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口趋势，将改变未来20年的财富流向

作者：君临研究团队

来源：君临

人口是研究宏观经济的基石。

宏观经济的研究，变量因素太多，导致长期预测容易被打脸。

例如：

2014-2015年，行业内外专业人士发布一些强有力的数据，与国内外的各种情景进行充分对比，数据很客观的证明我国的房价已经接近顶部。

但谁能想到，结构性去杠杆变成杠杆转移，由政府部门、企业转移至居民身上，再加上三四线城市棚改货币化。

于是乎大量的资金涌入楼市，大部分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房价在16-17年又翻了一倍。

那两年把房子卖出去的人估计想把那批专家掐死，咋就信了他的邪呢？

这还像在2015年上证指数的4000点，具备了一定的泡沫，依然有人摇旗呐喊这是牛市的起点，也有研究员通过各种方式推断牛市仍在起步阶段，最终指数涨到了5178点，然后迎来三轮股灾。

资产的价格不总是反应价值，而是由众多因素主导。

例如我们粗略的列出几个房价的主导因素——刚需、房产价值、投资需求、政策因素，还包括“价格”自己。

几个因素互相影响，每一个因素的预测稍微有点偏差，就会出现裂变式的发展，导致预期之外的事。

但在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中，人口结构的长期趋势研究，是最为准确的，只要当下数据不存在问题，那么人口的预测基本都在预期之内。

 1 

上世纪50年代，刚从战火中爬出来的中国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新中国，认识到了人多力量大的好处，加上战时死亡人数多，于是乎鼓励大家生育。

浩浩荡荡的第一波婴儿潮在1949-1956年产生了。

但在随后的三年，因为大跃进和饥荒的到来，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变为负值。

自然灾害过后，安定的环境又激发了人们生育的意愿，这便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婴儿潮。

这次长达10年的生育高峰期，共诞生了2.6亿人，占当时总人口数的20%，这批人也是现在大部分80、90后的父母，也是现在社会的中坚人群。

此时的中国面对这么庞大的新生群体，其实是有很大压力的。

因为生产效率低下，机械化率低，人口的增多反而拉低了人均耕地面积，人食不饱是常态。

这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人口大论战——“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时任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主张限制人口过快增长，而《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则反对限制人口，双方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论战。

最后，中央一锤定音，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但随后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耽搁，人口的出生率也因为动荡的环境而开始下降。

国家的重心不在生产，再加上人口增长放缓，于是人口之争便逐渐消失。

考验又在1980年后到来了，此时第二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到了育龄阶段，如果不加以限制，我国会进入阶段性的人口大爆炸。

第二波婴儿潮的十年间，我国每年的总和生育率都在6。

这表示平均一个育龄妇女的一生中孩子生育的总数是6个，如果1980年后依然保持这样的生育水平，那么第三波婴儿潮的出生人口将是第二波婴儿潮的3倍。

而以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有限的土地，是养不起这么多人的，学术界及中央的观点也形成了统一，需要对人口限制。

但在限制的措施方面再次进行了大论战。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必须严格的支持“一胎化”即独生子女的方案。

将人口在二十世纪末控制在11亿以内，并最终在100年内将我国人口控制在7亿左右。

理由是我国人均资源贫瘠，粮食、用地及其他自然资源仅够支持7亿的人长期发展。

当时，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事人口研究的梁中堂却提出了“二孩+间隔”的方案，指一孩后再间隔8-10年放开第二胎。

梁中堂是足够前瞻的，预测到了目前大部分的现状。

其指出，如果在1980年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在20年内不会对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产生任何影响，因为现阶段的人在20年后依然处于壮年时期，但这样的政策却给未来的中国留下巨大的隐患。

在81-95年出生的婴儿成年之后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老龄化之下，需要独生子女单独赡养老人，妇女参与工作的比例又大幅增加，人们就越不愿意多生孩子。

最后梁中堂的方案没有被国家采纳，而是以独生子女政策作为计划生育的核心。

后来，因为受到的阻力太大，国家在农村地区试行“一孩半政策”，即头胎如果是女孩，则还可再生一胎。

在1982年，计划生育定位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后，梁中堂并没有放弃，数次上书中央想要其改变原有方案。

当时虽然处于改革开放时期，但各地对改革的决心并不是很足，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影响巨大，时常会出现“社资两论”，正常的经商会被当做投机倒把，像梁中堂更改国策的谏言更是触碰我国的逆鳞。

这种忧国忧民的行为很像清朝年间的爱国主义人士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比谭嗣同幸运的是，他最终争取到了山西省翼城这么一个农业县的试点。

翼城县人对梁中堂的印象是“大胆出位”，毕竟逆流而上所需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需要一颗忧国忧民之心。

在试点地区，梁中堂的方案所达到的效果并不如意，试行期间，翼城的人口出生率低于全国平均值，远低于他自己的期望值。

守了20年的一块试验田和继续对中央的苦苦劝说却没达到效果，无形中消磨了这位前辈的信念，2004年主动辞掉体制内的职务。

人口争论并没有随此中断，反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失衡越加激烈。

但争论对政策的影响向积极的方面转变。

政策也从原先的“独生子女”“一孩半”变为“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

即从原来的城镇居民只能生一胎的政策，变为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能够生第二胎，再到只要单独一方是独生子女便可生育第二胎，再到2015年的全面二胎的开放。

独生子女政策在1982年定位为国策后，延续了29年，然后从2011年开始放开，“双独”“单独”“全面”二孩，政策每过两年就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在2015年后至今再也没进一步放宽。

原因是，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下，接下来两年的新生人口数量达到了1786万、1723万，分别比2015年的1655万增加131万、68万。

虽然新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增长，但却远低于各学者的测算。

保守的学者测算的新出生人群应该在1800万人以上，乐观的学者则在2000万左右，但实际值均低于各学者的预测。

并且，还产生了另一个更危险的信号：

别说二孩，大家连一孩都不愿意生了！

从1996年起，一孩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到了2008年，第三波婴儿潮生的孩子开始进入生育期，但依然没能阻止不断下滑的一孩生育率。

即便在2016-2017年有小幅回升，但依然在下降趋势中，在2018年的统计中，新生儿的出生人口为1523万，低于2015年的1655万。

然而，2018年的二孩新增数量比2015年多140W，这说明一孩出生人数再次出现大幅下滑。

基于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的一孩平均育龄是26.9岁，倒回到他们的出生时间则是1989年。

通过上图可知，第三波婴儿潮的孩子出生年份越迟，第四波婴儿的一孩出生率越低，这说明越年轻的人，越不愿意生了（适龄生育人群）。

如果政府不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抓住第三次婴儿潮的尾巴。

一旦错过，人口结构将难以改善，毕竟人不是商品，想要生产就能够生产，还得有足够多的生育人群。

人口数量的长期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2 

毛主席曾说过：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在人口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认同政府控制调节的。

毕竟在较低死亡率的现代环境下，人口野蛮增长的恶果以及人口衰退的危机也仅会在未来几十年才体现出来。

依靠自然惩罚的反馈促使人类做出纠错的时间极长，犯错误的代价太高了。

这就需要政府和富有前瞻性的学者配合，在上下两个范围设一个限制，出生率大幅增长时，给予限制，在大幅衰退时，给予生育鼓励。

我们的政府在处理人口问题上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处理的力度往往过头。

例如第三次婴儿潮期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如果不是严格执行“一胎”政策，而是梁中堂所建议的“二胎+间隔”的方案，那么现在的人口问题不至于这么严峻。（梁中堂试点地区的二胎间隔时间为8-10年，如果间隔缩短，或许对生育率会有所促进）

在人口结构恶化之后，反射弧又有点长，政策放宽和鼓励措施出台过慢。

联合国对老龄化国家的划分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0%或者65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时，这个国家即为老龄化国家。

中国在2001年便进入老龄化国家，2018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至11.9%，并预计在2023年前后达到14%，成为深度老龄化国家。

从老龄化过渡到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 126 年、英国 46 年、德国 40 年、日本 25 年，而中国预计只需要22年。

显然，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远超过其他国家，但目前的政策依然是限制人口的生育，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8，却依然是执行人口生育限制的国家。

据每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18，这意味着中国育龄妇女在其生育周期平均只生1.18个，对于这样极低的数值大部分人认为有可能存在漏报、瞒报的现象。

最终相对合理的测算应该是在1.5左右，但也远低于2.1的世纪更替水平。

低于2.1被称为低生育率地区，低于1.5是很低生育率，低于1.3则是超低生育率，中国正介于很低生育率至超低生育率期间。

我国的政策虽然反射弧过长，但好在生育人群依然处于育龄阶段，反射弧的末梢搭在了生育期的后半段。

除了之前2010年之后6年的三个逐步放宽政策，中央还在2018年进行深度改组。

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指出，

“不再保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月17日，该方案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1981年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卫生健康委员会，并且原部门内设的三个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机构全部取消。

都说观察国家的政策变动，就先看设立了什么部门、撤了什么部门，正如同战时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计划生育的取消和自由生育的全面开放已成定局。

 3 

人口之于一国经济。

人提供了自己的价值换取了对应价值的金钱，而这部分金钱又因日常所需、改善型需求等因素又花出去了，人在创造价值的同时还产生需求。

因此人越多，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就越大。

当人数越多，竞争就越充分，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人们会改变价值创造的方式，效率更高、模式更好的东西会被创造出来，整个社会的经济就由人口+人均GDP双重驱动，进入良性发展。

纵观古今中外，地区人口的变化必然引发当地经济的兴衰，在古代尤为明显。

因为古代的生产效率低下，人均GDP增长缓慢，那么拉动经济繁荣的只有人口，古代的盛世也是人口的盛世。

现代，人类的科学枷锁被打开后，科技创新就如井喷一样，一发不可收拾，GDP的创造不再依靠体力完成。

机械化下，人均收入快速增长，还改变了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粮食供给的增加，这让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

科技拉动人均GDP，死亡率下降拉动人口增长，近代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古代相比就是马车与火箭之间的差距。

但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成熟，20世纪后半叶至今，人们开始变得不愿意生孩子了，驱动火箭上升的发动机少了一半。

目前全世界共有85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2.1）, 其中24个欧洲和东亚国家处于很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1.5）。

经济越发达，人均GDP越高，生育意愿越低。

为此各国出台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其中日本的力度最大。

在日本，孩童上幼儿园，50%以上的费用由政府支付，父母仅需支付20%；

并且，家里的孩子3岁以下每个月可获得1.5万日元津贴，3岁以上每个月补贴1万日元，一直到15岁，女性产假+育儿假加起来长达1年。

就是这样的激励条件，日本生育率还仅在1.4徘徊。

新加坡甚至对家庭生育数量达两个孩子的给予高免税额，三个以上的则分配国宅，还设立“婴儿红利”基金，用于支付幼儿上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费用。

同样对于生育有极大补助的法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出台激励措施后，生育率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生育率都低于1.3，在1附近，处于超低生育率区间。

韩国在2018年的生育率甚至跌破1，这意味着父母辈与子女数量差距在一倍以上，一百年后，韩国人口将减少一半。

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即将变成亚洲“四大无人区”。

国外这些促进生育的措施为何不管用了呢？

激励措施中，如孩子的教育问题、住房问题解决了大部分、甚至还发放育儿的补助金等众多鼓励政策，对当代中国的年轻夫妇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国外就没有吗？

原因在于“低生育率陷阱”和“人口结构”问题。

维也纳的人口学家伍尔夫刚·卢茨等人提出了“低生育陷阱”的假设，一旦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一般为 1.5 以下，由于价值观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会不断下降，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

在人口结构的问题上，许多国家是在人口老龄化到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

此时女性年龄的中位数脱离了育龄高峰的20-35岁，整个社会年龄层次上移，而年轻人群数量太少，即便这些年轻人愿意多生孩子，也对整个社会的老龄化趋势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

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能够让生育率不下降已是尽了最大的力气。

中国的年轻人也渐渐的向这些国家趋同，中国人均GDP还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生育率下滑的速度和老龄化的速度却是冠绝全球的。

中国适龄男女青年同样面对着一样的问题，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结婚的时间向后顺延，并且女性就业程度越高，孩子的出生数量就越少，大量的都市年轻人都面临高昂的房价和婚后的压力对生育望而却步。

我国的人口问题很难解决，甚至长期都解决不了。

但是，无解之中依然存在着一缕微光，这个问题是可以缓解的。

 4 

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以1949年至1970年的两轮婴儿潮作为基础的。

数量巨大的劳动力提供了廉价的工业化成本，庞大的基础需求形成了一个超级市场。

在中美毛衣战之际，我国各方面劣势重重，而华为的任正非却一语道出了我国与之竞争的底气——我们有14亿人和与之对应的消费市场。

据Canalys的数据，刚刚过去的2019年第二季度，因为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华为的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去年下降了16%。

但华为的全球市场销量却不跌反涨，从2018年第二季度的5420万部，增长到2019年第二季度的5870万部。

华为同期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也从一年前的15%上涨到了17%。

关键原因就在于，在2019年第二季度，华为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46.1％。

因此，面对惊涛骇浪的外部环境，以及长期不太乐观的人口趋势上，我国政府的远见和抉择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与投资的未来。

接下来，君临将针对我国政策释放的不同力度，跟大家一起探讨下对应的投资方法论。

方向一：

如果仅是放开限制生育，加上力度不大的鼓励，那么整体的生育情况不会有太大改变。

因为这并没有解决生育率低下的实际问题。

极高的房价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挤压了其他生活成本的开支，儿童的养育成本又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导致工作时间占据了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无多余时间照顾孩子。

这几项才是大家关注的主要问题。

政策的激励肯定是不能解决上述的所有问题，甚至连一项都不能完全解决，但只要能够在众多核心问题中都给予一点帮助，就能极大的促进生育率的提高。

因为，中国现在还有较大比例的适龄生育女性，新生人群的激增带来的是相关婴童概念标的机会。

现代人的教育与以往不同，以前以放养型为主，现在以培养型为主，精致教育和高素质教育成为了主流，孩子的教育开支占家庭支出比重加大。

新生孩童的出生数量如果有大幅增长的话，那么必需品的需求定然会增长，第二个是精致培养相关的需求也会增长。

后者的增长幅度会更大，因为原本精致培养就是趋势，再叠加新生人口基数的变大，乘数效应更加明显。

必需品对应是奶粉、尿不湿、幼儿园等，精致培养对应的是素质培训课程、艺术培养等。

方向二：

假若新生儿童的出生数量不多，那么老龄化的趋势会沿着原有的速度发展。

2050 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比 2018 年大幅减少 24%；2018-2050 年老人比重将从 12%快速升至 30%，届时中国每3.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人。

此时的投资将以围绕老龄化的核心标的和人口结构下的高素质劳动力的受益企业为主。

治疗老年人的慢性病药物的需求是最为稳定的。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中，人均患有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的概率是80%，包括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

在各个老龄化相对严重的国家，老年人的医疗开支比重相对较大，一方面来自于药品开支，而另一方面是医疗服务开支，这支撑了医疗板块跑赢其他的板块和当地主要指数。

【日本股市表现】

【德国股市表现】

方向三：

我国劳动力人口下降已是必然趋势，但高素质人口占比的提升和数量的增加也是趋势。

自改革开放后，全国一座座学校兴起，小学教育普及，9年义务教育全面覆盖，大学扩招。

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78年的228万人升至2017年的3779万，目前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达2亿（大专学历及以上），而日本的总人口数是1.27亿，美国也仅3.27亿。

每年还有800万的大学生、50万的研究生毕业，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相当于英国、韩国、德国、法国等世界强国人口的10%-20%。

过去，粗放型劳动力让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未来庞大的知识群体将推动我国晋升为经济强国。

中国梦，嘴上在说，底下也有能力做。

劳动力下滑但学历结构上升的人才红利下，受益于人才红利型的企业最为值得关注。

因为此时的人力成本远低于国外，但工作效率不低，而且活力很足，能够驱动创新。

投资的对象要着重以本国的优势行业为主，还要以时代趋势+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为主，人才往往会被吸引或者被引导至这样的行业。

德国和日本同样都是严重老龄化的国家，但是股市板块的表现除了医药板块外，其他都大不相同。

例如德国前5名表现最好的板块是消费和周期、化学品、医药、工业、软件，日本的前5名则是医药、机械、贸易、食品、信息服务。

未来中国的高学历人群的流向也大致会与国外相同，对人才需求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撤出，人才会大量流入对中端人才需求高的企业，会小部分流入需要高端人才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对人才要求更高，这样的人才数量也少，薪酬也更贵）。

有数据统计，近几年国内大学生毕业数量前20的专业中，工学以8个专业占据学科的榜首，管理学以5个专业占据第二。

工学主要是计算机、软件、通信、自动化为主，面对的行业分别是信息化行业、制造业。

信息化行业自不必多说，这么多年来诞生了不知多少知名企业，多少人削尖脑袋要往里钻，这行业造富了一大批人。

行业的性质决定了员工是企业运营中成本最重的一方，恰好迎合了工程师红利，信息行业得以蓬勃发展。

与信息行业的高速学习的要求相比，制造业更讲究的是经验，同样是毕业生，信息行业的从业者往往几年达到卓越的地步，而制造业所需的时间要更长。

后者讲的是积累+变革，而前者则是快速积累+快速变革。

再一个是因为我国的制造业成本占比重，购置机器设备成本比重很大，运营成本中的原材料成本比重高，低端的制造业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是很高。

因此，过去制造业并没有享受到工程师红利。

但从低端到中、高端的进程中，我们会发现企业的研发费用增速会高于营收增速，其中研发人员的工资占比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我国积累已久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红利期将到来，国外一个同等效率的研发人员薪资是国内的3倍以上，那么向高端制造业的进攻中，我国公司在人力成本上将占据极大的先机。

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也是个大杀器。

同样的产品卖给美国人只赚1元钱的话，卖给中国人只需赚0.25元这个公司就能达到相同的盈利，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

而销售4倍数量的商品肯定需要购置4倍的原材料，因为数量多，购置的价格肯定是比较便宜，如果再算上产品的单位折旧费用、人工费用、场地租金等费用。

在一个巨大市场的地区生产产品的成本是远低于市场较小的地区的。

中国14亿人口形成的市场，成就了天然的规模壁垒，成本低，这是中国制造输出全球的主要原因。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进阶中高端制造业中，又有工程师红利提供助攻，最后配合规模效应这个大杀器，将对国外的高端制造业形成降维打击。

当然，这一切都来源于人口，人口基数大，市场规模大，博士、硕士等尖端人才数量也取决于人口基数。

这第三点趋势，毫无疑问是我国在未来二十年晋升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动力所在，也是最大的投资机会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