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后美日贸易平衡的演变及其启示

作者：中银宏观钱思韵，朱启兵

来源：朱启兵宏观研究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990年代中期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就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针对的对象。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9-2017年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年均14.9件，美国平均52.3%的救济措施是针对中国。

2018年起，以关税为工具的美中贸易冲突升级。截止2019年5月10日，针对中国两批、合计2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已经先后落地，同时威胁要对中国剩余的近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2019年6月29日两国元首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会晤，同意重启贸易谈判，并暂停对中国进口商品新加关税）。这引起了各界对中国经济对内对外运行状况的担心。我们研究了1980年代末美国对日本贸易战的演变，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评估贸易摩擦的影响及应对。

上世纪的日美经贸冲突始于1960年代，一直打到1990年代初。此间，美国先后对日本的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及半导体等行业进行贸易保护，并签署多项双边贸易协议，高潮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Announcement of The Ministers of Finance and CentralBank Governors of France, Germany,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States，简称：Plaza Accord），施压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收窄对日逆差，同时打压日本经济。

贸易战对日本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970年代日本顶住了美国贸易保护和石油危机的两大外部压力实现了经济转型，而真正对日本经济形成实质性伤害的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直接导致了日元汇率大涨、资产价格泡沫，引发了“失去的二十年”。

“广场协议”后，美元开始贬值，而日元大幅升值。但由于存在J曲线效应，使得美日贸易逆差并没有马上改善，直到签订协议的3年后美日逆差才开始缩窄，但直到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比重才显著降低。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迫使日本放弃了国际分工中的低成本制造战略，而转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同时，日本通过对外投资、产业转移，使得贸易差额进行了国际转移，不再大幅依赖于美国市场，最终解决对美贸易失衡问题，这对中国提供了借鉴意义。

2 美日贸易战与广场协议

2.1 广场协议的起因及主要内容

广场协议的大背景是，战后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见图表1）。

在经历了美元荒到美元泛滥的演变后，1960年代美元危机不断。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行的无体系时代。受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影响，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根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出现了负增长、高通胀的经济滞涨现象（见图表2）。

1981年，里根总统当选执政后，采取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支持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反通胀政策。美联储大幅提高贴现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呼吁停止向投机活动放款，以及对外承诺不管对利率有什么影响，坚决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最高时，利率达到两位数。直到1982年底，通胀降到个位数，短期利率降至峰值时的一半（见图表3）。

1980年代上半期，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虽然取得了反通胀的胜利，却刺激了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推动了美元大幅升值，酿成了美元泡沫。根据美方统计，美元指数从1980年7月的低点84到1985年2月的高点165，升了将近一倍（见图表4）。这轮经典的美元泡沫，充分暴露了浮动汇率制下容易出现汇率超调的严重缺陷。

美元高估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并存的“孪生赤字”（twindeficits）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拖累（见图表5）。

根据美方统计，在1970年前，美日贸易额并不大，但随后美对日的进口开始逐渐大于美对日出口，产生了较大逆差，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见图表6）。因此，美国把贸易战的主要对象锁定为日本。

同时，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经济蓬勃发展，逐渐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大对外债权国。

美国之所以将汇率武器作为纠正日美贸易失衡的主要手段，是因为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甚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一直抵制日元汇率的升值。

战后日本和德国都实现了经济起飞和追赶，但两国在汇率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国1950年代就实现了贸易顺差，这给马克带来了对外持续升值的压力。早从1960年代起，为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德国央行就开始容忍马克升值，这甚至有违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挂钩安排（见图表7）。最多的时候，马克对美元升值了140%。

而日元直到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开始缓慢升值，最多兑美元升值了104%。1978年后续十年间，美元兑日元都维持在200-250附近震荡，给日本产品提供了良好的成本价格优势（见图表8）。同时，当时的日本制造工业已开始发展，产品质量较好，尤其是汽车省油量比较好，给人们节省了不少油费，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出口量较大，直接冲击到了美国本土的汽车业。1980年代，日本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造成了美对日逆差扩大（见图表6）。

“广场协议”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西德5个工业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于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会晤后，在1985年9月22日签署的协议。目的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及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性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从而导致日元大幅升值。

“广场协议”中，各国都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经济政策调整承诺，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赤字、扩大市场开放度、减少贸易保护障碍等。主要内容有：实现无通胀基础上的均衡增长，削减公共开支，促进金融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汇率弹性化，推动市场开放、贸易开放，抵制保护主义。

2.2 广场协议的初期后果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美元指数顿时从1985年的160的高点逐步下滑，2年后跌到100附近（见图表9）

签订“广场协议”造成的后果是，直接导致日本汇率升高。1985-1988年间，日元兑美元升值高达88%，美兑日从250的高点一路贬值到150以下。其中，仅广场协议后的次年——1986年，日元兑美元汇率就升值了48%，年平均汇率较1985年升值了42%（见图表8）。对日本出口商来讲，货币升值也就相当于日本向美出口的商品都被加征了40%的进口关税，这对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势必产生较大冲击。

但短期来看，美日贸易失衡问题并未马上得到改善。据日方统计，1986年日本对美出口（以美元计价，下同）较上年增长了23%，进口增长12%，顺差514亿美元，增长31%，相当于日本贸易总顺差的64%。据美方统计，同期，美国对日出口和进口均增长19%，逆差550亿美元，也增长19%，相当于美国贸易总逆差的38%，占比与上年基本持平（见图表6和图表10）。

据美方统计，日美贸易失衡进一步扩大，一直到1988年以后才有逆差收缩的态势（见图表10）。

即使如此，从占比看，甚至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依然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据美方统计，198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占总逆差的32.2%，1991年仍然高达49.6%，尽管逆差规模从1222亿美元降至769亿美元，1995年之前占比也还在30%以上（见图表11）。美日贸易失衡的演变，是非常典型的J曲线效应。

所谓J曲线效应是指：本国货币贬值后，最初发生的情况往往正好相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原先恶化。这一变化被称为“J曲线效应”。其原因在于最初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消费和生产行为的“粘性作用”，进口和出口的贸易量并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但由于汇率的改变，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出口收入相对减少，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进口支出相对增加，从而造成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增加或是顺差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一状况开始发生改变，进口商品逐渐减少，出口商品逐渐增加，使经常项目收支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先是抵消原先的不利影响，然后使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一变化过程可能会维持数月甚至一两年，根据各国不同情况而定。因此汇率变化对贸易状况的影响是具有“时滞”效应的。

2.3 广场协议的长期后果 

如前所述，广场协议没有马上纠正美日贸易失衡问题，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才出现明显的下降，据美方统计，到本世纪初该项占比才降到10%以内（见图表11）。

协议促使日元升值后，出口压力加大，日本一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开始下降。但日本加速从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制造业转型。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技术创新， 1995年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据日方统计，自1998年起，日本研发投资一直保持着16万亿日元以上的规模，仅次于美国，远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从研发投资率来看，早在1989年，日本的研发投资率就已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此后一直遥遥领先（见图表12）。

据日方统计，1988年，日本高科技产品占总出口比仅为24%，但到了2000年，升高至29%（见图表13）。

针对新的贸易形势，日本还以雁行分工模式积极推进对外产业转移和出口市场多元化。

雁行模式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0年代提出来的，他主要用其分析日本棉纺工业发展模式。日本一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在吸收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后，提出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论”，将雁行模式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雁行模式”的基本思想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像大雁飞行一样，排出有序，层次分明的阵型。而在这一模式下，日本处于领头雁的位置，它通过资金技术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即所谓“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处于第二梯队，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处于第三梯队的东盟国家；而处于雁行阵列最后面的，是中国，越南等国家。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这种雁阵情况，是由于直接投资过程和产业在不同国家中的传递造成的。

在雁行模式下，各国各有分工，然后把区域的国际产业链进行分割，彼此出口最擅长的部分，而总和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由创新、生产、加工组成，本质上强调国际协作，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一同发展。雁行模式主要使日本为主导，让其他国家附属它们成为分工外包模式的主要构成。就此，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原本出口到美国的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日本早就开始利用贸易盈余对外投资建厂，但在1970-1985年间，日本的对外投资还不是很活跃，1985年仅为64.4亿美元。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开始升值，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增长，仅1986年就上升了一倍多到144亿美元，1987年更是达到201亿美元，1990年增至508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一度高达21%（见图表14）。

在雁行分工模式下，日本推动了亚洲区内的产业转移和经济融合。据日方统计，2018年，日本出口中，中国内地占比为19.5%，不含中国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比为35.4%，分别较1985年上升了12.4和16.2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占比下降了18.2个百分点，由37.1%降至19.0%（见图表15）。现在，亚洲成为日本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占比近55%。由此，日本从对美国单一市场依赖度较大成功转型向亚洲出口主导，顺利形成了贸易差额转移。

同时，日本还通过对美国投资，在美国生产和销售（这部分销售不统计在对美出口中），进一步缓解了对美贸易失衡。据美方统计，目前美国对日进出口额及贸易逆差的占比均降至了10%以下（见图16）。

3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3.1 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美国终于解决了美日贸易失衡问题，同时美日贸易冲突也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收场。但是，美国自身的贸易失衡问题仅在1990年代中期短暂改善后又大幅恶化。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据美方统计， 2009～2018年，美国贸易赤字与GDP之比平均为4.5%，略低于2000～2008年平均为5.5%的水平，却远高于1990年代平均2.4%的水平（见图表17）。于是，中国逐渐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替罪羊。

据美方统计，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始于1980年代中期，要早于中国贸易持续总体顺差之前，但1991年以前这部分逆差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比重不到10%，1991～2001年间占比平均为19.8%，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2～2008年间占比平均为26.6%，后危机时代的2009～2018年间占比平均进一步升至为44.8%（见图18）。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宣扬美对华贸易“吃亏”论，并以贸易逆差问题为借口，挑起经贸摩擦。美国有一些人对中美之间所谓“巨额贸易逆差”耿耿于怀，动辄将“美国每年都要输给中国5000亿美元”、“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等说辞挂在嘴边，并因此声称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受害者。

3.2 这次美方对中国动用的不是汇率而是关税工具

美国制造贸易争端的主要手段都是价格制裁。当年对日本采取的是汇率升值，这次对中国采取的是关税措施。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广场协议之前日元长期低估，因此，通过广场协议施压日元币值重估，试图影响日本对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并轨特别是2005年“7.21”汇改以来已经大幅升值。到2014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较1994年初累计升值了42%，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累计分别升值64%和90%；其中，“7.21”汇改以来分别累计升值了35 %、40%和50%（见图表19）。

2012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改变人民币汇率显著低估的措辞，现在更是一再强调人民币汇率已经趋于均衡水平。而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实际已面临资本外流、储备下降、货币贬值的压力（见图表20）。美国财政部自2016年起也逐渐在其半年度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中不再要求人民币汇率重估。

目前，尽管美方对于中国外汇市场干预和外汇储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不尽满意，但美国对于中国汇率政策的主要诉求是希望人民币不要竞争性贬值。2019年8月，美国财长明确对外表示，在中国与美国陷入贸易战之际，中国出手干预人民币是合适的。如果中国当局出手支持本国货币，那就不是操纵汇率。

这使得美国无法用汇率手段制裁中国出口，转而采取了增加进口关税的措施。从贸易条件讲，升值和加税是等价的。2005年，美国参议员舒默为施压人民币汇率重估，曾与另一位参议员格雷汉姆联合提出“舒默法案”，声称中国如果不在半年内升值人民币，美国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而且，汇率是总量措施，关税还是结构措施。美方公布的第一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税清单，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目录上的高端制造商品。这进一步暴露了其不想让中国在相关领域与美国产生竞争甚至超越美国的战略意图。当然，对于美国认为短期离不开、摆不脱的，又关系民生的中国进口商品，美国在扩大关税覆盖范围时，也往往采取了豁免的措施。

分部门看，主要是因为政府部门负储蓄率进一步扩大（见图表22）。这导致困扰美国经济数十年的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孪生赤字”现象挥之不去。

第二，美国国内产业的过度空心化。从美国GDP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看，战后美国一二产业贡献率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贡献率不断上升，2009～2018年，三次产业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0%、19.0%和80.0%（见图表23）。可见，比之蓬勃发展的服务业，美国制造业正在不断萎缩。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在美国234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其中102个为逆差，较10年前还增加了15个；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二级分类的68个子项中，美国有43个子项为进出口逆差。

也就是说，在储蓄大于投资、产业空心化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已经不再生产了，美国面临着不是从这个国家进口就要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困境。

第三，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中心或关键货币的发钞国，美国承担着全球流动性最后提供者的角色。美国由此面临“特里芬难题”，即美国需要保持贸易逆差以输出美元，但美国贸易持续逆差又会损害美元信誉。这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加强了自保意识，纷纷通过扩大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盈余或者缩小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外汇储备积累（见图表24和图表25）。于是，美国又扮演着世界最后消费者的角色。

如果说美国贸易总体失衡是国内储蓄投资失衡所致的话，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则是国际分工的结果。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低、产业门类全、基础设施便利等优势，包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量投资建厂，逐渐形成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美国作为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大格局。

因此，如果要改善美中贸易失衡，一方面美国需要提高储蓄率、降低“双赤字”，另一方面则是全球供应链和中国产业链的调整，但这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变的（见图表26）。

实际上，两轮关税措施落地以后，中美贸易失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扩大。据中方统计，201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3244亿美元，同比增长16.7%；2019年前5个月，中国对美顺差1104亿美元，增长5.1%。这再次显现了贸易条件变化对贸易平衡状况影响的J曲线效应。

此外，美国对华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和稀缺资源出口实施严格的管制，也是导致两国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涉及10大类共计约3100个物项，其中多数为高技术产品和稀缺资源品的贸易。根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分析，若美国将对中国出口管制严格程度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可缩减35%；若放松至对巴西的水平，逆差可减少24%。考虑到当前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动辄对中国公司实施出口禁运措施，这将进一步加大双边贸易再平衡的难度。

3.4 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的中国出路

中国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由外需拉动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

就美国出口而言，中国仍是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成长最快的市场，因此单方面发动贸易摩擦会使得两国都发生负面影响。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出具的国家出口报告，2009~2018年这十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增长了73%，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品出口仅增长57%；同期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增长258%，而世界其他地区仅增长49%。由于国内市场回旋余地大，让中国能够更好吸收外部冲击。美方单边主义的立场、霸凌主义的做法，错失中国市场机会，本身也是美国自己的巨大损失。

而“后雁行时代”的到来，加速了对中国转型的需求。雁行分工是垂直分工模式，其弊端是使得东亚国家过分依赖外资，而本国产业结构也被破坏，产品单一或偏颇，难以发展创新产业。1990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雁行模式日渐式微。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进步速度不同：日本产业升级减慢、创新能力不足，首雁效应削弱；“亚洲四小龙”产业发展继续加速，成为东盟产业升级新的拉动力量；中国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因此，“后雁行时代”到来，日本“雁首”的位置逐渐被后续国家追赶。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定位均较为低端，主要为加工组装及初级产品出口国，对产品生产技术改进和创新的动力不足，只凭借国外已有的技术或创意来组织生产。进入“后雁行时代”，产业发展模式会呈现出垂直型分工和水平型分工并行的特点。比如互联网革命以来，亚洲“四小龙”与中国迅速发展信息产业并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而使亚洲“四小龙”与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某些领域与日本形成了水平式分工，开拓了雁行模式的新格局。中国应通过以“干中学”为特征的产业内参与学习机制，实现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提升。

中国可以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巩固和发展区域合作，主动迎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的挑战，通过对外产业转移，来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对外差额的转移。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所以，实现贸易畅通不仅仅有利于我国贸易繁荣发展，更有利于东亚国家实现互联互通，贸易区域化进程加速。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将令全球运输时间平均减少1.2%至2.5%，贸易总成本降低1.1%至2.2%。“一带一路”参与经济体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降低1.7%至3.2%和1.5%至2.8%。“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有项目建设的经济体收益最大，运输时间降低11.9%，贸易成本下降10.2%。

据中方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4%。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路孚特、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等多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共同编制完成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BRTII）》显示，近年来“一带一路”贸易指数逐年上升（见图表27）。BRTII研究预计，未来“一带一路”有望成为全球新的贸易投资增长中心之一，并判断，“‘一带一路’成为了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贸易红利进一步显现。”

另据中方统计，2019年前5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平均同比下降8.7%，但对非美出口增长2.5%（见图表28），令同期出口总体增长了0.4%。这显示，国内企业没有坐等靠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而是充分认识到开拓新市场、减轻对美国出口市场依赖乃大势所趋，并已经开始付诸行动。

注：图中2019年为前5个月的月度同比，其平均值为对美下降8.7%，对非美出口增长2.5%。

诚然，25%的关税将削弱中国的纯粹低成本优势，但这也将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从低成本优势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制造业转型，这本身也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根据中美两国商务部开展的联合研究，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被高估880亿美元，因此，以美方统计的4192亿美元为基础，调减后应为3312亿美元。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中，近53%来自加工贸易，其中包括中国自第三地进口零部件903亿美元。如果把这一部分减去,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只有2409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明面上的贸易顺差，更多的是需要创新发展，走向国际供应链的上端，分得更多的利润，这样才是更长久之计。

4 总结

通过研究上个世纪日美贸易战的片段显示，“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短期内因为存在J曲线效应，对于改善日美贸易失衡作用有限。中长期看，日本通过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型，通过对外投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和贸易转移，最终解决了日美贸易失衡问题。但是，美国因为过度消费和产业空心化，贸易总体失衡问题迄今也未得到根本解决。

储蓄不足导致当今美国贸易失衡，而国际分工则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主要来自于中国。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早已得到解决，美国对华贸易摩擦采取的政策不是汇率重估而是关税措施。后者与施压人民币升值一定意义是等价的，同时还暴露了美国针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战略企图。

短期内，如果美国的低储蓄尤其是政府部门的负储蓄问题不趋于收敛，则关税措施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改善效果也不必期待过高，或者说，对于中美贸易顺差减少也不必过于悲观。中长期看，中国可效法日本雁行分工模式，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之机，扩大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以带动产业转移，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贸易差额的转移。

不论未来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如何，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是大势所趋。即使没有此次来自美国的贸易摩擦压力，也是中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做到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已进入到日本衰落后的“后雁行时代”里，中国要着力发展科技创新，努力攀上产业链的上端，通过和周边国家的协同共同发展，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只在低端制造或加工业处于强势，而是打出自己的民族品牌，获得更高端的市场，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不仅有垂直分工能力，更有水平分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