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

作者:愈嘉、先知书店店长

来源:千字文华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观察天文星象长达20年,写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天文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年的长度精确到秒以内。然而,由于第谷信奉“地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始终无法对观测到的海量信息,做出任何突破性的解释。

当他临终前把毕生的心血——海量的观测数据,交给关门弟子开普勒时,感慨地说:“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天文学上有开创性的成就......”

身为第谷得意门生的开普勒,信奉的却是和老师截然相对的“日心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他将老师的海量观察数据,嵌入“日心说”的新范式中,短短几年,就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开普勒从此名垂青史,被誉为“天文立法者”。

——“范式”错了,信息、数据、史料越多,距离真知反而越远。

“范式”一词,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今天泛指某一学科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一不是“范式革命”的产物:

牛顿力学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颠覆了重商主义,让人类历史迈入资本主义;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颠覆了乌托邦主义的幻梦,让人类从通往奴役之路上折返。

......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范式革命者,他不仅颠覆了200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还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新范式。

学者赵晓说:“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他一直走在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学者陈浩武说:“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他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他就是杨小凯——一位传奇而又悲壮的华人经济学家、思想家。

重塑经济学大厦的新范式:

    新兴古典经济学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重新解释了财富创造的奥秘:

· 分工:1个10人的工厂,要比单人作坊的效率高出4800倍,分工越发达,专业化水平越高;

· 市场:人们出于自利的行为,反而达到了利他的效果,造就了经济的繁荣。

斯密进而认为,经济学的使命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核心问题是分工和专业化。这一范式被称为“古典经济学”。

1890年,阿尔佛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都是稀缺的,经济学应该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这一范式颠覆了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被后世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此后,经济学界的四大门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围绕“政府和市场,应该如何有效配置资源”这一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各派的基本观点如下图:

然而,无论答案是什么,在现实经济中,“看得见的手”总有抑制不住干预经济的冲动,更何况“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的短期效果,非常明显,这更强化了人们对它的依赖。

相反,不承认市场失灵,反对干预的奥地利学派,反倒曲高和寡,批评者委婉的说“太理想化”。

在“如何配置资源”这一范式中,主流经济学看似百家争鸣,结果却距离解决问题越来越远——全球经济频频爆发周期性的危机,而且危机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破坏性越来越大。直到杨小凯新的经济学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即“斯密—科斯—杨小凯”框架的诞生。

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运用最先进的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它比斯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古老,但躯体却更年轻,基本要点是:

· 回归亚当·斯密的基本议题:杨小凯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资源配置”拉回到“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对应的议题——国民财富的增长。

· 注入“交易费用”的新鲜血液:杨小凯将诺奖得主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入自己的新范式,将“成本”拓宽到产权和制度层面。

· 用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重建经济学大厦。马歇尔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放弃“分工协作”而陷入“资源配置”,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当时还没有诞生可以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其雄心是可以分析所有经济学中的两难选择。

因此,有评论者指出,杨小凯是直接可以和斯密对话的学者,他回归斯密,又超越了斯密。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解决两难问题的学科,自诞生200多年来,基本的趋势是不断地衍生分化,而每一种新的分科(枝),都只分析某一具体领域的两难问题,这种“分”的趋势,让经济学越来越工具化、技术化、模型化。

杨小凯的新范式,紧紧锚定分工协作这一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用超边际分析的工具分析所有的两难问题。这正是杨小凯的雄心——让经济学回归源头,让经济学“分久必合”,不再有宏观与微观之分。

斯密时代,分工相对简单,交易费用问题并不明显。然而今天,一台智能手机,从研发、零部件生产到组装,动辄跨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上千个零部件。

越是专业化的分工,对每个环节的成本也就越敏感,而各环节的成本,都和该经济体的制度、文化休戚相关。因此,“交易费用”主要来自制度环境,比如产权保护、法治、税收、城市化、国际贸易......

按照杨小凯的新范式,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和企业家,政府对发展经济的主要贡献在于如何降低交易费用,即保护产权、减低税收、推进城市化和对外开放......

杨小凯的新范式,震撼了许多被困扰在旧范式中,却一直在思变的权威学者。

1980年代,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茅老,在第一次听到杨小凯的研究框架时,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而那一年,杨小凯仅仅是武汉大学的一名“临时工”。

2002年,诺奖得主布坎南两次不吝溢美之词地向诺奖评选委员会推荐杨小凯:“杨小凯的经济分析框架,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然而,这一新范式,挑战的是西方两百年来,一直由欧美白人统治的主流经济学界,更不幸的是,杨小凯56岁罹患癌症去世,随着他的英年早逝,他开创的经济学新范式,逐渐被遗忘。

近些年,《21世纪资本论》在全世界的流行,以及国内“产业政策之争”——传统的范式依然大行其道。

“范式英雄”注定是孤独的,这是先知的荣光,却是时代的悲哀。

后发国家转型的新范式:

    制度转型优于经济变革

有一种人,在世时已名满天下,但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他的价值和影响原来一直被低估。

2014年,“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祭”追思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经济学界精英几乎悉数参加,就连杨小凯生前最主要的学术论敌林毅夫,也不例外。

与会学者陈浩武事后发表的《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一文,提供了解读杨小凯的另一个维度,由此杨小凯的第二个新范式——后发国家转型的路径选择,以及后发劣势的洞见,再次引起广泛的讨论。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杨小凯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系统研究,总结了两种后发国家的“转型范式”(主要收录于《杨小凯学术文库》之《发展经济学》):

第一种:由政府主导,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即先发展经济,后社会转型。

第二种:通过制度改革,建立自由市场制度,实现经济、社会的范式转型。

德国长达百年的转型历史,为两种范式的优劣做了最好的注脚。

1871年,德国统一。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成了德国舆论中“邪恶”的敌人。为了赶超英国,实现德意志的民族复兴,德国人选择了第一种范式。

短短30年,德国崛起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强国,并建立起一支上百万人的现代化陆军!这些好看的数据,让刚继承皇位的威廉二世误以为取代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时机到了,随即挑起“一战”。结果,盟国倒戈、军队哗变、战争失败。德国投降后,被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彻底肢解。

赫拉克里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同样的错误,德国却在短短60年内重复了至少两次。

“一战”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让德国的民族怨恨情结再次“发炎红肿”,为了复仇,德国再次选择了第一种范式。

1933年,希特勒上台,喊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复仇口号,开始推行纳粹主义,大规模取缔私营经济,疯狂扩军备战,重新“崛起”后的德国,再一次发动世界大战,德军兵锋极盛之时,版图扩展至大半个欧洲!

然而,仗剑而生者,必殁于剑下法西斯的罪孽得到了报应:二战后,整个德国沦为废墟,纳粹遭到清算,第三帝国的荣耀化为灰烬......

第一种范式的威力不容小觑,它让德国在短时间内两度崛起;然而,危害也显而易见,两次世界大战,戕害上亿人的生命,战争对文明的破坏程度,触目惊心。

二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幸运的是,这次西德选择了第二种范式。

1949年5月,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拥抱现代政治文明。随后,在政治家艾哈德的主导下,德国恢复了自由市场,发展经济的权杖,从此交到了德国企业家手中。

战后最大的经济奇迹诞生了。在战争的废墟上,西德重建了家园、解决失业、恢复民生,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如汽车、造船、相机、芯片、计算机等高精尖行业再次领先全球。

然而,一墙之隔的东德,经济总量仅为西德的四分之一,科技落后了近20年,在两德分裂期间,有近30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往西德。两种范式,孰优孰劣,德国民众用脚完成了投票。

1989年,两德统一。经过一百多年的血与泪,德国终于完成了范式切换。不过,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在《发展经济学》中,杨小凯总结道:后发国家如果只沉溺于“经济奇迹”,无视制度转型,结果一定会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反噬经济成果,除了德国的例子,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再次说明第一种范式行不通......

杨小凯将第一种范式的弊病概括为“后发劣势”,并进一步指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超越“唯制度论”的新范式:

    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

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清末的百日维新,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

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

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

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

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

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

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信仰。

比如,透过德国、日本,以及晚清洋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摒弃第一种范式,选择第二种范式,这主要来自理性判断。

然而,即便是盛产伟大哲学家的德国,连续两次都选择了错误范式。这段历史再次说明,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要寻找能够超越理性的新范式。

再次提出新范式的,还是杨小凯。但悲壮的是,这次的范式颠覆,是在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最后三年做出的。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

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

“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

这一范式,贯通了他创发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的经济秩序),“后发劣势”(自由的制度)两种范式,而且从根本上跳出了“经济决定论”“历史阶段论”的宏大叙事。

杨小凯不仅将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向个体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因此,赵晓教授才说“杨小凯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和学界第一人”。

向死而生,薪尽火传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 18那年,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让“杨曦光”三个字天下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小凯再次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小凯创造的最大奇迹,无疑是他在短短26年的学术生涯中,呈现给世人的三大范式革命,这是无数学者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今天,是杨小凯逝世15周年的日子。我们必须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更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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