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东京湾区应对美日贸易战的经验与启示

上世纪美日贸易战持续了三十余年,东京湾区作为占全日本GDP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深受影响。全日本和东京湾区如何应对,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对同样具有很明显外向型经济特征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具有很强借鉴意义。

作者:联讯证券李奇霖

来源:联讯麒麟堂

上世纪美日贸易战持续了三十余年,东京湾区作为占全日本GDP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深受影响。全日本和东京湾区如何应对,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对同样具有很明显外向型经济特征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具有很强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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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贸易战的背景、进程和结果

(一)美日贸易战的背景

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崛起,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更是进入高速发展期。日本人均GDP从1960年的479美元,快速增长到1978年的8822美元,18年间增长了17.4倍。同期日本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例,也从15.9%提高到83.5%。日本经济如此迅速的崛起,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和恐慌。

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日本经济快速崛起,和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有关,而当时日本又是美国的最大逆差贡献国。仅在1980年到1986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从70.0亿美元飙升到521.6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在快速扩大,从1980年的194亿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1517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34.1%。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例多数年份在40%左右,甚至有些年份高达80%。

在很多行业上,日本极具竞争力,在技术和市场占有率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比如汽车是美国的优势产业,但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首次突破700万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也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81年的20.1%,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进口国。日本钢铁在美国钢铁进口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5%提高到1968年的50%以上。再比如在低端的纺织品业上,日本纺织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从1951年的17.7%上升到1955年的60.0%以上,并在1957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纺织品出口国。

(二)美日贸易战的进程

美国将自身的贸易逆差问题一味地归结为日本,拒绝在多边框架内解决贸易失衡,反而利用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强迫日本扩大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甚至要求日本限制出口等。在美日贸易战中,美国常用的手段包括加征进口税、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301条款”等。

美日两国经贸关系,从出现摩擦到矛盾全面激化,共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时间。上世纪50年代,两国开始在纺织品领域发生贸易摩擦,此后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电信等行业相继受到波及。一系列的贸易争端,皆以日本被迫限制对美出口或价格保护调控而告终。

1989年,美国启动了超级301条款针对日本全行业,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如迫使日本承诺增加公共投资开支、修改不利于外企的法律、对日本商品价格开展调查等。最终两国签订了“美日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 ,日本废除了阻碍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大店法》。

美国在使用贸易制裁、加征关税等手段的同时,还将本国贸易逆差的快速扩张归因为美元汇率高估。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达成广场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引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广场协议生效后,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从1985年初的250:1一路升值到1994年左右的100:1,日元升值削弱了日本出口的竞争力。

(三)美日贸易战的结果

鉴于日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日本采取步步退让的“软抵抗”战略,美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日本被迫签订“自愿出口限制”。为了应对,日本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资产泡沫积聚和破灭。

自愿出口限制(VER)是指出口国家或地区在进口国的要求或压力下,自愿规定一定时期内某些商品的出口数量或出口金额,以避免进口国采取更严厉的进口限制措施。尽管名义上是出口国自愿承担的单方面责任,但实质上是迫于进口国的压力而做出的限制行为。

日美贸易战中所签订的“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美日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美日汽车及零部件贸易协议”均属于自愿出口限制协议,包括了提高产品价格、限制进口数量或进口监督等方面内容。

但从贸易余额来看,相关的“自愿出口限制”协议,效果并不显著,而且都只是短期起作用,中长期来看都呈现恢复、扩大的趋势。

1979年到1981年,持续三年的美日汽车贸易谈判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仅仅是在1981年小幅下滑。

1985年到1990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下滑,主要原因是“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和1989年美国启动超级301条款。但1991年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再度回升。1994年美国再次启动超级301条款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但这一条款的效用也只有两年,1996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又开始回升。

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点在2006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有所恢复,但并没有超过前期高点。主要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挤占了日本的出口份额。

可以说,即使是日本被迫签署一系列自愿出口限制协议,但其实并没有因此“伤筋动骨”。

那么,真正导致日本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货币政策从极度宽松到收紧,由此产生的泡沫和泡沫破灭,是日本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广场协议”后的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短短一年时间内日本央行连续5次降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日本股市和房价大涨。1989年到1990年日本货币政策又转向紧缩,将利率从2%上调4.25%,膨胀的资产泡沫开始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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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贸易战中日方的应对和改革举措

美日贸易战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和其采取的错误货币政策、美日不对等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但这几十年的贸易战中,在美国贸易制裁的倒逼下,日本推进了多方面改革来应对,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可以说美日贸易战一定程度上让日本化压力为动力,成为推动改革的契机。

(一)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

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是应对贸易摩擦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是对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东京湾区,还是当今的中国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准则都有效。

美日贸易战打响后,日本加快了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1980年3月,日本通商产业省发布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文件,首次明确了“技术立国”的方针,产业重点也随之从技术引进和加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在上世纪末,日本又进一步将这一方针升级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

政府还在财税、金融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财税方面,新设了“基础技术研究开发促进税制”和“中小企业技术基础强化税制”。金融方面,日本开发银行等按照“技术振兴融资制度”实施低利率融资,这对促进民间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的研发费用出现快速增长。1960年日本研发经费为2666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2010年日本研发经费合计17.1万亿日元,占GDP的3.6%,五十年间,研发经费增长了六十余倍。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日本的研发经费占GDP比例,持续高于主要国家,直到近年被韩国反超位居第二。

持续的研发投入,增强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受美日贸易战影响较大的半导体和汽车这两个行业为例。半导体行业中,美国要求对日本产品进行最低价格限制,这使日本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还要求日本提高外国产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达到20%。汽车行业中,美国要求日本增加从美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就知识产权问题向日本企业提出了高额的侵权赔偿要求等。

但从贸易收支情况来看,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这两个行业上一直保持着较强竞争力,汽车产业进入21世纪后贸易盈余还进一步扩大。电子产业的贸易盈余1995年后开始停止增长,但原因主要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电子产品崛起,而非美日贸易战。

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对日本进行如此围追堵截的贸易战中,摩擦最为集中的电子行业和汽车行业却能够继续逆势发展呢?从日本的经验看,在先进制造业想要占据优势,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还要加大研发提升硬实力。

以汽车行业为例。日本汽车将其成本低、省油的优势发挥至极,利用石油危机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天下,1990年丰田汽车还凭借著名的高效生产管理系统压倒了通用。日本汽车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也远高于美国,前轮驱动、四缸发动机、回转发动机、辐射轮胎、圆盘刹车、后窗除雾器、安全带、防晒车顶以及五级变速等技术都是日本率先采用或率先成为标准设备的。

在传统的纺织业上,也是如此。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纺织业都在日本对外出口中占据着重要位置。1953年日本纺织市场萧条,产品库存大量积压,棉织品价格大幅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于是向美国市场大量出口,对美国纺织服装业造成严重威胁。1955年日本棉纺织品对美国出口额较上年增长了1.9倍,其中二次棉纺制品出口增加3.9倍、女棉衬衫出口增加20倍,甚至出现了“1美元女士衬衫”事件,引起美国企业不满,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纺织品出口进行限制。

自此,关于纺织品行业的美日贸易争端开始激化,并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直到1972年日本选择自愿限制出口。此后,尽管此时日本纺织品已经成为了夕阳产业,美国依然没有放松其控制,日美纺织品争端仍时有发生,例如1983年10月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出口的聚酯长纤维具有倾销嫌疑,迫使其实行出口自主限制。

为缓解美日贸易战冲击,日本企业也推动技术升级,引进合成纤维进行技术改造。钟纺公司、帝人公司、吴羽纺分别引进意大利、美国和德国技术进行尼龙技术改造,东人公司和帝人公司则进行聚酯系纤维技术改造。日本通商产业省也以此为契机,通过行政手段,组织纺织企业对落后产能限时限产或关停并转经营效益差的企业降低产能,通过《特定产业稳定临时措施法》、《特定行业离职员工临时措施法》等法律,将多余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转移到需要扶持的行业。

对于中小科技企业,日本和东京湾区的技术更新、换代相关经验也同样值得借鉴。第一,大多数企业十分看重研发,甚至很多小型企业的研发支出也相当大。那些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相对受限的小型企业一般会选择从细微处入手,在原有技术上进行改良。尽管在技术开发方面入手点十分微小,但是挖掘的深度却很卓越,力求产品尽善尽美,因此产品独特性较强、重复度较低。第二,尽可能地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高密度集中研发,对每一个小课题逐一攻破。第三,关注边缘技术、边缘产品,边缘产品、边缘技术的空子,把不同技术要素进行组合创造。

从产业结构上看,日本也从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等使日本的生产成本变高,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劳动力竞争优势明显,与日本制造业展开竞争。因此,日本经济开始逐渐转型,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从日本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看,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其占比从1970年的52.07%提升到2017年的69.12%。对东京湾区而言,服务业所占比重更高,1970年东京湾区的第二产业占比约四成,到2005年已下降至13%左右,而第三产业GDP则占到了89%,高于日本全国平均水平。

(二)实施工业分散战略,各区域分工明确

东京从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就开始实施“工业分散”战略。将一般制造业外迁,机械、电器等工业逐渐从东京的中心城区迁移至横滨市、川崎市,进而发展和形成为京滨、京叶两大产业聚集带和工业区。

东京的中心城区强化了高端服务功能,重点布局了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对外贸易、金融服务、精密机械、高新技术等高端产业,全日本30%以上的银行总部、50%销售额超过100亿日元的大公司总部都设在东京。

东京都市圈外部的京滨、京叶工业区成为了东京都市圈产业的研发中心。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正分别向环抱东京湾的两侧延伸,这种临海大规模的设计布局,做到了高效率的大进大出,将工业地带与东京主要城区大体量人口进行了一定的隔离,又与在腹地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等功能紧密互动。其强大的制造业、发达的交通网络、明确的区域分工、健全的创新体系,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发展环境。目前,这两大区域以汽车、精密机床、电子产品、钢铁、石油化工、印刷出版等产业为主,其经济总量占全日本的四分之一以上。

因此,“工业分散”战略既解决了东京的过度膨胀问题,又促进了外围地区工业的发展。

而在工业区中又形成了一个个小型的、各中小型企业合作的“工业街区”,以“街道工厂”著称、采用 “伙伴研究网络”生产模式的大田区就是最好的案例。

大田区位于东京23区的最南端,面积在23个区中位居首位,人口仅次于世田谷区、练马区位列东京23区中的第三位,在东京湾区中主要扮演制造业的角色。大田区是一个拥有高度加工技术的中小企业聚集、日本乃至世界上都屈指可数的“制造业街区”,它充分利用所聚集的大量在极细分领域具备高精尖技术的中小企业,致力于高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

上世纪80年代,大田区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时曾超过9000家。此后受美日贸易战、产业升级、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企业不断减少, 2014年大田区制造业企业数量为3481家,相比于顶峰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左右。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和泡沫经济破灭,在大型企业逐渐将生产网点向海外转移从而导致订单减少的环境下,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开发型的中小企业。3500家企业中80%以上的企业为员工数量不足十人的小型企业,员工数量为50人以上的企业占比仅有2.6%。

历经了一系列考验后,目前大田区存活下来的大多数企业属于规模“小而精”、技术“细而尖”。这些企业与大田区内部的其他企业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共同研发生产,这种诸多中小企业在超近距离的环境下构建生产网络的生产方式被称之为“伙伴合作”。大田区内的工厂各有专长,各中小企业只需要专注于细分领域并不断提升研发生产水平即可,拥有各种加工技术的工厂聚集一堂构建出“伙伴合作网络”的合作生产体制。

以大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伙伴合作网络项目——“下町有舵雪橇”项目为例。“下町有舵雪橇”项目启动于2011年,是日本代表性的官产学合作项目。该项目通过和东京都大田区大约100家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合作,制作了超过150个以上的底盘。雪橇刃的设计和开发由东京大学大学院负责、CFRP(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株式会社东丽・Carbon Magic负责、株式会社空气解析由Software Cradle(软件摇篮)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公益财团法人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则担任事务局工作。下町雪橇获得了巴西运动队的高度评价。

此后,体育厅又向山形大学提出“轮椅教练员”的合作研发请求,并与公益财团法人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取得了联系,“轮椅教练员”由大田区各个町近10家工厂合作研发网络完成,他们拥有铣床、车床、塑料加工等各项专业技术。

(三)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

第一,从以对美出口为主的单边贸易,转向对全世界出口的多边贸易体系。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长期占其总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985年到1987年这三年占比高达近40%。为了缓解美日贸易战的影响,日本将注意力转向美国以外的市场。日本政府强烈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其它市场,扩大对其它地区的出口。

1991年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1992年日本对美国出口960亿美元,少于对亚洲的出口总额1200亿美元。这改变了日本的贸易格局,大大降低了日本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第二,加大海外投资,提升研发能力,构建和完善海外供应链。为规避贸易壁垒及利用他国要素资源,上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东亚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相关国家的低工资特质提高了日本海外建立生产据点的利润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日本企业又充分利用日元升值降低海外投资成本的机会,将资金和生产要素逐步向能够为之提供稳定的经营环境和高利润空间的国家转移。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1987年到1996年日本共投资海外制造业企业4161家,占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53%。截至1995年,日本制造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约为20%,全制造业部门的海外生产比率也接近10%左右。

日本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是跨国公司供应链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通过生产能力的海外转移,日本也给留在国内的大公司研发和新兴产业腾出发展空间。随着制造业“生产在外,研发在内”生产模式的构建和海外扩张,日本海外供应链体系逐渐完善。这种模式不但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空间,还能使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更集中于研发,从而开发出更高端的产品。

还是以纺织业为例。美日贸易战后,日本本土服装制造业规模缩小已是事实,但日本选择输出供应链中价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将服装企业的低端产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纺织业低端产能转移后,日本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计等方面,依然把握着话语权。

与此同时,日本本土纺织企业加大在研发新技术和工艺、服务、营销、信用度等方面的功夫,致使全世界对日本纺织业贴上了“日本所出必属精品”的标签。比如牛仔布,日本企业坚持使用老式日本织布机生产,在染色上非常注重颜色变化,重量和纹质上的创新层出不穷。

根据日本新闻社对亚洲各国纺织业的竞争力,尽管中国在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竞争优势,但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信用度、设计、包装、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均处于最后一名,而日本则恰恰相反。

(四)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对外开放

在美日贸易战中,美国指责日本市场封闭、流通体系繁杂、交易方式独特等,使外国企业和产品难以进入。尽管指责背后裹挟的很多要求是霸道无礼的,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对日本的施压,也推动了日本对外开放和提高市场化程度。

双方签署了诸多协议,比如1989年的《日美结构性障碍问题协议》、1993年的《日美综合经济协议》和1997年的《日美规制缓和协议》等。又比如美方要求日本修建机场、港湾,简化通关手续以实现进口流程快速化。还比如美国要求日本缩短开办大型商场手续所需的时间至1年半,增加进口商品的卖场面积等。此外,美国还要求日本改变排他性交易习惯,强化《禁止垄断法》,要求日本企业取消此前常见的相互持股、形成上下分层和相互协作的商业体系以防止日本企业对外采购的排斥。

日本通过1993年到1995年的规制缓和政策、1995年的规制缓和推动计划和1996年的追加计划,对日本国内标准认证制度、进口手续简化与快速通关等方面进行制度性调整,三年间日本共调整措施分别达136、172和102项,其中实质性措施为84、119和60项。

(五)扩大民间消费,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美国要求日本改变储蓄大于投资的现状,要求日本在10年内增加430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并建立灵活的消费信用制度以扩大民间消费。某种意义上来说,美方这一要求对于日本的经济转型有重要意义。

1985年广场会议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出面组建了有十七名委员的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研究会,称作“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简称经构研。它受中曾根首相之托于1986年4月7日提出了有关未来日本经济发展方针的报告书,即“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由于该报告书是在研究会主持人日本银行前任总裁前川春雄主持下撰写的,所以被称为“前川报告”。前川报告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推行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内需主导型经济政策,即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刺激日本经济。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必要性在于,如果社会消费能力长期过低会制约第三产业发展, 使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来拉动, 形成了生产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但美日贸易战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恰恰是工业制造业,因此为应战贸易战,扩大内需至关重要,日本采取了以下手段来拉动内需。

第一,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政府制定的1961—1970年度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2%,十年间使国民收入增长1倍,实现充分就业。

该计划实施的前3年(1961年到1963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0.4%,大大超过计划指标,但同时却发生了通货膨胀、公害严重等问题。为纠正计划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偏差,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中期经济计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进行修正。

1970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已达到并超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原定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6%和11.5%,工矿业生产年平均增长13.9%,人均居民消费开支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4%。

尽管如此,这一计划仍然倍受争议。这十年里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78倍,但国民工资实际上只增长 0. 94 倍,并没有和经济增长完全同步。收入倍增计划推出后,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引起民众恐慌和不安等。

第二,推进住房市场完善和城市重建。特别是围绕大都市圈促进市街地再开发,开辟临近工作地的居住空间,并促进新住宅型都市的建设,完善城市功能。

第三,税费调整。通过调整所得税,提高国民可支配所得。通过降低消费税税率来鼓励国民消费。

第四,增加闲暇消费时间,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自由时间,促进“带薪集中休假”,年劳动时间向欧美先进国家看齐,并且公务员和金融机构率先执行。

第五,提高消费的便捷程度,如鼓励便利店的发展等。便利店等快捷消费形式的兴起促进了消费,1974年日本第一家便利店—SevenEleven丰州店诞生。在便利店促进消费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就业机会,如今世界三大便利店品牌(全家、7-11、罗森)均为日资公司。

各种鼓励消费的政策,取得了成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也在逐渐提高。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终端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抬升,也与前期的各类鼓励消费政策有关。

 3 

日本和东京湾区给我们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相似,都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日本和东京湾区应对美日贸易战的经验,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才是王道。

企业必须大力提升科技水平,提高在价值链上的分配比例。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制造业企业,应该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信用度、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发力,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所出必属精品”的品牌效应为导向。中小型企业还应当从细微处入手进行研发,将生产要素集中,采取小而精、细致却深挖的研发模式。

但是,发展科技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出现所谓的“泡沫技术”等问题。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出现很多了“泡沫技术”,即只是给产品增加某些讨人喜欢的花样或一时令人感到新鲜但是却并不能带来长期现金流和盈利的商业模式。这些花哨的“泡沫技术”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升级,没有实际的进步意义,但却由于投资者、客户一时新鲜的追捧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这些行业而忽略了真正值得投资和发展的尖端科技。

近年国内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资金涌向这些风口,但最后很多以失败而告终,共享单车是其中的典型。粤港澳大湾区要在政策、人才、补贴等方面,对科技创新加强正确引导。

第二,参考日本“工业分散”战略,使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面临着突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的经济体量和发展成熟度远高于区内其他7市。香港和广深两市的GDP总量均在2万亿元以上,三市合计占湾区GDP总量的比重高达66%。排名首位的香港GDP总量是排名末位的肇庆市的12倍。2018年深圳进出口总额规模最高是排名末位的肇庆市的119倍。

为解决这一难题,除了依靠政策积极打破重重阻碍和制度壁垒外,还可以参考日本的“工业分散”政策,使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各司其职、分工明确、高效协调、发挥长项。还可以将制造业集中的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成为类似于大田区的“街道工厂”,在政府、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牵头下,利用伙伴研发网络进行研发生产。

第三,对外投资构建海外供应链时,一定要注意避免过度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海外投资。

美日贸易战打响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但这不免会出现一些由于过度民族主义而导致的盲目投资并购现象。上世纪80年代,在美日贸易战和日元升值的影响下,日本人民族主义高涨,疯狂购买美国企业和不动产,如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由日本人所有,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

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总共进行了18起500亿日元以上的美国公司并购案,比较著名的有洛克菲勒大厦被三菱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被索尼并购。但进入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经营面临压力,三菱公司不得不以半价将洛克菲勒中心再卖给原主,索尼购买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后由于种种原因亏损严重。

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引以此为戒,在规划和实施投资战略时,需要做好充分的实地调研,招揽国际型人才,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第四,和日本与东京湾区相似,扩大消费、促进内需,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也至关重要。在税收方面,通过税收放宽扩大民众消费,对设在横琴、前海的符合要求的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奖励扶持等。在《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执行后,地方政府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消费税的调节刺激消费。

与此同时,其它方面的鼓励消费配套设施也十分关键。比如2018年4月,广州、深圳等珠三角九市消费者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消费者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消费者委员会在澳门签署为期三年的《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维权合作备忘录》,消费者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任何一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发生消费纠纷,可向纠纷发生地的消费者组织投诉,也可回居住地投诉处理。该合作的签署有助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及两个特别行政区消费者组织之间的合作,在跨境、异地维权方面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多便利,刺激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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