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认为自己很客观,但他们的客观只是幻觉

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些人改宗,直到最后抗拒者死光以后,整个专业又会在一个单一的新范式内工作了。

作者:饶胖 

来源:饶教授说资本

不同的范式,不同的世界,是我们学习库恩理论非常重要的启发,两个方面,第一,世界的转化,第二是不可通约性

我们前面文章提到,同一个人在其范式变化后,他眼中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经过艰苦训练终于看得懂X片的实习医生,库恩指出这种转变不是通过意识和思想,而是直接来到的,不经意间转换就发生了,而且这种转换通常不可逆。

这是对同一个人而言,那么,按这个思路推下去,不同范式,推而广之,不同世界观,不同观念的人,怎样进行沟通,这是库恩理论一个重要的内容“不可通约性”,太学术了,我们先来看两个故事。

霍金在《时间简史》的开头,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作完一次关于天文学的演讲,描述了地球如何绕着太阳运动,太阳又是如何绕着我们称之为星系的巨大的恒星群的中心转动的,这样一个宇宙的模型。

演讲结束之时,一位坐在后排的老妇人站起来说道:“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这个世界实际上是驮在一只大乌龟的背上的一块平板。”科学家很有教养地微笑着答道:“那么这只乌龟是站在什么上面的呢?”“你很聪明,年轻人,的确很聪明,”老妇人说,“不过,这是一只驮着一只一直驮下去的乌龟塔啊!”

故事在这里结束了,如果你还要继续追问,那么,最下面的那只乌龟是站在什么上面呢?我觉着,历史上有个大主教对此作了回答:上帝已经为不信上帝的人准备好了烈火地狱。

或者老妇也可以温和的回答,“小伙子,你很聪明,不过,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就像我经常问同事一些奇奇怪怪的会计处理,经常听到的回答也是,向来就是如此。鲁迅先生说:向来如此就是对的吗?

扯远了,我们绕回来。科学家和老妇人能就他们认为的世界模型进行沟通吗?恐怕是困难的,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人。例如内地的兄弟与香港废青。

世界上最神秘莫测的非他人的世界观莫属,因为世界观人皆有之、千奇百怪,且人人都坚信只有自己的世界观才是正确的。

2018年秋天,我去土耳其旅游,回程是土航班机,坐了一夜,一早落地浦东,灯光一亮,蓬头垢面、睡眼惺忪的旅客们纷纷起身收拾行李箱中行李,好像晚了东西就会凭空消失一样,我也不例外。

只是东西有点多,拿的时间稍长了一点,猛然背后被人一撞,一个趔趄,有人从背后横过,我不由自主发出不满的“啧”声,一半是愤怒,一半是S1的自动反应。

我“啧”声未落,忽听耳边一声怒喝,“你啧什么啧”,我心想,你撞了我不道歉也就罢了,还来怪我啧啧,话到嘴边,你撞人不道歉,我啧一声如何?

扭头一看,一个五短身材,脖子与头同粗,脖子带着大金链子,胳膊绣着热带动物,没看清是皮皮虾还是带鱼,手里拿着一根登山杖的汉子怒视着我,我一下子就怂了,到嘴边的话也咽了回去,扭过头只当没听见,那个家伙看我没回音,骂骂咧咧走开了。

坐下,老婆问我啥事,我说:“没事,碰到龙哥,不理他就是了。”花臂大哥与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他靠拳头讲理,我凭唾沫论道,没有通约性。拿破仑说,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马克思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

后来想想我这个怂劲,或许和我一半上海血统有关,上海人发生街头纠纷,往往是越吵近距离越远,很少进入拳脚阶段,哪像北方某些区域,“你瞅啥”,“瞅你咋地”,两句以后就进入武行,不进入那是荣誉问题,荣誉高于一切,在有些人眼里。

记得90年代,我看新民晚报一个报道。晚高峰,那时,多是自行车上下班,结果两个人碰上,一个年轻少妇,一个中年男人,不知怎样就吵了起来,少妇落于下风,吵又吵不过,打肯定也是不行。

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急中生智,兜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空中挥舞喊道,“谁帮我请他吃一记耳光,这就给谁”。说时迟那时快,吃瓜群众尚未反应过来,一个爷叔,一步上前劈手接过大钞,反手给了那个中年男人一个耳光。

看热闹的群众这下鼓噪起来,有好戏看啦,那个中年男人愣在那里,还没反应过来,这位爷叔从兜里掏出一张50元钞票塞到被打那人外衣口袋里,平静地说到,“一人50,好伐?”说完转身走了,被打男人摸了摸脸转身骑车离去,留下少妇和一众围观群众在晚风中凌乱。

前面两个故事都是生活世界的“鸡同鸭讲”,很好理解,那么在严谨的科学世界,是否也存在“不可通约性”的问题。

我们讨论过,按照库恩的理论,要成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要经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共有了一个范式,互相才能进行沟通,我们之前讨论过,库恩称这个阶段为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在一个范式的框架范围内,从事解决现有范式下具体细节、继续补充完善现有范式的工作。

当然,这些工作会遇到与理论预期不符的情况,也就是遇到了反例,通常这些反例被解释为反常,而不是证伪范式,因为在这个阶段,通常认为范式没问题,而是科学家自身的工作有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慢慢就会动摇现有范式的根基,此时,也许科学革命就会到来,旧的范式被认为是错的,一种替代它的新范式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最后,科学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迁移到新的范式下,开展新的一轮常规科学活动。

范式转换,从旧的范式迁移到新的范式,这种范式转换是科学发展的模式,在此模式下,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一个累积性的事件,而是一种革命,换句话说,范式转换是一种革命。

在范式转换或者科学革命过程中,持不同范式的人能否理性沟通,库恩在《结构》中以政治革命为例,做了一个类比。

在《结构》一书中库恩自设一问,为什么范式的转换被称之为革命?面对政治发展和科学发展之间的众多根本不同,有什么类似的特征能表明两者的历程中均有可称之为革命的事件发生呢?

库恩自答:政治革命通常是由于政治共体中某一些人逐渐感到现存制度已无法有效应付当时环境中的问题引发的,这些制度也构成当时环境的一部分。

同样,科学革命也起源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而以前范式是起引导作用的。在政治发展和科学发展中,这种能导致危机的机能失灵感都是造成革命的先决条件。

库恩接着说: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以现有政治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方式,来改变现有政治制度。因此革命成功必然要部分废除一套制度而代之以另一套制度,而在过渡阶段,社会则根本不是完全由制度统治的。

起初只是危机削弱着政治制度的功能,正如科学危机动摇了范式的支配地位一样。日益增多的个人开始疏离政治生活并逐渐偏离常规。随着危机深化,其中许多人就会献身于具体的改革行动,以期变换制度,重建社会。

这时,社会不免分化为互相竞争的阵营或党派,有的主张维持旧制度,更多的则寻求建立新制度。一旦这种极化现象出现,政治解决危机的方案则必然失败。

因为各党派对于政治变革据以实现和得以评价的制度模型意见不同,也因为他们不承认有超越制度框架的标准可用以裁决各自的分歧,故而各党派在关于革命的冲突中,最终只能诉诸唤起民众的技巧,经常还包括使用武力。

然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性质不同,库恩仍然认为,这种类比性更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结构》中这段比较长,但是我觉着很清楚,没必要我再来解读,我们一起读一下:

对范式转变所做的历史研究,显示出科学演化具有与之极为相似的特征。正如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制度间做出选择一样,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就等于在不相容的社会生活方式间做选择。正因为这样,范式的选择并不是也不能凭借常规科学所特有的评估程序,因为这些评估程序都部分依据某一特定范式,而正是这一特定范式出了毛病,面临争论,才有其他范式试图取而代之。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指出这种论证的循环性,当然不会使论证错误或者无效。。。对于那些拒绝接受其论证前提的人而言,这种论证无法从逻辑上甚或概率上说服他们接受。范式争辩的各方,由于各自出发点和价值观的相似处十分有限,因而无法在共同前提的基础上相互辩驳。在范式选择中就像在政治革命中那样,不存在超越相关共同体成员间的共识标准,而问题的解决恰恰依赖于大家意见的一致。。。范式选择问题决不能单凭逻辑和实验明确地解决。

再看到别人辩论问题,你用库恩上面这段套一下,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辩论都是不同范式,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叫喊,根本不能称之为沟通,因为并不存在共同的前提和基础,大家各讲各的,鸡同鸭讲,聋子的对话,宣泄一下情绪罢了。

有个伽利略的故事,故事是这样,伽利略伟大的贡献之一是望远镜的制作和使用,通过望远镜,伽利略发现月球表面不是光滑的,而是由绵延的山脉、盆地和环形山组成,散落着无数崎岖的地形,望远镜带来了新证据,月球并不是完美的球体。

这在此前的天文学理论中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宇宙天球分为月下区和月上区,月下区就是月亮到地球这部分,由土火水风四大元素组成,月下区是以变化、生长和衰落、繁殖和腐蚀为标志。

而月上区,包括月亮都由以太组成,以太是不可腐蚀的完美物质,不生不灭不变化,所以是完美的,由以太构成的月球是一个完美的球体。以前肉眼看月亮,自然看不出究竟,现在用望远镜一照,世界立即变化了。

哥白尼的理论一直被当成工具性的,而伽利略望远镜提供的新证据改变了这一切,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康德称之为“哥白尼革命”。

是不是所有的人一看到伽利略的证据就心悦诚服呢,不是的,其中一个著名的辩论,是这样,一个当时著名的宗教天文学家,应该是个主教,就不同意这是一个新的证据。

他说,“尽管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看到月球上有环形山,这并不能说明月球不是由以太组成的,因为月球上有一种不可见的物质(以太)充塞了环形山,并且覆盖着那些山脉,这些物质包裹着月球,所以月球仍然是完美的球体。”

伽利略问,“那么怎样才能观察到这些不可见的物质。”主教回答说,“你看不到,这些完美的物质是不可观测和不可探测的。”对吧,你看,这就讨论不下去了。

无论你提供怎样的证据,持有不同范式的对方,仍然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不接受你的证据,这就叫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一个论证的前提被接受时,它的结论才具有说服力。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们都不会接受对方的前提,因而也必然不会被对方的论证说服。

我们前面讨论过辅助性假设,即使证据显示理论与预期不符,理论的坚持者,仍然可以通过修订辅助假设来为理论辩护,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利用辅助假设来替理论辩护的情形,例子比较长,我放在附注里

库恩指出:这种辩论中的双方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某些双方都诉诸的实验或观察情形。

然而,由于他们用以讨论这些情形的词汇大部分都相同,当用以指称自然界时,其中必然有些语词双方的指称方式不一样,从而双方彼此间的沟通不可避免地只是不完全的。其结果,一个理论对于另一个理论的优越性,就成了辩论中无法证明的东西。

伦纳德·蒙洛迪诺在《世界之战》一书中写道:人们都认为自己表现得很客观,但他们的客观却只是个幻觉。事实上,我们日常的分析判断总是取决于我们先前的信仰和愿望。

如果我们想得出某种结论,大脑就会改变认知方式去权衡资料,分析证据。而且更重要的是,大脑活动是下意识的。因此坦诚地相信我们希望相信的东西往往更有可能,基于此,甚至客观的观察者也会得出另外的结论,心理学家有时称之为动机推理。

进而言之,相互竞争的纲领的支持者所赞成的一系列标准是不同的,他们甚至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并且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它。

而这个纲领(范式)本身也不是全然的逻辑建构,库恩说:一个科学共同体所信奉的信念之诸组成成分中,总是有一种明显的随意因素,其中包含着个人的与历史的偶然事件在内。

那么,是否有可能将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做成一种演绎逻辑推论的模式,我以前有一种幻想,辩论的双方,首先找到一个一致的前提,确定了这个前提,我们向前一步一步推,如果发生了分歧,我们就向回追溯到之前的前提,确认后我们再出发。

我曾经是有这种天真的想法,结果和几个号称最讲逻辑的朋友试验了一下,根本不行,因为,一旦结论分歧,回溯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们认为一致的前提,仅仅是一个假象。

库恩指出,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同一情形,而又使用同样的词汇去讨论,他们必然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词汇。这就是说,他们按不可通约的观点来谈论。他们怎么能希望彼此交谈呢?更不用说去说服对方了。

库恩论证说,在某种意义上,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没有纯粹的逻辑论据可以证明一种式比另一种优越,从而可以迫使一个有理性的科学家做出这种变化。

这种证明之所以不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在一个科学家对某一科学理论之价值的判断中,包含着诸多非逻辑或者非理性因素。

库恩说,关于理论选择的辩论,不可能塑造成与逻辑或数学证明完全类似的形式。逻辑或数学证明中前提和推理规则在一开始已制定好。

如果双方对结论有异议,可在随后的辩论中回溯其推理步骤,按事先的规定一步一步核查。在这过程的最后,总有一方会承认自犯了错误,违反了事先公认的规则。而一旦认错,他就无以立足,从而使对方的证明成为必须相信的。

只有在双方发现对制定好的规则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时,他们以前的协议才不再足以作为证明的基础,辩论才会不可避免地采用科学革命时期的方式继续下去。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不能说服,就只好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过我们要插一句题外话,理性对话始终存在,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也一直存在,这是两个极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不同范式下理性对话的困难——“不可通约性”,就一下子跳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所有的沟通只能凭借POWER、凭借情绪、凭借主观感觉来进行。

就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费耶阿本德,他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承认我们科学发展中有一个理性对话的可能,如果不能逻辑理性沟通,那就剩下价值判断,而对于价值判断,他说:“剩下的就是审美判断,对鉴赏力、形而上学偏见和宗教欲望的判断,简而言之,所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主观愿望。”

两个极端之间就是中庸,查尔默斯教授认为,科学方法中存在一种中庸之道。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承认不同范式下的不可通约性,但是这种不可通约性,在科学方法的领域是受到限制的,高度的限制,这也是科学与非科学的重要差别。

当然,库恩也指出,科学革命的范围要比政治革命规模上有很大不同,可以很大,例如牛顿力学的革命影响范围很大,也有很小,很多局部研究领域的革命,也是受范式转换的影响。

只有直接受范式转化影响的研究者才能感到这种革命,这种自然科学共同体大到几百人小到几十人。换句话说,局内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感受到了范式转换和科学革命,局外人只看到了科学的进步,从而会把科学理解为是循序渐进的累积性过程。

而实际上,范式转换带来的科学革命,使科学进步呈现一种,断崖式、拐点式、崩溃重建式的非连续过程(这种非连续的发展过程,可以视为一种临界状态,这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后再聊)。这种既是继承,又是不可通约的叛逆关系,是一种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

伊恩·哈金教授在《结构》导读中写道:库恩认为,科学是达尔文式的,其中革命经常就好似物种形成的事件,一个物种分裂为两个,或是一个物种本身不变,但却衍生出另一个独立的变种,追随着它的轨迹……

就像新物种一样,新学科之间程度上也是彼此无法理解的。不可通约性观念有着真实的内涵,与关于理论选择之类的真伪问题全然无关。

这个类比很有意思,新的物种与之前的物种,有着一定的亲缘继承关系,例如,我们与黑猩猩的基因有99%是同的,但是我们与黑猩猩显然不是一个物种,新的物种与之前的物种,存在生殖隔离,从此各自走上演化之路,再无交集。

如果辩论的双方,持有不同的范式,有着不同的世界观,我们能否把他们类比成不同的物种?也许使用相同的词汇,但是赋予词汇的内涵却截然不同,在此情况下,以理服人也就成了水中捞月,痴人说梦。

根据对科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库恩在《结构》中写道:想象一株演化树,代表着各门现代科学学科始自其共同起源的发展。一条线自树干直至树梢尖端,沿树向上决不折转回头,循此可找出一连串有亲缘关系的理论……

如果确实这样,那么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的演化一样,是一个单向性的不可逆的过程。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其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谜能力。

查尔默斯教授指出,库恩把科学发展看成演化树的理论,代表了库恩对于科学进步的论点,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理论是真的,但与以前的理论相比,它们更真实,而当它们在未来被某种更精确的理论取代时,它们至少仍然还是近似的真理。

库恩说:如果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的演化一样,是一个单向性的不可逆的过程。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其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谜能力。

这并非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在它所显示的意义上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

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在一个范式下进行工作,这个范式构成了一个概念的箱子,科学家的工作就是把自然塞到这个概念的箱子里。

库恩说:常规科学的目的既不是去发现新类型的现象,事实上,那些没有被装进箱子内的现象,常常是完全视而不见的,也不是发明新理论,而往往也难以容忍别人发明新理论,常规科学研究旨在于澄清范式所已经提供的那些现象与理论。21

范式指明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时期的研究方向,规定了什么是问题,以及什么是问题的解答。这个概念的箱子是常规科学活动方向和效率的保证,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对于超出范式箱子的新奇想法,是压制的,而这种压制可能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1982年,沃伦和马尔发现了幽门螺杆菌,认为它会造成胃溃疡。可是他们的发现并不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当时科学家们坚信生活压力和生活方式是导致胃溃疡的主要原因。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更多的实验不断验证了他们的观点,到2005年,23年后,科学家们终于确认,90%的十二指肠溃疡和近80%的胃溃疡都是幽门螺杆菌引起的,沃伦和马尔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22

通常情况下,年轻的科学家,比较少受旧范式的约束,容易发起对旧概念箱子的挑战,而年长的科学家往往维护旧范式,压制这种创新。

年轻的费曼博士提出路径积分的方法,他的导师惠勒兴冲冲向爱因斯坦推荐费曼的创新理论,爱因斯坦是不认同的,他说:“我还是不认为上帝会玩掷骰子的游戏,”过了一会补充说:“以我目前的地位,犯一些错误应该也无妨。”

费曼创造的方法在日后被证明是第三种非常有效的量子力学的崭新方法,力学路径积分的方法,费曼也为此获得了诺贝儿奖。

不过费曼的新颖观点被物理学家们接受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因为每一个物理学家都有他们自己特别钟爱的原理,而费曼的想法与他们南辕北辙,要他们放弃谈何容易。23

库恩指出,多数事业的成功得自于自然科学共同体愿意捍卫这个范式,如果有必要,他们会不惜代价为之奋斗。科学家往往要压制重要的新思想,因为新思想必定会破坏常规研究的基本承诺。

不过,只要这些承诺还保留有价值选择,那么,常规研究的真正本质保证了新思想不可能长期被压制。24

在科学进程中存在一种张力,既有统一范式的高效率,同时带来对新观点的压制,然而,范式本身不是僵化的,包含着许多价值判断的因素。

因而新观点如果能被持续证明为更好更有效,终将会冲破旧范式的压制,破茧而生,诞生出新的物种,这正是三百多年来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库恩称之为“必要的张力”,陈方正教授称之为“继承与叛逆”。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一看到新的观点就心悦诚服,例如牛顿的《原理》发表后,由于精密的、令人信服的推理论证,立即征服了一大批追随者,同时,在欧洲大陆也有一大批不愿意接受牛顿力学的科学家,有的终其一生始终坚信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达尔文《物种起源》结尾处中写道:“虽然我完全相信此书观点的真理性……但是对于观点与我完全相反的博物学家,我并没有期望能使他们信服,他们的心目中已充满从他们的观点去观察的事实……但是我有信心面对未来,面对那些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博物学家,他们将能毫无偏见地去看这个问题上的两种观点。25

库恩指出,正因为范式转换是一种不可通约物之间的转变,这种转变就不可能借助逻辑和中性经验的推动逐步地完成。

那么,问题来了,科学家是怎么完成这种转变的呢?答案是:他们经常不能。在哥白尼死后近百年,哥白尼学说几乎没赢得几个信徒,普利斯特里从未接受过氧气理论,开尔文勋爵也从未接受过电磁理论等等,不胜枚举。26

科学家自己也常常注意到这种转变的困难。马克斯·普朗克在他的《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生涯时,悲伤地谈到:“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因为反对者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27

在《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一文,库恩写道,不同理论支持者之间所能彼此交流的内容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故而一个人从效忠于一种理论转向效忠于另一种理论,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改变信仰。28

库恩总结道,科学家也是人。虽然有些科学家,特别是那些较年长较有经验的科学家会一直抗拒下去,大部分科学家总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打动。

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些人改宗,直到最后抗拒者死光以后,整个专业又会在一个单一的新范式内工作了。29

伊姆雷·拉卡托斯(1970,第100-101页)

这是一个虚构的行星非正常运行的故事。一个爱因斯坦时代以前的物理学家接受了牛顿力学及其万有引力定律N和公认的初始条件I,并且借助它们计算出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p的轨道。但是这颗行星偏离了所计算的轨道。我们这位牛顿派物理学家是否会认为,这种偏离是牛顿理论所不容许的,因而一旦这种偏离被证实,它就驳倒了这个理论N?不会,他会认为,一定有一颗迄今为止尚不为人所知的行星引起了p的轨道摄动。他会计算这颗假设的行星的质量、轨道等等,并且会要求一位实验天文学家检验他的这个假说。

这颗行星p太小了,以至于甚至用现有的功效最大的望远镜也不可能观测到它。这个实验天文学家于是申请一项研究资金来建造一个功效更大的望远镜。这个新望远镜花了3年时间造好了。如果这颗未知的行星P被发现,人们将会为牛顿科学的这一新的胜利而欢呼。

但是,这颗行星并没有被发现,我们这位科学家是否会放弃牛顿理论和他自己的摄动行星的思想呢?不会,他会认为,有一团宇宙尘埃云把行星遮挡了,使我们无法观察到它。他会计算这团云的位置和性质,并且申请一项研究资金来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以便检验他的计算结果。如果这颗人造卫星的仪器记录了所猜想的团云的存在,那么,人们会为牛顿科学的这一重大胜利而欢呼。

但是,这团宇宙尘埃云并没有被发现。我们的科学家是否会放弃牛顿理论,并且放弃他自己关于摄动行星的思想和掩盖它的宇宙尘埃云的思想呢?不会,他会认为在字宙的那个区域在在着某个磁场,它干扰了人造卫星的仪器。一颗新的人造卫星又发射升空了。如果发现这个磁场,牛顿学派就会庆祝一个巨大的胜利。

但是这个磁场并没有被发现。是否可以认为这是对牛顿科学的一种反驳?不会,他或许还会提出另一个有独创性的假说,直到,整个故事会被埋在布满灰尘的一卷卷杂志中,再也不会有人提及这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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