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来自非理性繁荣的忠告

我们所做的全部金融安排，都是为了尽最大努力，排除取之无道或一夜暴富得来的财富，让真正通过实力赚取财富的赢家留有获取尊重的空间。

——罗伯特·J·席勒

 文 / 吴晓波（来源：吴晓波频道）

2000年之前，除了金融理论界和华尔街的房地产证券分析师，很少有人知道罗伯特·J·席勒（Robert J. Shiller）。

他是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专业领域是资产定价实证分析。在业余时间，他与经济学家卡尔·凯斯(Karl Case)受标准普尔公司的邀请，编制了一个以他俩的名字命名的凯斯-席勒指数，用于反映美国城市的房价波动。

1996年12月，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华盛顿发表了一次例行演讲，他用了一个新词——“非理性繁荣”，来形容股票投资客的行为。市场迅速进行解读，认为美联储将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了，第二天，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2.3%，全球其他国家的股票指数也随即应声而落。

席勒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2000年，席勒把自己的一部新著就起名为《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他预言，美国的股市正处在“非理性繁荣”的高点，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拐点。

就当这本书刚刚被摆上各地书店的书架时，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从5133点崩盘式下跌，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跌到1108点，跌幅高达78%，数万亿美元烟飞灰灭。

“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场大股灾烧出了一个经济学界的超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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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然也可以用“非理性繁荣”来形容席勒的网红式爆红。不过，偶然之中，却也有着专业的必然。

席勒对拐点出现的预测，并不是新闻评论式的。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他画出了自1860年以来，美国股市的市盈率曲线图，发现在140年的历史上，出现过1901年、1929年和1966年三个峰值点，而历史的事实是，它们都成为了大股灾的前奏时刻。

在这个曲线图上，2000年是第四个峰值，而且是前所未见的“20世纪高峰”，所以，灾难的出现带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投机是贪婪天性的一部分，它像基因一样难以被更改，而对股票波动的预测，则如同上帝的骰子，无法捉摸。在金融理论界，一直有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一派是有效市场假说。代表人物是尤金·F·法玛（Eugene F. Fama），来自美国西部的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

法玛在1970年提出了这个理论，他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当中。除非存在市场操纵，否则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另一派当然就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反对者。

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首先，法玛的那个“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同时，“有足够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的消费者也不存在。

这一派人聚集在美国东部的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J·席勒正是他们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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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伯特·J·席勒看来，股市的非理性，是由市场的缺陷和人性的缺陷共同塑造的。

“投资者的情绪、媒体、专家叠加成为市场情绪，与股价变动形成反馈环。最终形成泡沫。”因此，我们应该牢记，“股市的定价并未形成一门完美的科学”。

他在书中提出了制度和心理的“自我实现”。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就会出台种种刺激政策，从而唤起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热情，当这一行为被认定为趋势，那么市场就会转热。而在热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恐惧就会累积，甚至美联储主席的一个新名词，就能造成市场的动荡。但是，在泡沫破灭之前，没有人能够定义泡沫。悲剧往往在喜剧的高潮时刻出现，反之亦然。

他写道：“导致人们行为的大部分想法并不是数量型的，而是以‘讲故事’和‘找原因’的形式出现的……如果你听见赌博者的谈话，就会发现他们通常是在讲故事，而不是评价事件发生的概率。”

在写《非理性繁荣》一书的时候，席勒还做过一个小测试，他通过邮件的方式随机向147个人发出了一份问卷。在问及“股市是不是最好的投资场所”时，76%的人表示“非常同意”，20%的人表示“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人数加在一起只有2%。

席勒对股市的下跌判断由此而来，这符合巴菲特的那句名言，投资人应该“在贪婪时恐惧，在恐惧时贪婪。”

《非理性繁荣》成为一本研究股市波动及制度分析的经典之作。席勒在书中，先是从结构性因素、文化性因素和心理性因素三个方面，对现代股票市场自创建以来的上涨与下跌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继而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进行了辩驳，最后，对“新千年初期的股市”做了展望，并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在2005年的修订版中，席勒回到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新增了关于房地产市场分析的章节，他指出，当时的美国房产市场的繁荣隐含着大量的泡沫，房价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下跌，而这种“非理性繁荣”的源头，是现有金融体系安排存在重大缺陷。

在修订版出版的一年多后，由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引发的次贷危机真的如期而至了，罗伯特·J·席勒的预言再次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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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席勒出版了《金融与好的社会》（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一书，它可以被看成是12年前《非理性繁荣》的续篇。

在这十多年里，美国股市先是收复了全部的失地，并创造了新高，然后又在2007年再度泡沫破灭，接着又实现了稳定和反弹。在两个周期的大波动中，市场和政府监管当局展现了全部的智慧、无知与不平等。

席勒分析了活跃在资本市场的所有参与者的角色、责任与合约缺陷，在他看来，目前的金融秩序其实无法化解非理性所带来的风险。他建议设立一个包含各种风险信息并能够对其进行及时处理的数据库系统，构成金融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在这个“超级大脑”的帮助下，反映所有的风险，并从此创造出新型金融工具。

在席勒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金融创新，才可能实现金融民主化，从而分散风险，让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享受商业进步的红利。

他感叹说：“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的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席勒于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不过让人非常意外的是，与他一起得奖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居然是尤金·F·法玛。

一向不苟言笑的瑞典皇家学院用这样的方式，与经济学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它大概是想表达一个意思：你们都说得太有道理了，但是迄今，你们似乎都没有改变如此混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