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制度高墙”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罗雨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宋荟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来源：《管理世界》杂志2019年第11期

Fatas和Mihov（2009）提出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过程中存在“制度高墙”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我们用更新的数据以及更综合的方法，对“制度高墙”现象进行了跟踪研究和拓展分析。

本文研究表明，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演进过程中，确实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遭遇“制度高墙”。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集中推进制度改革与完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保护和激励创新，减少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在较短时期内突破“制度高墙”，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也需注重转型期的风险防控，避免矛盾在临界点集中爆发。

正文

一、引言

2009年3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经济学教授安东尼-法达斯（Antonio Fatás）和伊利安-米霍夫（Ilian Mihov）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标题为“Another Challenge to China's Growth”的文章，他们以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数据为依据，采用世行治理指数（WBGI），对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研究，分析了国家体制质量治理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制度高墙”这一概念，即当一国人均收入低于10000美元时，国家的体制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但一旦突破10000美元，二者之间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如图1所示）。文章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对制度要求不是很高；但一个经济体要突破人均收入10000~12000美元临界范围时，就需要“完善的生产机制”与发展阶段更好地适应。如果不能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安排，后发经济体将很难翻越“制度高墙”，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文中将人均收入处于10000~12000美元区间的国家可能因制度原因出现增长分化的现象，称之为“制度高墙”（The Institution Wall）。该现象揭示了制度演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对制度的需求上升，要求提高，制度的完善程度和质量高低变得更加重要。该文的作者认为，在面临“制度高墙”时，如果不进行改革，国家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状态。该文进一步指出，在体制机制欠完善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是因为中国经济总体尚处于较低水平，国家体制机制还未构成经济高速增长的瓶颈。他们预言，除非针对“相对不完善”的体制“深化改革”取得成功，中国人均收入或难以突破12000美元这一关口。

“制度高墙”理论已提出10年，在此期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不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数据，2018年中国人均GNI达到9470美元，已接近“制度高墙”临界水平，与此同时，经济增速出现下降，中国在此关键节点上面临的挑战不容低估。我们需要弄清楚是否真正存在“制度高墙”，如果存在，我国应如何克服困难、破除障碍，顺利实现跨越，成功进入现代化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本文在Fatas和Mihov（2009）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二、文献回顾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指出，制度因素贯穿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专门对“制度高墙”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Economides和Egger（2009）认为，制度是经济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组织、结构以及质量的不同。Efendic等（2011）利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但制度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使我们很难估计这种影响的大小。Law等（2013）利用6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制度与经济发展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这种关系因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出较大差别，对于高收入国家，制度质量促进经济发展，而在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对制度质量存在“倒逼”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Law和Bany-Ariffin（2008）、José和Fabro（2008）、Kandil（2009）、Barbara等（2012）及Francesca（2017）等。

国内学者对制度差异与国家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如黄新飞等（2013）使用全球14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从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制度差异和制度执行特征差异等方面，构造不同国家之间制度差距变量，来估计制度差异对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差异对国家间收入差距具有长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样本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陶长琪和彭永樟（2018）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开展理论分析，采用双重变量门槛模型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相关指标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制度质量视角探究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内在路径，并提出了制度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程强（2019）运用SEM模型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制度以及收入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但需要适宜的制度来实现的。

二是从“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角度，将制度建设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解决方法。国内大部分学者主要将研究视角放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从定义上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12700美元的阶段）后，经济出现长期停滞甚至衰退的现象。郑秉文（2011）基于国际比较视角，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为参照，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因素，并提出避免陷入“陷阱”的思路，他认为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了推进转型的动力组合。孙立平（2012）则认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即在过渡阶段，体制改革难以推进，制度固化，导致经济主体关系的扭曲和社会问题矛盾的不断积累。曹可锋和曹隆祁（2014）则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归因于“制度高墙”，认为当现有的制度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时，就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而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必然要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田国强和陈旭东（2015）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本质还是制度转型困境，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与治理这两大领域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政府失效、市场扭曲/失灵、社会失范，并相互牵绊、相互加强，以致滞留在转型途中，问题的解决更多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综合来看，目前研究制度与国家收入差距的文章中，国外学者进行了比较有说服力的定量研究，对制度与经济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判断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如何衡量制度质量以及评估其影响的大小仍存在较大分歧；国内学者更多地将研究重心放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为数不多的实证文章主要是将制度作为影响国家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着重探讨制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和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但专门研究如何跨越“制度高墙”的文章很少。

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与“制度高墙”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的一种现象，那么“制度高墙”理论则从制度视角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解释，并由此启发应对思路和解决方案。Fatas和Mihov（2009）通过大样本观察发现的“制度高墙”现象，虽在制度衡量指标的代表性上存在争议，但具有较大的政策参考价值。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国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制度是否有利于支撑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传统比较优势不在时，通过改革实现制度的健全和提升，从而促进新的比较优势的培育就成为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验证“制度高墙”的存在性，服务我国中等收入阶段的改革决策，我们利用世界银行2017年数据进行了跟踪研究，并与2007年的情况进行关联对比，以期为政策决策者提供制度演进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貌。

三、研究设计与定量定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包括两大类变量，一是衡量制度质量的指数，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其包含话语权和问责（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规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和反腐（Control of Corruption）6个指标，对这6个指标的得分加权平均得出一国制度质量的综合得分，分值分布范围为-2.5~2.5，得分越高，说明该国制度质量越高。在衡量人均收入时，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以及最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用世界银行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指数，且选取按图表集法衡量的GNI数据（现价美元），这一指数也与世界银行对现有国家分类的收入衡量标准相一致。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Fatas和Mihov（2009）的研究为基础，在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之后，对全球约一百多个国家2007年和2017年制度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对比二者之间的结果来考察“制度高墙”的标准值是否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或迁移。同时，根据所处收入阶段的不同，利用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对各阶段、各组别国家进行横向对比，以分析在过去10年里，不同发展阶段组别中制度质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改变，处于各收入阶段的国家向下一发展阶段的演进情况如何，“制度高墙”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最后结合特殊样本点进行跟踪分析。

（二）“制度高墙”与“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首先对全球一百多个国家2007年和2017年的制度与收入关系做出散点图（图2、图3）。图形显示，经过10年的发展，“制度高墙”现象依旧存在，且其位置发生了明显的位移。无论是2007年还是2017年，当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制度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即在人均收入分别低于4000美元和7000美元时，95%以上的国家处于横坐标轴以下，此时国家制度质量基本为负；当人均收入处于图2、图3的“制度高墙”区间内时（2007年：4000~7000美元，2017年：7000~10000美元），相关国家基本均匀地分布在横坐标轴两侧，处于同一收入水平的国家制度质量得分可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以2007年人均收入水平分别为6320美元和6370美元的黎巴嫩和乌拉圭为例，在收入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其对应的制度得分则分别为-0.79和0.76，这种制度差异很大却处在相近收入水平的国家还有很多。而当收入跨过某一临界水平后（2007年：7000美元；2017年：10000美元），可以明显地观察到，99%的国家制度指标得分为正，且收入水平与制度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以上粗略的观察结果表明，经过10年的发展，除了“制度高墙”的位置有所移动之外，国家分布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制度高墙”临界收入的左侧，相应的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数量也未出现明显增长。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实现较高水平的人均收入，必须使制度质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实现制度从“负”向“正”的质变难度又是非常大的。

我们发现，在保持大趋势一致的前提下，“制度高墙”的位置出现了向后移动，这些细微差别为我们动态看待“制度高墙”和“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启示。

为了更好地探讨二者的关系，我们利用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的分类，对2007年与2017年处于相同收入组别的国家进行横向研究。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人均收入与制度质量之间基本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其制度分值普遍处于横轴以下。对于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分值分布很散；反过来亦然，对于相近的制度分值，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差异很大。在经济发展的较低水平阶段，一般情况下制度体系都不是很完善、质量也不是很高，某个方面关键制度的缺失或质量低下是普遍现象，而恰恰是该方面的制度短板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极大制约。因此，在低收入群体，即使极少数制度评分相对较高的国家，也可能会因制度结构性因素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虽然制度与经济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但动态地看，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和制度改善具有同向性，即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制度也在改善。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虽然一国人均收入与制度质量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显，但相关关系已经开始展现。如果说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制度指标得分绝大部分还在横轴以下，那么对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群体，可以明显观察到，相应国家人均收入与制度质量数据基本均匀地分布在横坐标轴上下，处于制度由负转正的“拉锯”状态，若能为正且持续改善，就能具备高收入国家的制度特征，反之就会滞留在这一区域甚至倒退，因此将这种状态喻为“制度高墙”比较形象。

对于高收入国家群体，一国人均收入与其制度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高收入伴随着较高的制度质量。这意味着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后，一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需要创新完善相关制度，制度建设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仍很重要，但相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期，制度提升不再是一种跨越式变化，而是进入“查漏补缺”的渐进调整完善阶段，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制度爬坡”。

为了进一步对“制度高墙”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对2007年处于各收入组别的国家进行了跟踪考察，即对比这些国家在2017年所处组别是否发生了变化，并统计不同组别的数量分布，来观察跨越不同收入阶段成功的概率或实现阶段跨越的“难易度”。

经过10年的时间，上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比例是最低的，为19.05%，这与我们经济分析中所观察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高度一致的。而原本处于低收入组别的国家有40%实现了从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原本处于下中等收入组别的国家有36.73%实现了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不但上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比例较低，而且成为高收入国家后还可能出现倒退，2007年高收入国家组中有1.92%的国家又退回至中等收入国家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面临更大的困难，需要在制度上实现集中突破，以跨越“制度高墙”，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制度高墙”区间与“中等收入陷阱”区间是基本重合的，这说明“中等收入陷阱”与“制度高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制度高墙”理论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种重要解释，即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实现跨越，就可能大概率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若不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建设，翻越“制度高墙”，经济发展就可能遭遇瓶颈。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进入高收入水平群体，追赶型国家仍将面临“制度爬坡”任务。

由此可见，制度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不同阶段，都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但不同阶段面临的重点任务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制度的要求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些最基本的制度需逐渐得到满足；而在高级阶段，也需不断进行制度提升。但在“制度高墙”跨越期，制度建设尤其重要，面对愈加复杂的内外环境，需在较短时间内，使制度质量有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初级阶段（即中低水平发展期），对制度结构的完善性和质量水平的总体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满足产权得到基本保护、合同可以基本履行，依靠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随着向更高阶段发展水平的演进，专业化分工深化，产业链环节增多细化，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增加，对一国制度的健全程度和质量水平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制度质量以及制度结构的完善性都需在一定时期内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制度高墙”跨越期）。而在追赶型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增长仍然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需要继续进行制度建设，以完成“制度爬坡”。

（三）对“制度高墙”进一步分析

在运用2017年数据再现“制度高墙”现象的基础上，本文做了进一步研究拓展，结合国家案例进行分析。

我们以2007年的4000~7000美元为界，来分析处于这一区间的国家（共29个）经过10年发展在2017年跨越“制度高墙”（7000~10000美元）的情况。对比后发现，成功跨越“制度高墙”的国家有5个，它们分别是毛里求斯、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巴拿马和乌拉圭；处于“制度高墙”跨越区但未跨越成功的国家有24个，其中有13个国家经过10年的发展反而跌出了“制度高墙”跨越区间，有11个仍在“制度高墙”区间内徘徊。经统计，成功跨越“制度高墙”的5个国家的制度指标得分均实现了上涨，且2017年时的制度得分均为正值；而在跨越失败的国家中，有54%的国家制度指标得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4%的国家制度得分没有发生改变，42%的国家制度得分实现了提高。然而，在这42%制度得分实现了提高的国家中，有25%的国家制度得分为负，其制度得分的提高未跟上国内经济发展的步伐是其跨越“制度高墙”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家案例分析再次验证了“制度高墙”现象，即一个国家，特别是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阶段的国家，若不能建立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便很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随着经济停滞“副作用”的显现，经济发展可能会面临新的问题，如引发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为处理这些棘手问题，往往需要政府的大力度介入干预，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有可能会对已形成的制度产生破坏，即可能导致制度环境的“倒退”。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对“制度高墙”现象进行了检验和拓展研究，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制度高墙”现象确实存在且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密切

通过2007年与2017年的纵向数据对比发现，一国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跃进过程中，确实可能面临“制度高墙”问题。这是因为，追赶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制度的要求是不同的。在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只需要一些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国家享有主权、社会比较稳定、产权得到基本保护，就能实现较快的发展；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则会对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和质量水平提出较高的要求。特别是人均收入接近或到达跨越“制度高墙”的临界收入时，如果不进行适应性改革和创新，主动完善制度体系，国家经济发展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2.过去10年“制度高墙”的收入水平位置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迁移

过去10年间，世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制度高墙”所处的收入水平位置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迁移。用现价美元衡量的一国收入与制度质量关系的散点图中，经过10年的发展，制度高墙位置后移了3000美元左右，由2007年的4000~7000美元迁移至2017年的7000~10000美元。通货膨胀因素以及全球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均可提升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标准。

3.高收入阶段可能还会遭遇“制度爬坡”

较完善的制度体系特别是治理机制是确保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是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客观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跨上高收入水平就“万事大吉”。尤其是对大国而言，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对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要求更高，需要平衡和协调的国际关系和社会矛盾也会更多、更复杂，因此同样需要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继续进行体制创新，改善提升制度环境。否则，不仅难以保障持续增长，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亦可能“得而复失”。

（二）政策启示

1.在当前阶段，亟待加大改革和制度建设力度

“制度高墙”理论以统计分析的方式从制度角度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为我国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实现进一步跨越，从而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提供了启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节点，亟待推进改革，主动破除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相关制度政策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突破“制度高墙”，为培育新动力、创新发展模式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

2.制度建设完善具有长期性，应加强制度设计的前瞻性研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社会生产和市场运营分工将更加专业和精细，制度完善程度和质量水平较以往也有显著提升。但要在后发优势大大减弱、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实现进一步高质量增长，对制度供给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制度建设难度也将增加，甚至进入瓶颈期，即面临类似“制度爬坡”的现象。制度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任何阶段都不应懈怠。因此，在推进当前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应加强前瞻性研究，建立更加清晰的制度发展愿景，以更好地指导当前和未来的改革。

3.在“制度高墙”跨越期，注意加强风险防控

推进制度改革，会触及利益调整。突破“制度高墙”更是进行集中密集的改革，在解决旧矛盾、旧问题时，不但会遇到较大阻力，而且还可能导致新矛盾、新问题产生，因此应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与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面临的形势极其复杂，国际上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大国博弈加剧，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和催生全球竞争新格局。国内方面，各种矛盾凸显，金融债务风险积聚，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消失，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产业向外转移和维护就业稳定的压力与日俱增。以上各方面都需要我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强风险化解和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