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的压力在哪里？

• 去年“7.31”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就业置于“六稳”之首，5月22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那么，我国就业情况如何？就业压力有多大？

• 短期就业相关指标怎么看？目前国内统计体系下与就业直接相关的指标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就业人数指标、失业率指标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指标。综合来看，劳动力需求具备一定韧性，劳动力供给则长期趋降，因此总量上预计压力不大，失业人数的增加或更多来自于结构性而非总量性，未来或呈现劳动力需求缺口与失业人数逐年递增的并存局面。

• 年度失业率如何测算？我们从劳动力供求两端进行分析，对比2019年的劳动力供给与实际就业吸纳情况，计算出2019年的失业率为4.55%（按2018年点弹性计算）-4.67%（按2016-2018年弧弹性计算），对比3、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我们认为2019年整体的就业压力并不如城镇调查失业率高频数据反映的那么大。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抽样样本中，农民工占比较低，但其失业率明显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这可能导致现行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估了整体的就业压力。

• 我国失业问题如何产生？通过对比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发现我国目前产出缺口接近为零，因此我国失业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主导的自然失业。今年结构性失业压力具体表现在：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就业压力增大；分区域看，东北地区和一线城市就业压力较大；分群体看，高校应届毕业生及农民工就业压力较大。

• 稳就业关键在于调结构。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不匹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即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不充分。从韩国、日本等国的就业结构转化路径看，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向服务业转移。2018年下半年以来密集出台的稳就业政策也从劳动力供需两端发力，不断扩大岗位需求的同时重点解决主要群体就业技能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符合我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的现状。

•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促进就业政策落实不及预期。

就业历来是政府部门最为关心的经济变量，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基数庞大，失业率较小的波动也会对就业形势产生较大程度的冲击，历届政府均高度重视就业问题。2018年“7.31”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就业置于“六稳”之首，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2019年5月22日为进一步加强对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凝聚就业工作合力，更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政策力度的持续加码侧面反映了经济下行背景下就业市场面临的重重压力，本文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梳理当下国内的就业形势，探讨就业压力的来源，供投资者参考。

1、短期：哪些指标能反映就业情况？

月度公布的就业指标能更为敏锐地捕捉就业市场的最新变化，目前国内统计体系下与就业直接相关的指标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就业人数指标、失业率指标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指标。

1)就业人数指标

从就业人数指标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自有统计数据的2009年以来从1,102万增长至2013年1,310万，2013年至今稳定在1,300万区间，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61万；同比趋势上，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总体增幅收窄，并于2013年开始逐渐跌入低增长区间，2018年同比增长仅0.74%；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值来看，2013年以前差值逐年扩大，2013年至今总体差值收窄，总量角度就业压力有所提升。月度高频数据来看，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以春节后复工的第一个完整月份作为一年开端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因此，从历史经验出发，上半年的就业完成情况将成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的主要贡献。一季度及4月的高频数据显示，2019年就业开局相对较弱，一季度新增就业人数314万人创有月度高频统计以来（2013年）的最低值，4月数据有所改善，在历史同期中仅次于去年。

从指标定义看，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等于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因此这一指标仅考虑了新增就业，未将新增失业纳入考量，我们通过期末（城镇）就业人员-期初（城镇）就业人员计算（城镇）净增就业人数，相对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该指标更能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数据显示，净增就业人数在1996年开始总体呈现逐年下滑趋势，2018年净增就业人数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54万）；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在2010年达到自1958年以来的峰值1,365万，此后总体也步入下行通道，2018年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下滑至957万，创2000年以来新低。针对这一指标的下降趋势，有观点认为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离退休人群数量增大，从而使得净增就业人数减少。但根据新增就业人数的统计定义，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自然减员人数是指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和因伤亡减员的人数，包括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及在职人员伤亡减员人数，由此可见，自然减员已经在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这一指标的考量范围内。因此在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总体继续稳步上升的前提下，城镇净增就业人数的下滑应与离退休等自然减员关系不大，主要因素应该还是新增失业人数的增加。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城镇）净增就业长期下滑态势叠加经济下行周期影响的背景下，失业压力有所增加。考虑到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依然在增加，表明劳动力需求端韧性十足；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表明劳动力供给端将呈现长期收缩态势。综合而言，劳动力需求具备一定韧性，劳动力供给则长期趋降，因此总量上预计压力不大，失业人数的增加或更多来自于结构性而非总量性，未来或呈现劳动力需求缺口与失业人数逐年递增的并存局面。

2）失业率指标

失业率指标主要有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城镇调查失业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指标解释，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扣除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港澳台及外方人员）、城镇单位中的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个体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之和的比；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指通过劳动力调查或相关抽样调查推算得到的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的比。

我国统计局长期使用的失业率指标是登记失业率，但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是调查失业率。劳动力调查和失业率调查实际上很早就已开展，2005年开始第一次劳动力调查，一年进行两次调查。从2009年起，在31个大城市开展了月度劳动力调查，2013年将调查范围扩大到65个大城市。到2015年7月，劳动力就业调查范围则进一步扩大至全国所有地级城市。2018年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开始公月度城镇调查失业率。

城镇调查失业率较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误差相对更小，主要表现为：从统计范围来看，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对象是城镇常住人口，既包括城镇本地人口，也包括外来的常住人口，它不要求失业登记，也不限定户籍、工作经历等条件；从调查方法来看，与通过行政记录获取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方法不同，城镇调查失业率是通过对住户抽样调查的方法获得失业率数据；从对就业/失业人口的定义看，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口径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一致，具有国际可比性，而登记失业率则相对低估了真实的失业人数。

城镇调查失业率的高频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及今年以来密集出台的促进就业政策相继落地，政策效果逐步显现，2019年3、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来连续两月走低，阶段性止住了该指标自2018年11月以来呈现的明显回升态势，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0%，前值5.3%。考虑到每年3、4月份多为招工旺季，3、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走低有季节性因素作用，与去年同期的3月5.1%、4月4.9%相比，今年失业率仍然相对较高。

按可比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率（15-64岁）数据，横向对比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与主要国家失业率。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相对偏低，2018年日本失业率仅2.4%，美国3.9%，德国、英国最新年度（2017年）失业率分别为3.4%、4.3%，均低于中国2018年末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其中美国、日本和英国失业率走势较为类似，金融危机后经济衰退，失业率均出现一定程度抬升，但危机后均逐渐回归危机前的水平；德国失业率高企则先于金融危机，德国经济在2000年代初增长乏力，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口径的失业率高达11%，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被迫于2003年启动了“哈尔茨改革”[1]，德国社会率先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保险体系并推行企业学徒制，从制度上鼓励民众参与劳动，因此，随后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均未对德国失业率产生明显冲击，失业率自2005年起一路下行至2017年3.4%；法国失业率受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高额的社会补贴往往导致失业者的实际收入高于低收入的就业者，极大损害了劳动者的就业积极性，失业率多年高居10%左右。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其中2018年俄罗斯失业率5.1%，巴西失业率高达15%，均高于中国2018年末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从平均水平看，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失业率6.6%，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失业率5.5%，全球平均失业率5.7%。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受欧洲国家高福利制度因素的扰动，故均值明显偏高，但从具体的主要国家看，美国（3.9%）、日本（2.4%）、德国（3.4%）失业率均明显低于中国失业率，我国并不具备多数西欧国家类似的相对过高的福利制度，故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可比性更高。因此，中国2018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平均水平，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从失业率的相对水平看，我国就业形势在全球范围内总体良好，但在主要可比国家中，情况不算理想。

3）劳动力市场供求指标：求人倍率与中国就业景气指数（CIER）

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对比间接反映就业情况的指标也是就业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求人倍率和中国就业景气指数（CIER ）是最常用的监测指标。

求人倍率是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该数据由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0多个上报数据的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而得，按季度发布。该比值大于1表明岗位空缺大于求职人数，职位供给足以满足求职需求；小于1则表明岗位空缺小于求职人数，职位供给无法满足求职需求。

我国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求人倍率却不降反升，特别是2015年以来背离现象更为明显。2018年四季度的求人倍率高达1.27，创历史新高，但GDP增速当季同比却下滑至6.4%，求人倍率与经济增速的相关性大大削弱。此外，求人倍率表现出较强的季节性，2015年至今，每年的最低值均落在二季度末，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求职人数中的重要分项（新成长失业青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在每年6月的毕业求职需求较大，就业转失业及在业人群多数也会选择在年中更换工作。

从供求两端来看，近年来求人倍率不降反升。我们发现，2015年末至今的岗位需求人数剔除季节性因素（每年一、四季度招工需求较弱，二、三季度招工需求较旺）后，全年中枢未见明显增长，但求职人数在剔除季节性因素后，经历了显著的下滑，因此，求人倍率的上升主要来自求职人数的收缩。

对于求职人数的下滑，我们判断主要是因为两点：1）适龄劳动人口下滑，2014年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9.96亿后，开始持续收缩，劳动力资源总量仍相对充裕但趋势下行已不可逆转；2）统计口径的问题，求人倍率针对的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但实际上仍有大量人群并不通过传统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职。

根据求职人数的分类，主要有新成长失业青年（包括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转失业人员、其他失业人员、在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在学人员、本市农村人员、外埠人员等9大类，由于各分项具体的求职人数和比重已于2015年开始停止更新，因此我们无法获知最新的情况，但从2015年以前的情况看，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求职比重最大，占比在20%-25%左右。新成长失业青年中占比最大的是应届高校毕业生，但即便如此，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口径下，2013年三季度末(高校秋招季)的数据仅70.5万人，这与相对应的同期201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727万的全口径相差较大，如此小的样本恐难真实反映求职人数的变化；从增长趋势看，利用该口径下的小样本应届高校毕业生去估计总体应届高校毕业生情况也的确存在问题，2006年-2011年，求人倍率口径下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与教育部口径的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同步增长，但2011年-2014年，求人倍率口径下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从90.1万减少至70.5万，这与同期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继续增加、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的真实情况相背离。

因此，该指标可能大大低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针对大学生的劳动力供求可能绝大多数并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平台以及大企业自身校招体系的发展，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对于求人倍率的显著上升，我们认为，求职人数的收缩可能并没有指标显示的那么明显，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但并不如该指标反映的乐观，特别是高校应届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形势可能远比该指标反映的严峻。

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由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该指标采用智联招聘全站数据分析而得，按季度发布。通过不同行业、城市职位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的变化，从而起到监测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以及就业形势的作用。由于数据样本采自权威互联网招聘平台，有效弥补了人社部求人倍率样本较小且相对单一（多为中低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足。

最新的2019年一季度CIER指数1.68，前值2.38，下行0.7，剔除一季度招工意愿的季节性回落，下行幅度仅次于2018年一季度，短期就业压力有所增大；从同比增速看，CIER指数连续4个季度运行在负区间，表明中期来看就业市场持续承压。

2. 如何测算年度失业率？

我国统计局以及欧美等国的统计部门都主要关注非农部门的失业率，这是因为农业部门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就业相对稳定的，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大，普遍认为接近完全就业。但考察我国近20年来的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化，我们发现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并不像欧美国家那么稳定，除了早期变动确实较小外，近年来的波动情况并未明显低于二、三产业，因此在评估整体失业形势时，有必要考虑全部三大产业的情况，而不是仅仅关注非农部门。

1）劳动力供给测算

劳动力供给在统计指标上对应的是经济活动人口，在我国的统计制度中，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对于经济活动人口的预测，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利用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但对于适龄劳动人口的定义，我国与国际劳动组织的通用标准存在差异。我国依据退休年龄，认定16-59周岁的劳动人口为适龄劳动人口；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是15-64周岁。由于对适龄劳动人口的不同认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测算的中国劳动参与率并不适用。

我们对此的处理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对经济活动人口（16周岁及以上）的定义，利用经济活动人口/16周岁及以上人口计算出经济活动人口的总参与率，我们发现该指标较世界银行的劳动参与率更为稳定，2011年至2017年均稳定在70.60%-70.89%区间，以近年的均值作为2019年经济活动人口参与率的预测值误差较小。2019年经济活动人口参与率预计70.71%。

对于16周岁及以上人口的预测，我们的思路是利用上一年16周岁及以上人口+上一年15周岁人口[2]-上一年死亡人口进行拟合，2011年-2018年的情况看，拟合效果不错。2019年16周岁及以上人口预计115,022万人。

因此，利用16周岁以上人口*经济活动人口的总参与率，计算可得2019年劳动力供给约81,330万人。

2）实际就业人数测算

就业弹性反映的是GDP变动一单位时，就业人数的变动，即就业人数变化相对GDP实际增速变化的敏感性。考虑到我国GDP不变价以5年为一个基期，即2019年的GDP实际增速以2015年为基期，我们在计算就业弧弹性时也以对应的5年为一个区间。我们发现计算得出的就业点弹性和弧弹性总体均呈大幅走弱的态势，就业点弹性从2001年的11.90%下滑至2018年的-1.05%，就业弧弹性从2001-2005年的7.16%下滑至2016-2018年（未完）的0.86%。2005-2015年区间内，每一个点弹性相对区间弧弹性的偏离程度非常小，利用弧弹性代替点弹性效果较好；2017年开始，就业人数增长率显著减小（仅0.05%，前值2%）导致就业点弹性开始大幅走弱，2018年延续了这一趋势，就业人数出现负增长，就业点弹性相对区间弧弹性偏离较多，因此在测算2019年就业人数时，我们分别采取弧弹性和点弹性进行估算。以弧弹性0.86%计算，假设2019年GDP实际增速6.4%（一季度数据），就业增长率为0.55%，就业人数增长43万人，就业总人数为77,629万人；以2018年的点弹性-1.05%计算，就业人数减少52万人，就业总人数为77,534万人。

3）年度失业率测算

对比2019年的劳动力供给与实际就业吸纳情况，我们计算出2019年的失业率约4.55%（按2018年点弹性计算）-4.67%（按2016-2018年弧弹性计算），对比3、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我们认为2019年整体的就业压力并不如城镇调查失业率高频数据反映的那么大。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抽样样本中，农民工占比较低，但其失业率明显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这可能导致现行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估了整体的就业压力。2010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曾对6个大城市进行调查，城镇本地劳动者调查失业率为4.72%，农民工则仅为0.73%。相对于农民工，城镇本地劳动者更多选择在服务业就业，其失业率较高也反映了服务业吸纳就业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1] 新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鼓励找工作，而不是提供慷慨的福利(这会让人打消接受市场提供的职位的念头);向雇员提供激励，使其保留并习得更紧俏的技能;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障负担。这项改革并未呼吁欧洲央行放松货币政策，也未过分增加德国的财政赤字。

[2] 15周岁人口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15周岁人口减去0-14周岁人口。

1. 就业问题的性质判断

失业主要分为三大类：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是因为宏观经济周期下行造成的失业率升高；结构性失业是由于经济结构、体制、增长方式等的变动，使劳动力在包括技能、经验、工种、知识、年龄、性别、主观意愿、地区等方面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一致造成的失业率升高，通常发生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短期内发生显著变化时；摩擦性失业是由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断变化，新旧工作更替，而工人在交换工作时需要时间，因而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相应的临时性失业，即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是与宏观经济波动无关的失业类型，既相对稳定又很难避免，被视为自然失业。因此，总体失业率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摩擦性失业率和结构性失业率构成的自然失业率，二是由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周期性失业率。

对就业问题性质的判断，我们首先从拆解失业率入手。周期性失业是因为经济运行未能实现生产要素资源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即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存在增长缺口（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综合考虑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的状态空间法是估计潜在增长率的主流方法之一，殷德生等学者利用该方法度量了1980-2016年中国潜在增长率[1]，我们据此计算出了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缺口，对比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我们发现历史上共5次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缺口，除了第一次增长缺口（1981-1983）外，其余4次失业率均出现明显上行[2]。2002年以来，除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产出缺口，失业率略有上行，其余时间我国经济几乎不存在明显的增长缺口，与之对应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特别是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但实际增长率却并未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下行并不一定导致周期性失业。增长缺口近似为0，表明周期性失业几乎不存在，但失业率却一直维持在4%左右的相对历史高位，我们可以推断当前我国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造成的。 

考虑到摩擦性失业在性质上是过渡性或短期性的，会随着时间推移自行消除，因此我国失业问题多数是结构性失业造成的，即多数是因为求职人员技能、经验、工种、知识、年龄、性别、主观意愿、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不相一致造成的。

以上各方面的劳动力供需错配最终导致我国就业形势总量上压力不大，但在结构上部分产业、部分地区、部分人群等局部就业形势较为严峻。

2. 结构性失业压力的主要表现

1）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就业压力加大

第二产业自2012年以来就业人数及就业人数占三大产业的比重均持续下滑，就业人数从2.32亿人减少至2.18亿人，占比由30.3%缩小至28.1%。

这主要受2012年以来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工业企业利润不佳以及2016年以来去产能政策的影响。2019年一季度的基本面数据显示，上述三大负面因素尚未见明显改善，工业企业利润3月当月同比改善主因春节错位及低基数、累计同比仍位于负区间，预计今年第二产业就业仍将承压。

从具体行业看，去产能重点领域的采矿、原材料制造及纺织等行业就业人数下滑较为明显，从2018年的情况看，尤以中游原材料制造业就业压力最大。其中就业人数减少最多的5大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发布的CIER指数显示，就业景气较差的十大行业中有7个行业属于第二产业，2018年四季度CIER指数低于1的行业除环保属于交叉部门外其余均为第二产业，同步印证第二产业就业压力较大，其中航空/航天研究与制造业、能源/矿产/采掘/冶炼、印刷/包装/造纸为就业最不景气的3类行业。

2）分区域看， 东北地区和一线城市就业压力较大

地区CIER指数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东北地区的就业景气度相对较低，2018年前3季度东北地区CIER指数均低于1，2018年第四季度东北地区CIER指数小幅回升至1.02，但同比弱于2017年同期1.2，就业形势总体仍偏紧。

城市CIER指数呈现一线、新一线、二线以及三线城市[3]依次递增的趋势，一线城市的就业压力较大，2017年3季度至2018年4季度一线城市CIER指数均位于 1以下，企业招聘需求人数长期少于求职申请人数，一线城市就业形势较为严峻。

3）分群体看，高校应届毕业生及农民工就业压力较大

分群体看，存在较大就业压力的仍为历年均备受关注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2019年教育部官方公布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为834万人，约为2004年的3倍，近年来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连年创新高，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就业压力。

智联招聘、梧桐果校园招聘等第三方机构的数据显示，201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可能会略好于2018年，但整体仍然承压，一方面是总量上毕业生人数继续增加，另一方面结构上高校应届毕业生最青睐的互联网行业就业景气度有所下滑，互联网行业校园招聘的CIER指数由2.79下滑至2.7；受金融严监管等影响，银行校园招聘CIER指数进一步恶化由0.64下滑至0.13，而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是高校应届毕业生选择较多的行业。此外，从考研人数及其占应届毕业生比重等指标看，2019届考研人数同比增长19.75%至285万，占比由2010年的22.3%增长至34.2%，在报录比持续增加的情况，考研热度依然不断上升，侧面反映了高校应届生就业市场的仍较为严峻。部分积极的信号在于同样受高校应届生欢迎的教育行业校园招聘CIER指数由0.59大幅上升至3.11，改善明显。

从高校应届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看，大学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即大学生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不相匹配的现象较为普遍，专业直接对口率仅48.61%。

2018年我国农民工人数继续增长，总量达2.88亿，同比增长0.64%，增速有所放缓，但农民工就业压力仍持续存在。2018年以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中，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情况权重较低，随着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公布，农民工群体的失业情况将在失业率指标中得到更多的体现。近年来，农民工就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省内就业，也给三四线城市的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就业选择上看，农民工就业仍多数集中在第二产业，根据最新的2017年数据，第二产业为农民工提供了48.7%的岗位，其中制造业吸纳了29.8%的农民工，建筑业吸纳了18.9% 的农民工，趋势上讲，第二产业吸纳农民工的占比已经有所降低，但仍占据主体位置。

从4月的高频数据看，2019年制造业的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47.2，连续5个月环比下行，创2016年2月以来新低，处于历史较低区间，制造业PMI录得50.1连续2个月维持在荣枯线上方但较前值回落，且存在节后复工影响，剔除春节因素同比仍然较弱，景气度依然不高。制造业景气度未见改善将对农民工就业产生较大制约，农民工就业压力需要建筑业及服务业进行疏解。

1.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

当前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表现在，第一产业以8.3%的GDP占比吸纳了高达27.0%的就业人口；第二产业GDP占比40.5%仅吸纳28.1%的就业人口；第三产业本身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同时GDP占比高达51.1%，吸纳就业44.9%亦不够充分。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不相匹配，第一产业仍存有大量劳动力，表明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制造业、服务业的转移相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已极大滞后。

2. 可比国家就业结构

从可比国家看，主要国家的就业结构均以第三产业为绝对主导，其中美国2016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高达78.78%，韩国2017年第三产业GDP占比仅52.84%仍贡献70.14%的就业人数。对比来看，第三产业的就业贡献至少要与其GDP贡献相匹配，通常情况由于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弹性较好，其就业占比会高于GDP占比。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GDP占比已达51.21%，接近韩国水平，但就业贡献仅44.91%，同韩国的70.14%差距明显。

3. 如何调整就业结构？

从韩国、日本等国的就业结构转化路径看，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向服务业转移，以韩国为例，1985年韩国三大产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为24.9%、30.8%、44.3%，GDP占比分别为13.54%、37.24%、49.74%，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均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类似，此后，韩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持续向第三产业转移，截至2018年末，韩国三大产业的就业占比为4.73%、4.96%、70.31%。因此，在解决未来就业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基于中国当下失业问题主要为结构性失业的判断，我们应当积极引导第一、第二产业错配的劳动力供给进入服务业，供给端做好相关人才技能培训，需求端不断改善服务业营商环境，实现岗位持续增长下的劳动力供需两旺。通过做大服务业产出和就业两块“蛋糕”，有效缓解第一产业劳动力供给过剩、第二产业就业增长乏力、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空间巨大的结构失衡局面。

4. 稳就业政策聚焦“抓重点、调结构、守底线”

2018年“7.31”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以来，促进就业政策密集出台，重点在以下六方面做了针对部署：1）通过企业减负加大稳岗支持力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推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综合方案，预计全年可减轻社保缴费负担3,000多亿元；发挥政府的融资担保机构的作用，鼓励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低费率的担保支持。2）鼓励支持就业创业。自主创业人员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额度由10万提高至15万元，小微企业申请额度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政府和市场鼓励建立孵化机构，支持创业孵化载体的建设。3）抓好重点群体就业问题，精准施策。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等10项就业专项服务活动。4）强化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积极组织培训困难企业员工或失业人员培训，对培训合格的失业人员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同时放宽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5）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高职院校，今年扩招100万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加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6）保障劳动者权益兜牢底线。对下岗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重点帮扶，全面实行常住地管理，提供当地失业就业政策服务，包括就业援助、失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和临时救助等。

从政策的主要发力方向看，基本思路是“抓重点、调结构、守底线”，强化公共就业服务，推动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循环，劳动力供给端强调重点人群就业和发展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劳动力需求端不断为企业减负加大稳岗支持力度，不断扩大岗位需求的同时重点解决主要群体就业技能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符合我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等特点的需要。

[1] 殷德生，徐徕，吴虹仪.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 变化特征及其逻辑.[J].上海经济研究，2017（12）。

[2] 第一次增长缺口与失业率的背离，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刚刚复苏，失业率起点较高，不可避免出现失业率迅速下行。 [3] 按照2017年《第一财经》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对55个样本城市[ 按照《第一财经周刊》公布的城市等级划分标准，在55个样本城市中，一线城市为4个，占7.3%，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新一线城市为17个，占12.7%；二线城市为24个，43.6%；三线城市为10个，占18.2%。]进行分类。

从就业相关的统计局口径及第三方机构指标，我们认为2019年就业总量上存在一定压力，但结构性矛盾更突出，特别是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更大。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依然在增加，表明劳动力需求端韧性十足；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表明劳动力供给端将呈现长期收缩态势。综合来看，劳动力需求具备一定韧性，劳动力供给则长期趋降，因此总量上预计压力不大，但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却在真实减少，因此失业人数的增加或更多来自于结构性而非总量性，未来或呈现劳动力需求缺口与失业人数逐年递增的并存局面。

从我们实际测算的年度失业率来看，全年社会总体失业率要低于现行统计口径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这可能是因为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抽样样本中，农民工占比较低，但其失业率明显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导致现行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估了整体的就业压力，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就业的结构问题，即尽管农民工就业历来是就业重点关注问题，但实际上其内部失业率并不高，较大的人口基数（微小的失业率波动也会引起较大的失业人数）是农民工就业受关注的主要原因而非其失业率，相反城镇本地劳动者的失业率会更高，相对于农民工，城镇本地劳动者更多选择在服务业就业，其失业率较高也反映了服务业吸纳就业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对比看，中国近年来的产出缺口近似为0，即中国的失业问题更多是自然失业（摩擦性与结构性失业）。今年我国结构性失业压力将主要表现在：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就业压力增大；分区域看，东北地区和一线城市就业压力较大；分群体看，高校应届毕业生及农民工就业压力较大，作为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重点的互联网行业求人倍率下滑，吸纳农民工最多的制造业景气度不高，重点群体就业承压。

宏观角度，我国目前就业形势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这将会极大制约我国新增就业岗位的创造，也会带来各产业内部极大的劳动力供需矛盾。第一产业承担了过多的就业压力，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劳动力需求旺，但因为求职人群的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匹配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不够充分。从韩国、日本等国的就业结构转化路径看，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向服务业转移。我们应当积极引导第一、第二产业错配的劳动力供给进入服务业，供给端做好相关人才技能培训，需求端不断改善服务业营商环境，实现岗位持续增长下的劳动力供需两旺。2018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以来，密集出台的稳就业政策也从劳动力供需两端发力，不断扩大岗位需求的同时重点解决主要群体就业技能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符合我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等特点的需要。

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促进就业政策落实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