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污染、文字通胀与语言腐败——宏观政策的语义学反思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来源: 西泽研究院

词语破碎处,没有存在。

海德格尔

对无法言说之事,要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

在每个社会,话语的生产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福柯

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高质量发展,要求高质量的政策决策和宏观管理机制,防止陷入“文牍空转”和“一刀切”的两个极端,或者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现在的经济金融政策界存在着某些奇怪的“语言学现象”,一个词几乎用不了几年,就被“污染”成非中性的贬义词,莫名其妙的进入了文字材料的“黑名单”。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每年下发大量的治理文件,但落实效果甚微,出现“文字通胀”和“话语泡沫”的问题,消耗着政策的权威和信用。

去年到一个地方政府调研,我们谈到特色小镇的时候,某位领导表情复杂的说,现在最好别再谈这个词了,上面的领导不爱听。后来一个秘书跟我说,这个词已经进入了当地政府“文字材料”的黑名单。

原因语焉不详,一半求证一半猜测,大体上是因为高层提出特色小镇的概念后,各级政府蜂蛹而上,卖地、发债、建房,各种上项目,最后留下了“一地鸡毛”:所谓的特色小镇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留下了一堆历史包袱。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换届后,新任领导不会再为前任做嫁衣裳和擦屁股,当然要在政绩上进行切割,首先就要在词汇和话语权上进行切割。毕竟,政府的行政系统就是一套公文和案牍系统。官员的身家性命往往寄托于一纸公文之上。那些代表前任政绩,现任“烂摊子”的专项名词,当然连同这些项目,成为成本和风险暴露的重点。

最近五六年,和这个词汇一样命运的还有不少。单就经济领域,一个政策术语往往用不了三年,就从“当红词语”,或者享有垄断话语权的词语,很快堕落为某些场合内的禁语,或者在官方场合集体失声。比如五六年前还当红的“互联网金融”,从成为政府、学界和业界的明星词汇,到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被污染和损害的词,也不过是三年时间。遥想马云当年,余额宝横空出世,“银行不改变自己我们就改变银行”的豪言壮语似乎犹在耳边;2013年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元年,各种xx宝、P2P、网贷、互联网理财等如雨后春笋,作为“21世纪恐龙”的商业银行也在积极的谋求互联网金融的转型创新,集体陷入“军备竞赛”,各种电商平台、直销银行、智慧网点等纷纷出现,一副热火朝天的镜像。那时,银行如果不谈互联网金融,就像被整个时代淘汰一样。

然而不到三年时间,剧情陡然变化,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开始了,P2P诈骗、跑路事件频发。互联网金融、p2p这几个词也被打入地狱,成为“骗人血汗钱”、诈骗、跑路、洗钱等种种罪恶的代名词。从此,这几个词汇从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摇身变为“阶下囚”。原来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作为多层金融体系建设的新兴业态,转眼间变为人人喊打、谈之色变的“过街老鼠”。有些地方的金融管理部门,无论青红皂白,下死命令规定辖区内的P2P限期搬走;很多银行也对p2p的存管账户下达了“逐客令”,限期内必须销户,导致许多原本健康合法经营的网贷公司也瞬间陷入绝境,并产生连锁反应。笔者甚至听说过,有个地方只要听到是p2p公司,就直接先报刑侦机关立案审查再说,以至于出现过公安立案调查后某公司并无违纪,但由于造成巨大声誉风险而投资人“挤兑”破产的现象。在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眼里,只要是p2p就一定制造风险,完全忽略了p2p、互联网金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性概念,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金融结合的创新模式;也忘记了三年前在他们的金融发展规划里,“互联网金融”还是个炙手可热的名词。

还有前几年政学研各界热捧的词汇“新常态”,成为当时各个学术文章、财经评论和各级课题的热门词汇和学术话语,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各类“新常态”纷纷出现。仿佛普通的词语,加上“新常态”后就像穿上了“黄马褂”,拥有了统治一切的话语权。笔者仅在官方学术网站进行关键词搜索,就有上万篇权威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更不用提当时各级政府的新闻稿、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稿等。原本,“新常态”这个词汇的创造,有着深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现实语境,本质上是希望社会各界从过去的要素推动型高速度发展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模式,“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可以看成是中国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大中型程度的“软着陆”,先从普遍的社会心态和叙事语境中进行“软着陆”。然而,由于各类学者和官员的热捧和过度解读,导致该词汇很快被“降温处理”。当学者和官员们敏锐的察觉到高层发出“新常态不是一个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的调子后,就赶紧放弃了对这个词汇的热捧。一个充满深刻内涵的政策语境就这样被一窝蜂的过度滥用,以至于导致出现“文字通胀”甚至曲解本义的“语言腐败”问题,对科学和长期的宏观预期管理造成了较大的扰动。

同此命运的词汇还有不少,比如PPP、分级基金、同业负债等,原先重要的政策专用词语,很快因为现实的不良后果而被污染。政策词汇和话语权的频繁更迭,出现词汇污染、文字通胀和语言腐败现象的背后根源是什么?是中央-地方层级管理体系下文牍治理的先天弊病,还是执行过程中“一刀切”等基层落实中出现的“放乱-管死”循环在文字和语言层面的映射?此时此刻,我们需要重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主义和福柯的话语权政治学,在语言和存在、话语和现实、语境与认知中,寻找政策传导和落地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的管理本质上是“案牍治国”,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案牍传统的国家。

通俗的说,语言与存在之间,可以类比为金融(货币)与实体之间,如果相对于现实,语言文字过多、过大,充满冗余并发生低效和扭曲表达的问题,那么就会发生语言上的“通胀”和信用滥用。毕竟,对于一个大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台,应该像发行货币一样慎之又慎,构建坚实的政策出台的价值之锚,也就是政策出台前的科学论证和出台后的符合文件内在精神的执行过程,需要尽量精确精炼表达经济的内在要求,需要掷地有声保持权威和连续性,切忌朝令夕改、相机随意和浮于表面,这对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的预期和舆论管理极为不利,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的自媒体时代。

借鉴货币发行和通胀及泡沫治理,如果要不发生“文字通胀和语言泡沫”,保持政策话语的权威性价值,政策文件的出台要符合内生性要求,即要有来自社会自下而上的制度性需求,政策的出台要有足够的市场内在要求。当然,我们支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规避市场失灵下的“宏观加总佯谬”,但政策科学是一个系统性的实践科学,不是形式逻辑和思想实验。历史早已经证明,在理性逻辑和公共道德上都没问题的政策,执行和实施过程中往往会付出巨大的试错成本。这是政策“乌托邦”的一个巨大教训。

话语权的垄断可能是一种原因。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性、透明度与民主化程度,鼓励建立新型智库,以收集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政策制定的不切实际和执行过程中的扭曲,毕竟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体,国土大,各地区域特色千差万别,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社会各界深刻领会并形成共识,否则就会出现或者政策三令五申却执行不动,或者基层部门仅为了完成交代的任务,忽视政策的精神本意而只选择简单易行的入手。比如在金融去杠杆和环保治理过程中,执行部门往往选择弱势的民企和中小企业入手,而对具有权力强势和利益纠葛复杂的国企和平台却无从下手,事实上他们才是杠杆和污染大户。在话语被垄断,没有充分的意见和思想竞争的情况下,信息和知识不会充分生产出来,最终导致看上去很好的政策付出了较大的社会成本。

话语解释权的投机可能是另一种原因。每当中央有新的的政策出台,那些承载新政策的词汇就成为学界和政界竞相追捧的对象,有些甚至出现了由于过度解读和研究产生的“高级黑”和“低级红”现象。从学界来说,有些学者为了获取学术声誉和课题经费,不惜牺牲学术的独立性而对某些政策术语过度解读,尤其是忽视执行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甚至选择性忽略一些常识性理念和工具,把提问题和意见表达看做是负能量,把粉饰太平看做是理性表达。对于基层公共执行部门,为了避重就轻、弃难从易,更是为了在上级面前表现政绩,会更多的选择在文字材料上下功夫,反正评价自己工作成绩的是上级,反正评价的方式主要是看材料汇报,那就多在语言和文字上下功夫,不惜对领导提出的词汇进行滥用。前面提到的“新常态”被滥用的现象就是例子之一。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代表着懒政惰政的投机主义。

由执着于词汇、文字和话语权的表面功夫而形成的“形式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基层执行部门最容易出现文字远高于现实的形式主义,这就是文字通胀的问题。文字通胀会造成较大的政策权威损耗和政策资源浪费。更长期的不良后果是导致呈现文字材料和实际行动的两层皮,语言与现实的二元割裂,这严重不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在一个仍然需要政策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如果没有一个高质量的政策决策和落实体系,又何谈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实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一些临时的政策性话语过于强势并被滥用,造成巨大的无效冗余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法律等基础性强势话语体系建设相对不足,生产精神产品的词汇和语言元素因为思想市场的管制而无法充分表达,这就造成了短期政策话语的滥用和长期价值语境建设的匮乏。在现代经济体的宏观管理过程中,法治体系的完善,通过法律文本形成普遍的话语共识和行动规则,并在行使司法和立法的过程中完善法律文本背后的现实解释,才能保证政策话语权的内在信用和权威价值,并在词汇、文字和语言的严肃精准表达和执行落地中,在语言与现实的融合和自洽中,重塑新时代的政策语境,为高质量的宏观管理科学提供高质量的话语体系。

(作者同时为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山东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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