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如何预判“问题银行”

今年以来,陆续发生的几起问题银行被接管、注资等的事件,引发了市场对问题银行、困境银行的关注,对银行的信用评价工作也再度受到重视。

作者:国信银行王剑

来源:王剑的角度

今年以来,陆续发生的几起问题银行被接管、注资等的事件,引发了市场对问题银行、困境银行的关注,对银行的信用评价工作也再度受到重视。

那么,究竟该如何对银行进行信用评价,并进而通过剖析银行经营陷入困境的成因来尝试尽早预判银行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对于“问题”银行的处置则可以通过事前拯救、事中重组、事后处置,层层推进,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各方权益人的利益。

多维度考量银行“基本面”

众所周知,一旦银行无法偿还一定规模的到期债务,便发生流动性风险,也是银行经营陷入困境的直接信号。而在真正发生流动性风险之前,银行的其他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不一定会导致银行经营难以为继,除非这些风险诱发了严重的流动性断裂。因此,真正致死银行的,只能是严重的流动性断裂,其背后的成因,可能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也可能单纯是流动性风险本身。

我们对银行的信用水平进行评价,是要评估该银行按约定偿付债务的能力,归根结底是为了尽早发现影响偿债能力的负面因素。

因此,对银行开展信评分析与股票分析师的股票价值分析设计类似,但角度不同。股票分析师更大程度上是比较各类银行的指标优劣,关注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尝试找到最优异的、最能带来较高收益的个股,因此大体上是找正面因素的思路。而信评分析师则更注重从这些指标中,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尽早发现风险,及时规避偿债能力有问题的标的,因此更多的是找负面因素的思路。当然,这两个角度在很多时候可能并不冲突,盈利能力强的银行,偿债能力也不会差,并且在理论上,由于债务的偿还次序靠前,因此安全性会高一些。

对银行开展信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要对标的银行的基本面进行分析,评估整体健康水平,排查出经营情况可能不够理想的银行。这里主要基于财务报表和公开信息的有关常规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这一部分基本上对应银行内部的资产负债管理的内容,而资产负债管理是一家银行经营时的神经中枢。首先,从报表上分析标的银行全部资产、负债结构,并理解数字背后的具体成因。要了解标的银行的优势负债来源是什么,具体而言,优势来自存款还是同业负债还是其他,存款里面又分解为对公、零售的结构,以及定期、活期的结构,从这一结构又能反映出来该银行的优势客群是哪些人。同时,观察优势资产投向是什么,同样也是看信贷、证券投资、同业资产等,然后各类资产再分解下去,尽可能穿透到底层资产,看各类资产最终所投的行业、客群的风险敞口。其次,还要把资产负债结合起来,观察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等风险的管理情况。最后,还需要关注资产、负债的增速,过高过低的增速均需要找到合理解释,是否存在明显的异常情况。

●利润与盈利能力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基于利润表。首先观察标的银行的净息差、净利差(又可进一步分解为资产收益率、负债付息率等)、成本收入比、信用成本、ROA、ROE等指标,了解这家银行的盈利能力高低,以及导致盈利能力高低的原因。可用杜邦分解方法,将ROE分解为ROA和权益乘数,再把权益乘数分解为利息收入、利息支出、中间业务收入、业务及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等,用以判别盈利高低是由什么驱动的,从而进一步判断这些驱动因素是否还能持续。比如,银行因为新开发了一款受欢迎的个人信贷产品,一度对收入贡献显著,那么未来就需要关注该产品贡献收入的能力是否可持续,是不是会有同业模仿导致竞争加剧。

●资产质量与风险管理分析

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线,但资产又是很难用一两个指标简单评判的,需要结合多种信息综合判断。

在定量指标方面,主要观察不良率、不良生成率(体现当年新生成的情况)、逾期贷款率、重组贷款率、信贷抵押担保结构等。还要观察拨备计提的充分程度,拨备计提越充分,其未来经营的安全性就越强。

此外,还要结合很多定性的指标,比如外部因素:该银行经营区域、主要投放的客群和行业等,如果投向较为集中,则有必要深入了解该客群、行业的未来前景。比如,前两年很多银行投放消费贷较多,则需要关注失业是否恶化导致消费贷逾期率上升,以及该行内部因素,包括公司治理、信贷文化、考核激励等。

●资本充足性分析

根据监管要求,银行要满足三档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一般来说,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均满足监管要求,满足发展需求。但是,若出现较为严重的信用风险,则会瞬间侵蚀资本,因此资本问题背后很大程度上是资产质量问题。然后,如若遇上银行高速发展或信用损失造成资本缺口,则要看股东有多大支持的能力,能够及时给予资本补充。

●战略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是观察标的银行的战略选择。由于我国银行总数已达数千家,数量庞大,局部领域已经出现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按照海外经验,这种情况下银行极易发生为了争抢客户而降低信用标准的行为(我国也曾出现过)。因此,若能在激烈的市场中找到差异化的、适合自身的战略定位,则可以有效避免恶性竞争,同时也能获取一定的超额回报,有助于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比如,东部有些中小银行长期耕耘中小微企业客群,效果良好。因此,对于标的银行,会紧密跟踪其自身战略定位,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长期保证战略的落实。这一步分析也可以放到最前面。

当然,为了更能反映标的银行的行业优势,还需要做上述数据的横比和纵比。看它在全行业、同类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同时,了解其多年来的数据变化趋势,经营情况是改善还是恶化,若有变化,还要找出原因。

除上述常规的研究外,此外还会有行业分析。比如宏观经济周期、货币与监管政策等。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对银行经营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需要紧密跟踪。同时,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的变化也会对行业产生较大影响,比如说某类业务按要求收缩后,可能会导致依赖这类业务融资的企业流动性断裂,产生不良资产暴露。

定性考量公司治理是否存在“缺陷”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可否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使银行面临来自严重的信用风险,依然可能持续经营,比如我国早期四大行在不良率居高不下、面临技术性破产的时候,由于存款人依然对其有信心,亦可持续经营。因此,我们日常所从事的银行信评工作,一般不考虑这种情况,而是将银行均视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若是单纯的流动性风险,一家正常经营的银行,且不论经营管理水平高低,只要其各项流动性指标(LCR等)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一般来说也不太可能发生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即使发生小概率事件或确实流动性管理不当,导致偶然发生到期债务违约,只要市场相信此银行基本上是正常经营的,那么也可以通过向同业或央行申请流动性救助的方式渡过难关。

若是由信用风险诱发流动性风险,必然是异常严重的信用风险,因为正常经营或稍有经营不慎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均会影响银行盈利,但一般不会导致银行流动性出现问题。

比如,我国大部分正常经营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在1%-3%左右(这是发展中国家正常的银行业不良率水平),另有部分银行因为区域经济不佳或经营管理不善,或遇到经济周期下行,不良率可能会达到5%以上,只要不引起存款人恐慌挤兑,一般也不会导致流动性断裂,只是表现为其自身盈利水平的下降。

因此,我们判断,严重的信用风险,比如不良率达到20%以上甚至更高,一般不能由经营管理水平或专业水平高低来解释,肯定是银行经营管理上出现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导致各项资产投放已经严重偏离业务规范要求和信贷本质规律,产生“乱投放”行为。

而导致严重信用风险的一些外因还包括:监管过度松驰、政治过度干预信贷、恶性通胀、宏观调控政策失误等。

也正因如此,银行信评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仔细考察银行公司治理上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是否存在大股东或管理层有意指示资产“乱投放”进而出现大量不合规范的关联贷款、利益输送等。或者虽然无主观上恶意,但业务拓展、内控风控、考核激励等流程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其业务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暂无非常成熟的量化指标可以考量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的问题,但某一些指标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可能给予主观评价。比如,董监事会正常履职情况、独立董事情况、股东结构(股东背景、有无一股独大、是不是多元化)、信息披露情况等。

如果这些指标出现异常,且无合理解释,则一般能反映出银行内部肯定存在一定问题;但即使指标无异常,也不能证明绝对没问题。一般因公司治理出问题的银行,肯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问题。因此,除了参考上述量化指标之外,还需要尽可能详尽地开展尽调。

问题银行处置“三步走”

银行如果经营面临困境,比如不良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那么银行实质上已处于技术性破产阶段,或称资本金亏空阶段。此时,问题银行的处置一般分为三步。

第一步,事前拯救。经营还未到难以为继的,就立即着手采取事前拯救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纠正不当的资产业务方式,改进公司治理;二是补充资本金。

第二步,事中重组。若银行或股东自己无法或无力完成补救工作,那么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参与重组,如果引进失败,也可由监管部门接管该行,强行进行重组。

第三步,事后处置。如果重组失败,则进入破产重整处置流程。

事前拯救,基本上可认为是监管部门的日常工作之一,即通过日常监管随时发现银行在经营管理上是否存在公司治理不善、风控不严等情况,随时进行纠正。对于某些已明显产生问题的银行,则通过监管手段强制其纠正不当行为,资本不足的还会要求股东补充资本。截至这一步,银行可能还不会对其债务发生明显违约,但债务的公允价值已较大可能受到影响。因此,这一步骤是代价最小的阶段。

事前拯救未产生预期效果,银行经营进一步恶化,已难以为继,则会进入重组环节,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股东,剥夺原股东或控制人、管理层的控制权,着手调整银行经营策略,纠正各项不当行为。如果引进战略投资者失败,则由监管部门接管,由其承担实际控制人的职责。在这一阶段,战略投资者在面对一家问题银行时,必然会在入股价格、承接债务上进行谈判,一般不会按原价入股并承接全部债务,因此可能会发生资本债减记或转股、优先股转股、其他债务减记等情况,因此债权投资者一般会承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如若重组失败,则会进入到最后的处置环节,破产或重整。当然,这是各方都不愿意见到的,原股东权益全部清零,而原债权人也可能承受很大比例的损失。

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于监管部门或政府部门来说,是否要在其中某个阶段对问题银行施以救助。这应该主要取决于对社会的外部成本的大小。

从市场经济的原则出发,淘汰经营不善的银行,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过度救助会破坏公平竞争,造成银行道德风险。但是,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其业务带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履行信用创造、支付结算、货币政策传导等职能),因此需要考虑银行退出、破产所带来的外部成本。

大部分国家的实践,是介于完全市场化和完全救助之间。救助手段包括不良资产剥离、注资或引介新股东(一般是国有资本)、推动并购等。比如我国进行过大型国有银行的重组救助。这里不包括日常支持手段,比如一些经营基本正常的银行,临时遇到流动性紧张时会向央行申请流动性便利。

而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则基本上毫无疑问都会给予救助,若不是,也需要谨慎斟酌。有些情况下,某些银行因为极端偶然性的原因破产,政府和公众相信它是极个别现象,不具普遍性,那么也无需拯救,巴林银行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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