+投行”转型；第五，把握好整顿影子银行的节奏与力度；第六，规范数字金融业务模式与行为；第七，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国金融开放之锚；第八，构建适应金融创新的监管体制，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信贷失配导致经济放缓落实“竞争中性”具有双重意义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趋缓，尤其是2019年前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渐次下行，原因何在？

Nick Lardy认为，人口变化等长期结构性因素和关税争端等近期因素不容忽视。但他指出，一些周期性因素能够直接地解释经济下行的现象，其中信贷增长放缓和信贷分配不当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

Nick Lardy发言

“正如《径山报告》所言，中国的金融体系没能更好服务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大量资金流向了国有企业。” Nick Lardy表示，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已经从3.5%下降到2%，且其中40%处于亏损经营状态。“这些国有企业无力偿还贷款，但他们得到了救助。当然，这加强了银行继续贷款国有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的趋势。” 他说。

由此，Nick Lardy强调了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的重要性。他说，“作为一个门外汉，我认为竞争中性的意思就是政府采取的任何举措对任何公司都应该有类似的效果，不管它们是何种所有制。所以如果竞争中性存在，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把大量资金引导给国企的金融系统。”

实际上，竞争中性原则并非是简单的“一视同仁”，根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确认的“竞争中性”的内涵包括八个方面的标准：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

这一原则从去年开始，也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在竞争中性原则下，打造公平便捷的营商环境，对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

此次会议上，PIIE高级研究员Mary Lovely也强调了“竞争中性”理念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私营公司通过信贷方式来获得营运资本，从而参与全球供给链。“一旦私营公司在获取资金方面存在困难，这必然会降低私营部门的活力，阻碍企业进出市场，而企业能够自由进出市场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增长非常重要。” 她说。

Mary Lovely发表主题演讲

另一方面，竞争中性的理念不仅对于中国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竞争关系非常重要，对于外国公司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样非常关键。Mary Lovely表示，由于缺乏许可或缺乏资金，中国私营企业无法实现规模创新，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私营企业从事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这一行为无疑引发了外商投资者和外企的压力和不满，从而构成了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部分原因。

如何将“竞争中性”落到实处？Nick Lardy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方面行动：一是对业绩不佳的公司实施严格的预算限制，去除僵尸企业，并启动更多并购活动。二是大力推进银行业改革，引入私人银行部门来增加竞争，进而形成更加商业化的银行体系。“在表现不佳的银行体系之上，无法建立更复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改善资源配置。” 他说。

深层次剖析中美关系：不信任感加深与经贸脱钩加速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高善文在演讲中提出，中美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太过广泛且日益加深令人担忧。

他指出，随着中国迅速攀升至价值链上游，其GDP规模也在不断壮大，这导致中美之间的不信任加强和互相猜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争执和冲突，脱钩开始出现并加速发展。“一旦不信任感的日渐加深与经贸脱钩的加速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人们将受困于一个碎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安全性和富裕程度会降低。”他说。

高善文发表主题演讲

高善文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讨论如何更好地处理贸易争端和未来的中美经济关系、防止或减少上述情况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找到一些有助益的参考。他认为，建国后中美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但其后两国领导人的勇气和智慧改变了历史，双方克服分歧和争端来建立互信。

“目前中美仍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现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些利益应该被明确地指出，并小心地维护。在这一背景下来看，贸易争端至少在原则上是可管理的。”高善文指出。

对此问题，何建雄也指出，减少中美敌对情绪在当前情形下至关重要。他表示，回顾过去，如果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敌对情绪没有得到缓解，过去几十年中民众对于改革的支持就是无法想象的。

何建雄发表主题演讲

何建雄认为，对于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之间的某些互动，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可能过于谨慎，其中一些行为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和敌对行动。反之亦然。

“我认为转变对待外国投资的心态很重要，应该将不同性质的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人有front burner（前灶，优先地位）和back burner（后灶，次要地位）一说，意思是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如果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放在同一个灶台上‘一锅烩’，各个问题会使彼此复杂化。不同政府部门关注点不同，滥用国家安全手段处理贸易和投资问题无疑会让形势更加复杂。” 何建雄建议道。

减少不确定性至关重要中方应声明“可为不可为”

鉴于中美经贸冲突复杂而深层次的原因，即便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之间的竞争也难以避免。未来，如何更好地管理中美经贸关系？

高善文认为，想要更好地管理中美关系并加强经济联系，首先要注意贸易争端永远不应被政治化，而应被视为商业、可谈判的事项，因此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争端蔓延到其他领域，进而损害两国互信和政治关系。

其次，可通过渐进方式解决矛盾，首先解决容易解决的部分，而前文提到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的问题，则可能很难得到快速调和。

最后，可将重要多边问题放到多边平台上解决。“这或许将有助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并有助于在全球化受到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挑战的关键时刻，维护和保持全球化势头。”高善文强调。

何建雄提出两点主要建议：首先，双方应共同致力于减少冲突发生及冲突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提高双方行动与目标的一致性，避免报复性风险螺旋上升的几率；其次，不论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能否达成，中国应继续自主推进改革开放进程。

他认为，不确定性是导致中美贸易冲突的负面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的重要风险因素。

究其根源，首先是美国政府发起贸易战的战略目标并不明确，人们怀疑美国并非单纯寻求国际贸易的合理途径，更多的是想确保一国的统治地位。“保竞争优势与保霸权的结果大相径庭——后者意味着对抗，会把世界变成小人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会为中美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繁荣，但互相削弱最终会使世界陷入衰退。” 何建雄说。

他指出，不确定性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所谓的“平衡贸易”与“公平贸易”，但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换言之，即使中方及时并充分地履行相关承诺，更多地转向市场驱动，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竞争必将更加激烈，美国也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实现“平衡贸易”。

“公平贸易无法保证平衡贸易，反之亦然。如果特朗普政府乐于见到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就应接受中国市场更为激烈的竞争；如果美国希望中国政府减少市场干预，就不应该再主动增加对抗。”何建雄指出。

他提出，目前缓解纠纷的可行路径之一是重新启动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可行路径之二是美国政府重新启动返回TPP的进程，美方随后还可以邀请中国参加可能再次出现的TPP。

“如果美国的目标不是中国，为什么不能邀请中国参加呢？这样一来，双方都可以带头努力实现以促进出口为目标的最低关税、最低壁垒和最低补贴。两个国家都有能力这样行动也都将从中受益，事实上，双方也没有理由去浪费这种能力。”他说。

而作为贸易冲突中的“应诉方”，中国应注意声明哪些举措“可为”，哪些行动“不可为”，这将有助于达成实质性和解。

具体而言，中国自主改革“可为”。自发的国内改革措施可以起到减少不确定性的作用。

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纳入中美贸易协议是“万万不可为”。何建雄特别强调，“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首先，这种举措很可能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屈服于美国压力。其次，鉴于美方会否确实履行承诺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国内改革议程以美国行动为条件，则容易被其打乱节奏，或将产生阻碍中国改革进程的风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