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进阶：此时的中国市场吸引力几何？

作者：张威 俞燕 龚奕洁 郭楠 张欣培 张颖馨

来源：财经五月花

“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金融业加大开放力度。至今一年半，中国政府发布了数十条金融市场开放政策，涉及万亿级金融产业和市场重构。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及入世洗礼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金融市场正以更加自信的状态融入全球体系。

近期，中国金融业开放新政密集出台。

9月1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以下合称“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同时，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

10月11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分别于明年的1月、4月、12月开始实施。

10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下称《决定》）发布，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定期存款的数额下限由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改为每笔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并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审批等新政。

《决定》还宣布在保险领域，取消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且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的条件；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外资保险公司。

此轮新政发布不是简单的框架性文件，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务实举措。

与QFII、RQFII额度放松政策对应，10月16日，人民银行会同外汇局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允许同一境外主体QFII/RQFII和直接入市渠道下的债券进行非交易过户，资金账户之间可以直接划转，同时同一境外主体通过上述渠道入市只需备案一次。

接近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表示，金融市场开放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机构设置门槛，包括持续推动银证保在内的外资机构持股比例的放宽甚至取消；二是外资机构开展业务的放松，比如债券承销等。“还有一块是金融市场本身的开放，让更多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其中QFII与RQFII就属于这一领域。”

几大领域连环政策推动，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扩大业务范围、扩展市场大门，共同构成了此轮金融开放进阶。

今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论坛召开期间曾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有很大的空间，扩大开放的同时还要允许这些金融机构做的业务范围扩大一些。

环顾当下全球市场，此时开门迎客的中国市场究竟吸引力几何？

在全球经济增速超预期下行之际，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长6.2％，并成为少有尚未开启降息周期的国家，有分析认为，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具备相对较好的基本面与较充裕的政策空间。中国的经济金融环境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筹码。

《2018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稳中有进，国内金融业运行总体平稳，行业资产总量保持稳定增速。截至2018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总资产余额268.24万亿元，同比上升6.27％；证券业总资产为6.26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余额18.33万亿元，同比上升9.45％。

MSCI董事局主席、CEO亨利·费尔南德斯在A股纳入MSCI前的媒体会上表示，过去十年是中国的实体经济纳入全球体系的十年，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加速开放、纳入全球体系的十年。

在加速取消持股比例限制以及扩大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之际，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业界人士认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金融背景下，相关的制度完善最为重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曾指出，金融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金融机构体系的改革，更主要的是金融制度体系的改革。要吸引外资银行进入，降低准入门槛不是主要的，关键是金融制度体系的清晰与相对稳定。

中国金融市场的价值

2014年，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中国改革》撰文指出，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运转的关键产业，其基础性作用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金融系统的效率得不到提高，那么整个中国经济都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拖累，这是中国金融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威胁。

当前，全球经济增速超预期下行。进入2019年三季度，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一步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自3.2％下调至2.9％，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自3.4％下调至3.0％，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长为6.2％。

在全球经济体增速集体下行的背景下，全球各大央行纷纷开启了货币政策的宽松周期，大多新兴经济体亦紧随其后，仅有中国尚未开启降息周期。

“这也说明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具备相对较好的基本面与较充裕的政策空间。亚洲新兴市场在全球仍具有相对较好的发展机遇。”平安证券研究所宏观组在最新研报中指出。

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15日发布的金融数据或可佐证上述观点：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8.7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28万亿元；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63万亿元，同比多增4867亿元。其中，9月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9万亿元，创历年同期新高。

有金融行业分析人士直言，三季度金融数据整体向好，背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市场主体的良好预期。在此背景下，外资机构需抓住新一轮金融业开放的契机。

摆在外资机构眼前的，是中国金融市场是否有足够的想象空间？此前的6月28日，央行发布的《2018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显示，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影响因素增多的复杂环境，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稳中有进，国内金融业运行总体平稳，行业资产总量保持稳定增速。

从银证保信等行业的具体数据来看，银行业发展规模保持增长，风险抵补能力较为充足。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总资产年末余额268.24万亿元，同比上升6.27％；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3.77万亿元，拨备覆盖率186.31％，各项指标均优于上年同期水平。

证券业资产规模保持稳定。截至2018年12月31日，131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6.26万亿元，净资产为1.89万亿元，行业总体规模保持稳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662.87亿元，净利润666.20亿元，106家公司实现盈利。

保险业总资产增速保持稳定，总资产2018年末余额18.33万亿元，同比上升9.45％，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此外，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数据，截至2018年末，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达到22.7万亿元，利润总额为731.8亿元。

多名外资机构人士直言，伴随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化，银行、证券、保险等主要金融行业的行业结构和组织体系持续完善，城镇化和金融科技等亦为中国金融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金融市场表现值得期待，其对外资机构的吸引力将大幅提升。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对《财经》记者表示，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要实现全球资产配置，必须在中国进行投资，也就会吸引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仍处在初级状态，发展空间很大，而外资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外资机构愿意进入中国发展。

MSCI董事局主席、CEO亨利·费尔南德斯在A股纳入MSCI前的媒体会上表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金融开放是必然的，应该更关注开放的进程。他认为，过去十年是中国的实体经济纳入全球体系的十年，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加速开放、纳入全球体系的十年。

目前中国市场对外资行的吸引力相较以往有所减弱，有人质疑中国的开放步伐走得比较慢。“如何评判快与慢、早与晚呢？”一位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指出，“站在外资行的角度，它们想进入、想赚钱的时候没有开放，可能就是晚了。但开放本身还是个牵扯到地缘政治、利益分配、流程周期等复杂因素的问题。”

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务院在2015年就对“放开外资机构股比限制”作出了批复，但直到2018年才正式落地，中间涉及到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特朗普上台后的对华态度等多个地缘因素的影响。

“放开的时机，应该要看我们的市场和监管有没有准备好。”多位人士指出。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向《财经》记者表示， “相对于其他行业，中国的金融业是开放最晚的，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金融行业的发展。以银行业为例，本土的银行在国内占据绝对优势，而取消持股比例限制之后，外资行的进入并不能对本土银行产生太大冲击。”

金融开放新政策含金量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金融业不断拓宽开放通道。

金融服务业方面，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外资，加强行业内竞争，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及风控能力。中国内地无抵押信用贷款、村镇银行等业务，均由外资银行引入。

金融市场方面，中国通过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等“通道式”机制开放股票市场。中国内地债券市场开放程度更高，已完全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进行投资。

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此前透露，截至2019年4月，共有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5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41家外国银行法人机构，外资银行的营业机构已经达到982家。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116家外国银行分行。

保险领域，截至2019年4月，有59家外资保险机构和14家外资保险中介机构，在中国设立了1800多家分支机构。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26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44家，内资公司82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中，鹏华、景顺长城、海富通、华宝、泰达宏利、汇丰晋信等15家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为49％，另有10家合资基金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超过30％。

中国金融开放的每一步推进，一方面源于中国金融市场具备一定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源于政策打开的尺度能够抓住外资机构的痛点。

保险和银行业的《决定》，主要针对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机构在我国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包括运营要求）以及监管程序等方面，取消资产要求、股东类型、经营业务年限等条件限制，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大幅度提升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具体开放政策见图表1）。

在银行领域，外资银行准入门槛、分行子行设立限制、分行展业范围与营运资金要求等方面进一步宽松。在一位资深研究者看来，这将更有利于吸引具有特色和专业优势，但资产规模较小的外国银行。而已经在华的外资行，更关注金融市场业务的开放。

渣打银行总行副行长，董事总经理鲁静认为，新政策更多的吸引力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尤其是去年、今年以来中国在固定收益市场上、债券市场上的开放，受到国外投资人的欢迎。很多“一带一路”上的机构尤其是主权国家，进入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参与感越来越强。

在保险领域，2013年和2016年，《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做了两次修改。在新一轮金融开放过程中，2018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决定（建议稿）》，拟对该文件进行第三次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建议稿”仅拟删除“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的要求，而今年10月16日发布的修订版则增加了删除“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的要求，此外，还新增了“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和“境外金融机构可以入股外资保险公司”两项（具体开放政策见图表2）。

诸保险业人士认为，这些新的变化，意味着监管部门对于保险业开放的进一步提速和降槛。据了解，对于现有外资公司来说更为重要的放开50％股比的新政，将有待很快在修订出台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落实。去年5月，该实施细则的征求意见稿亦对外发布。

一位曾操作过国际并购的外资保险公司人士表示，对于外资来说，放宽持股比例最重要的是允许其控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拓宽。因为实现控股便可以进行并表，否则无法为母公司贡献利润和体现经营成果。从股权投资角度来说，如果只是参股，母公司的整体协同价值、资本统筹、战略规划、合规监督、品牌经营和整体协同等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亦很难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中国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另外，如果只是参股的话，对于长期亏损、不能贡献利益和体现成果的股权投资项目，让母公司的股东们追加投资，也很难有说服力。业界一直都在说合资公司有所谓的“合资病”，就是与50∶50的股权结构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合资公司也多次向监管部门反映，能否放开50％的股比。

与合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境遇类似，合资券商的发展也不成功。加入世贸后成立的首批合资券商，长江巴黎百富勤、华欧国际、海际大和（上海证券与日本大和证券合资成立）最终都尴尬分手。2017年，摩根大通与第一创业合资的一创摩根最终也以分手告终。

“合资券商没发展好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双方管理层的冲突，中外方经营管理理念、文化不同都会造成矛盾。”上述券商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相对旧瓶颈，10月11日，证监会发布政策称，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分别于明年的1月、4月、12月开始实施（具体开放政策见图表3）。

上海一家券商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以前的合资券商从事的业务基本上只有投行业务。现在，持股比例限制取消，在牌照业务上，也正在全面放开。”

近两年，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加速推进。董登新认为，与以往不同的是，此轮金融业的开放呈现出明显的双向流动特点。“一方面是境外的资本走进来，另一方面国内的金融机构也在不断走出去。这是双向开放的过程。”金融业开放力度之大也远超预期。银行、证券、基金、保险，所有的金融行业都进行了大幅度开放。“这些行业的开放基本上步调一致，协同作战。”

外资如何布局中国金融

随着相关政策进一步开闸，金融各个领域反应并不相同。

外资银行对此较为淡定。一位资深研究者表示，目前的准入放开对已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影响不大。外资机构更感兴趣的是投资市场的放开力度能否加大，而这些在央行、外管局、证监会等都有相关的一些放开。“现在中国银行业本土机构间竞争都很大，外资银行的机会也少。他们对金融科技、资产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等业务领域更感兴趣。资产管理领域在准入上面我们没有更多限制，不良资产处置领域也都取得了进一步放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此次对外开放政策变化，正值全球经济复苏、银行业经营业绩不断修复之际。对外开放政策的陆续出台将进一步提升外资银行在华发展信心，具体来看，外资银行可能会采取如下策略：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业务、增持中资机构股份、加强与中资金融机构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预计外资银行进入的节奏仍将保持平稳。

穆迪副总裁、高级分析师万颖指出，相关规定将在未来几年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有利于那些将中国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市场的银行。外资银行把握中国市场业务范围扩大这一机遇的步伐将受到其自身战略以及经济和体制因素的影响，例如中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

相对于银行业，外资券商开放新政的反应则要兴奋得多。此前，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补充协议十背景下已经成立了多家合资券商，例如申港证券、华菁证券、汇丰前海证券等。

在全面放开持股比例限制之下，摩根大通与大和证券卷土重来。9月24日，株式会社大和证券集团总公司递交了成立合资券商的申请，计划持股比例51％。此前，摩根大通也递交了持股比例51％的新设合资券商申请。

摩根大通表示，控股证券公司的设立，将有助于摩根大通进一步加强其中国在岸业务能力，更好地为中国以及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解决方案。

更多的外资机构在行动。“我们已经递交了增加外资持股比例到51％的申请。”合资券商摩根华鑫表示。此前摩根华鑫外资持股比例49％。此外，老牌合资券商瑞信方正、高盛高华外资方都递交了将持股比例增加至51％的申请。

也有外资倾向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例如，10月14日，法国第三大银行法兴银行中国区全球市场负责人表示，将放弃在华设立合资券商，转而组建全资子公司。

在公募基金行业，外资也是动作频频。今年，大摩华鑫、上投摩根先后变更为外资控股的基金公司。在取消持股限制下，部分合资基金公司的外资股东也有了谋求控股权的计划。另一方面，国际基金巨头也纷纷瞄准中国市场。贝莱德、领航、瑞银资管等多家海外资管巨头对内地公募牌照也觊觎已久。

在保险领域，一位外资保险公司负责人认为，虽然对于外资来说，50％股比放开是一直渴望的重大利好，但在短期内不会迅速行动，毕竟股权的变化也不是外资一厢情愿的事，还需要与现有股东协调。

亦有一些外资保险公司人士表示，目前已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外资股东，大部分都是国际保险巨头，其中不乏百年老店。因此，放开30年经营年限的门槛要求，对于目前的市场格局影响不大。

不过，对于一些走小而美路线的新兴公司来说，则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在健康险、养老险、健康管理公司、细分领域的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尤其是拥有科技竞争壁垒的新兴公司如果进入中国市场，可能会产生新的“鲶鱼效应”。在2017年9月的外资座谈会上，一些合资公司曾提出，希望参与税优健康险和养老险试点，对接社保系统、养老机构、救援机构和健康管理公司，成立养老险等专业公司。

一些小型合资寿险公司人士表示，“保险业进一步开放不会对市场造成太大的变化，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外资不会占太大的市场份额。对于外资来说，也不需要给外资公司什么特别的政策，只要获得与中资公司一样的国民待遇就好，尤其是在网点批设上。”

一位银保监系统监管人士表示，现在监管部门对于外资的宽容度有很大的提升，比如一些外资公司以前如想转让股权或进行收购重组，会遇到很多阻力，现在只要满足相关的要件，审批或核准会比以前顺畅和迅速得多。这两年金融开放新的信号发出后，比如安联集团在中国设立控股集团、安盛集团全资控股安盛天平财险等金融开放的新成果，就是很好的例子，从申请到批准都非常快。

据了解，现在已有不少外资公司递交申请，但哪些可以获得批准，还是要综合考量所在国或地区、申请主体本身的条件和拟设机构的形态等多种因素。

除了外资机构持股比例、业务限制逐步放开，海外资金已经在加速流入A股。

今年一季度末，外资持有的A股总市值已经达到1.68万亿元人民币，占A股总市值的3％左右。如果按照自由流动的总市值计算，外资占比已经高达7.4％。而这两个数据在2015年分别是0.8％和2.5％。

银华基金MSCI主题基金经理周大鹏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经贸摩擦的背景下，MSCI按照既定步骤扩大纳入A股，反映了外资机构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认可，虽然短期经贸摩擦会给全球资管机构配置全球资产蒙上一层阴影，但从估值和未来的成长上看，增配A股或至少对A股保持一个均衡配置是比较好的选择。

据严弘观察，外资机构在展业方面仍面临一些限制，例如外资私募在资金募集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但他仍表示：“开放的过程是曲折的，会有很多阶段性问题，但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改善。”

如何差异化发展也是外资机构面临的挑战。一位资深非银分析师向《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外资来说，进入中国市场也需要有效的战略布局。“外资的核心业务应该集中在机构业务、衍生品业务以及创新业务，尤其是衍生品业务，国内还比较少，可以与国内券商形成差异化竞争。跨境业务上可以与国内大券商竞争。”

本土机遇与挑战

金融业开放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获得境外资本的同时，面临着新的金融风险，这提出了一系列监管风控等制度挑战。

9月11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开放也是改革……要坚持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切实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

相对于其他开放政策，QFII/RQFII额度取消立即引发了业界对于金融安全的关切。张明等人认为，全面取消QFII额度限制，既有可能加剧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与顺周期性，继而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国内金融市场稳定造成潜在负面影响，也可能存在外国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掌控中国重要企业的问题。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总经理兼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也向《财经》记者表示，如果政治经济形势不好，可能导致外资大规模流出，对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会造成重大冲击。所以，QFII/RQFII额度全面放开后对管理当局提出挑战，管理当局应该在现阶段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学习，有关资本流动造成的对国内资本市场和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进行制度学习和设计。

陈兴动进而指出，中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经济增长，但资本市场尚未与国际接轨，制度设计必须跟上，如果制度做不好，即使开放也很难引入资金。如果要有效吸引外资，并很好地兼顾风险防控，必须进行制度和管理规则的重构。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张新日前表示，外汇局将进一步完善健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张新认为，考虑到合格境外投资者多为长期投资者，预计资金流入相对平稳，不会出现“大进大出”的风险。“当前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外资占比均偏低，随着全球主流市场指数相继纳入A股和人民币债券并逐步提高纳入权重，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后，预计合格境外投资者将稳步、有序增持境内资产。”

张新表示，随着国际主流指数相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并稳步提高纳入权重，进一步提高了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客观上也对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的投资便利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据了解，外汇局正在着手修订取消投资额度限制相关配套法规。境外投资者在获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相关资格后，委托境内托管银行按规定办理相关登记，凭外汇局出具的登记凭证即可在托管银行开立专用资金账户及办理后续资金汇兑等业务。

某外资机构高管指出，QFII改革的整个过程要求有更多的监管，包括信息的掌握研判调查执行的综合能力，挑战比较高。这也是通过开放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改革。“风险防范上，更多还是在存量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比较多的历史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可能会暴露风险。比如投资者的损失赔偿机制。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很有必要，很多重要问题的解决机制。”

央行数据则显示：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中国股票从2013年底的3448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9年的16838亿元人民币，占A股总市值的比重从约1.5％上升到2.5％，未来，随着外资占比会越来越高，也加大了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

沈建光向《财经》记者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是中国的目标，在目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比较担心资本流出，并不担心资本流入，而当前的政策并不会造成外资大量流入，却可以使人民币国际化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弊只有利。

他认为，流入管制放开是资本管制放开的一个过程，没有放开QDII说明监管当局还是担心流出。“政策往往根据基本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2015年之前，流入资金比较多，而流出资金比较少，所以，当时监管资金流入比较严格，放宽资金流出。现在的情况恰巧相反，如果人民币未来出现大幅度升值，资本大幅度流入，也可能出现政策回旋。”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对监管者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严弘认为，监管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制定相关规则，并监督市场规则的有效执行，而非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随着外资机构的参与，能促进监管层更加市场化，遵循市场规律监督市场规则的执行。

“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说，金融开放除了倒逼监管与时俱进，外资机构的更多参与还可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提高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严弘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还存在很大问题，外资机构可以带来很多先进的投资理念与投资方法；而从目前的治理结构上来看，中资机构也会遇到不小的挑战。”

对于银行业开放，曾刚则指出，要把握资本项目开放和银行业开放的顺序和节奏，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跨境资金运作的监管，防止跨境资金频繁运作造成的金融风险，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不断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使监管规则逐步与国际接轨；强化外资母行与子行的风险隔离，确保金融体系稳定。

刘晓春认为，现在讲金融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为实现我国资源更有效的配置。故此，通过对外开放，重点应该是建立不同金融领域的国际中心。让各国机构到中国来进行资源在国际间的配置。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人民币国际市场。或者说，我们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建立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方法是以建立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为突破口。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廖宜建向《财经》记者表示，制度建设是市场化金融体系的根本所在。而构建一个高效的金融制度体系，恰恰也最具挑战性，是金融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开放与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制度体系的搭建和逐步完善，引导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源源活水”，通过制度的稳定性和清晰度给予市场更大的自主空间，来降低风险成本。

（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