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大迁移：“突变”与“突围”

作者：赵伟团队 

来源：长江宏观固收

报告摘要

贸易不确定性背景下，电子零部件加工企业向东南亚加速转移产能，其中外企调整较多、本土企业较理性。不管从转出规模还是承接国体量来考量，对我国总量经济短期影响可控。

第4轮产业大迁移下，2018年我国部分产业加速迁移、对东南亚投资爆发增长

2011年起中国开启全球第4轮产业大迁移，部分中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地区等梯度迁移。1980至2010年前后，我国凭借要素红利和制度红利等，承接全球第3轮产业大迁移，成为世界制造中心。2011年以来，伴随人口结构拐点出现，传统要素红利开始削弱，我国中低端产业内移外迁，开启第4轮产业迁移浪潮。

外部不确定性影响下，2018年起部分企业向东南亚国家产业加速转移产能，在投资和贸易结构上均有体现。2018年，我国对马、印、泰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大增，2019年对越南投资增长接近4倍，产业外迁有所加速。贸易结构也可看到一定迹象，产能外移带来贸易转移背景下，越南等在美国的进口份额明显抬升。

当前产业外迁以中低端电子零部件加工为主，外企调整较多、本土企业较理性

阶段性加速迁移的产业，以电子零部件中低端加工环节为主，与前期征税等因素关联较大。与过往纺织服装等主导我国制造业外迁不同，当前向东南亚地区加速转移的产业，以电子零部件生产环节为主，多为中低端低附加值产业。电子零部件是前期征税重点领域、对美国出口依赖较高，规避风险动机相对较强。

外资企业迁出较多，以台资企业最为敏感；相较之下，大陆企业产业迁移较理性，更加注重技术和市场等。2018年以来，台资、美资企业等对美出口较多的企业，较多调整中国产能布局，产业外迁明显加速。相较之下，大陆企业迁移较为理性，部分企业向越南加速迁移多为跟随终端客户；而部分半导体企业寻求技术、在马来西亚寻求并购，部分智能手机厂商在印度建厂生产，贴近市场。

短期产业外迁仍将存在，影响可控；中长期来看，加速国内产业升级才是正途

未来一段时间，产业外迁仍将继续存在，但对短期经济影响或可控。当前产业迁移加速，更多是局部性现象，以部分电子零部件加工生产企业为主，总体规模较为有限，对我国经济总体影响可控，从承接国视角来看，东南亚五国工业生产不足我国两成、单个国家投资仅相当于我国一个省份，短期承接能力有限。

中长期来看，稳步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才是经济突围的真正道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流程，是国际产业迁移的一般规律。我国机械、电子产业的生产环节发展已经相对成熟，有序转出可为产业进一步转型释放空间。对我国而言，密切关注产业外迁风险的同时，政策合理搭配，加速新兴产业培育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才是突围的真正道路。

风险提示：

1. 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大幅调整；

2. 海外经济政策层面出现黑天鹅事件。

报告正文

我国处第四轮产业迁移浪潮，近期出现加速迹象

我国处第四轮产业迁移浪潮，低附加值制造业梯度转出

受益于1980年代第三轮产业大迁移，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产业随经济发展水平“梯度转移”，是全球产业格局演变的一般规律。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导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外迁明显加速，催生数轮全球大规模产业迁移浪潮。总体来看，全球产业迁移呈现出共同特征：分区域来看，产业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梯度转移”，其中投向亚洲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占比趋势性上升；分产业类型来看，产业转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而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流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已经历3轮完整的产业大迁移。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凭借“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承接第三轮全球产业迁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20世纪80年代前后，亚洲“四小龙”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并陆续将低端制造业向周边经济体迁移，在本土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阶段，中国恰好处于“婴儿潮”人口的“黄金年代”，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快速攀升、劳动力成本低廉。凭借“人口红利”和区位优势，中国承接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承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助力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承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加速高度化，开始向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转出资本与技术型产业，以电子产品的加工组装、非核心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等为典型代表，此外部分企业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半导体为例，1990年代以来，中国承接美、日等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封装测试和制造环节），实现半导体产量的快速增长。

近年我国传统要素红利逐步削弱，开启第四轮全球产业大迁移

近年来，伴随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我国承接全球产业、融入全球分工的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也推升劳动力成本上升；1995-2015年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10倍，同期印度仅上涨1.4倍。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虽仍低于发达经济体，但已经是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数倍之多。此外，2011年起我国人口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自2011年开始下滑、绝对数量从2015年开始减少，进一步削弱劳动力要素优势。

2012年以来，以纺织、制鞋等为代表的部分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地区快速转移，开启全球第四轮产业大迁移。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规模快速增长，每年对外投资净额从2008年的17.66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95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也从3.2%升至18.6%。其中，以纺织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越南、缅甸、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转移。与此同时，部分全球布局的外资企业也在重新调整生产布局，比如全球最大的鞋类代工厂之一的宝成集团正将部分产能陆续迁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在大陆地区的产量份额持续回落。

外部不确定性影响下，2018年起产业向东南亚外迁加速

2018年起，我国对东南亚投资高增，引发产业加速外迁的担忧

东南亚是我国传统制造业外迁的重要去向，主要承接传统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是我国制造业投资的重要去向。2010-2017年间，东盟国家占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14%左右。从承接产业类型来看，东南亚国家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优势显著，主要承接我国木材和食品加工等资源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也承接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等的标准化生产环节等。从主要去向来看，我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地的投资，普遍超出50亿美元。

2018年以来，我国对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投资高速增长，产业外迁或呈现出一定的加速迹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是我国对东南亚制造业投资的主要去向。2018年中以来，我国对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的直接投资，均出现爆发式增长；2019年起，对越南投资也出现快速增长，产业迁移趋于加速。一方面，这类国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相对较低，有助于从成本端缓解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竞争优势的削弱；另一方面，这类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加大对外商投资吸引力。

贸易层面也存在迹象，美国进口“贸易替代”明显、越南等大增

今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快速下降，而越南等份额快速抬升，“贸易替代”特征明显。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进口来源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然而，今年初以来中国对美国负增出口明显、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也较去年同期快速下降，与此同时，墨西哥、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占比明显抬升，“贸易替代”特征较为明显。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加征关税导致的贸易转移，另一方面或隐含着产业迁移加速的风险。

以“贸易替代”最为明显的越南为例进行分析，可发现“贸易替代”或并非可完全由转口解释，产业链迁移的逻辑或在加速演绎。越南对美国出口商品，以电机电气、针织服装、鞋靴、非针织服装、家具等五大类产品为主。今年前7月，越南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长最为明显的产品，包括电机电气、家具、服装等产品，其中电机电气占越南对美出口总额比重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8.1个百分点至29.4%。从绝对金额来看，美国从越南进口绝对金额增长较多的前五大产品中，中国对越南出口增加的金额并非能完全覆盖、甚至是同比负增，或意味着越南对美国出口并不能由中国转口完全解释。

产业迁移结构特征显著，以低端电子、外企为主

电子制造行业受外部不确定性影响较大，迁移明显加快

从传统纺织服装到电子制造，我国产业迁移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与过往不同，2018年以来对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迁移，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领域。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观察，可发现对外投资确有一定的加速迹象。2018年，年约40家上市企业发布公告，计划在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4国通过设立子公司、跨国并购等方式进行投资；这一数据，较2017年增加两倍多；2019年前3季度，已有33家上市公司计划在这4个国家进行投资。对外投资企业加速增加的同时，产业结构也有明显变化；以越南为例，2018年前上市公司在越南投资多为纺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2018年起对外投资加速的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和机械制造业等。

微观层面，也可以观察到部分电子产业的产能迁移的迹象。以苹果产业链为例，2018年，苹果手机在全球的前200大供应商中，已有14家公司在越南建厂，2019年进一步上升至15家。其中，苹果最大供应组装厂（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也计划于近期在越南建立苹果组装厂。代表性城市数据也可以看到电子产业外迁的现象，例如深圳市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计72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成为外迁新领域。

电子制造业迁移阶段性加速，与前期加征关税等因素密切相关

2018年以来，前三批次共计2500亿美元商品征税清单，以电子零部件等中间品为重点征税领域。横向对比来看，过去几轮征税清单，以电子零部件等中间品为征税重点领域，对这类行业出口冲击较大。例如，美国对华34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征税涉及金额最高的前10大产品，9个是电子、机械零部件类产品；16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前10大产品中有8个是电子和机械零部件类产品；2000亿美元清单中，计算机中央处理器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中的电子零部件，也是征税重点。

我国电子制造业对出口依赖度较高，伴随征税对部分商品出口影响逐步显现，相关企业存在一定迁移动机。我国电气机械、金属制品和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占营收比重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计算机电子制造业该比值更是高达50%，对出口依赖度较高。去年中以来，伴随不同批次清单商品征税陆续落地，我国在清单内的商品对美出口增速大幅下挫，电子产品作为征税重点领域、出口受影响也相对较大。为缓解征税、贸易政策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部分电子信息制造类企业外迁动机相对较强。

外迁电子产业以低端加工装配为主，外资较内资更敏感

电子产业外迁以加工环节为主，其中外资企业较内资更为敏感

2018年以来，外迁的电子制造产业，以中低端加工、组装等环节为主，附加值相对较低。2018年以来，公开宣布外迁部分中国大陆产能、调整产能布局的电子制造企业，多数为电子零部件的加工生产和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例如，鸿海富士康、仁宝等代工厂，在越南建立组装等代工生产线；国光电器在越南设立子公司，建立音响生产线，和而泰在越南设立制造基地，生产家庭用品智能控制器。总体看来，近期加速外迁的电子产业多为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加工组装等环节。

分企业类型来看，台资和美资外企调整产能布局的行为相对较快，与其服务于美国市场比例较高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出口比重高达4成左右，在我国对美国出口零部件等电子产品中占比或将更高。我国对美出口TOP50企业中，25家为台资企业，远高于大陆企业数量（14家）。结合不同类型外资企业调查结果来看，在华美资企业和大陆台资企业，服务于美国市场的比例高于在华欧盟和日本企业。从企业调研结果来看，在华美企和台企受贸易争端影响相对较大、产业外迁意愿也相对较为强烈。

内资企业的迁移更为理性，综合考量成本、技术和市场等因素

2018年以来，部分内资电子企业在越南加快建厂投资，较多是随终端国际客户而转移的上游电子配件生产企业。2018年以来在越南加速建厂或扩大产能的中国电子类上市公司，部分企业投资主要目的的表述中提及“受主要终端客户国际转移的影响”、“为国际大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等，为随终端外企客户而迁移。此外，部分对美国市场依赖度相对较高的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厂商，也出于“减少和规避国际贸易形势及汇率波动的影响”而转移部分产能，例如2018年11月计划在越南设立子公司生产音响的国光电器，产品直接出口美国产品比重为23.29%

部分内资半导体企业在马来西亚、手机制造企业在印度投资也在增加，但并非单纯成本导向，而是考虑技术、市场等综合因素。2018年以来，通富微电、华天科技等半导体厂商宣布并购马来西亚的封测厂。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后端半导体制造中心，我国半导体厂商并购当地企业，在对冲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同时，获得先进封装技术并提升国际影响力或也是重要考量。此外，丘钛科技等智能手机零部件的生产和组装厂商，更多选择在印度建厂，则是更加看重当地快速扩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小米和oppo等销量领先，均已在印度建厂）

产业迁移短期仍将持续，中期关注产业结构变迁

产业外迁短期内或仍将继续，对总量经济影响相对可控 

产业迁移短期内仍将继续，低端电子加工和轻工或是重点领域

未来一段时间，若3000亿美元商品征税全部实施，部分消费电子链企业存在继续外迁的可能。过去几批美国对华征税清单，美国首先对中间品进行征税、对消费品征税意愿相对较弱。3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手机、笔记本电脑、玩具、枕头等多种终端消费品，成为美国征税的主要对象；其中，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终端电子消费品，或将于12月落地实施。伴随终端消费电子产品纳入征税范围，未来一段时间部分消费电子组装和零部件生产企业，或仍存在继续外迁的可能。

玩具、枕头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也存在加速外迁风险。劳动密集型产品，前期并非征税重点领域，但已征税部分贸易受影响也十分明显。例如，我国鞋服类制成品整体出口在2014年－2018年间就以年均3.8%的速度持续下降，今年上半年这些产业外迁有所加速，其中已被征税的皮革制品（箱包袋、手套、鞍具等）和帽类产业外迁明显较快。今年上半年，这两类产品对美出口减少9.4亿美元，在美市场份额下滑11个百分点；相对而言，未列入关税清单的鞋服制品受影响较小，市场份额下降2.4个百分点。

结合转移规模和承接国体量来看，产业外迁对短期经济影响可控

当前，产业外迁加快更多是结构性现象、主要发生在部分电子加工生产领域，总量层面尚未出现大规模外迁现象，对短期经济影响也相对可控。对外直接投资，可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产业迁移行为。可以发现，201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总投资增长减慢，产业外迁并未出现总量层面的加速特征。这与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存在较大关联。从产业类型来看，我国对外投资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流向制造业占比不足20% ；从投资去向来看，对外投资主要流向中国香港，流向含东南亚多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占比仅一成左右。

从东南亚主要承接国体量来看，短期大规模产业转移或也较难发生。当前，我国不管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电子零部件生产环节等，仍以东南亚作为我国产业迁移的主要去向。然而，从制造业生产能力来看，东盟五国加在一起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我国比重不足两成，单个国家的投资总量也仅仅是我国单个省份的水平，承接我国产业迁移的能力较为有限。这也意味着，我国产业迁移或出现阶段性加速的现象，但短期大规模迁移较难发生。

长期来看，稳步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才是突围之路

从纺服到标准化电子零件生产，符合国际产业迁移的一般规律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往往伴随着中低附加值产业的外迁。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过2次重大的转型升级。第一次是二战结束后的经济整合阶段，面对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将纺织等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主要是日本和德国等），在国内发展半导体、通信和电子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为降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叠加上当时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崛起对美国制造业造成影响，美国继续转出重化工业，经济重心逐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标准化生产流程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符合国际产业迁移的一般规律。相对于国内封闭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言，国际产业转移使得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率迅速提高。伴随一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至更高阶段，产业转出的结构也有所变迁。以韩国为例，20世纪80、90年代，韩国率先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迁至中国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韩国产业结构高端化，产业转移的内容也发生一定变化。这一阶段，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下游产业陆续向中国转移，如电子产品的加工组装、非核心技术的工序和零部件的生产环节等。

近年来，伴随我国工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机械和电子产业部分生产环节已经发展较为成熟，具备一定的转移基础。2010年前后，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已经逐步削弱，而电机、机械等技术复杂度相对较高的产品，竞争优势逐步显现。例如，纺织品和家具类、石和玻璃以及运输车辆类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增长放缓，而金属、机械、电器以及化学品和塑料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明显增多，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沿着复杂度更高的路径不断演进。这一背景下，将发展较为成熟的标准化零部件生产环节转出，有助于为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腾出空间。

长期来看，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才是突围的真正道路

以日本为例，有序转出本国低附加值产业的同时，政策引导技术和创新驱动型产业顺利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才是强化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所在。20世纪60、70年代后，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提升、高能耗产业导致的环境问题凸显，日本先后将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和高能耗行业向周边东南亚国家转移，将电子工业、信息工业、航空、原子能等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制定为国家的主导产业，加速推进技术创新和资金支出。这一阶段，日本率先研制出全集成电路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并在家用电器工艺技术上取得巨大突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随着政策引导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日本精密仪器等高技术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

对我国而言，密切关注产业外迁风险的同时，政策合理搭配、制造业加速向高端迈进，才是经济突围的真正道路。中低端产业外迁，有助于释放要素和金融资源，为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腾出空间。与此同时，国内新兴产业的加速培育和崛起，才能真正实现“腾笼换鸟”，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潜力。近年来，国内产业、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下，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和投资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产品产量高增；但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半导体、系统软件、航空等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未来一段时间，加速新兴产业培育、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才是突围的真正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