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为商业编织“意义之网”

作者：吴晓波

来源：吴晓波频道

当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埋头创作《资本论》的时候，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起码也有超过一千颗聪明的脑袋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根据考证，“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就是在《GCD宣言》诞生的1848年前后被发明出来的，它如同一个巨型魔鬼，抹杀了全部的旧生产关系和劳动力模型，把每一个人、家庭和国家投掷到动荡而急速的大漩涡中。

马克斯·韦伯出生于1864年，到他去世的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也就是说，他的一生目睹了欧洲如何被机器改造得空前繁荣，然后，又被武器摧毁为一地废墟的全部过程。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人们自发地分为两大阵营——左翼和右翼，他们的内部又各有流派，最极端和激进的那部分人，都信仰流血和暴力。

韦伯栖居在德国南部一个叫海德堡的小城市，那里有一所小巧的大学——海德堡大学，却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知识分子们著书立说，试图以启蒙和改革反制权力，以理性和科学抗衡统治。

马克斯·韦伯正是海德堡大学的象征人物，而他著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确立了现代商业文明在伦理上的正当性。

跟卡尔·马克思一样，马克斯·韦伯也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不过他的父亲老韦伯有一家纺织工厂，家境更为富足。韦伯从小接受了最好的文理教育，25岁时，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德国天才们的命运往往都不太顺利，比如舒曼、尼采，都要与大脑中的魔鬼做斗争，韦伯也一样。韦伯的家族有遗传性的精神疾病，在他32岁的时候曾经精神崩溃，无法阅读、写作甚至与人正常交谈。这个曾经的工作狂，只能整日坐在窗前，摆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树梢。

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有很多从事抽象思考、而日常生活也非常“抽象”的人文学者，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雅斯贝尔斯等等，不过，与他们相比，马克斯·韦伯则要显得更为入世。他曾经竞选过民主党议员、一战时期在预备役医院服役，还作为德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凡尔赛和会。

1904年9月，韦伯和好友一起远赴美国，参加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其间，对北美的城市、商业和工厂，进行了近四个月的考察。正是这些参与和近距离的观察，为他创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创作动机，是试图回答一个非常尖锐、到今天仍然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

在农耕时期，各大文明对商业的立场几乎均是消极的。柏拉图批评商人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牟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圣经》认为商人上天堂比骆驼钻针孔还要难，中国的儒家伦理更是彻底的贱商主义，一言以蔽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9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运动，让商业成为改变世界最重要的力量。韦伯出身于纺织工业世家，在他盛年之际，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国，越来越多的人把一生投注于工商事业，那么，关于存在价值的拷问便显得无比急促。

韦伯的终生好友、社会学家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的《近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获利欲”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普遍的共识，甚至被看成是柏拉图以来的一个基础性共识。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桑巴特著作的三年后，也是他从北美游历归来之后。好友的结论以及在美国的实地考察，应该是韦伯创作的一个现实背景。

在这本并不厚的、论文级的作品中，韦伯通过繁琐的论证，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观点：

其一，正当性的终极认同。

马克斯·韦伯将“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

他引用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他同时是一位企业家和政治家——的观点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这从根本上认同了企业家职业的正当性和独立性。

其二，内心信仰的驱动。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精神和禁欲主义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些精神，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但不会产生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所以，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现代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皆为新教占主流的国家，而传统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论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只能算二流国家。

在韦伯看来，盖因天主教信徒重来世，新教信徒重今世，所以新教信徒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一些；天主教这一点类似于佛教。另一个结论是新教信徒比天主教信徒更重享乐一些，也更世俗一点，这样就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三，理性主义与法治精神。

韦伯从西方希腊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推导出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精确的计算和拥有技术上的基础。这进一步根基于西方科学特有的数学及实验的精确理性的自然科学、法律与理性的结构所带来的可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与程序规则。那种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他们都具有自我约束性——理性的计算，集中精力，固守原则。 

马克斯·韦伯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批欧洲知识分子，他曾说，现在的读书人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尼采。

正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另辟蹊径，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根本动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诠释，如果说马克思是摧毁性的，那么，韦伯则带有明显的建设性特征。

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对财富的贪欲，反而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者至少一种理性的缓解。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勤恳工作，而且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纪律，并不是为了单纯糊口或热爱金钱，而是内心信仰使然。

可以说，当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书房创作此书的时候，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一些企业家，他们以比父辈快数百倍的速度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正经受着存在价值的拷问。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是马克斯·韦伯的同时代人，他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新教徒家庭，少年时移民美国，从当电报公司的信差起步，组建自己的公司，在短短几十年里，创建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1901年，卡内基把公司出售，得5亿美元，成为全美首富。

就在这个时刻，卡内基发生了内心的焦虑：我凭什么能赚到这么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对于我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

卡内基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是上帝派我来赚钱的，所以，我要把荣光归于上帝。”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卡内基成立慈善基金，成为美国历史上捐赠建设图书馆最多的人。在“钢铁大王”的名号之外，又有了“美国慈善事业之父”的称誉。

没有史料显示，作为新教徒的卡内基读到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过，他的实践却无意中印证了韦伯的观点。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次被翻译进中国，是在1985年，韦伯写作此书的整整80年后。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正被集体地卷入一场激荡的改革开放运动，商业及企业家成为时代新的主角，传统的价值观体系濒临崩溃。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都跟当年的卡内基一样，面临内心的意义拷问。

有意思的是，韦伯还写过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儒教与道教》。在书中，韦伯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推动。他断言，无论是儒家或道家，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因为“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它们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他进而告诫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导致其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此，只能走其他道路。此外，他认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中国沉闷的机构设置和错误的政策，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的经济就能腾飞。

在今天，所有有志于商业的中国人读韦伯的著作，既会有一种隔膜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切肤的亲近感。他在书中得出的很多结论，未必完全适合中国，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论，却为我们寻找答案指出了某一个方向。

马克斯·韦伯尝言，“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显然，他是这张大网的编织者之一，我们悬挂其上，同时也在参与编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