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贸易战期间日本产业结构变化

作者：燕翔、战迪、许茹纯、朱成成

来源：追寻价值之路

日本所采用的产业分类方法和国际通用的分类方法有所不用。日本的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矿业、建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包括水电气、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不动产、通信运输和其他服务业。其与国际分类方法主要的不用点在于水电气行业的划分，日本将其归类为第三产业，而一般国际上将其划分为第二产业。为保证数据一致性，本篇报告采用日本分类方法。

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45年至57年，二战后经济恢复阶段。这段时期日本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借助越战契机，主要以受战争破坏较少的轻纺工业为突破口恢复受战争破坏较严重的国民经济。二是57年至70年代初，高速增长阶段。在经历了战后恢复阶段之后，日本开始着力发展钢铁、煤炭等重化工业，由此拉动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平均的经济增速接近10%。三是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经济低速稳定增长。这一时期日本产业结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70年代初80年代初，日本开始逐渐将资源从重化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完成了后工业化进程；二是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产业从引进型发展成为自主创造型，完成了从后工业化到现代化的跨越。这二十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速从10%下降到5%左右，然而虽然增速下台阶，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却更加持久稳定。四是90年代初开始，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在广场协议后为抵御货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货币持续宽松，形成资产泡沫后政策却在80年代末开始迅速紧缩，经济泡沫的破灭给日本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整体经济增速一直维持在2%左右。

如果从产值结构看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日本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格局始终没变，而且细分行业中制造业的占比始终是最大的。其中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 1955年农业占比19.2%，1995年之后占比就下降到了2%以下。而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1955年日本第三产业占比47%，1965年之后上升到50%以上，1983年开始占比上升到60以上。而第二产业占比以1970年为分水岭，之前二产占比从1955年的27%上升到1970年的35%，而73年之后开始下降，90年代末又回到20%左右的水平。可以发现，1970年之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幅度较慢，第一产业缩小的份额很大程度上是被第二产业“占有”了，因此70年代之前是日本快速工业化的时代。而70年代之后，第三产业才迎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从劳动力结构来看，1955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均为38%，其后第一产业就业占比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迅速上升，至95年第一产业占比仅有5%，而第三产业占比高达60%以上，整体的变化趋势反映了“经济服务化”的趋势。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和产值走势一样，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955年至1970年日本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迅速增加， 从1955年的24%至1970年的35%。70年-80年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第二产业内部出现了结构调整，整个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在80年代几乎没变，90年代后出现下降趋势，中枢一直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

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变迁更能反映出日本战后的产业结构发展路径。其中采掘业比重从5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以后占比已经小于1%，基本可以忽略不计。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的高速发展其实就是第二产业迅速“代替”第一产业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正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迅速发展的阶段。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随着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重化工业比重下降，机械等高附加值加工业占比上升），其整体占比开始下降，继而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速下行，进入了产业技术化阶段的低速增长期。

70年代之后，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迅速扩张。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主要是服务业70年代后的迅速崛起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其占比从70年代的15%上升到90年代末的25%左右。交通运输、不动产、水电气、批发零售行业占比基本稳定不变。

日本制造业结构的变化就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变迁的缩影。为了更加直观，我们将制造业细分行业归成四大类：轻工业原料型（食品饮料制造）、轻工业加工型（纺织纤维、造纸）、重工业原料型（化学、石油煤炭、非金属矿、基本金属、金属制品）、重工业加工型（一般机械、电气机械、运输机械、精密机械）

日本在战后恢复阶段采取的是恢复轻工业、同时倾斜资源发展重化工业。55年开始，重工业占比迅速上升已经开始超过轻工业。57年开始至70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制造业产值在GDP中占比大幅上升，而重工业在制造业的比重也大幅上升。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由重工业的高增速拉动的，当然这一时期重工业中仍然以原料型重工业为主导，而原料型重工业价低质优的供给能力与国民收入的增长又促进了加工型重工业增长快速成长。至1970年前后重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0%。

70年代初开始能源价格开始上涨，日本开始将产业重心从原料型向技术加工型转变。73年、78年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原料型重工业占比开始下降，加工型重工业占比已经和原料型重工业占比不分伯仲，其中机械类产品成为制造业中占比最大的行业。

80年代之后能源成本上涨，原材料重工业发展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需求趋于饱和，同时日元升值已经成为定势，为了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在“科技立国”政策的指导下开始大力发展自主创新，重工业开始向高附加值的加工型方向发展。1980年至1990年是日本加工型重工业发展最快的阶段，其占制造业的比重从39%上升到49%，占据了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

90年代开始加工型制造业占GDP比重开始有所下滑，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投资的增加导致加工组装型重工业开始转移。第三产业中服务业比重大幅增加，主要是软件和信息相关的服务、医疗服务以及个人需求等。

二战之后日本工业、金融体系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将近有一半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和工业品奇缺，物价飞涨，经济陷入了瘫痪和濒临崩溃的边缘。1946年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比例低至26.3%，工业的损失也使服务业失去依托，第三产业占比也下降至34.9%，低于农业的38.8%。

这一时期日本工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在出口结构上也是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从整体上来看，1951年-1957年间，日本对外贸易始终处于逆差的地位，贸易逆差最大达到了7.9亿美元，1958年后日本才逐渐实现贸易顺差。从出口结构上看，1950年，日本出口的水产品、纺织品、玩具等水产、轻工产品占日本出口总值的63.3%，1955年，尽管出口结构发生变化，纺织品的出口总额占比下降至了37.3%，但是在整个50年代，日本轻纺工业品的出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日本政府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有两个方向，一方面大力发展受战争破坏较小的轻纺工业和轻型机械工业，另一方面开始以煤炭、钢铁等原料重工业为重点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采取“倾斜式生产方式”。之所以仍然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是因为经济恢复时期轻工业品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其次，战后军事工业解体，重工业设备损失惨重，民用消费品生产吸引了重工业企业的加入，带动了轻工业的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扶持。战后美国将扶持日本棉纺织业作为提供的经济援助的内容之一，援助方式是，日本企业向美国政府借款购买美国的机器设备，然后向美国出口棉纺织品，用所得外汇偿还债务。而重工业的发展则是日本自身恢复经济和谋求国际立足的长久打算，因此政府采用倾斜资源的方式重点扶持资源型重工业的发展。

劳动密集型轻工业：1）纤维工业。作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工业的代表性部门，技术优秀、动力供应方便和工业用水丰富是其快速发展的优势。2）杂货工业。主要包括玩具、装饰品、自行车、橡胶制品、灯泡等杂货，具有价廉类多的优点，一直以来是日本输出东南亚各国的主要产品。

倾斜生产方式（1947年-1949年）：对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实行：1）价格倾斜政策。政府对那些产品市场价低于成本的重点行业进行补贴。一方面稳定原材料价格，另一方面刺激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2）物资倾斜政策。政府对有限物资实行严格的统制管理，以保证重点行业的需要。3）资金倾斜政策。设立“复兴金融公库”，为煤炭和钢铁等重点行业提供优惠贷款。建立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重点产业服务工作（1947-1953年间，日本先后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北海道开发金融公库、国民医疗公库、公营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政策性金融机构）

道奇计划（1949年初-1950年）：美苏冷战的打响使得美国迅速转变了对日的占领政策，1949年开始，美国派出约瑟夫·M.道奇赴日本推行经济稳定计划，旨在解决倾斜生产政策带来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巨额财政赤字。道奇计划通过紧缩财政对前期经济发展进行纠偏。从而使日本经济稳定发展。1）财政紧缩，编制“超平衡紧缩预算”，加强征税。2）废除前期的经济统制工作，如停止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业务。3）财政紧缩的同时辅之以金融缓和，通过降低放款条件等方式扩大民间贷款。

产业结构：倾斜生产方式以政府统制的计划方式在战后迅速推动了煤炭、钢铁等原料重工业的发展，重点资源类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第二产业比重快速上升。截至1957年，三大产业名义GDP占比分别为16%，37%，47%，按不变价统计的GDP占比，三次产业依次为15%，24%，61%，摆脱了以第一产业为主的落后产业结构，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但倾斜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直到道奇计划的实施之后日本开始从“通胀经济”向“稳定经济”转变。

虽然“倾斜生产方式”集中力量发展了煤炭钢铁等资源型重工业，但由于日本传统的纺织轻工业受战争破坏较轻，经济恢复时期市场需求较大，具有较强的发展历史，同时战争期间以军需为中心的在重工业遭受重创，许多重工业企业转向生产民用消费品，带动了轻工业发展，因此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仍占据主导地位（食品加工和纺织），是二战日本经济复苏的主导产业.

出口贸易：战后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逐渐复苏，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并在这一时期与美国爆发了围绕棉纺织品的首次贸易摩擦事件。朝鲜战争时期，日本棉纺织品迎来的第一个需求高潮，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库存急剧增加，日本棉纺织品厂家纷纷降价以扩大对美出口市场，造成了日本棉纺织品在美国棉织品进口市场占比的激增，1951年为17.4%，1956年则达到60%以上（数据来源《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态》）。1955年，美国市场上出现 “1美元女衬衣”，该事件成为日美贸易摩擦的起点。1956年1月，日本对美棉织品出口实行自主限制，并于次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议》。

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食品、烟酒、纺织、服装、木材、皮革等轻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自50年代日美爆发纺织品贸易摩擦之后，日本就将对外投资作为缓解贸易摩擦的主要对策之一，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包括食品、烟酒、纺织、服装等在内的轻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对外投资的领域还包括中东等地区的石油开采方面。但是整体来看，受当时资本规模的约束，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很少。

经历了战后十年的经济恢复，日本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与此同时，日本面临着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环境：对外世界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受益于低廉的资源价格，欧美各国均处于经济高增长的阶段；对内日本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城市化速度加快，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逐渐提升，驱动重工业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重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部分的劳动力资源,使得纺织业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凸现。日本纺织业的国际产业竞争力下降，已经不能成为带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50年代末开始，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日本逐渐将“实现赶超”作为产业政策的目标。1957年日本政府在《新长期经济计划》中第一次提出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基本政策，1960 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时期日本确立了“全套型产业结构”，即独立生产所有的工业品、进口仅限于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并将“贸易立国”确立为基本国策。1963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把重化学工业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方向。包括：1）应用“筱原基准”（收入弹性高和生产率上升的产业）选取钢铁、石油炼化、机械等重化工业作为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主要包括调整设备投资政策、调整机械产业的生产领域、确立专业市场体制和实行共同化市场。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产业政策在60年代中期以前是围绕石油、化工、钢铁等原材料型产业展开的， 60年代中期以后机械工业逐渐代替石化成为核心产业，这点从制造业细分产业增速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2）金融政策方面建立“改善产业结构金融制度”，对政府重点发展的重化工业实行低息贷款并设立专项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同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外汇管理措施，将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进行隔离。通过这些管制措施，使稀缺的外汇资金被投入到重点产业。

具体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大对钢铁、电力、运输等基础产业的资金投入和设备投资，二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大资金投入重点扶持电子、石化、飞机制造等新兴产业，三是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产业的规模化经营，四是将机械行业作为重点支柱产业来扶持，并发布《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由国家扶持加强机械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

产业结构：在产业政策的正确引导和内外环境的加持下，日本重化工业迅速发展，到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结束时, 日本已经在国内完全拥有了诸如钢铁、造船、化工、汽车、电机、纺织等几乎所有产业部门, 并都保持在一定的优势水平上, 形成了全套型产业结构。而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由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带动起来的。由此日本迎来了三大景气时期，分别是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伊奘诺景气，并且在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机械工业是60-70年代增长最快的产业，63年开始，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工业、家电为代表的电气机械行业替代了钢铁石化等重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占比迅速上升，70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43.1，基本达到巅峰。

出口贸易：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向重化学工业品倾斜，日本对外出口结构更趋向于重化工业化。1970年日本重化工业品出口在总出口比例高达72.4%。1960年-1970年十年间，日本钢铁、船舶、化学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量增加。钢铁是60年代日本出口的主力商品，1963年日本超过联邦德国和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出口国，钢铁出口增长6.3倍，由3.9亿美元增长到28.4亿美元，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也有9.6%上升至14.7%。汽车出口增长9倍左右，由1.1亿美元增长到10.9亿美元，在总出口比重由1.1%上升至6.9%。机械类产品出口占比也大幅提升，由25.5%增长为46.3%，以机械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代替轻工业成为出口主力。

贸易摩擦：这一时期美日贸易摩擦所涉及的对象商品由原来的轻纺工业品为中心转为以钢铁等重化学工业品为中心，贸易摩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钢铁、黑白电视机和以合成纤维为中心的纺织品。1）6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进口日本的钢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保持在40%-50%左右。日本对美钢铁出口激起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1968年7月日本实行钢铁产品对美自愿出口限制，并规定1969 年钢铁产品出口同比减少20%。2）黑白电视机。50年代中期后日本出现家庭电气化的浪潮，以黑白电视机为中心的民用电子产品生产急剧扩大， 1966年-1988年间，在日本电视机出口市场构成中美国占比平均达到了75%，而彩电则达到了90%以上，引起了美国相关厂家的不满和倾销指控，并成为了70年代日美彩电贸易战的导火索。3）以合成纤维为中心的纺织品。围绕纺织品贸易的摩擦是战后日美经历时间最久的贸易摩擦。60年代开始日本对美合成纤维出口急剧增加，并在1968年超过棉织品和毛织品成为对美出口纺织品的首位，从而使得日美纺织品摩擦的范围不断扩大。为了缓解纺织品贸易摩擦，日美签订了多个贸易协定，主要包括《日美棉纺织品贸易短期协定》（1962年1月）、《日美棉纺织品长期协定》（1963年1月）和《日美纺织品临时协定》（1968年1月）等，协议规定了日本需设定对美出口额和实行自愿出口等要求。

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重工业的发展推升了轻工业的劳动成本，日本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1972年-1974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缓解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的产业结构开始将传统的纺织业逐渐向国外转移，开始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此次日本主要目的是为获得资源，投资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欧美等国家投资较少。

70年代后，日本经济逐渐进入低速、稳定增长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几件大事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一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并导致了“世界石油危机”；二是1973年底到1975年，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西方世界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1974年前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1974年出现“滞涨”，当年GDP负增长；三是日元汇率在7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幅升值，对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一次是1971年初至1973年初，日元升值了36%。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宣布放弃美元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强制征收10%进口关税的紧急经济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第二次是1975年至1978年，日元升值了60%，主要原因美国在对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对日本施压导致的日元第二次被动升值。四是1979 年西方世界再次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逐渐丧失高增长的经济基础，逐渐进入转型时期，产业结构亟需调整。

对外出口开始出现顺差，出口品类中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机械产品迅速增加。1973年石油冲击后，日本产业结构向着“能源节约化”和“高度加工化”转变，由此带来了出口商品结构的重大变化。日美贸易战领域逐渐转移到了以彩电、汽车、机床为代表的加工组装型产业。石油冲击造成西方国家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萧条，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而日本以扩大出口为杠杆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较快地摆脱了石油冲击的影响，国际收支盈余增加。以此为背景，日美贸易摩擦明显加剧。这一时期日美贸易摩擦主要钢铁、彩电、机床等商品展开。1）钢铁行业。1976年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量比1974年激增70.2%，接近800万吨，在美国钢铁进口数量中占比达到55.9%，而美国钢铁业则萎靡不振，失业人数增加，税后利润从70年代初的63%暴跌至1977年的0.06%。在此背景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多次指控日本对美进行钢铁倾销，并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纠正不公平竞争”。1978年，美国制定有关外国对美钢铁出口的最低限价制度，该制度以当时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强的日本钢铁产业为标准，核定一个标准销售价格，若各国以低于此价格对美销售钢铁，则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直接进行倾销调查。这种最低限价的制定和随时可行的倾销报复，使美国在钢铁贸易中占据了主动。2）彩电行业。1976年，美国迎来建国200周年和总统大选，民众对于彩电的需求激增，日本彩电对美出口增至283.6万台，比1975年增加133%，在美国进口市场中占比也达到了30.9%。在此背景下，美国“保护彩电产业委员会”于同年向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对日制裁。在美国压力下，日本与1977年签订《日美彩电协定》，以维持出口秩序，该协议规定了3年内日本对美彩电出口年出口量175万台的上限，其中成品彩电在156万台之内，半成品彩电在19万台之内。3）汽车行业。70年代末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逐渐转移至汽车行业。石油冲击之后，日本汽车凭借小型、节能、设计与性能突出的优势攻占美国市场，1976年和1977年的对美出口增长率分别为47.6%和27.4%。1980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22%。受日本汽车出口冲击，美国汽车行业失业人口大幅增加，为缓解贸易冲突，日美与1979年开启汽车贸易谈判。1980年5月，日本政府采取开放市场措施，统一减少对美汽车进口关税并简化进口检查手续。1981年5月，签订了《日美汽车贸易协议》，规定日本从 1981 年 4 月至 1982 年4月，对美国汽车出口限制在 168 万辆以内。

重工业化向技术密集化转变：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开始进入低速增长时期，能源价格上涨和需求减退并行，对内通货膨胀严重，对外日元不断升值，同时，面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日本开始调整产业政策，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汽车、机械、半导体等作为日本的主导产业，将资源消耗大的钢铁、化学工业工业向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国家转移。1）1971年，日本提出《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确定“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发展方向,重点扶持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飞机制造、信息产业等。2）1976年又发布《产业长期构想》明确提出用降低重化工业的增速换取知识型密集产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知识密集化主要是建立在引进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的。

具体产业措施如下，1）对结构性萧条产业和高耗能产业进行“减量经营”。1978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和《特定萧条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等四部法律，主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对资源、能源耗费多、污染严重的原材料工业（钢铁和石油化工）实行减量生产，削减生产能力。

2）耗能多、公害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海外转移。日本加大对外投资的目的包括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压力，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回避日美贸易摩擦等，日本企业将某些贸易摩擦商品的生产部分转移到美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将这些产品进行当地销售，或向第三国销售或运销本国，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3）重点发展资源、能源消耗少，能够形成高附加值价值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1978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提出要发展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和知识产业，投入了大笔政府专项资金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和资金，并对以上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该政策为奠定日本电子产业的基础及扩展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产业结构：70年代后日本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和家电、电子为代表的电子工业替代钢铁、石化重工业成为新兴主导产业。70年代的产业技术化是分阶段进行的，因此在70年代中期日本迎来了第二产业的拐点，也是日本三次产业占比变化中唯一的一个拐点时代。受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冲击以及日本高速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影响，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业大幅缩减了对原材料型重化工业（钢铁、石油化工）的投资，同时增加了加工产业的设备投资，产业结构逐渐开始向“能源节约化”、“高度加工化”发展。1973年开始原材料型重工业占比大幅下降，加工组装型重工业占比上升并在70年代中期以后超过金属原材料型重工业。与此同时，75年之后高附加值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工业和高精度机械工业）开始得到重点发展，在制造业中的比例大幅提升。

从不同产业设备投资占总设备投资的构成比来看，原材料型产业设备投资占设备总投资的构成比从1970年-1973年的平均值46.5%下降到了1980年-1981年的22.9%，其中钢铁和化学产业的同期构成比分别从15.2%、11.0%下降到了6.8%和6.0%，而同期加工产业设备投资占比从年均20.3%上升至年均25.1%，其中电子与电机、汽车的构成比同期分别从4.9%和7.7%上升至8.0%。

出口结构：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机械产品占比大幅提高。日本出口商品结构中消耗进口资源的钢铁和化学产品占比下降，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机械产品比提高。日本机械产品出口在总出口商品构成中的比例由1970年的30.1%提高到了1980年的40.2%，。第二次石油冲击之后，“信息机械”出口迅速增加。信息机械主要包括办公机械、通讯机械、录像机和半导体等电子元件。这一时期，国际范围内信息革命正在兴起，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在日本企业中逐渐推广，此背景下，在1978年—1984年间信息机械出口增长6倍，在出口商品中的占比由3%增长至14%。

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主导产业地位逐渐确立。1974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1979年汽车成为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商品，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日本的汽车出口率在70年代急速上升，而美国是日本最大的汽车贸易伙伴国，80年代初开始，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为“广场协议”埋下伏笔（迫于美国压力，1980年日本政府统一减少对美汽车进口关税，并在1983 年同意将对美出口汽车辆数设定上限）。

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日元大幅升值给出口带了巨大压力，1978年-1981年日本迎来了第二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转移高耗能和贸易摩擦相关产业，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一方面，70年代中后期，两次石油危机爆发、日元第二次大幅升值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恶化日本将能耗高、原料需求量大、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确立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机械、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日本对美国市场集中大量出口，激化了日美贸易摩擦，为维护对美出口份额，日本改变对外投资内容和地区结构，增加对美国的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尽管70年代后日本GDP实际增长受日元升值和经济危机影响有所下降，但增长速度仍处于世界前列，而且日本经济在进入80年代后仍在稳定中保持增长，70年代末期日本GDP体量已经达到美国GDP的40%。同时，日本利用两次石油危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从80年代初全球进出口贸易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已经完全形成了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重工业资源品，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的梯次产业结构成功实现了产业技术化发展，顺利的完成了后工业化的阶段演进。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压力。

日美贸易战从商品摩擦到复合摩擦，《广场协议》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变化。一方面，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出口结构的变化，美日贸易摩擦开始向半导体产品、通讯、金融和服务业等高技术产品和第三次产业蔓延，80年代初以汽车贸易摩擦为核心，到了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从半导体、电信等高科技产业到汇率金融全行业的贸易冲突。另一方面，美国不再满足于仅仅解决日本对美个别商品出口增加引起的贸易摩擦，而是试图从经济、政策制度和文化方面解决日本对外巨额贸易顺差的情况。1985年9月西方五国签订《广场协议》，要求各国政府抛售美元，降低美元对日元等货币的汇率。至1988年初，日元升值幅度达到了54%。

1985年广场协议很多时候被作为日本经济阶段划分的标志，但从经济增速看，80年代整个经济的增长中枢仍然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而且从产业政策上看“科技立国”政策方针基本是贯穿了整个80年。广场协议的签订之后，日元升值本身给日本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对外投资带来了巨大变化，但从产业政策上看是一以贯之地发展自主创新科技，因此我们将整个80年代放在一起讨论分析。

科技立国:1980年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对工业结构进行全面调整，从引进型知识密集化到创造型知识密集化。资本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完全让位于技术密集型新兴部门。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文件，将产业结构从“引进型知识密集化”向“创造型只是密集化”发展。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中再次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战略。

该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以高技术、未来产业基础技术等技术为未来科技发展的重点，通过培养和应用创造性，开拓性技术尖子和基础研究人才来提高基础研究的比重，最终走向自主开发性创造技术。主要的政策引导方向包括1）独创性的技术开发规划；2）建立促进研究开发投资的税收制度；3）培养创新型的人才；4）参与国际间的技术开发合作；5）开展实用技术贸易；6）创建“技术城市”；7）使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化发展等。

金融领域推行联动投资策略：一是放松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如建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等。二是日本银行建立全球性经营网络，广设海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1988年日本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达到441个，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增强日企海外投资竞争力。三是给与对外直接投机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削减投资者金融风险，促进日本私人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四是加快对美制造业和不动产投资，以回避汽车等贸易摩擦。

《广场协议》后日本的财政货币政策：1）扩张的财政政策。《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日元升值的紧缩效应和逐渐激化的贸易摩擦形势，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新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和刺激社会消费，具体措施包括；推行地方公债修筑公共设施；促进企业提高工资；发展进口等，引导经济增长结构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由此带来了54个月的经济增长期。2）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了抵御日元升值来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实行低利率政策，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导致国外游资涌入日本金融市场，过剩的货币流入房地产，促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从经济结构整体变化来看，第二产业的支柱制造业占GDP比重停滞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从就业结构上来看，第一产业占比持续减少，由1980年的10.9%下降至1990年的7.2%，第二产业就业占比整体变动幅度较小，而第三产业占比持续增加，从1980年的55.6%增长到1990年的59.25%。85年以后，整体经济增长模式在“扩大内需”政策的引导下，从出口依赖转为出口和内需并重。

出口结构：附加值高的高技术机械产品增长迅猛。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由于日元升值和贸易摩擦加剧，一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重化学工业迅速向国外转移，日本总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同时商品出口结构也发生着变化。机械工业产品出口大幅上升，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85年的71.8%上升至1990年的74.9%，其中作为高技术产品的办公自动化机械、半导体电子产品、科学光学仪器，家电和汽车等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增长率超过了出口总额的增长幅度。

对外投资：《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迎来海外投资第三次高潮，高技术附加值产业也开始转移。日元大幅升值使以美元计价的制造业劳动成本大大提高，80年代之前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丧失，日本制造业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开启了海外投资的第三次高潮。而这一次的海外投资带动了日本战后最大规模产业转移。主要特点包括：1）对美投资急剧增加。美日贸易摩擦的加剧导致日本对美投资的激增，产业转移主要集中于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地区，主要是涉及大型制产业、金融服务业、化学、电气机械、信息通讯、运输机械、不动产以及生产零部件等等。2）高技术附加值产业开始转移。1985年以后日本的电机、运输机械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也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其中在1986年-1989年间，电机和运输机械在制造业对外产业转移中位居前二位，分别占对外投资额的6.4%和3.3%。（《日元汇率升值与出口的协整分析》，世界经济研究）3）生产和销售本地化。《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本国生产关键零部件的，但将销售和大规模生产组装网络实现海外本土化。日本跨国公司的出口率在1985年达到24％后开始回落。（《日本经济转型和产业转移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以产业转移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汽车行业为例。一方面这一时期汽车、家电成了美日贸易摩擦的核心领域，另一方面，日元不断升值推升国内生产成本。因此80年代初以后日本汽车开始布局海外生产，而85年广场协议之后海外生产数量激增，其中，在美国的生产占比从80年的空白到85年已经占所有海外生产的1/3，至1990年，该比例进一步上升至40%。

政策失误导致泡沫经济形成：从1986 年1 月到1987 年2 月，日本连续5 次降低基准利率，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 降到了2.5%。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的过剩资金。在实体经济缺乏有效投资机会下，这些过剩资金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股价和房价大幅上涨。同时，由于日本政府实施的国际化战略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这更增强了日本金融和经济的脆弱性，经济进入持续的低速增长期，产业升级的进程也受到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