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百年轮回

3月12日午后，波士顿新闻大厅的摄影记者们为争得一个好机位，相互推推搡搡，文字记者们飞速敲击着键盘，不断更新着消息。

所有人伸长了脖子，等待着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披露美国最大一宗高校招生舞弊案。

西边大陆的蝴蝶扇动翅膀，东边大陆刮起一阵风暴。

很快，风暴横扫了一家A股公司。

步长制药那位新加坡籍老板赵涛，豪掷650万为其千金上斯坦福“走后门”故事，很快家喻户晓。

一拥而上的媒体们，迅速就将“赵家”的发家故事，里里外外全方位扒个精光。

走后门不稀奇，关键是钱的来路。

“赵家”致富，依赖于“国粹”的中医药。在我国，这一领域不仅牵扯到一个庞大“官、学、商”产业链的利益，甚至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

话题很敏感。

据米内网数据，2017年，全国医院用药市场约8300亿元，而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总体销售额为2848亿元，占比可观。

这里面还不包含中药饮片、汤剂及OTC零售市场。

一盒真正见效的抗生素，价格差不多10-20元，而作为“辅助药”的中成药，价格往往是前者的数倍。

每年为此买单的公共财政，让步长制药轻轻松松年入百亿。

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中国特色”行业，中医药企业到底值不值得投资，想必是广大投资者非常关注的问题。

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医疗着眼民生，关乎稳定，历来是国之大计，产业链上的企业，其财报所反映的，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医疗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

所以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理解中医药公司的投资本质，需要从更广阔的时空结构上寻求答案。

步长制药第一桶金的故事里，1993年面世的步长脑心通，扮演了关键角色。

专治脑血栓的步长脑心通，其诞生的时点，正好是我国对药品监管形同虚设的年代。

在当时“承包、承包，一包就灵”的观念下，地方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以便其灵活行事。

无论是药厂的设立审批，还是药品的注册评审，统统下放到省一级。

在地方眼中，所谓灵活，就是怎么有利于地方，就怎么来。

管他药品有效无效，只要能行销全国赚钱交税就行，反正我家老婆孩子不吃。

“道德风险”的巨兽就此出笼。

监管的缺位，让药品市场成为典型的“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

相比西药有确切的化学式，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中医药投入门槛低、风险小、来钱快，成了致富捷径，一时间，父老乡亲齐奔小康，神州大地冒出一大批中小药厂。

在那个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年代，操盘药厂的老板们，别说什么经典名方，看得懂文言文的都没几个，有的甚至大字不识。

这些所谓的“药”，好一点的可能源自民间传说，夸张一点的或许来自周公托梦。

至于生产工艺，那更是各种脑洞大开，更遑论靶标、毒理、药代、临床。

若追溯目前市面上的各色中医药、甚至“独家品种”，源头就在这里。

步长脑心通，可谓其中典型里的典型。

在百度百科对其发明人赵步长的介绍中，有如下描述：

1993年7月，纯中药制剂“步长脑心通”通过省级鉴定。

从1993年2月脑心通科研攻关进入关键时期到通过省级鉴定，时间只有不到半年。

其实也不奇怪，据《南方周末》报道，当时一年有一万多种新药过批。

而这些地方“杂牌军”，后来有相当数量在那位被枪决的局长执掌药监，推行“地标”升“国标”期间，通过各种暗箱操作，顺利升级为“国字号”。

郑筱萸的起诉书显示，为让脑心通升“国标”畅通无阻，赵步长向其行贿1万美元。

紧接着11月，脑心通又在布鲁塞尔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获得尤里卡金奖，比利时国王亲自授予赵步长军官勋章。

尽管看起来有点像史前时期的微商文案。

但这位科研工作者可谓创造了人类药物研发史上的奇迹。

如今这款年销售量达1.25亿盒的爆款药，包装上标注的主要成分：

地龙(蚯蚓)、全蝎、水蛭，赫然在列。

现代解剖学，对脑血栓的致病机理已十分明确，即：

1、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血管增厚、管腔狭窄闭塞；

2、血栓。

引起脑局部血流减少或供血中断，脑组织缺血缺氧导致软化坏死出现局灶性神经系统症状。

目前主流的预防治疗方案，首选他汀类药物抑制粥样硬化形成，同时应用阿司匹林等药物，抑制血小板聚集，阻止血栓形成，而对于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需进行支架治疗。

看到这里，也许不少读者已存不小疑惑。

脑心通里的昆虫尸体碎渣，真的能治病救人？

恭喜你，与我国百年前的一位大文豪产生了共鸣。

成年后的鲁迅，在《故乡》中用灵动的笔法，还原了12岁的周樟寿对少年闰土的记忆，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那时的他，还是位天天期盼着捕鸟、拾贝、刺猹，不愁衣食的周家少爷。

然而仅过了一年，他在京任内阁中书的祖父因牵扯科场舞弊案，被钦定为“斩监侯”下狱，父亲受牵连被革去秀才身份，意志消沉，并从此害了病。

13岁的周樟寿此后四年多，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不断变卖家产为父亲买药。

但这些稀奇古怪的药引，并没有拯救他尚处壮年的父亲。

父亲死后，饱尝世态炎凉的周樟寿，开始瞪着怀疑的眼睛审视周遭一切。

作为旧社会“因病返贫”的代表，这也让他失去了读书应试的经济支撑。

不得以才学起了洋务，后远赴东洋，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师从藤野先生。

在当时的国民心中，这叫“将灵魂卖给鬼子”。

父亲的病逝，促使鲁迅探求医学真谛，并希望医治苦难同胞，但他最后弃医从文，因日俄战争时期，目睹一群国人在屠杀另一群国人，还有一群国人“赏鉴这示众的盛举”。

愚蠢且麻木，还有残忍。

被奴性扼制的父老乡亲，让鲁迅觉得悲哀又恐惧，半夜睡不着，翻开的史书又全是“吃人”两个大字。

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

对好友许寿裳说的一番话更是经典：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他，拿起笔作为武器，用力透纸背的文字掀开了屠杀背后的血腥，试图用呐喊唤醒愚昧无知的国人。

以上引用文字，出自最能代表鲁迅这一思想的作品：小说集《呐喊》自序。

序中，他用平静缓和的语调写下：

事实上，鲁迅对中医的看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 那一代信奉和传播“赛先生”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普遍观点。

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章太炎、吴昌硕，陈寅格......等等赫赫有名的大师，皆在此列。

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几成当时知识界的共识。

要知道，尽管那时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但北洋、民国时期，是大师辈出的几十年。

那时的知识份子地位高、收入丰。

他们著书立说，站在思想和文化前沿，傲骨铮铮，是真正的精神贵族，领一代风气之先。

别说大小军阀吃闭门羹，就算见了蒋总裁，也敢张口就骂。

北洋、民国时代的政府组织形式，乃典型的上层精英治理模式，知识份子大量从政参政，并延续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传统。

换言之，知识界的共识，决定了政府的态度。

北洋时期，政府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体系外，并采取强势态度否决民间自办中医社团的注册，防止其“结党营私”。

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

无论是换多少届总理，还是如走马灯般流动的教育总长，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始终未变。

民国时期，同样延续了北洋政府的政策。

1929年，北伐结束，标榜革命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待中医态度更激进，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制定《规定旧医登记原则》，即“废除中医案”。

将中医归为“旧医”，并要求禁止登报介绍旧医，命令废止旧医学校，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等。

但毕竟只是象征上实现统一的国民政府，对各地军阀势力有所忌惮，在中医团体和中药材出产大省的反对下，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

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位一生中至少倒戈过八次的冯玉祥。

曾经，作为“激进”新军阀，大老粗出身的将军，赶过“赛先生”时髦，担任河南督军时，搞过强制老中医上西医培训班，把药王庙改成西医院等”革命”行为。

势如破竹的北伐，让他倒戈北洋集团，加入南京国民政府。

“废医案”出台后，由于直接损害了山东、河北，山西等华北省份药材商利益，而药材又是当时国内第四大商品。

要知道，华北，那是他和阎锡山的地盘。

阎老西顾及税收，公开表态“中医药乃北方命脉，断不可废”。

需要阎老西”协饷”的他，屁股马上又坐到支持中医一方。

但总体上看，民国时期，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认同中医，身体上却很诚实的反对。

直到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穷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中医也在沉沦了几十年后，迎来转折时刻。

1948年9月1日的黑海，风平浪静，夏末的空气中已泛起一丝凉意。

几个小时后，一艘航行其间的苏联货轮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火，浓烟中，已在政斗中失势，被蒋介石一脚踢开的冯玉祥将军，不幸窒息罹难。

黑海上那桩历史迷案，阻挡了将军奔向自由解放。

他那位热心办教育，怜惜底层疾苦的第二任夫人死里逃生，回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作为统战对象的遗孀，夫人就任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

但师范专业的她，业务上是外行。

卫生部的日常业务工作，由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等早在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戎马一生的技术干部主持。

这些“又红又专”的副部长们，早年分别毕业于北大医学院、成都医专、天津海军军医学校等院校，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医学训练。

当时的医疗界对中医中药前途有三种结论：

一是完全废止，国人疾病完全依靠西医西药；

二是废医存药，改国药为西药；

三是改进中医中药，使之科学化。

后来的历史表明，新生的人民政府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1950年8月的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召开后，人民政府定了两大调子：

1、中医科学化；

2、旧有医疗机构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改造。

作为主管机关，卫生部的工作方针，以贺诚和王斌两位副部长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卫生部推行的政策可谓对中医釜底抽薪，主要有三：

1、新的中医不应再继续产生；

2、中医进修现代医学，通过考试获取医师资格；

3、不承认中医经验和理论的独立性。

但如果回到建国时的历史情境，会发现卫生部的政策有些太过“超前”，为事情的转向埋下了伏笔。

首先，当时全国合格的医生还不到2万，与全国需要看病的5亿人口，形成了极大反差。

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封锁下，国内制药、医械工业也是白纸一张，医疗事业举步维艰。

从残酷战争中走来的党内上层精英，其实对中医能力心知肚明，但当时缺医少药的单薄现实让他们很难将中医抛弃。

于是就形成了“明知菩萨不灵，又怕把菩萨给砸了”的尴尬。

其次，由于中医是从“每个人是自己的医生”那种本能医学状态脱胎而来的，长期的中医药文化积淀，使得依靠中医谋生的人数很多。

其中在册的中医师就有80多万人，不在册的不计其数，素质更是参差不齐。

民间就讽刺道：

要对这些人进行现代医学进修，再通过考试获取医师资格。

可想而知，这等于砸了很多人的饭碗。

而且在当时文盲率高达80%的情况下，老百姓缺乏起码的卫生科学常识，很难对“中医不科学”产生共鸣。

这意味着“改造旧医”几乎没有群众基础。

政策的“激进”，引发了中医们的群起攻之，怪话满天飞：

但中医们的牢骚，在身经百战的老革命面前，只能是背景噪音，真正让形势起了变化的原因，要从财政角度予以解释。

1953年，朝鲜战事停歇，一直怀疑我们不是真马列的老大哥，终于接纳了我们的“一边倒”。

很快，“一五”计划启动。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我国确定的“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重点。

纵然老大哥愿意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但仍需要我们提供庞大的财政支出预算。

急于求成的思想遇上计划经济，结果就是国民经济的失衡。

执行“一五”计划头一年，基建投入就增长了107.6%，对轻工业的投入可想而知。

此外，我国还主动承担了“支援世界革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组织“枪杆子里出政权”。

很明显，要完成“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支援世界革命”两大使命，不便宜。

而要解决钱的问题，无非是“开源节流”。

作为农业国，“开源”就是学苏联剪刀差操作，搞粮食统购统销。

至于“节流”，对象自然就瞄准了教科文卫这些“赔钱货”。

培养现代医学人才，建设制药工业和医械工业，既昂贵，见效还慢。

那么，拔高中医，就成了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最佳选择”。

但“改造旧医”和“中医科学化”是建国时定下的国策，卫生口的领导干部又是血雨腥风中拼杀过来的老革命，资格老、威望高。

思路的转换，往往伴随着人事更迭。

想要扭转政策走向，只有动用非常手段。

很快，一起偶然事件，被敏锐的高层捕捉到。

1953年3月，一位靠笔杆子起家的干部，调任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后，到一些直属单位走马观花看了一圈，发现了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的现象。

马上动手写了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

这位原名白子明的干部，曾在三十年代震惊华北局的“湖西肃托”中，为求保全自己，被别人当了枪使，滥捕滥杀300多名干部，几乎摧毁了整个湖西区委。

斗争思想浓厚的他，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

正值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关头，上方立即对此报告做出大段批示，要求严查卫生部工作。

由中央文委组成的检查团，没有发现多少官僚主义的问题，“越俎代庖”的指出了卫生部存在着轻视、限制中医的做法。

抓住这个突破口，180度大转弯发生了。

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批判贺诚、王斌等干部的调门一天比一天高，职务被撸不说，王斌甚至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如果不是战争年代曾救过很多高级干部的命，他们很难熬过往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1955年，改组后的卫生部接连发布《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和《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

根据通知要求，任何中医生都可以开单子，任何中医单子都可以抓药，任何中医疗法都可以在公费医疗中报销。

这两个堪称“不管了”的文件，直接造成了后来医疗卫生管理工作的一塌糊涂。

一大批中医”官、学、商“机构成立，各路“丸散膏丹”土药更是大行其道，如今造成大量不良反应的中药注射液，也正是在此时被“发明”。

如今的中医药乱象，最早就要追溯到这里。

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说：

这就是体制化的力量。

体制化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肌肉记忆就是自身体制化的结果，有件事做习惯了，就会忽略其中的细节，思维形成系统，只剩一个输入输出。

这种体制化最佳样本，正是1954年暴风眼中的卫生部，为表示支持中医，慌忙成立的“体制化力量”——中医司。

这股体制化力量，也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仅保住了中医药的历史地位，还帮自己升了官。

1986年，中医司升格为副部级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隶属卫生部。

首任局长的表态，很能说明这种体制化的思维方式。

这句话的的潜台词，无非是中医药需要一套游离于主流医学外的“中国特色”标准，既要在政策上享受特权，还不能有个婆婆管。

为实现“自主管理”，1988年，这个副部级单位将中药注册评审职能揽入怀中。

药品的多头管理，并没有带来效率提升，反而成功把水搅浑。

在接下来的10年里，它和下放到省一级的药品注册评审一道，共同开启了属于“步长”们等一大批中医药“科技突破”的黄金年代。

直到98年机构大改革，成立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理顺了监管关系。

中药的监管，才算初步重回地球轨道。

1997年，在纲领性文件《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党和政府明确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

“中医科学化”的思想虽然王者归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还要看体制的努力，历史的进程。

官僚组织的行为逻辑，就是事权事权，有事才有权，才有官位、待遇，把自己管的一摊子事尽可能铺大，用此“体制化力量”换取官僚组织的“合法性”和自我膨胀。

仔细考察中医药局的行为，恰是如此。

根据中医药局的职能描述，第一条为拟订中医药发展的战略，起草相关法律规章。

关键是第二条：

但事实证明，中医药局监管浮于表面，深层次问题视而不见。

最典型的，就是别具一格的中医药说明书。

2006年3月，药监局发布《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

同年，在药监发布的《中药、天然药物处方药说明书内容书写要求及撰写指导原则》里，又给中医药开了后门。

在中药的使用说明书里，关于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临床试验、药理毒理、药代动力学等五个方面都可以以“尚不明确”、“尚无信息”或“不列此项”等方式绕开约束。

有关“不列此项”的情况更直白：

药监局曾在2017年搜集了市面上1618份中成药的说明书，其中80.2%的说明书显示“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一些厂商更是把“尚不明确”，再度包装成“纯天然”、“植物制剂”、“无毒副作用”，甚至“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等蛊惑人心的广告。

先不说疗效，肝毒性、肾毒性、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受害者还少吗？

相反，在推动中医药产业膨胀上，特别上心不说，还显得颇有铁腕之风。

比如，根据2012年中医药局发布的《三级中医专科医院分等标准和评审核心指标》可知：

三级中医院的中药处方（饮片、中成药、院内制剂）处方数占门诊总处方数的平均比例要超过60%。

不考虑中医院实际情况，而是采取一条线划死的“硬指标”做法。

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在新一轮医改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为所欲为”的中医药，开始撞上另外两大副部级单位的“红线”。

读过君临年初关于药监改革文章的读者，一定对毕井泉之前那个“垂拱而治”的药监局印象深刻。

首任局长按律问斩后，继任者战战兢兢，宁可不为，不可错为。

别说指导行业标准、规范的制定，就连药物评审都能拖则拖。

2015年起，新一届药监班子在毕井泉带领下，密集出台政策，以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改革突破口，鼓励创新为改革方向，对医药行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疫苗案追责，他免职丢官，无数人为此击鼓鸣冤，扼腕叹息。

药监改革，不会遗忘中医药。

如果说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存量改革，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大义灭亲。

那么对中医药这种“别人家孩子”开刀，存量利益复杂，增量改革就是阻力最小的方案。

查阅药监法规库，关于“中药、天然药物”的指导原则：

2006-2014年，9年时间，仅出台17项，而2015-2018年，短短4年就出台了23项。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关于中药新药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根据指导原则，中药新药的疗效评价标准，总体上按照化药的审批标准。

要知道，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是证明药物有效性的黄金定律。

“实行中医药自主管理”的背后，就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逃避双盲试验。

逻辑是个好东西。

你可以说中医药理论自成体系、中医药手段自成体系、甚至中国人身体自成体系。

唯独不能说中医药疗效也自成体系。

疗效只有有效和无效两种可能。

据君临所知，别说FDA临床III期，能通过国内临床III期验证疗效的，中医药一个都没有。

2018年是创新药丰收年，药监局先后批准了48个全新药物上市，其中的10个国产新药，有9个是全球首次批准的新分子。

一方面说明了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效；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在创新药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

与创新药一片欣欣向荣比起来，中药新药无论是申报还是批准，皆一路走低。

无源之水，必将腐也。

水中那些无法验证疗效的鱼儿们，焉能久存乎？

2018年，新一轮机构改革，压轴挂牌的国家医疗保障局迎来了首位主官。

这位名叫胡静林的干部，在财政部度过了20年的职业生涯，副手岗位上呆了9年，辅佐过四任财长。

历史和人民在等待，等待他和他的团队明确医保局的风格和打法。

很快，这位干部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6月，他将首访地定在福建三明。

地处山区的三明，是个老工业城市，未富先老特征明显，2011年前，三明的医保基金早就收不抵支。

比全国老龄化提前十年左右的三明，顺理成章成为医改“极限生存”的样本。

几年间，三明以“二次议价”和“两票制”为抓手，死抠成本，精打细算的医改模式声名鹊起。

2013年底，胡局长的同事，王保安副部长调研三明，此后三明医改先后4次登上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并在2016年初直接向深改组汇报。

那年起，中医药板块褪去昔日迷人光彩。

从98年建立城镇职工医保制度，到03年新农合出台，再到07年城镇居民医保落地。

短短9年，我国从干部到群众，搭建了覆盖人数近13亿的三大医保制度。

尤其是覆盖人数最广的新农合出台后，医保大扩容，A股医药板块也一路高歌猛进。

但医保的第三方支付，全民买单模式，先天具有道德风险。

1、百姓虽享受报销福利，但又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管控药物滥用；

2、各地方有自行加减、增补品种权利，倾向于鼓励地方品种；

3、医院医生有逐利倾向；

如此般，看起来好像无人受损的全民买单，让各方皆大欢喜的薅起医保资金羊毛。

医保支出短期快速膨胀，必然带来医保收入赶不上趟，医保基金支付压力持续增大，出现赤字的地区逐渐增多。

2010年底，以主导低价中标“安徽模式”的孙志刚调任医改办主任为标志。

医保控费，开始成为我国医药政策的主旋律。

对于医疗服务来说，廉价和高水平，构成了一个“既要马儿跑还要吃得少”的悖论。

悖论虽然无法整体打破，但内部空间仍大有可为。

有了地方试点摸石头，改革顶层设计者，很快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体现在医药流通环节，为两票制推行，缩减中间环节；

体现在仿制药领域，是一致性评价，提升仿制药质量，加快进口替代；

体现在中医药方面，即限制辅助用药的使用，减少无效药的使用；

体现在创新药模块，则是加速医保覆盖，以量换价，创新优先。

2018年底，“4+7”带量集采试点推行，断崖式下滑的药企报价，让世人初识整合职能后的医保局强悍战斗力，更展示了其坚定推行医保控费的决心。

如果说带量集采是无差别轰炸，那么即将出台的辅药目录就是定点爆破。

2018年底，卫健委《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发布。

文件直指缺乏循证医学证据，但销售金额巨大，临床使用范围广泛，既增加老百姓看病负担，还腐蚀医务人员队伍，又浪费医保基金的各路辅药。

并要求制定全国辅助用药目录，充分评估论证辅药临床价值，按照既能满足临床基本需求又适度从紧的原则，进行严格遴选。

来年2月，焦点访谈以一期《辅助用药，从滥用到规矩用》的专题节目跟进。

节目中，一个骨折病人，用了总共9700多药钱，8200是辅药，其中光是“瓜蒌皮注射液”这个用于“行气除满，开胸除痹”的中药，就花了5080，真正治疗的药其实只花了1000元。

3月两会，胡部长斩钉截铁表示：

被业内戏谑称为“神药”的辅药，即将迎来共和国之锤的暴击。

展望未来，对中医药来说，它面前的两大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山头，一位从供给端扎紧了口子，一位从需求端捂紧了钱包。

负面的政策前景，是整个中医药板块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

形势比人强，转型迫在眉睫。

中医药企业要怎么转，屠呦呦发现抗疟有效化合物——青蒿素的故事，就是明摆的例子。

从经典古方中找到灵感的屠呦呦，用鼠疟模型不断筛选尝试，最终发现用沸点35℃的乙醚，才能提取稳定的青蒿素，并用严谨的试验数据证明了对疟疾有稳定的抑制作用。

但到目前为止，君临没有看到任何一家中医药企业，下决心转型到用现代医学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药。

反而试图钻政策漏洞、公关上下疏通，甚至搬出“文化传承”的大棒，逆潮流而动。

鉴于此，我们认为应中长期看空中医药板块，尤其是中药注射液、中药口服剂收入占比高者。

君临在写作此文，翻阅史料的过程中，由衷敬佩卫生口老一辈专家的远见卓识，抱着理解并同情的态度，叹息时代的风云变幻，领导人的无奈选择。

老革命们否定中医“空对空”的诊断方式，但从没有否定中医药有价值部分，更没有否定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他们力推的政策，本质上无非是：

中医应该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对象，而非现代医学研究的指导。

复盘青蒿素的故事，其实就可以看出，古代的杏林名医们，千百年来用不计其数的人体试验，粗糙的完成了现代药物研发的第一步——海量筛选先导化合物的工作。

继承和发扬，不正是中医科学化大有可为之处么。

我们在无谓的争吵和对抗中，多谈了主义，少研究了问题，兜兜转转几十年，才又回到当初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