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城商行信用资质？——城商行信用风险分析框架

作者：张继强 肖乐鸣 

来源：强债华泰论坛

摘   要

核心观点

我们将区域资源禀赋分析、定性分析框架引入城商行信用资质分析体系中，构建了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信用分析框架。我们用区域税收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城商行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用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异地扩张、同业扩张情况来定性分析城商行；通过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负债情况、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五个方面、18个指标定量分析经营和财务。尽管包商事件以后，城商行信用资质成为市场关注热点，但城商行信用风险事件仍较少见，系统性分析城商行信用资质后，相较同等级短期信用债，城商行发行的NCD有较高性价比。

城商行区域资源禀赋分析

城商行起源于全国各地的城市信用社，其发展情况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城商行所在区域税收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作为区域资源禀赋的度量标准。城商行所处区域资源禀赋分化，部分城商行位于直辖市、省会等城市，区域资源禀赋较好，有力支撑城商行发展。城商行净利润规模与区域资源禀赋有一定相关性，但也存在部分不匹配现象，可能是由于城商行跨区发展、发展同业业务等。

城商行定性分析框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

我们从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异地扩张情况、同业扩张情况三个方面来定性分析城商行信用资质。股权集中度并非单向指标，集中度高低都各有利弊，应结合具体情况讨论。部分城商行股权集中度较低，建议关注股东间利益协调机制。部分城商行前十大股东中民营成分占比较高，国资成分占比较低；部分城商行前十大股东中国资成分占比较高，有利于获取地方支持。

城商行定性分析框架：异地扩张和同业扩张

城商行的异地扩张有利有弊，一方面有利于扩大规模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没有足够的地缘优势的基础上，异地业务可能无法达到本地的盈利水平，并隐藏了一些不易察觉的风险。我们从贷款投向地区、异地分支机构数量两方面观察异地扩张情况。净利润排名靠前的城商行中，多数贷款投向以本地区为主。从分支机构的分布看，多数城商行业务分布以本市及本省内部为主，但部分城商行外省分支机构数量多，占比较大。部分城商行同业负债占比相对较高，可能需要增加稳定负债；部分城商行同业依赖度较低。属于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的城商行在同业市场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城商行财务指标分析

除了区域资源禀赋分析、定性分析，根据我们2019年5月30日的报告《商业银行风险构成与主要评价指标》，还对城商行财务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从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负债情况、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五个方面、18个指标对城商行信用资质进行分析。

小结

在传统的财务指标分析框架之外，我们将区域资源禀赋分析、定性分析引入城商行信用资质分析体系中，构建了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信用分析框架。尽管包商事件以后，城商行信用资质成为市场关注热点，但城商行信用风险事件仍较少见，系统性分析城商行信用资质后，相较同等级短期信用债，城商行发行的NCD有较高性价比。

风险提示：数据口径不一致、分析方法差异、样本代表性问题。

怎么看城商行信用资质？

包商事件以来，城商行的信用风险受到市场关注。近期国有行、股份行NCD发行已经明显恢复，但城商行NCD发行成功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如何评估城商行的信用资质？我们从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指标分析三个维度来建立城商行信用资质分析框架。

城商行NCD发行成功率较低

2019年5月底包商事件以来，银行同业市场受到一定冲击，各类型银行NCD发行成功率均出现下降，城商行受影响较大。国有行NCD发行成功率略微下降后迅速恢复，股份行也较快消化了冲击，至7月中旬发行成功率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包商事件对城商行造成了较大影响。5月底以来，城商行NCD发行成功率在大部分交易日处于各类型银行中较低水平，在此情况下如何评估城商行信用资质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除了财务指标分析，我们还考虑加上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两个维度，对城商行信用资质进行综合分析。

按照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8年末一共有134家城商行。结合数据可得性情况，我们对披露年报，且主体信用评级为AAA、AA+、AA的104家城商行进行分析，（由于篇幅限制，部分图表只展示了净利润排名前30的银行），上述城商行2018年末总资产合计达到33.5万亿元。

城商行区域资源禀赋分析

城商行起源于全国各地的城市信用社，其发展情况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城商行在成立之初，业务原则上被限制在所在城市。尽管经过多年发展，许多城商行开始跨区经营，在所在省份或跨省开展业务，但各城商行基本与所在城市保持了较强的关联性，在存款来源、贷款投向、股东背景、政策支持等各方面与区域资源禀赋密切相关。在当前监管政策仍然鼓励城商行回归属地化、限制跨区发展的形势下，分析城商行所在区域资源禀赋显得尤为重要。

城商行所在区域税收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作为区域资源禀赋的度量标准。我们重点考虑区域资源禀赋的两个方面：区域内企业发展水平、区域内人民富裕程度。区域内企业实力越强、人民越富裕，则城商行存款来源越充足，贷款投向越安全，业务发展潜力越大。因此，我们用城商行所在区域2018年一般预算收入内税收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来度量区域资源禀赋。

城商行所处区域资源禀赋分化，部分城商行位于直辖市、省会等城市，区域资源禀赋较好，有力支撑城商行发展。我们查找了104家城商行所在的96个区域相关数据，城商行所在区域主要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地级市，部分城商行所在区域设定为省份。2018年税收收入方面，最高的是江苏省，达到7264亿元，最低的是阜新市，为27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最高的是上海市，达到68034元，最低的是朝阳市，23926元。

城商行净利润规模与区域资源禀赋有一定相关性，但也存在部分不匹配现象，可能是由于城商行跨区发展、发展同业业务等。2018年净利润最高的城商行是北京银行201亿元，最低的是鞍山银行0.2亿元，与之对应北京银行区域资源禀赋较好，鞍山银行区域资源较为一般。部分城商行资源禀赋好，但净利润水平中等，如苏州银行和杭州银行，区域税收水平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较高，但净利润规模并不靠前，可能反映了未来的增长空间。也有部分城商行区域资源禀赋一般，但净利润规模较大，如锦州银行2017年（尚未披露2018年报）净利润达到91亿元。篇幅所限，仅列示2018年净利润规模排名靠前的30家城商行，如下图所示。

城商行定性分析框架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分析

对城商行主体的信用分析传统上一般侧重经营、财务相关分析，在此基础上评估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上述分析的前提是企业治理结构平衡，实际控制人无相关风险。随着包商事件的暴露，市场开始关注城商行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问题。为此，我们从股权集中度、国资股东占比、是否上市公司等角度来度量城商行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

股权集中度并非单向指标，集中度高低都各有利弊，应结合具体情况讨论。股权集中度较高，一方面有利于获得大股东支持；另一方面可能反映出资本运营不够市场化，未充分向市场募集资金。股权集中度较低，一方面反映股权稳定性较弱，可能存在控制权冲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地方国资的股权划转、资本市场上市流通后的结果，即使股权分散，背后也可能存在有效的一致行动机制。

部分银行股权集中度较低，如无有效的一致行动机制，可能存在实际控制权冲突、各股东利益不一致导致经营发展战略不明确等问题。104家城商行中，嘉兴银行、锦州银行、唐山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分别为3.5%、4.7%和6.5%，但其中嘉兴银行、唐山银行股东中国资成分较多，嘉兴银行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10.6%，均为地方国企或事业单位；唐山银行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54.4%，均为地方国企；而锦州银行前十大股东国资背景股东较少。昆仑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大同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分别为77.1%、75.3%、61.6%，均为央企或地方国企，股权较为集中。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是嘉兴银行、锦州银行和朝阳银行，合计持股分别为10.6%、12.9%和14.4%，持股比例较高的是珠海华润银行、昆仑银行和大同银行，合计持股分别为97.9%、85.8%、79.9%。

2018年净利润排名靠前的城商行股权集中度分化明显。篇幅所限，下图列示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城商行。其中，锦州银行、中原银行、江苏银行、包商银行、苏州银行股权较为分散，前五大股东合计持股分别为22.0%、27.7%、29.1%、29.9%和30.6%；宁波银行、西安银行、华融湘江银行、昆仑银行、广州银行持股较为集中，前五大股东合计持股分别为62.9%、70.0%、72.9%、90.5%和92.0%。

包商事件后，市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商行的股东背景中国资、民营成分各有多少？部分城商行股权中民营成分占比较高，国资成分占比较低，建议关注其获取外部支持能力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将股东为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地方国企或中央国企的统称为国资，将股东为民企的称为民营成分，将股东为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统称为外资成分，将股东为难以判断实际控制人的、无法穿透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统称为其他成分，对城商行的前十大股东成分进行统计。

下图仍列示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城商行股东成分。其中，包商银行、浙江泰隆银行、锦州银行、中原银行、盛京银行前十大股东国资成分占比较低；昆仑银行、广州银行、华融湘江银行、贵州银行、长沙银行前十大股东国资成分占比较高。国资股东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有助于城商行获取外部资源；同时国资股东往往具有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国资成分持股比例较低时，应更加关注城商行获取外部支持能力和内部公司的治理结构。

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相对较全面，净利润排名靠前的城商行多为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情况相对较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较全面、受监管政策更严格，公司治理一般要好于非上市公司，因此对城商行是否上市公司进行分析。104家城商行中有27家为上市公司，其中22家在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篇幅所限，以下列示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十的城商行相关数据。

异地扩张分析

城商行的异地扩张有利有弊，一方面有利于扩大规模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没有足够的地缘优势的基础上，异地业务可能无法达到本地的盈利水平，并隐藏了一些不易察觉的风险。城商行在成立之初原则上业务范围限制在所在城市，随着经营规模的放大存在扩张规模的意图。但是异地扩张中，城商行难以发挥本地的品牌效应、外部支持等优势，特别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隐藏的风险更大。因此，有必要度量城商行异地扩张情况。我们从异地分支机构开设网点数量、异地贷款投资占比两个角度来衡量城商行异地扩张情况。

排名靠前的城商行中，多数贷款投向以本地区为主，但异地贷款占比有上升趋势。我们将城商行所在区域定义为本地区，根据2018年度财务报告中贷款、垫款科目注释，统计了城商行贷款投向地区分布。由于部分城商行年报未披露贷款投向区域数据，仅列示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城商行中，数据可得的16个银行。大部分城商行异地贷款比例低于50%，仍以本地业务为主；边际上看，异地贷款占比有上升趋势，9个城商行异地贷款占比上升，7个占比下降，其中贵阳银行上升幅度较大，长沙银行下降幅度较大。

从分支机构的分布来看，多数城商行业务分布以本市及本省内部为主，跨省经营的比例不高，但部分城商行外省分支机构数量多，占比较大。从分支机构的分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情况。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城商行中，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包商银行、江苏银行外省分支机构数量较多，分别为389、95、90、80、78个；苏州银行、西安银行、中原银行、华融湘江银行、贵州银行、郑州银行、甘肃银行、台州银行等无外省分支机构。对于跨区分支机构数量多占比较大的银行，一方面其业务来源广，拓展前景大，另一方面也需关注其跨区经营风险。

同业依赖分析

部分城商行同业负债占比相对较高，可能需要增加稳定负债；部分城商行同业依赖度较低。2019年一季度起对于全部银行，同业存单已经纳入同业负债1/3考核的指标。2019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提到，“适当增加同业负债占比考核弹性，促进金融机构多渠道补充资金，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监管限制同业负债占比，另一方面如文初提到的，在包商事件影响下，同业链条收紧，城商行同业存单发行率处于各类银行中较低水平。在此情况下，同业依赖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存在一定压力。以下列示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城商行，其中昆仑银行、锦州银行、包商银行、江苏银行同业负债占总负债比例相对较高；台州银行、东莞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甘肃银行、成都银行同业负债占比相对较低，同业依赖较小。

属于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的城商行在同业市场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19年3月，央行公布了2019年49家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其中18家为城商行，即北京银行、杭州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洛阳银行、大连银行、河北银行、厦门银行、九江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徽商银行、广州银行、郑州银行、长沙银行、中原银行、青岛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一级交易商能够直接作为央行交易对手，有助于构建同业市场声誉、获取低廉成本资金，属于一级交易商的城商行安全性相对较高。

城商行财务评价指标分析

除了区域资源禀赋分析、定性分析，我们还对城商行财务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从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负债情况、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五个方面对城商行信用资质进行分析。根据我们2019年5月30日的报告《商业银行风险构成与主要评价指标》，我们对城商行重点分析的指标及计算公式如下表所示。

资本充足性分析

城商行受到银保监会等机构严格监管，经营必须满足最低的资本要求标准。资本金越充足，银行业务发展所需资金融通弹性越大，财务处理也更为灵活。对于银行资本充足性，我们主要关注隐含资本结构及其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此外我们关注资产减值损失对银行资本储备的负面冲击。

篇幅所限，以下数据表格列示2018年净利润靠前的前15个城商行。其中台州银行、成都银行各口径资本充足率均相对较高。锦州银行各口径资本充足率较低，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为8%，接近2012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7.5%警戒线。

资产质量分析

城商行优质资产是未来持续保持盈利的主要动力，而资产组合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类别和性质的风险，实现风险控制和获得收益的平衡是对资产优质与否的重要考量。我们主要关注的量化指标有：总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大客户贷款比率指标。

哈尔滨银行、盛京银行2018年不良贷款率相对较高，2018年均为1.7%；台州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分别为0.6%、0.7%，信贷资产安全性较高。15家城商行有中有6家2018年拨备覆盖率超300%，其中宁波银行拨备覆盖率高达521.8%。锦州银行、上海银行2018年大客户贷款比率超30%，客户集中度较高。

负债分析

城商行通过吸收存款、借入资金开展资产业务，稳定的负债来源有助于银行业务稳定拓展，降低资本成本，使得银行保持较好盈利水平。我们主要关注银行负债结构、存款结构、负债和存款期限结构、存款对大客户依赖程度等指标，在此我们选择吸收存款占总负债比、存款结构、同业负债规模3个量化指标。

包括徽商银行、北京银行在内的5家银行2018年吸收存款占比低于60%，对其他负债来源依赖相对较高。各城商行因发展方向不同等因素，存款结构差异较大，如根据各银行年报，2018年台州银行吸收存款总额中个人客户存款占比达67.3%，而南京银行仅为18.4%。此处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以计算实质性同业负债。由于总负债规模较大，北京银行、上海银行2018年同业负债规模分别为7519.3亿元、6658.5亿元，同业融入规模相对较大。

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是衡量城商行持久经营、创造价值、增加资本储备，以及提高城商行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主要关注银行盈利能力及其长期持续性，一般可以认为，银行利息净收入在利润总额中占比越高、盈利的稳定性越好，投资收益比例越高，盈利能力可能会更强、但是其稳定性可能相对较弱。我们具体关注利息净收入占比、资本利润率、净息差、利润增长率4个指标。

15家城商行中13家2018年利息净收入占比超150%，其中杭州银行占比达241.6%。盛京银行、杭州银行资本利润率分别为7.1%、7.7%，在15个城商行中表现相对偏弱。台州银行资本利润率29%，净息差为5.2%，远超其余城商行；根据2018年报，2018年台州银行来自企业贷款的利息收入较前值增加17.7亿元（同比+29%），带动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41.3%。

流动性及偿债能力分析

我们主要关注城商行是否可以有效匹配其流动性和债务情况，既保持资产总体盈利水平，又可以较低风险应对短期到期的债务。我们主要关注流动性比率、备付金比率、存贷比3个指标。

包括哈尔滨银行、成都银行在内的7家城商行2018年备付金比率超15%，而厦门国际银行备付金比率仅为9.9%。多数城商行存贷比超60%，其中北京银行2018年存贷比为91%。成都银行、贵阳银行存贷比相对较低，分别为53.7%、54.5%。

小结

在传统的财务指标分析框架之外，我们将区域资源禀赋分析、定性分析引入城商行信用资质分析体系中，构建了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信用分析框架。我们通过城商行所在区域税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分析其区域资源禀赋；通过城商行股权集中度、股东背景中国资成分持股比例、是否上市公司等指标，来定性分析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通过异地贷款规模、占比，和异地分支机构数量，判断其异地扩张情况；通过同业资产规模和占比，来研究其同业依赖度和同业扩张情况。除此之外，通过18个财务指标，我们从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负债情况、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五个方面对城商行经营、财务情况进行分析。

尽管包商事件以后，城商行信用资质成为市场关注热点，但城商行信用风险事件仍较为少见，系统性分析城商行信用资质后，相较同等级短期信用债，城商行发行的NCD有较高性价比。

风险提示

数据口径不一致。区域资源禀赋分析中，部分城商行发源地非单一城市，可能为全省性城商行，本文中将对应区域判断为相应省份，判断过程具有主观性，且可能导致其资源禀赋数据与其他城市数据不可比。部分城商行未披露2017、2018年报，在比较2018年净利润等相关数据时用2016或2017年报代替，文中已备注。异地贷款根据银行年报披露的相关数据，不同银行的披露口径可能有区别。

分析方法差异。在认定城商行股东背景的过程中，主要按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属性进行判断，判断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主观性。部分股东为境外主体，通过详细查找，可以归类为境内国企、民企的境外公司，则将属性归类为国企或民企；部分境外主体信息披露较少，统一归类为外资企业。本文中将无法判断实际控制人的股东，或无法穿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归类为其他成分。

样本代表性问题。本文对城商行相关分析主要集中在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城商行，可能无法代表全部城商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