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富差距加大根源何在？

作者：慕峰

来源：瞭望

对美国而言，其在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美国国民整体上共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站在了全球前列。　　　　

根据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的数据，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非白人男性仅为33岁，到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分别提升到63岁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莫妮卡·普拉萨德在其著作《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提到，1913～1954年间，美国通过一系列税收决定，把企业提供的医疗保险等员工福利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促进了由企业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福利的发展。　　　　

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联邦政府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重新分配，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移给实际从事该研究的大学，再由大学将这些知识溢出并实现商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中产阶层的形成。　　　　

而当下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就是基于这种现实与历史的比较。正如本系列第一篇《美国贫富差距有多悬殊》一文所揭示的，在今天的美国，财富居于美国后60%的中下层群体已经远离“美国梦”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爆发的根源。　　　　

综合分析，导致美式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去工业化、信贷福利主义以及政治游说的负面影响。　

1955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统计美国500强企业名单，这一统计已持续60多年，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产业的变迁情况（见表1）。　　

如果将所统计产业按传统生产性行业、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划分，可以得出表2。

可以看出，自1955年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中的大企业比重仍占《财富》500强的70%以上。那一时期，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　　　　

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10%。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就业人口，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呢？从前述图表可以看出，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财富》500强的约10%。显然，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成为了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去处。　　　　

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一度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以至于国内一度也有观点认为，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必然变化。的确，当美国制造业开始因全球化竞争而衰退时，美国的上层精英们并没有太关心他们的中下层同胞。仅在几年前，美国舆论也还根本不像今天这样批评中国，当时甚至还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的解释。　　　　

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杂志在一篇《为什么制造业不重要》的文章中提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返，我们即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制造业将成为某种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财产，将胜过一切。”　　　　

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业周刊》在《逝去的工厂职位：忘掉它吧》一文中提到：“对工厂的迷恋主要基于有缺陷的经济学。”　　　　

更早时候，时任乔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曼昆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告诉听众：“最近制造业就业下降是生产率迅速增长的一个‘避无可避’的结果”。他认为：“近日我们从制造业上看到的长期趋势，正是几十年前农业领域所历景观的镜像。”　　　　

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斯坦·古斯比也认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支出比例越来越小，佐证了它非常有效率。农业部门恰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跨国公司一度通过大量服务外包来实现在全球拓展，并收获颇丰。但当企业经营不善或遭受外部危机时，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就会通过削减人工成本、实施重组以使企业短期业绩提升。由于职业经理人丰厚的报酬与期权挂钩，因此维持公司股价往往是首要考虑。即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在拥有大量现金的前提下，为维持股价从而确保自己的期权收益，多数也都倾向于选择回购股票而非投入研发。在美国资本市场，华尔街的银行家与跨国公司的高管们拥有大量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欧美的学者在研究美国贫富差距问题时，会提出“超级经理人”这样的概念。　　　　

从美国实际情况看，所谓“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中，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只包括金融、信息科技（包括互联网）等少数产业，连同美国本土保留的制造业高端部分在内，就业人数都极为有限。对曾经属于美国中产中坚力量的大部分民众而言，从制造业迁转出来之后，只能去从事服务员、餐饮、零售导购、客服代理等工作。　　　　

美国劳工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无法扭转局面，那么未来10年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这些低端服务业提供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比，甚至很多服务业职位只是零工模式。美国的去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中下层就业岗位减少和实际收入倒退。　　

美国的福利体系与欧洲、日本有相当大的不同。莫妮卡·普拉萨德在《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对美国战后福利模式形成的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遭受了20世纪初期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出于重建的需要纷纷选择以累退制的消费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通过抑制消费、集聚资本用以投资重建，逐渐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政府积极参与再分配的福利国家目标。　　　　

美国在彼时却面临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旨在抑制大型企业和富人的累进制所得税被采纳，国家层面的消费税被抑制。但在所得税征收过程中又形成了诸多豁免例外，尤其是1913～1954年间，员工的附加福利（医疗、养老方面）被列入企业所得税扣除范围，从而刺激了美国私人福利，形成了由企业为劳工购买或由劳资双方共同购买商业保险的基本福利模式。　　　　

由于“小政府”逻辑，国家税源基础没有欧洲国家那样强，在战后经济发展的巅峰期，美国企业主导的员工私人福利被认为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更好，美国因而最终没有成为欧洲国家那样的福利国家。这也使美国政府通过公共福利来实现再分配的能力远逊于欧洲国家，中下层的福利水平更易受到所在行业和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　　　　

普拉萨德认为，在公共福利不充分的情况下，美国创造了消费经济模式，并把它建立在以按揭贷款融资支持的住房所有权之上。罗斯福总统的复兴计划将大规模建设作为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大萧条时期，2/3的失业者来自建筑业）。在《1934年国家住房法案》正式建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后，又通过政府来刺激市场，采取了特殊的长期（10～20年）、低利率（5%以下）、高贷款价值比（接近80%）且完全分期等额偿还的贷款计划等举措。　　　　

1938年罗斯福政府建立了FNMA，即后来的“房利美”。房利美为那些被担保的按揭贷款建立起全国性的二级市场，为它们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美国民众的基础福利自此与住宅和按揭贷款紧密挂钩。对此，前总统乔治·布什甚至讲：“我认为当某些人拥有自己的房屋时，他们就在实现美国梦。”　　　　

美国的房屋价格还与教育质量和获取教育的渠道息息相关。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罗伯特·H.弗兰克认为，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会随着学区房屋价值的中位数提高而提升，因此美国的基础教育实际上也与信贷相关联。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如前文所述，学生贷款早已成为沉重负担。　　　　

在医疗方面，美国仍然没有公共福利意义上的全民医保，只有针对65周岁以上老年人和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Medicare和Medicaid）。大多数美国民众的个人医疗福利则依赖商业医疗保险体系，也就是最终靠个人收入。这导致了仍有超过28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如今，美国医疗费用每人每年超过1万美元，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由于医疗与商业保险高度捆绑，美国整个医疗体系事实上已经金融化，这反过来维持了制药企业的高收入，也导致美国医疗价格比其他很多发达国家高。根据2019年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排名榜，人寿健康保险公司与制药企业分别占11和12家，2018年度总收入分别高达2452.68亿和3445.35亿美元，其高管年收入都在千万美元之上。　　　　

我们可以将美国的福利模式称为“信贷福利主义”。这种信贷福利模式的建立有美国本土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形成和发展对美国和全球造成了深远影响。通过信贷方式来提供基本福利导致美国本土的低储蓄率，由于全球化压低了中下层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一段时期内它可以抑制美国国内通胀，但这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信贷。可以说，信贷福利主义促进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后者反过来提升了民众的消费信贷能力。　　　　

对信贷不断增长的需求，促使美国民众在1970年代提出了“信贷民主化”诉求，金融监管开始放宽。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信贷宽松不断形成债务短周期，去工业化却导致越来越突出的还款能力问题。美国经济史学家路易斯·海曼认为：“1970年代之前以工资上涨和稳定就业为前提的信贷体系，在1970年代之后却被重新调整以支撑不确定的就业和收入不平等。”

美国能够长期在本土实现信用扩张，有赖于全球美元的不断回流，也即外贸出口国积累的美元出于投资收益和安全的考虑，又大量用来购买美元资产，使美国金融机构具备了信用扩张的基础。　　　　

美国长期批评一些国家的过度储蓄导致其出现贸易失衡，但美国从来没有也不便承认的是，外贸出口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普遍形成恰恰与美国的信贷福利体系紧密相关。　　　　

正是因为美国主要通过信贷来满足中下层的福利需求，宽松的信贷又带来过度消费，从而形成了“外贸国生产→美国信贷消费（外贸国获利）→外贸国以获利购买美元资产→美国信贷扩张、继续消费→外贸国继续生产”的闭环。这个闭环如果要一直持续下去，需要美国的消费能力一直提高。现实却是，由于美国资本不断向上集中，同时欠缺公共福利再分配的能力，去工业化又导致中下层就业机会和薪酬收入双重实际减少，美国大部分民众的消费能力已不可能持续提升，这个闭环迟早有被打破的一天。　　　　

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评论道：“日本人挥汗如雨地劳动，生产出了美国人需要的商品，也把这些商品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可美国说：‘请借给我购物款’，于是日本就以极低的利息把购物款借给美国。如果这笔贷款能还回来还好，可人家借款不还了，并且连句‘谢谢’都听不到。在国际经济中慈善的富翁不但没得到应有的尊敬和感谢，反而遭受了愚弄。”　　　　

外贸国家辛苦生产、美国轻松贷款消费的模式，在战后相当长时期都是美国与外贸国家形成的默契。当美国内部分配出现阶段性问题时，民意就会反映至政治层面，美国在政策上就会选择对外贸国家施压，为中下层争取回来一些利益，以使中下层的信贷福利能够持续下去。但这只会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只要美国仍然坚持信贷福利主义，同时又不能恢复生产性行业的中低层工作职位，无法保证中下层的长期收入增幅能够覆盖信贷债务，信贷福利制度最终将难以维系。　　

对立法和政策进行游说在美国是合法的。

在1950年代，政治游说在美国还不受重视，但战后随着资本集中以及政府对大企业管制措施不断加强，感受到压力的大企业不断加大其对立法和政策进行游说的力度。根据已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这是我们的战斗》一书中披露的内容，1983年美国用于政治游说的支出为4.87亿美元，2013年这个数字已增长至33.8亿美元。沃伦表示：“企业目前每年用于游说参众两院成员的经费，已超过纳税人用以维持参众两院的经费支出。这就像是一个由权贵雇用的影子政府，由它来确保民选政府不会出格。”　　　　

在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认定，企业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此案后，限制企业政治宣传活动支出的《两党竞选改革法》（2002年）因违宪而被废除。对美国政治游说活动的限制进一步减少。　　　　

沃伦披露，美国制药公司长期反对为Medicare医保提供处方药优惠，尽管Medicare的适用人群有限，但制药公司担心联邦政府会通过批量采购压低价格。2000年左右，游说机构更大胆建议将处方药纳入Medicare的D部分，即要求联邦政府在支付处方药时不能进行任何价格谈判。这为制药公司带来了大量收入，相当于每年花掉美国纳税人250亿美元。　　　　

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在其著作《拯救资本主义》中提及，美国银行业和信用卡公司曾游说修订《破产法》，使劳动合同不再是企业破产时最优先的考虑对象。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其目的，通常是以破产为要挟来规避履行和工会之前达成的协议，实现对员工减薪。同样未被列入破产保护的，还有学生贷款。　　　　

当游说无法阻止通过某项法律时，特定行业还会用游说国会拨款的方式来影响执法。赖克披露，美国食品行业曾游说国会，最终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安全现代化法》的执法经费少得可怜，导致该法案难以被实际执行。　　　　

政治游说的另一个极端体现是美国政商之间的旋转门。众所周知，美国财政金融系统的高级官员，往往都是从华尔街高管中产生的，尽管广受诟病，但此现象似难有改变。　　　　

美国的去工业化、信贷福利体系和政治游说三方面其实是相互勾连、相互影响的。去工业化有利于跨国公司股东和高管的短期利益，信贷福利促进了金融业的壮大，而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因在高度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拥有共同利益，又通过政治游说从立法和政策上进一步维护自身利益，最终结果就是美国中下层民众高度依赖信贷、工作机会不断丧失、实际收入不断减少，导致出现21世纪的民粹主义风潮。　　　　

可见，美式贫富差距的根源在美国内部。美国屡屡主动挑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过是其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延缓国内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不能最终解决美国本土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