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猪价大涨、经济增速回落和体制改革的关联思考

不出意外二季度经济增速是回落的,当然猪肉价格大家看到了,在不断的上涨,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作者:潘向东

来源:新时代宏观

不出意外二季度经济增速是回落的,当然猪肉价格大家看到了,在不断的上涨,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呢?今天借此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思考。

2012年,我当时还是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年会上提出了未来中国经济三到五年内将步入“混沌增长”状态,即:1、经济下降是确定的;2、由于政府的反周期政策不断推出,经济运行的轨迹很难预测;3、由于刺激政策都有后遗症,经济系统将变得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出现风险事件。要走出这种状态唯有通过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现在六年时间过去了,经济体运行到现在似乎并没有脱离这种状态。近期对养猪行业调查,让我更加坚信加快进行体制改革对促进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性。

近几个月来,一旦有机会就会借机草根调研或者电话调研养猪的上市公司、养猪的非上市公司、养猪专家、疫苗专家、地方政府、饲料企业、食品企业等。

为何会对养猪行业突然感兴趣呢?因为担心“非洲猪瘟”的影响导致猪肉价格大涨,假若传导到其它食品价格,那很可能会导致我们货币政策比较被动。当然我知道生活在北上深城市的中产阶级对猪肉价格涨跌并不是很敏感,因为从成熟经济体经验来看,收入水平越高,越愿意食用“红肉”,例如牛羊肉等,而不是“白肉”,例如猪肉。

“非洲猪瘟”为何传染快?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8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能够把“非洲猪瘟病毒”杀死,所以人们吃肉的时候一般都经过了高温烧炒或者煮,不必太担心还有病毒。但在80摄氏度以下,“非猪瘟病毒”的存活能力极强。一旦一头猪染上了“非猪瘟病毒”,它的免疫能力几乎是全丧失,就像人类的“艾滋病毒”一样,所以猪一旦染上“非洲猪瘟病毒”,存活率非常之低。

2018年7月份,我国在辽宁发现第一例“非洲猪瘟”,随之在东三省开始传播。当时,为了有效避免“非洲猪瘟”的传播,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非洲猪瘟”,那么周围两公里范围内的猪都将全部进行捕杀。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并没有遏制“非洲猪瘟”快速传播,因为扑杀的猪肉很快销售到市场,即便一些猪肉进了屠宰冷库,由于“非洲猪瘟病毒”在低温下仍然能存活,而且又是通过接触性传染,一旦这些被扑杀的猪肉有的已经是携带了“非洲猪瘟病毒”,那么这些猪肉销向哪里,并把病毒携带到那里值得关注。

为了抑制“非洲猪瘟”的传播,农业农村部出台了两个看似不错的政策:对发病区的生猪实施禁运;对饲养的猪得了“非洲猪瘟病毒”的养殖户进行补贴。

看似不错的政策,对抑制“非洲猪瘟”的传播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首先,由于一些被扑杀猪的猪肉本身携带有“非猪瘟病毒”,那么接触到这些猪肉的人、水、动物、运输工具等就都可能携带了“非猪瘟病毒”。例如春节时候,北车南往,南车北往,这一接触性传染,“非猪瘟病毒”很快在今年春节前后就传到了南方,随之全国各省市均出现了“非洲猪瘟”病例。

其次,一旦养殖户所在区域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养殖户由于担心地方政府不愿意上报疫情而获取不到补贴,就会把一些不好在当地屠宰的生猪和仔猪低价卖给猪贩,猪贩在强大利益驱动下,想尽办法把猪贩运到其他省市,从而导致“非洲猪瘟”快速在其他省市蔓延。例如湖南就曾经在高速公路出口查获到用跑客运的依维柯贩运仔猪。而被查到报道出来的肯定只是冰山一角。

再次,一些猪贩在强大利益诱惑下,利欲熏心,竟然主动去传播“非洲猪瘟”,例如把一些携带“非猪瘟病毒”的猪投放到还没有感染区域的公路、江河或猪场,造成该区域染上“非洲猪瘟”,以便他们廉价从养殖户那收到生猪和仔猪贩运到其他省市获取丰厚利润。这也就能理解为何7月12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打击和防范“炒猪”行为保障生猪养殖业生产安全的通知。

地方政府为何不愿意让“非洲猪瘟”曝光?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统计,从2018年7月在辽宁出现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截至2019年7月3日,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143起,扑杀生猪116万余头。

对比一下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存栏情况,可能我们觉得公布的疫情情况水分比较大。7月1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6月份生猪的存栏数据:生猪存栏环比减少了5.1%,同比减少了25.8%;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减少了26.7%。中国2018年的生猪产量是5400万吨,减少了这么多的存栏量,已经不是143起“非洲猪瘟”疫情可以解释,肯定存在了“瞒报”情况。

例如,今年4-5月份,广东和广西的疫情相对比较严重,但鲜有报道。5月18日农业农村部公告称,经贵州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贵阳市乌当区一屠宰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属于从广西博白跨省运送的。在这种在外省被发现的情况下,5月23号博白县发布了“存栏生猪1头,发病1头,死亡0头”的公告。这也可以管中窥豹地方对疫情发布的态度。

我们对比一下越南的情况。越南目前的猪肉产量只有275万吨,只有中国猪肉产量的二十分之一,自2019年2月发现首例“非洲猪瘟”以来截止6月5日,共发生2799起“非洲猪瘟”疫情,扑杀生猪216万余头。

在草根调研过程中我也了解到,确实有些地方存在“瞒报”。为什么不上报?因为一个地方发现了“非洲猪瘟”疫情,上一级政府就要追究地方政府责任。这样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会隐瞒“非洲猪瘟”的发病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一位基层地方领导道出了实情: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不仅仅上级政府会追责,同时,本级政府的年度考核也很难过关,这关系到本级政府所有公务人员年度收入;更为麻烦的是,上一级政府也没有谁愿意我们上报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因为这也关系到上一级政府的年度考核,他们也会因为我们上报了“非洲猪瘟”疫情而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上一级政府管辖范围内所有公务人员收入和升迁,层层上推,其实哪一级都不愿爆出疫情问题。

这种上下级都讨厌的事,都不愿意报道出来的事,地方领导当然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瞒报”,或者提前扑杀、运往其他区域扑杀,让疫情不发生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

本来农业农村部为了保证养殖户的积极性,对出现“非洲猪瘟”养殖户会进行补贴,有补贴养殖户的损耗就会少一些,就会有积极性继续投产,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上报不积极,那么养殖户就拿不到相应补贴,大家试想一下,这样条件下那养殖户还有积极性养猪吗?

其结果必然是下一步的猪肉供给会进一步减少,进一步拉长猪肉的供应周期。

在调研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地方政府不让上报,明显会损害养殖户获取补贴,为何养殖户不去向上一级政府举报以保证自己的利益?

了解到的情况是:1、在一个地方经营,没有谁愿意与地方政府去作对,所以能化解,养殖户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接受地方政府的化解方案;2、当一个地方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地方政府都会通知其他养殖户尽快在疫情出现前扑杀或者运往其他区域扑杀,得到的收入要比农业农村部补贴要高。当然这样的结果似乎是“有利”本地的养殖户,但这样会加剧“非洲猪瘟”疫情向其他区域扩散。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地方政府免责式的“画地为牢”,无形之中助长了“非洲猪瘟”疫情传播,损害了养殖行业发展。

一些看似不错的防控措施为何持续不了?

“非洲猪瘟”肆虐中东部地区,难道就没有有效的防御措施?当然有,既然“非猪瘟病毒”是通过接触式传染,那么有效的隔离病毒和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就可以实现对疫情的防控,那为何就没有得到实施呢?

我国中南地区的某省份,4-5月份在临近省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们对临近省份是进行禁运,但是巨大利益的驱使,一些仔猪还是通过非法渠道流进了该省,该省疫情在6月中旬开始显现。

为了避免疫情传播,对初期出现的疫情,该省的地方政府采用了对染上“非猪瘟病毒”的猪进行了火化焚烧处理。当然为了安抚养殖户,通过地方财政也进行了有限补偿。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的把养殖场与病毒隔离,该省推出“联防联控”的措施,即当地政府与各养殖户一起,实施值班制度,监控通往本地区的车辆,严禁任何车辆携带有猪。这相当是通过发动人民群众一起对“非洲猪瘟”宣战。发动群众,这对防控那些猪贩通过轿车运送“非洲猪瘟”病毒仔猪的威慑作用非常明显。

但很遗憾的是,在这些措施推出前,已经有很多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仔猪流进该省,导致6月中下旬“非洲猪瘟”疫情出现较大面积爆发。迫于形势压力,一些地方政府最后也不得不要求有疫情区域的养殖户,尽快屠宰或者运往其他区域屠宰。最后无形之中也助长了“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

猪肉价格为何会大涨?

从全球经验来看,收入水平越高,越愿意消费牛羊等“红肉”,对猪等“白肉”的需求相对降低,但中国目前还有10亿多人仍处于中产以下收入水平,他们是消费猪肉的主力军。由于他们有春节做熏肉的原因,一般春节之后都是消费淡季,与此同时到了7-8月份,由于学生放假,学校食堂对猪肉需求量急剧下降,同时天气热,大家对肉类消费降低。所以一般是每年的9月份至春节前是中国猪肉消费旺季。

但今年2-3月份的时候,生猪价格出现了“淡季不淡”现象,逆势上涨了一波,到了6月下旬至现在,生猪价格又出现了全国普涨,根据养无忧在线的猪价早报,广东地区5月底生猪价格还是7-8元/斤,到7月12号已经上涨到10-11元/斤,当然其他省市我就不一一列出,只是幅度不同而已,均出现了快速上涨势头。

价格的上涨只能从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来解释。

根据2018年数据,全球猪肉消费量和供应量大概是1.1亿吨左右,其中我国的生产量大概是5400万吨,我国的消费量大概是5500万吨,其实我们是要靠进口来平抑消费和供给的平衡,我们总的消费量和供给量占了全球的50%。

现在很多人讲我们的猪肉问题时就会说,假若价格上涨,我们可以通过向美国进口来平抑,真是这样吗?美国的生产量大概是1100万吨/年左右,他们的消费量大概900万吨/年左右,他的出口能力大概200万吨左右。由于全球很多国家在生猪消费和生产方面都是维持弱平衡,全球生猪可供贸易量也就800万吨左右。假如一个占了全球50%的市场受到的供给冲击像过去普通猪周期一样,冲击不大,应该是可以通过加大进口来平抑。

但我们这一次是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强烈冲击,供给端受到非常大影响。就按照农业农村部7月13号公布的6月份存栏数据,生猪同比减少了25.7%,能繁母猪减少了26.8%来计算,我们今年的产量也会减少1380万吨左右,这个缺口这么大,全球也没有能力来补?而从我们与养猪企业和饲料企业交流的情况来看,他们反映的情况应该比这公布的数据更为糟糕。

农业农村部有个官宣说我们今年猪肉价格会涨80%(源自3月11号农博网)。但是到底涨多少,缺口这么大,谁都没谱。为什么?它是个动态的。也许猪肉价格涨了大家消费会减少,它会寻找这个平衡,也许“非洲猪瘟”继续蔓延,导致这个缺口更大,因为到现在“非洲猪瘟”在中南部一些省份还在延续。所以,到底涨多少,对于这一动态过程谁也很难预测。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缺口有这么大,想通过进口弥补也弥补不了,价格应该是处在历史峰值上寻求平衡,在那个峰值,消费者由于觉得价格太高减少消费,生产者由于觉得养猪又有丰厚的利润加大投产,从而形成平衡。由于此轮“非洲猪瘟”对母猪和种猪的伤害比较大,因为饲养体重超过一定范围,饲养的时间越长,免疫力越弱,感染的概率越高,所以价格在高位持续的时间相对于以往猪周期会相对长。

体制改革与经济新周期

没有面包吃的时候,老百姓第一要务是获取面包,所以就有了我们“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已经拥有面包了,这时老百姓的诉求便变为更在乎获取面包的公平性和面包分配的公平性,这时便出现了2012年“十八大”以来反贪污腐败和整顿一切妨碍社会公平的举措。

毫无疑问,两个阶段的政策定位基调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具有划时代意义。

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任何改革推进都会对原有生产方式进行破坏。最初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推出,原有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就得到了破坏,在新的生产方式没有完全建立前,经济增速是承压的,所以1978年推出的措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到1983年才见底。

“十八大”以来反贪污腐败和整顿一切妨碍社会公平的举措,无形之中便打破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作为“总承包商”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是打破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猫鼠一家”扭曲的“激励兼容机制”。这种打破必然会带来一些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工作的第一要务便不再是过去的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转变为不承担责任。这必然会对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破坏作用,导致经济发展承压。就像这次“非洲猪瘟”疫情到来一样,出于免责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无形之中助长了疫情传播。

当然猪价上涨仅仅是一个行业的事情,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和老百姓福利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即便价格大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百姓三四年内少吃一点肉就可,随着未来对疫情的控制,养殖户不断地加大投产,价格的影响也会烟消云散。但经济增长不一样,不断的破坏会延续经济出清的时间和艰辛程度,甚至会加剧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为此,要改变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破坏作用就需要我们在坚持已有举措同时,通过体制改革设计出新的激励兼容机制,以取代过去扭曲的“激励兼容机制”。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我国2018年GDP总量全球第二,13.6万亿美元离美国的20万亿美元总量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我国人均GDP才9771美元,美国的人均GDP为62641美元,我们只有他们的六分之一,经济进一步发展空间比较大。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体目前仍然处于新兴+转轨阶段,很多增长空间由于体制改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同步跟上而被抑制,只要我们在未来不断改革,那么将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以释放。

因此,只要改革不断推进,经济的企稳、产生新的一轮增长周期是可以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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