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利差往哪走?

8月14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623%)盘中一度跌至2年期收益率(1.634%)以下,出现倒挂。2019年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中美国债长期利差大幅走阔。驱动中美长期利率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彼此之间的影响机制有何异同?未来中美利差怎么看?

作者:周岳、肖雨 

来源:岳读债市 

基本结论

  • 8月14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623%)盘中一度跌至2年期收益率(1.634%)以下,出现倒挂。2019年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中美国债长期利差大幅走阔。驱动中美长期利率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彼此之间的影响机制有何异同?未来中美利差怎么看?

  • 中美利差历史回顾:大致划分成四个阶段。02-07年:中美利差波动比较剧烈,在此期间,中美利差基本随着国内长期利率的走势而变动。08-10年:国内长期利率的波动减弱,中美长期国债收益率的联系加强,并开始保持长期为正的状态。11-14年:三轮QE使得美债收益率长期保持在低位,而国内长期利率并没有出现明显下行的趋势。因此中美利差长时间维持在高位,均值为146bp左右。15年至今:中美利差呈现出震荡缩窄的趋势,均值为102bp左右。

  • 其他国家与美长期利差的变化规律:日、韩、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与美长期利率走势趋同,而新兴经济体国家与美长期利差波动较大。一是由于新兴经济体与美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彼此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较弱;二是新兴经济体与美利差的变动往往不能通过汇率顺周期的变动来予以缓解。

  • 中美长期利率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影响中债长期利率的三因子中,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最为显著,并且近几年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影响状态。而在影响美债长期利率的三因子中,通胀预期的作用更为显著且在大多时间内保持稳定。

  • 下半年中美利差存在继续走阔的可能。在短期利率层面,即使央行通过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方式小幅降息(如5bp或者10bp),预计中美短期政策利率仍将维持窄幅波动。在通胀预期层面,随着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下调19年通胀预期,中美两国通胀预期之差缩减的可能性不大。

  • 结论:中美利差应该看作中国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美联储降息落地后,我们判断年内美债收益率继续下行可能带动中美利差进一步走阔,对于国内债市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间接影响:一是国内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权宜度大幅上升,货币政策易松难紧;二是随着国内债市对外开放加快,境外机构从收益率对比角度可能进一步增加国内债券配置,对国内债市形成利好。

  • 风险提示:国内货币政策收紧,债市波动加大。

近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623%)盘中一度跌至2年期收益率(1.634%)以下,出现倒挂。2019年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中美国债长期利差大幅走阔。截止8月14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已经从去年底的51.3BP大幅走扩至142BP,远高于去年4月份易纲行长[1]提出的舒适区间(50-80BP)。那么驱动中美长期利率变化的因素是什么?未来中美利差又怎么看?本文旨在梳理长期利差的运行规律,以供投资者参考。

一、中美利差历史回顾

1.中美利差的四个阶段

我们选用市场认可度较高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作为中美长期利差的统计指标。从中美利差的运行轨迹(图1)来看,可以大致划分成四个阶段。02-07年:中美利差波动比较剧烈,振幅区间为[-310bp,127bp]。与此同时还出现过两次长期利率倒挂的现象。在此期间,中美利差基本随着中国国内长期利率的走势而变动,美债长期收益率的影响较小。08-10年:国内长期利率的波动减弱,中美长期国债收益率的联系加强。此外,由于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于08年11月实行第一轮QE(量化宽松),美债收益率也随之呈现下行趋势,中美利差开始保持长期为正的状态。11-14年:在此期间,三轮QE使得美债收益率长期保持在低位,而国内长期利率并没有出现明显下行的趋势。因此中美利差长时间维持在高位,均值为146bp左右。15年至今:中美利差呈现出震荡缩窄的趋势,均值为102bp左右。

上述各个阶段的利差变化可以从中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角度得到解释。我们采用两个指标来描述中美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一是中美PMI,二是OECD颁布的中美CLI(综合领先指标)[2]。结合图2、3可以看出,08年以前中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很弱,PMI相关系数接近于0,因而中美利差的运行规律存在系统性差异。08年以后中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显著增强,尤其是11年以后中美CLI差异的波动也明显减弱,所以中美长期利率之间的相关性也显著提升,利差波动的区间缩小。

我们对2011年以来中美利差的变化过程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债券收益率的变化受海外因素的影响都有限,并且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在增强。与此同时,中美利差的走势更多的由货币环境的差异所决定。

2011-2012年:我国货币政策由紧转松,美国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美联储2010年11月4日宣布,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计划在2011年第二季度以前进一步收购6,000亿美元的较长期美国国债。尽管QE2宽松计划2011年6月结束,但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加之美国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维持高位不下,2012年9月美联储开启新一轮QE3。我国央行分别在2012年2月、5月开展两次降准,并于6月、7月开展两次降息,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2013年:我国货币政策由松转紧,美国货币政策出现紧缩预期。2013年5月开始,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缩减购债规模的讲话引发市场产生“Taper tantrum”(减缩QE恐慌),随着退出QE言论发酵,全球央行加速出售美国国债,进而推高了美国国债收益率,10Y美债从5月初的1.66%飙升至7月5日的3.51%,中美利差迅速缩窄至78BP。同时6月-7月中旬,虽然中国货币政策强硬紧缩,但国内经济数据偏弱,导致钱荒对长端利率的影响有限。利差恢复主因在国内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基本面超预期改善,中债收益率上行。

2014-2015年:我国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宽松,美国货币政策开始缩紧。2013年12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宣布每月将削减100亿美元国债购买规模,并于2014年底正式退出QE。在此期间,央行通过5次降息、4次降准,解决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同时,央行加快探索适应市场需求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通过SLF(常备借贷便利)等政策利率发挥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影响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

2016-2017年:中美货币政策同步收紧。随着2015年以来,全球经济的不断回暖,自2015年12月2017年12月,美联储一共进行了加息5次,将联邦基准利率下限从0抬升至1.25%。2016年8月,我国央行重启14天逆回购,结构性抬升资金利率,旨在“收短放长”、温和去杠杆,货币政策边际收紧。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也多次跟随式上调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与美国货币政策趋于同步。此外,16年11月23日公布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开启了金融去杠杆,导致国内债市有所调整。

2018年:央行增加货币投放,中美货币政策出现背离。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18年4月,央行超预期宣布降准。美联储则分别于18年6月、9月和12月的三次加息,截至今年,央行累计实施5次降准,并采取MLF(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不定期定向释放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自美联储2017年宣布开启缩表进程以来,其总资产规模已下降0.37万亿美元,收缩至2018年底的4.1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央行的总资产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在3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浮动。

2.其他国家与美国长期利差的变化规律

日、韩、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与美长期利率走势趋同。由于日、韩、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与美国长期保持战略同盟关系,所以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在全球化越演越烈的背景下,这些国家与美国经济周期相关性也逐渐加强。美日、美韩、美欧的制造业PMI相关系数分别为0.36、0.29和0.64,同时美日、美韩、美欧的CLI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15和0.82。

新兴经济体国家与美长期利差波动较大。我们选取印度、巴西、俄罗斯进行代表,发现这三个国家与美国长期存在正的利差,而且利差的波动与美债长期利率走势的相关性较弱,更多源于本国自身长期利率的走势变化。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由于新兴经济体与美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彼此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较弱。以印度为例,2004-2018年美印之间CLI相关系数仅-0.05。二是新兴经济体与美利差的变动往往不能通过汇率顺周期的变动来予以缓解。尽管在一般印象中,新兴经济体似乎常常因为美国加息而受到冲击,导致本币大幅贬值和资本外流,但实际情况往往与利差变化无关。

归根结底,不同经济体间经济周期的差异,引发货币政策周期的差异,进而导致长期利率波动方向上的不同步。

3.比较:中美利差与印美利差

对比其他国家,当下的中美利差什么样呢?以替代作用较强的印美利差来看:自今年年初,印美利差也开始走阔。印度国债收益率在经历去年4季度的回落后,今年处于震荡状态,而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从历史对比看,与中美利差类似,同样是在去年利差快速下行之后再度走阔。但需要注意一点: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在中美利差持续走阔的同时,印美利差却震荡企稳,印债与美债收益率保持相对一致。

[1] 2018年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518129/index.html

[2] OECD的综合领先指标是按照一定标准将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指标数据合成后构建而成,是反映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周期的领先指标。OECD的综合领先指标主要有6个月领先指标和趋势领先指标两种。其中OECD6个月领先指标是为了提供经济活动扩张与缓慢转折点的提前信号而设计的,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预测功能,能够较好地提前预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OECD综合领先经济指标上升,显示该国出现经济增长,有利于该国货币表现。如果此指标下降,则显示该国经济衰退或放缓的迹象,对该国家货币构成不利的影响。

二、中美利差有啥影响?

1.中美利差如何影响汇率?

按照传统的利率平价理论,利差可以决定汇率的变化。由于投资者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套利行为,经济体之间的利差走势会决定汇率的变化方向,随着套利空间的不断缩小,最终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利率水平将趋于稳定。例如美日利差与美元对日元汇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影响机制可以大体总结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美日利差扩张→日元资本流入美国→日元贬值→抛售日本国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

与美日利差不同,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中美利差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明显。按照经典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中国作为大国,理应坚持自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又尚未完全开放,而且过去长期实行较为固定的汇率制度。因此2014年以前,中美利差与人民币汇率走势几乎没有联系。2015年811汇改以后,中美利差与人民币汇率的联动性有所加强,但在不同阶段内仍然存在分化。

2.中美利差如何影响资本流动?

尽管中美利差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并不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利差不会对国内资本流动性产生影响。虽然目前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资本管制,但在经常项目下是可流通的,并且还存在FDI等获取国外资本的方式。针对那些获得贸易顺差或者获得FDI的国内经济主体,中美利差的变化会影响其对于国内外资产的配置。当中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中美利差拓宽时,这些主体会增加对国内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表现为增加或提前人民币的“售汇”;反之,当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收窄时,这些经济主体必然会缩减对国内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表现为减少或延迟人民币的“结汇”。

2016年以来,中美利差两次下行渠道的最低点均与同期人民币贬值的最高点相对应。这可能是由于国内的结售汇制度,商业银行并不承受头寸风险,将直接向央行结售汇,所以银行结售汇差额可以直接通过外汇占款影响国内流动性的投放。当中美利差过小,那么人民币对美元面临贬值压力,进而会引发资本外流,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消耗。此外,我们通过观察2011年以来中美利差低点和外汇占款变化发现,中美利差的低点基本都对应同期外汇占款的大幅减少,因此中美利差的缩窄确实会影响结售汇意愿,并通过外汇占款的减少对国内债市带来流动性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以来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环比保持平稳,中美利差的走势与外汇占款的变化开始出现偏离。这说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增强,国内流动性受中美利差影响比较有限。此外,从长期来看,基本面差异才是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根源。

三、中美长期利率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1.长期国债收益率的驱动因素:三因子分析框架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1]指出长期国债利率可以由未来实际短期利率、预期通货膨胀和期限溢价三个因素决定。下文试图用以上三个因素来构建长期利率的分析框架,并以此讨论中美长期利差变化。

针对未来短期实际利率,我们选择实际GDP增长率与短期政策利率作为其代理变量。在短期政策利率这一块,我们考虑了两种指标:一是中美1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二是DR007(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7天)与FFR(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之差。虽然中美1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与长期利差的相关性更强,但考虑到1年期债券自身仍然受到期限溢价与预期的影响,并且DR007和FFR是中美两国央行盯住的目标利率,驱动因素较为单一,更具备参考意义,故以此作为短期政策利差的观察变量。

针对预期通货膨胀,我们直接选择CPI为预期通货膨胀的观测变量。这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未来预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当期的通胀水平之上;二是全球化使得现阶段大多数发达国家处于低通胀的状态,并且呈现出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特点。

针对期限溢价水平,首先我们选择由纽约联储[2]公布的ACMTP10作为10年期美债期限溢价数值进行追踪。关于10年期中债期限溢价水平的数值,国内尚无权威的统计方法。我们通过查找相关文献,得到一些定性分析。

2.美债长期利率拆分

短期政策利率:2002年至次贷危机以前,FFR与美债10年期利率的走势趋同。但自2004年开始,FFR的不断上行却与实际GDP增速的持续回落发生背离,这也说明美联储对当时的经济基本面形成了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2009年以后,FRR长期保持低位,截至2014年底,均值为0.13。在此期间,美债长期利率与实际GDP增速基本处于震荡背离状态。量化宽松结束后,美国经济开始恢复,FFR也随之上行。与此同时,短期政策利率FFR增强了对美债长期利率的引导作用。

通胀预期:针对美国的通胀预期,我们采用的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TIPS(通胀指数国债)的差值,因为TIPS发行时的票面利率是单纯的实际收益率,它是通过本金跟随通胀的上涨或通缩的下跌而改变每期的实际票息收益,因此具有抗通胀的特性。从已有历史数据来看,这一通胀预期的指标与美债长期利率的走势基本趋于一致。唯一表现不同的时期,发生在2012-2013年间。在此期间,第三、四轮QE接踵而来,导致美债10年期利率维持在均值为2.08%的历史低位。

期限溢价:长期来看,美、德、英等传统发达国家的期限溢价均在不断走低。针对美国而言,自2002年以来,美债10年期利率与其对应期限溢价水平发生过两次较长时期的背离。一是2004-2008年间呈现近似正反U型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同期FRR呈现倒U型变化,且振幅更加剧烈,因而对冲了溢价水平的波动。二是从2017年开始,期限溢价仍然持续回落,而美债长期利率则维持窄幅震荡。这是因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而美债的避险效应使其供不应求,从而推动其期限溢价的下行。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19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债长期利率与期限溢价水平的走势又开始呈现趋同现象。

综合来看,在影响美债长期利率的三因子中,通胀预期作用更为显著且在大多时间内保持稳定。针对短期政策利率因子,只有当它与实际经济走势相一致时,才能更好地发挥引导长期利率的作用。期限溢价因子在金融危机及量化宽松时期对于美债长期利率的影响较为明显,但自2017年以来作用在逐渐减弱。

3.中债长期利率拆分

短期政策利率:针对国债的短期政策利率,我们选取的是DR007,由于这一指标是央行于2014年12月15日开始对外发布,且直到2016年三季度,才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提到,所以2014年之前的短期政策利率我们使用银行间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加权利率来代替。长期来看,国内实际GDP增速的下行会导致中债长期利率的震荡回落,。值得注意的是,自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DR007对于中债长期利率的引导作用在增强,两者差值维持在0.41%-1.1%之间,比较稳定。

通胀预期:2008年以前,国内通胀预期与中债长期利率走势的相关性较强。自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12年开始,随着经济增长缺乏活力,国内通胀维持在低位,且振幅较小,通胀预期对于长期利率的影响有所减弱。此外,国内通胀预期还与中债长期利率在2009-2010年间发生过一次明显背离,这可能因为2009年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使得GDP增速短暂反弹,而通胀指标却反应滞后。

期限溢价:现有文献研究表明[3],国债期限溢价对国债供给的变化不敏感,但与国债需求及通货膨胀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具体而言,经济产出的正向冲击会带来期限风险溢价的提升;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使期限风险溢价降低,且具有高的持续性特点;通货膨胀冲击也会使期限风险溢价上升,且在三者中影响程度最大。考虑到国债期限溢价与CPI的相关性较强,结合张雪莹(2014)关于2006-2012年间7年期以上国债期限溢价水平的测算,我们认为2012年以后期限溢价对于国债长期利率的影响在减弱。

综合来看,在影响中债长期利率的三因子中,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最为显著,并且近几年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影响状态。针对通胀预期因子,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长期利率走势的作用,但从2012年以来,影响力在减弱。期限溢价因子在2012年以前对于中债长期利率的影响较为明显。

[1]Ben S.Bernanke ”Long-term interest rate” March 1, 2013 & “why are interest rates so low?” April 13, 2015.

[2]纽约联储经济学家Tobias Adrian,Richard Crump和Emanuel Moench(或“ACM”)提出估计1-10年期国债期限溢价水平的方法,并对1961年以来数据进行了统计。3 张雪莹. 国债期限溢价的影响因素研究--兼论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J]. 债券, 2014(10).

[3]杨镇瑀, 施建淮, 宁叶. 期限溢价的跨境传递和中美长期利率的联动——基于“非跨越宏观因子”期限结构模型的研究[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7(03):5-15.  韩晓峰. 中国宏观经济与期限风险溢价的动态机制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8, 34(11):164-166. 王晓芳, 郑斌. 期限溢价、超额收益与宏观风险不确定性——基于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3):114-130.

四、下半年中美利差走势展望

1.近期中美利差新变化

基于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将影响中美两国长端利率的因素做一个总结。中债长端主要受到短期政策利率(可视为资金面:央行货币政策)方面的影响,通胀预期与期限溢价起到一定的扰动作用。而美债更多受到短端利率(可视为联储加息次数预期)、通胀预期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期限溢价起到一定的扰动作用。由于2011年以来,中美长期利差与CPI之差的联动性明显减弱。因此,中美利差走势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双方货币政策的分化与同步。

2019年至今:中美货币政策再次趋同。自2018年底以来,中美货币政策呈现出了一种趋同的态势。从中国来看,自2018年12月起,国内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50荣枯线下方,且19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环比折年率再次降至6%以下,显示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等负外部性骤然上升,而前期金融紧信用的叠加效应也显现出负面影响。投资和消费增速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金融领域中的风险时隐时现,货币政策虽保持稳健中性的基调,但依然存在向偏松方向进行调整的预期。央行行长易纲6月7日在G20财长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有足够政策空间来应对,包括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美国的货币政策在2018年底之前是向紧的方向调整,但自2019年初开始宣布暂停加息并公布缩表计划,存在中性转松的趋势。事实上,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运行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不断创出新高,资本市场持续大幅度调整,私人部门消费步伐也在放缓,投资以及持续表现不错的就业也出现了阶段性的走弱,经济增长速度从2018年二季度的高位明显回落。4月9日,IMF在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美国经济增速从2.5%下调至2.3%。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市场不断释放危机信号,3月22日,美国10年期与3个月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来首次出现倒挂,而历史经验表明,倒挂后美国经济将出现不同程度衰退。因而在3月FOMC议息会议上,如期未加息并下调经济增速,这也是对经济下行予以进一步确认。

2.下半年中美利差展望

参照2012年中美货币政策同步宽松时的情形,当时中美长端利差稳定在150BP左右,最高升至197BP。对比之下,考虑到今年以来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由分化再度趋同,6月份以来中美利差100-142BP的振幅可以看作合理的波动区间。往前看,我们判断年内中美利差仍将维持高位震荡,主要基于以下分析:

首先,中美短期政策利率之差维持窄幅波动。进入2019年后,中美长期利差与短期利差发生背离。这主要是因为中美经济均面临下行压力,而美联储在上半年仍然保持“不鸽不鹰”的中性货币政策,这一时期中美短期利差波动主要取决于国内短期政策利率的变化。随着8月1日美联储降息落地,中国央行会跟进吗?

考虑到美联储本次降息属于“预防性”,而不是进入趋势性的降息周期,那么对国内货币政策影响可能比此前市场预期小得多。究其原因,央行货币政策始终在多目标之间艰难平衡,包括逆周期调节、防控金融风险、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等。即使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重心转向逆周期调节的背景下,央行对于降息仍较为克制,而更多地通过与财政、监管政策的配合,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实现对小微、民营企业的精准滴灌。

同时,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逐渐增强,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2018年上半年,美联储加息三次,但是在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去杠杆加大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央行并未完全跟进。孙国峰司长7月12日在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在统筹平衡好内外均衡的前提下,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重点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增长、价格形势变化及时进行预调微调” 。由此可以看出央行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不一定会跟随美联储进行调整。[4]由此可以看出央行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不一定会跟随美联储进行调整。即使央行通过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方式小幅降息(如5bp或者10bp),预计中美短期政策利率仍将维持窄幅波动。

其次,中美通胀预期之差仍有支撑。经济增长放缓使得上半年美国通胀低于同期,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工资增速低迷也制约了CPI的回升。上半年国内的CPI指数却因为猪价维持高位,水果价格涨超季节性等原因高于同期。此消彼长,中美通胀预期之差是推动现阶段长期利差走阔的主要源头。

不过,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将19年的通胀预期由3月议息会议的1.8%降至1.5%。而国内方面,尽管CPI破“3%”的可能性较小,但下半年猪价反弹压力较大,不排除四季度猪肉价格拉动下CPI同比再度走高,年内通胀预期很难明显回落。因此,中美通胀预期将延续背离走势。

[1]新闻来源:http://finance.ce.cn/bank12/scroll/201907/13/t20190713_32608734.shtml

五、总结

对比来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与美国长期利差波动较大:一是由于新兴经济体与美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彼此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较弱;二是新兴经济体与美利差的变动往往不能通过汇率顺周期的变动来予以缓解。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美利差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货币政策的运行趋势,因此中美利差只是中国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变化的结果,而不能简单用中美利差来预测中债收益率的走势。

随着美联储降息落地,我们判断年内美债收益率继续下行对于中美利差仍有支撑,对于国内债市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间接影响:一是国内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权宜度大幅上升,货币政策易松难紧;二是随着国内债市对外开放加快,境外机构从收益率对比角度可能进一步增加国内债券配置,对国内债市形成利好。

六、风险提示

国内货币政策收紧,债市波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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