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增长与政策的关键一年

作者:张继强   芦 哲

来源:华泰固收强债论坛

摘   要

核心观点

无论对内还是对外,2020年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关系的关键一年。从增长目标的角度来看,为实现全面小康(十八大),经济可能需维持6.0-6.2%较高增长速度,这就给正在筑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从结构性目标来看,为完成三大攻坚战(十九大),结构性去杠杆必须坚持,资管新规过渡期也在2020年收官,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面临考验。同时作为十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社会目标和协调发展也至关重要。2020年美国大选可能给本次贸易摩擦带来一定缓和作用,对我国的外部环境偏友好,但是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和治理结构的道路仍然漫长且波折不断。

2020年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年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此目标下,2011-2020年的平均GDP增速需达到7.3%,目前我国2011-2018年8年间的平均年度GDP增长率为7.4%。若我国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维持在6.1%(IMF估测),那么2020年GDP增速则要达到6.2%;若中国经济“破6”风险在2019年发生,那么2020年的经济增速则必须达到6.4%。所以今明两年作为关键的收尾年份,其经济增长成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完成的至关重要。从目前的内外形势来看,稳增长压力仍存。

2020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最后一年

“三大攻坚战”是由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要求到2020年我国政府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通过过去几年的努力,我国结构性去杠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近三次金稳委会议将政策重心从防风险向稳增长转移,这说明中央对经济增长的担忧在加剧,但也不希望重蹈今年一季度杠杆率回升的覆辙,结构性去杠杆基调不变。此外,资管新规在2020年将迎来过渡期的收官之年。如果过渡期不延长,老账户清理、转型及委外赎回压力较大,不排除对债市构成较大的冲击。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十三五规划”是2016-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在推进十三五规划的过程中,我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20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目前积极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目标建成全面开放的“便利港区”,预计2020年大湾区内地轨道交通里程2400公里,自贸试验区新注册港澳企业1.2万家,实现外商投资备案时限1个工作日。我国正在形成东西南北中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区域发展差距正逐渐缩小。

2020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

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可能会使得美国政府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经济政策。如果特朗普继续连任,本轮经济增长期可能会拉长;但是积累的风险也会增加。如果特朗普连任失败,改换在财政政策方面相对保守的民主党派执政,那么经济下滑速度可能会更快,但是美国经济在本轮下行周期中软着陆的可能性就更高。2020年美国大选可能给本次贸易摩擦带来一定缓和作用,对我国2020年的外部环境偏友好。但是无论谁最终胜选,两国关系的长期方向不变,未来两国的竞争领域会更加广阔。

风险提示:明年全球经济加速下滑的风险,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

2020年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年

“小康社会”的现实内涵与意义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报告指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41万亿的基础上,2011-2020年的平均GDP增速需达到7.3%。

“全面小康”体现了我国不仅强调经济高水平发展,更注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有很高的要求。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日的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防止中国社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2050年实现“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小康”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和地区,就要求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力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能够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为2050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成就与压力并存

目前,全国与各地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了对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大学入学率等九项指标的要求。我国2011-2018年,8年间的平均年度GDP增长率为7.4%。我国2019年上半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3万元,是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2倍,其中2018年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6万,与许多发达的东欧国家水平相当。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部署,大量资金和社会力量投入教育部门,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48.1%,未来预期进一步上升。可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升。

但同时,在全面小康即将建成的收尾阶段,依然面临着一些压力和调整。根据目前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要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9-2020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不能“掉链子”。通过计算,若我国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维持在6.1%(IMF估测),那么2020年GDP增速需要达到6.2%;若中国经济“破6”风险在2019年发生,那么2020年的经济增速则必须达到6.4%。所以今明两年作为关键的收尾年份,其经济增长成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完成的至关重要。从目前的内外形势来看,稳增长压力仍存。对于政策权衡来讲,如何做好“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也是一项考验。

2019年第三季度,内外不利因素叠加,加重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发达国家领先指标持续下行,美联储、欧央行接连降息,日本央行给出“正在恶化”的经济评级,全球范围内投资消费持续疲软。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风险加剧了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避险情绪上涨,导致全球经济需求持续放缓。

同时,国内供给和需求同步放缓,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行。8月份经济数据几乎全面回落且不及预期。但从内部结构来看,“基建托、地产压”的格局初步显现,地产持续温和下行,而基建迎来久违的反弹,后续逆周期加码可期。工业生产表现欠佳值得关注。短期看,8月供需双弱,但房地产韧性犹存,令投资者担忧下行压力仍偏大,政策难以全面转向逆周期调节。中期看,外需弱+地产压,制约了经济增速上行空间,年内经济增速放缓压力仍不小。四季度有可能看到“经济下、通胀上”的组合,这对政策拿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8月份数据尤其是工业增加值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偶发因素,金融数据的指向似乎并不弱。但简单推敲不难发现,最具韧性和活力的地产目前处于政策高压状态,无疑制约经济上行空间,四季度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

长期看,明年是实现GDP翻番的关键之年,对稳增长的诉求会升温。目前主要的政策发力点还是集中在基建领域,市场对四季度专项债增量还有一定期待,对明年一季度财政前倾、基建发力的所报希望更大。因此我们判断本轮周期经济见底大约在2019年年末,从2020年起经济开始逐步复苏的可能性较大。2020年全年的经济表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判断。首先,根据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即便考虑经济普查上调增速的概率,2020年的全年GDP增速需保持在6.0%-6.2%的区间。其次,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对逆周期政策的依赖较强。2020年的地产下行速度预计会较2019年加快,对整体宏观经济压力增强,而私人部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不确定性较大,预计也较难有起色。因此政府主导的国家投资(以新基建为主)的重要性提高,预计政府杠杆率上升来换取对经济的整体支持。第三,外部环境方面,全球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不变,但各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衰退的步伐,但全球贸易摩擦的变化是影响2020年世界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变量,尽管当前中国贸易谈判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具体文件尚未落实,而且贸易体系重建的长期性和艰难性不会改变。第四,为确保明年增长目标的实现,一季度基建等尽早发力的概率不小。

2020年是完成三大攻坚战的最后一年

“三大攻坚战”是由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要求到2020年我国政府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稳妥处置金融领域风险,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改革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核心工作。我国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求,在企业中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特别关注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2018年工业企业负债增加2.11%,增速放缓1.41个百分点,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的负债逐年降低。另外,去除金融杠杆也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2019年上半年,我国金融部门杠杆率为58.70%,较上年年末降低了2.24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是中央关注的重点,出台严格的限制策略,制约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爆发式增长。可见,通过过去几年的努力,我国结构性去杠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利于我国产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

但在“防风险、去杠杆”的工作进程中,还是存在着杠杆率反复的可能性。例如2019年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政策也做到了“早布局、早行动”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因而实现GDP增速6.4%的成绩单,市场和政策层都认可经济基本企稳。但是宏观经济走势的企稳一方面是政策积极及时干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导致2019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明显攀升且支撑经济增速的仍是房地产。4月份政治局会议定调再次向供给侧改革主线回归。类似,由于2020年面临着较强的宏观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结构性去杠杆的进一步推进面临较大压力。当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需要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上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来保证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运行。虽然2020年的经济增长压力较大,但我们认为结构性去杠杆的主基调不会改变,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债务领域、居民杠杆率等方面会继续坚持不放松,而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杠杆率增长,可能成为明年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对冲选择之一。

此外,决策层对规范资管业务、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资管新规。通过明确资管业务定义、推动业务回归本源、提出具体监管要求以及打破刚性兑付,对金融机构的通道业务、乱加杠杆、多层嵌套等问题进行严格监管。至此开始,资管业务的大清理和变革开始。今年10月12日,央行又发布了关于“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的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非标”界定标准,利于切实防控金融风险。资管新规在2020年将迎来过渡期的收官之年。如果过渡期不延长,老账户清理、转型及委外赎回压力较大,不排除对债市构成较大的冲击。另外,未来《认定规则》的发布将对标债资产进行严格限制,可能会对银行资产端的配置造成压力,进而影响理财收益率和产品久期。

货币政策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近期金稳会的定调来观察政策重心的调整。第六次会议对政策的基调是“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并“把握好处置风险的力度和节奏,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及时化解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第七次会议改为“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第八次会议的定调是“金融风险趋于收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一定程度上,最近三次金稳委会议将政策重心从防风险向稳增长转移,这说明中央对经济增长的担忧在加剧,但金稳会在强调稳增长的时候同时都会提及金融风险和金融杠杆的状态,说明政策的相机抉择过程,即使加大了稳增长的权重,也不希望重蹈重蹈一季度高杠杆回升的覆辙。

精准脱贫

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加强扶贫力量,加大资金投入,强化社会帮扶,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稳步提高。在关注扶贫问题上,政府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生态扶贫、移民搬迁和社保兜底着手,具有力度大、规模广和影响深的特点,反映出政府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面脱贫的决心。截止2019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达7778元,累计增长6.6%,十八大以来实现持续高速发展,为脱贫目标奠定基础。

污染防治

污染防治,全面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是一场全方位的“立体战”。近年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通过改善生产结构、优化库存,促进能源消耗与有效需求的匹配,为国家的生态坏境保护注入持续推动力。大力发展环保创新技术,优化能源和运输结构以及稳步推进北方煤转气,也是我国未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战略。根据国家环境生态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将提高到79.4%,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同比下降2%,达到了“十三五”规划的进度要求。坚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还需要更广泛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同时鼓励环保行业的技术创新,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主义强国。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十三五规划”是2016-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其纲要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20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逐步完善激励创新的机制体制。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发展为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目前,我国创新水平不断提高,由世界组织产权组织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的创新指数跃升至14位,是唯一进入前15的发展中国家。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R&D经费达到2912.53万元,申请的专利数量达到179600件,增速分别为10%和13%。

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强农产品安全保障能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升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3%,实现新建高标准农田8200万亩,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超过2000万亩,耕地轮作休耕试点超过3000万亩。这说明,我国农业由最初的重视数量发展转为质量发展,同时不断开拓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稳步推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充分发挥区域联动作用,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2017年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为118.43,较2010年年均提升2.63%,体现其城乡协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的积极变化。目前积极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目标建成全面开放的“便利港区”,预计2020年大湾区内地轨道交通里程2400公里,自贸试验区新注册港澳企业1.2万家,实现外商投资备案时限1个工作日。我国正在形成东西南北中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区域发展差距正逐渐缩小。

2020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

美国大选现状

美国第59届大选将于2020年11月3日举行,通过激烈角逐上台的美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4年的国家大政方针,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经济,并且关系到中美乃至全球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取得了历史以来相对出色的经济成就,对外也保持着非常强硬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方针。具体来看,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失业率水平保持在3.6%上下,非农数据表现亮眼,达到了充分就业水平。这期间,美国经济也呈现出强劲地上升势头,2018年GDP同比上升2.9%,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最优阶段。诚然,2019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2.28%,经济周期开始走向增速下滑、风险堆积的后周期阶段,美国货币政策也已经转向宽松,2020年的经济政策取向也成了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难题。同时,同欧洲多数国家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一样,特朗普也表现出了较强的民粹主义色彩,从退出TPP,到退出《巴黎协定》,再到中美贸易摩擦,再到边境墙建造,其行使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为全球化带来负面作用。

目前美国正处于各党派候选人的竞选阶段,本阶段若无法在辩论会上胜出,或是无法筹集到必要竞选资金的候选人将退出总统竞选。特朗普支持率仍是最高,其主要竞争者包括拜登、沃伦、桑德斯等人。

美国大选的深远影响

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可能会使得美国政府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经济政策,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发展模式。例如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在国内推动税改,基础设施建设,干预联储、维稳股市,废除奥巴马医疗法案等政策,在国外则较为激烈的争夺经贸权利,试图较少贸易赤字,吸引制造业回流等措施。综合而言,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较为“简单粗暴”,但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的效果较为明显。如果特朗普继续连任,那么大概率继续推行税改2.0,可能使美国GDP增速获得提升,本轮经济增长期可能会拉长;但是企业债务杠杆率和美股估值过高等积累的风险也会增加。如果特朗普连任失败,改换在财政政策方面相对保守的民主党派执政,那么经济下滑速度可能会更快,但是对赤字政策和货币政策放松的把控会更加谨慎,美国经济在本轮下行周期中软着陆的可能性就更高。

在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今日,美国大选的结果将会影响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首次决定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全面征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几经曲折,2019年10月10日至1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阶段性突破,双方在农业、汇率、金融服务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讨论了后续磋商安排,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在这期间,贸易摩擦一直是金融市场最大的变量。2018年3-4月,贸易摩擦初始阶段,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急剧下降,A股自高点快速下跌、债市大涨、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2018年10月-12月,G20会议取得阶段性进展,国内金融市场充满乐观情绪,A股去年10月中以来自底部反弹,叠加民企座谈会等因素,一季度大涨,债市则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表现尚可;但今年4月底特朗普再度发推特提高关税税率,两国贸易谈判再现僵局,风险偏好再度回落,A股再次快速下跌。6月份G20峰会双方再次接触,风险偏好阶段性回升,但7月末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出现反复,人民币汇率破7。未来,中美摩擦可能由贸易向金融、科技和文化领域渗透。

据特朗普推特,预计美国可能会继续派谈判团队赴京进行条款内容的进一步协商,而市场期待在11月16-17日的APEC智利会议上,双方领导人可以签署协议,从而使本次谈判内容最终落地。我们认为取消或推迟加征关税、农产品采购、汇率和货币协议落地并实施的可行性较强,而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会在协议中提及,但未必得到根本性解决。乐观预计双方将迎来一段缓和或者休战期,取消新征关税、加强经贸往来,这对中美双方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力和信心修复都十分有利。而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知识产权和市场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分歧依然存在,未来将继续有后续谈判进行商议,不排除再次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从本质上,我们依然认为全球经贸体系的重构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进产业升级,善用全产业链和市场优势,挖掘内部潜力。2020年美国大选可能给本次贸易摩擦带来一定缓和作用,对2020年的外部环境偏友好。如果保守派在本轮大选中获胜,那么贸易摩擦的激烈程度可能会降低,为中国经济在本轮下行过程中筑底反弹提供较友好的机会。但是无论谁最终胜选,两国关系的长期方向不变,未来两国的竞争领域会更加广阔。

风险提示

1.明年全球经济加速下滑的风险。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领先指标持续下行,特别是贸易和投资持续疲软,未来贸易摩擦和英国硬脱欧风险等紧张局势造成的不确定性将可能再度加剧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

2.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美国大选处于初期辩论时期,各党内部及党间仍存在激烈竞争,目前虽然多数候选人仍支持延续与中国的对抗政策,但却不赞成现行的某些特定策略。美国总统的上台将决定未来贸易战与中美关系的走向,这对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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