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产简史:香港怎么了?

作者:清和  智本社社长

来源:智本社

香港,病了!

何病之有?

中产是一面镜子,照射出香港的兴衰荣辱以及内在纠葛,也或多或少映射出我们光鲜之下的阴暗面。

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香港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香港。

中产就像香港的风向标、晴雨表,任何社会、政治、经济风浪,都会体现在他们身上——报端、集会、购房、教育及移民。

中产阶级是现代人所认同及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的化身:

“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开放的、容许凭个人努力而可以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象征;

是不靠背景后台、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的、进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

是一股以温和的、和平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

是社会上一种持平的、客观的、理性的声音等等。【1】”

中产阶级,一度是香港社会民主与自由的进步力量。然而,当香港发展未如期望时,中产又成为了批评的对象,被认为是滋生事端的主导者。

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避免社会、政治走向极端,促进市民在面对权力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

如今,香港的街头政治以及暴乱,与中产的衰落以及那个时代的终结,息息相关。

1

移民

一个时代的开始

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城市。

香港的兴盛,始于战乱时代的移民潮。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内地逃难者大量涌入香港(《香港往事 | 一人,一城》中包叔的母亲王氏,即战时南下香港避难的北平人)

1941年香港沦陷之前,人口暴增至160万,其中约75万来自战时赴港避难的移民。

香港沦陷后,大量人口又迁移回内地。其中,经济学家张五常便随其母亲绕道韶关赴广西桂林一带避难。

1943年初香港只有98万人,1945年5月更只剩65万人。

日本投降后,大批人口又回流香港。

1946年中,香港人口快速上升至155万。

1949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富商、名流以及难民等不愿、无法去台湾者,部分迁移至香港。当时,深圳通往香港只有罗湖桥一处关口,高峰时期日通行量达十万难民。

这年4月,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两年后在港病逝。再过一年,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后赴美定居。

1950年中,香港人口已飙升至223万。

那时香港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

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内地的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确定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造成香港人口的非自然性增长,以及城市公共用品的严重稀缺。

当时,香港工业化程度很低,工厂很少,大量难民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街头。香港九龙早期的青山道、港岛东华三院、摩星岭、西营盘一带大量难民露宿。各栋楼底下,楼梯口,坐着抱着小孩的妈妈、老人,在哀求讨钱、讨食。

人口大量涌入,公共用品严重不足,难民问题,成为了香港政府棘手的难题。

所幸的是,当时香港快速成立了大批福利公益机构,数目之多史无前例。大量救济金、物资、粮食,来自欧美国家的募捐。规模之大,远超香港政府之供应。

领取救济品,成为了50年代香港人及难民的历史性记忆。

他们初来香港,主要从事苦力、家庭佣工、产业劳工的工作,其中失业率超过15%,家庭主妇占24.5%。

政治、经济及文化难民中,超过40%都曾从事高级职业,但初到香港,他们或被迫,或只能从事普通劳工,只有10%左右可维持高级职业【2】(Hambro,联合国救济难民高级专员公署撰写的调查报告)。

受移民和战乱的冲击,当时香港很多人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工作及生活每况愈下。据后来的社会调查显示,35%的儿女辈从事的职业及其收入都更低于父辈【3】。

经济不济,生活困难,以及殖民文化带来的社会地位失落,很多移民者以及本土香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过着异常艰辛的日子。

到了六十年代,“大逃港潮”给香港带来第二波移民。这些人多数来自广东的苦难农民,越过梧桐山、深圳河、深圳湾冒死逃到香港。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都属于当年的逃港者。

这些移民,日后却成为了香港兴盛的中坚力量。

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中产阶级,多数都成长于战后的艰难环境。

可谓,苦难兴城。

2

靠打拼

香港的主人

1960年代中后期,经历两次暴动后,香港社会悄然发生了变化。

战后移民及出生的孩童,此时逐渐成年,成为强有力的劳动力。

移民“父子”两代人逐渐在香港扎根下来。1966年,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过半,达53.8%。

守得云开见月明,香港开始享受移民潮的“人口红利”。

伴随着二战后稳定的环境,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全球化红利,香港工厂兴起,大力发展制造业,移民一代二代在工厂打工,逐渐摆脱了低收入阶层。香港社会开始向上流动。

此时,香港出现了一小群富裕基层。

“中产阶级”这个词开始在香港出现。

当时,中产阶级,并不是指战后南下赴港的上海富商、社会名流、洋行买办,也不是后来兴起的职业经理人、金融人才以及技术人才,而是没有任何背景和基础的移民群体中通过工作、创业逐渐富有的一个阶层。

1972年,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显示:“香港似有日渐丰裕之社会,而中等阶级亦愈形庞大,其情形与其他先进国家无异。【4】”

中产,最基本的标准,那就是房子。

拥有房子,才能算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才拥有归属感。

一篇1972年的香港公共及私人房屋评论文章写道【5】:“1962年至1966年,只有26%的新落成楼宇售予自住的业主,但到1968年至1969年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至49%。”

中产在香港买楼自住,说明他们愿意在香港“投下注码”,从过去的移民,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从过去的过客心态,转变为“主人心态”。

或许,没有任何一类人像移民者那样渴望一个家,渴望在这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拥有栖身之地。正如当下千千万万个打工者,希望买得起房,成为城市的主人。

香港第一代中产兴起的标志当属美孚新邨的落成。

美孚新邨位于九龙荔枝角,前后十年分八期完成,第一期于1968年至1969年落成。

此时,“香港四大才子”之黄沾,正好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忘记他》(邓丽君演唱)。

黄沾出生于广州,1949年跟随父母移民香港。此后,才华横溢的他在电视台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并在美孚新邨购房。

美孚新邨是香港第一个现代化的私人社区,设计理念先进,公共配套完善,当时香港的中产在美孚新邨购房,渴望一夜之间跃升为“中等公民”。

虽然也有不少香港中产居住在九龙塘、港岛、葵涌的高层大厦,但是似乎只有美孚新邨,才代表着“华人中产家庭”。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个具有中产代表性的“美孚新邨”。

所以,房子,是城市中产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不安情结,以及渴望改变命运的现实冲动。

中产的崛起,代表着香港正在打破阶级的固化,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有憧憬的城市,也标志着香港正在走向一个本土意识的市民社会。

美孚新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新希望。

从六十年末开始,香港政府乘着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大势,推动专业结构转型,从转口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利用香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1967年,香港塑料花制品出口总值达8.23亿港元,占香港工业出口总值的12%。李嘉诚在此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74年11月至1980年10月港英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吸引内地居民非法进入九龙和香港岛。内地非法移民者,只要在香港找到能够接收自己的家庭,即可居留香港。这实际上,大大吸引了廉价劳动力来港。

香港在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狮子山下发展黄大仙工业区。这里附近的寮屋区居住着密集的低收入人群,其中大部分都是移民以及非原著居民。这里还是非法移民“合法化”的临时居住场所。

狮子山下寮屋区的9万居民,后来成了工厂的工人。

他们在工业化浪潮中,吃苦耐劳,奋力打拼,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小时,经常轮班、加班。

他们半数以上在工业区的制衣厂、电子厂、塑料厂、金属制品厂打工,剩下的在服务业就业,其中女性超过六成。

他们的辛勤劳作,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改善了自己的家庭,晋升为中产,实实在在的干出了不屈不挠的香港精神以及“东方明珠”的荣光。

1973年,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的《狮子山下》开始播放,轰动全港。

它以良鸣的屋邨为中心出发,内容涉及家庭伦理、两性地位、邻舍关系等,都是市民如何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反映草根阶层的生活,小市民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心声。

此单元剧播出了200多集,持续时间达21年,是香港精神的代言,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

1979年,黄沾撰写了与节目同名的歌曲歌词《狮子山下》,由罗文演唱,此曲顿时红遍香江,更成为《狮子山下》的主题曲。

《狮子山下》是香港真实历史,是香港精神代言。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那个时代,移民者、中产阶级、香港人虽然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历经艰辛,但凭借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携手共进,他们坚信“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到1970年代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成为了产业工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就职。到1980年第三季度,黄大仙工业区工开设3634间工厂,雇用了91036名员工。

但80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服务业开始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专业人才兴起。他们成了中产阶级的第二梯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领、金领阶层。

到1981年制造业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到1991年降至28.2%。金融、保险、地产以及商业服务的劳动人口占比从1961年的1.6%,上升到1991年的10.6%。零售、商业、酒店劳动人口占比达22.5%【6】。

新一代中产,部分是移民一代的子女,他们努力教育子女,希望改变命运。当时,香港大力推行教育普及以及公屋政策,给予这批孩子提供了稳定的教育及生活环境。通过教育,移民者实现了代际晋升,向社会上层流动。

另一方面则来自新移民。香港成为整个亚洲的淘金热土,被誉为“亚洲四小龙”,金融公司以及金融人才、律师、会计师汇聚于此。

这一代香港人,缔造了香港高度发达的市场文化以及职业经理文化。香港女性,成为亚洲职业女性之典范。

在国际市场竞争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塑造下,香港练就了接近德国、日本般苛刻、严谨、近乎“强迫症”般的城市性格。这频繁地造成了两地的文化冲突及误解。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这颗“东方明珠”冉冉升起,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并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那一代移民者,那一代奋斗者,实现了“中产梦”,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

3

过渡期

彷徨的市民

到了8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劳动力价格上涨,大量工厂逐渐内迁,香港制造业逐渐衰落。

不过,香港金融、旅游、航运、国际物流快速崛起,继续支撑着香港的繁荣。

到1980年代,若以外资银行数据统计,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7】。

当时,中环已高楼林立,遍布外资金融机构。香港政府跟随全球大势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解放外汇及黄金管制,香港证券、贵金属、股市等金融市场迅速繁荣。

香港金融,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输血管”。时至今日,上海金融中心接近半数的资金仍取道香港。

产业工厂内迁后,香港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成为内地外贸出口的中转站。1980年代末,港产品出口总值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内地。

那时,香港与内地,一衣带水,有钱一起赚。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主动与中国谈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试图续租香港九龙、新界,但被邓小平坚决地回绝了。

香港谈判,引发香港市民情绪波动。这座移民城市,中产阶级刚刚落地生根,再次被内地的局势搅动。

1984年,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经过多轮紧张的谈判之后,最终双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声明规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同时,从1984年到1997年为过渡期。中国希望港英政府在过渡期内保持香港的稳定,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当时香港人最为担心的是香港制度的延续问题。中国政府承诺香港制度50年不变,并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予以保障。

但是,香港“迁徙”、“逃避”以及极具危机感的移民文化,再次泛起。

这种不安全感根植于香港的城市基因之中。

当年,战争期间从内地迁移过来的一代,他们刚刚过上安定且富裕的生活,但内心深处依然对政局极为敏感。

很多人形容逃港那一代人抱着“难民心态”、“过客心态”客居香港。再加上当时香港的殖民文化,很多移民者潜意识里存在“客居英殖民地”之念。

一边是回归久违的祖国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一边是英港殖民以及蒸蒸日上的前途,香港人,尤其是中产内心极为矛盾与复杂。

左右摇摆、犹豫、彷徨,成为当时香港中产的主流心态。移民,是他们的应变之策。

这患得患失、自留退路的心态,导致香港中产错失了把握或影响香港政治的关键机会。

过去,香港学界一直在谈论、反思中产在过渡期的失误。

在香港基本法制定前后,内地遇到一些小风波,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都在积极争取香港中产阶级的支持。

但是,香港中产表现出的是焦虑与犹豫。

中产,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力量。他们身上所彰显的平等、竞争之思想以及上进、刻苦之精神,是香港政治的积极因素。

倘若他们没能将这些积极因素付诸于政治及政策之中,焦虑、彷徨、不安可能演变为破坏性。

香港中产,凭借不屈不挠的打拼以及聪慧,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经济上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没能把握时机推动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

这是当前香港混乱的街头政治因素之一。

每当起波澜,香港中产根植于内心的移民情绪又会泛滥,这种不安全感似乎在代际之间、社区之间传递。

每次移民潮,大量中产家庭争吵。移民带来的就业、收入、房产、教育甚至离婚问题,成为了这种城市深处的痛楚记忆。

实际上,大部分中产依然留在了香港,部分人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形成分居家庭。

通常,男人在香港维持稳定的收入,供养妻儿移居澳洲或加拿大。妻儿与丈夫之间的地域、文化割裂,深深地伤害了很多家庭。

高速增长以及职业前途,让更多中产选择留守香港。到了1980年代末,香港的人均产值已经接近80000港币,仅次于日本居亚洲第二。

到了九十年代,亚洲经济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歇,不少国家的资产价格持续攀升。

临近回归,英资陷入恐慌性抛盘。1995年,怡和、置地、太古、嘉道理,代表英资的四大资本家族,大规模抛出手中核心资产,换成现金渡海西游。

但是,香港楼市多方势力依然凶猛,部分国资以及内地背景的港资入世。当时,香港楼市浮躁情绪弥漫,炒房者大肆炒作,打出“大陆一定接盘香港”、“大陆定保障香港楼市”的疯狂口号。

在九七之前,持续高涨的房价冲昏了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几乎所有人,都在享受这一财富盛宴。

此时,香港的产业已经完成第二次转型升级。制造业比重已经不足20%,金融、航运、国际物流、旅游以及商贸服务,成为其核心产业。

新一代中产阶级,大多数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金融、管理、技术以及律师等专业人才。薪水跟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他们习惯于加杠杆买房以及消费。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城市配套以及科教文化快速发展。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尤其是香港科技大学快速崛起,逐渐跻身为亚洲顶级名校。

香港的狮子山精神,从第一代中产身上的吃苦耐劳、同舟共济,逐渐过渡到新一代中产的精英文化——顶级的职业素养以及国际竞争力。

房产、财富、薪水、知识以及城市文化,香港正在快速跻身国际发达经济体行列。

那些年,是香港最美好的时代。

4

负资产

没落的中产

在九七之前,香港人的担忧主要在政治上,而非经济。

对于经济,人人都是乐观主义者,早已习惯持续高增长。

当时,香港人普遍认为,只要回归后保持香港制度不变,经济即可持续繁荣。

1997年7月2日,就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大幅度贬值,金融海啸迎面而来。

香港回归的愉悦气氛,立即被房地产价格崩盘、股票及金融资产缩水、公司倒闭、工人失业、家庭破产所引发的一系列恐慌所取代。

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亚洲普遍性的持续高增长,终结了香港的持续繁荣,也终结了属于香港中产的大时代。

稳定晋升的职业生涯以及水涨船高的薪水,原本是中产前途的经典路线。

稳定的职业及收入,积累良好的信用,并以此按揭购房、购车,开卡消费,供孩上学,原本是中产家庭的固定生活。

然而,这场金融风暴,把很多中产的前途以及家庭规划,打得粉碎。

1998年,香港楼市在历史峰值中疯狂下跌,大多数房价在一年内被腰斩。

1998年失业率上升到4.3%,结束了香港过去20多年的低失业历史。此后四年长期维持在4.6%以上,2002年更达到7.6%。

预期稳定,是中产阶级的最大特点。但是,公司倒闭、裁员、遣散、降薪,打破了中产阶级的预期稳定性。

部分中产家庭,失业或收入下降,导致没有能力供房、供卡,从而失去了房子;或紧缩生活开支,以支撑高额的房贷。

我们今天将这场危机界定为亚洲金融危机,但香港人将其称为泡沫危机。

这场泡沫危机,让香港人认识了一个新名词——负资产。

当时,香港很多楼宇总价下跌到比贷款额还低,这就出现了负资产。

遭遇这一悲剧的人,统一被称为“负资产者”。

1997至2003年,香港楼市最低潮时,催生了超过10万名“负资产”人群。按照彼时香港240万套房产计算,“负资产”者占总购房人口的5%。

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受“非典”冲击,香港负资产问题最为严重,当年六月共有105697宗负资产按揭,占所有按揭的22%,涉及金额1650亿港元,按揭金额与抵押的比例为128%。香港银行在按揭市场上承担360亿港元的坏账风险。

当时,香港不少明星将积蓄投入房地产,最后沦为负资产。张卫健的所有积蓄在高位接盘了香港楼市。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房子沦为负资产,负债高达3000多万港币,他被迫亏本处理了8处房产,以还银行贷款。

当时,香港中产,只需5%首付即可按揭买房。整座城市、金融系统以及家庭的的杠杆率都非常高。但是,杠杆率,被持续的高增长所掩盖。

等到泡沫破灭,大家才猛然发现:房产,是富人的财富,是中产的债务“纸牌屋”【8】(详见《全球中产阶级 | “纸牌屋”与“扫地出门”》)。

对于富人来说,房产是大类资产配置之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富人大部分资产都配置在房产中,美国则是房产与股票为主。

但对于中产来说,房产是资产,但更是安身之所,属于真实的债务。一旦房产总价跌破贷款额,那就沦为负资产。

香港第一代中产,为了获得归属感,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以当时相对低的价格购买了房产。第一代中产,相当于拿到了这座城市的门票。

到新一代中产时,香港房价已到达相对高度。年轻人为了拿到这张城市门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包括极高的负债、透支性的消费以及束缚性的职业生涯。

房产,是富人的财富,中产的昂贵的城市门票【9】。这一定律,适合于大多数国家。没有退路的香港中产,为了获得这张城市门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无数张负债堆积的城市门票,最终累积成一堆巨大的泡沫。正如日本反思泡沫经济一样,九七之前香港的真实财富到底是多少。

一个高泡沫的城市,是没有退路的城市。

经历了暴风骤雨般地去杠杆之后,直到2003年,香港的财富尤其是房产大幅度缩水。泡沫回归,那才是相对真实的财富。

不过,与新加坡、韩国类似,香港本身的金融体制相对健康,这场危机带来的冲击五年之后被市场的力量逐渐烫平。

2004年开始,香港经济持续回暖,金融、港口、航运依然保持亚洲顶级的竞争力。

这个阶段,中国已加入了WTO,内地出口贸易以及制造业快速发展。倘若以深圳、上海对比,香港的相对竞争力在九七之后逐渐下降。

内地的成就显而易见,但与香港对比,显然缺乏可比性。正如湖水与海水,哪个更漂亮。

香港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都市,其资产包括房产,由全球金融市场定价,经过了国际竞争的检验。中国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所有资产都由人民币定价,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价值尚未确定【10】。

不过,与国际相比,新加坡在科教、航运、金融方面逐渐后来居上。

金融风暴后,香港的增速与韩国类似,经济增速没有过去20多年那么稳定、高速。

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增速长期超过8%,但金融风暴之后陷入低迷,2000年增速又达7.66%,此后两年再陷入低增长。2004、2005、2006、2007,这四年乘全球化以及中国内地贸易的东风,经济增速超过6.4%。

2008年金融危机后,香港与韩国、英国、美国类似,长期跌入低增长。这两年,经济有所回升,增速超过3%。

从全球来看,今日之香港依然是一个世界杰出、亚洲顶级的国际性都市。这座只有700多万人口、面积不及北京1/15的城市,在金融、航运、国际物流、商贸的竞争力非常突出,香港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但是,香港的问题出在深层次的结构上。

反思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到底失去了什么。

香港,这座亚洲顶级城市的地位没有丢失。香港,也不会因为内地的崛起而吃亏。

香港真正失去的是,中产阶级及其身上的香港精神。

5

移民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中产阶级,代表着“人人有机会”的社会机制,与阶级固化相反。

这是一种人人向往的主流价值观及社会形态。

但是,很可惜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香港中产阶级时代。

八九十年代开始,制造业逐渐内迁,香港金融、航运、商贸崛起。从住宅楼到写字楼,从写字楼到港口,香港开始进入李嘉“城”的时代。

香港土地国有化制度+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再加上波涛汹涌的资金暗流,造就了全球最为畸形的楼市格局。

持续增长的高房价,将香港社会撕裂成有产者与无产者两大对立阶级。当泡沫崩盘后,香港政府立于两大阶级之间左右为难、无所作为。

1997年香港特首董建华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无疾而终,地产商以及有产者反对大规模建设公屋。

2018年香港政府试图开发大屿山岛,供应大量公屋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然而,这一宏伟的市民福利,依然遭受各种抵制。

事实上,香港的土地开发面积只有20%多。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香港土地国有化,土地资源没有实现市场化配置,被高房价托举之后,成为整个社会的矛盾之端。

香港政府似乎并不依赖于如此大规模的土地财政。香港的居屋、公屋等福利房政策,已经很完善。香港政府也非常主张建设福利房,但他们的政策被社会矛盾所牵制。

换言之,香港政府手握土地,实际上给自己找来了一堆麻烦。

如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任何大型福利政策都会遭到相当强烈的反对。本质上,香港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化解当前这座城市的尖锐矛盾。

高房价,没有毁灭这个城市的竞争力,但是终结了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及香港精神。

高房价之下,香港中产彻底沦为精英主义者,没有了第一代人的激情、活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财富规模,而是利益平衡。香港的问题并不是发展,而是社会平衡。

所以,房价问题,是表象问题、经济问题,本质问题在于这座城市的治理者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甚至无法取信于民。

香港中产不屈不挠、艰苦卓绝,买下了昂贵的房子,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成为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

移民文化根植于他们的基因之中,迁徙、逃避、各顾各路,导致他们错过了掌握这座城市话语权的机会。如今,一旦风浪再起,移民情结,依然弥漫于整座城市。

人生最大的悲剧或是,这个时代早已不属于你,但你依然还在那里。一些经历过中产时代的老香港人,他们坚守故土,但已然无力适应新的时代。

香港,依然是一个很强大的香港,但她病了。若久病不治,内耗定然损伤其本,毁其前途。

如今,除了人均收入之外,深圳经济总量已超过了香港,房价也正在追赶中。每当看到香港的街头混乱、房价膨胀,站在深圳这片热土上,最大的感触是痛惜、无奈以及敬畏,只能默默地祝福深圳好运。

感谢阅读,不吝“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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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香港中产处境观察,吕大乐王志铮,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Tak Wing Chan,‘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in Hong Kong’,Occasional Paper No.45,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Robert E.Mitchell,Levels of Emotional Strain in Southeast Asian Cities 2 Volumes(Taipei:Orient Cultural Service)。

【4】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香港政府,香港:天天日报有限公司;

【5】Keith Hopkins,‘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in Hong Kong’,in D.J. Dwyer(ed.),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 in Asi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2);

【6】Census and Staristics Department,Hong Kong 1981 Census Main Report:Volume 1 Analysis(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1982);Hong Kong 1991 Population Census:Main Tables(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1992);

【7】香港今昔,高添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8】全球中产阶级 | “纸牌屋”与“扫地出门”,清和,智本社;

【9】房子,无奈的代际选择,昂贵的城市门票,清和,智本社;

【10】三城记 | 近观香港,远看上海,反思深圳,清和,智本社。

*声明: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格隆汇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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