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美国中产阶级有多惨

在深入研究数据之前，我想谈谈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意味着什么；应当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愿景因人而异。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中产阶级通常意味着拥有财务上的保障，有能力为我们和孩子的未来进行投资。因此，要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意味着达到平均收入的家庭得拥有可供消费的购买力和可供投资的储蓄。因此，强大的中产阶级往往被视为充满活力之经济，以及建基于此的富有弹性的民主国家的基石。

近年来，处在收入分布中间水平的家庭面临着许多挑战。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今中等收入的美国人是否能够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有很多方法可以定义中等收入。我将主要关注收入分布于40分位到70分位之间的家庭。2018年，这些家庭的收入在40,000美元到85,000美元之间。

为了探讨与财务弹性和代际财务福祉相关的问题，有必要超越收入衡量这一标准，进一步更好地了解家庭资产和负债。

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美联储工作人员开发的新数据成果——分布金融账户数据（DFA）。这些账户数据将美国家庭层面的资产负债表，收入和人口统计数据与三年一次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以及美国金融功账户的汇总数据结合起来，以跟踪这些家庭的资产和负债分布情况（按季度计算）。 目前的最新数据即2018年第四季度发布的数据，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在商业周期中的表现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我还将分享2018年家庭部门经济与决策调查（SHED）的一些新结果，该调查每年对家庭，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弹性提供进一步的见解。这些结果很快就会发布。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近年来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是如何演变的。在过去三十年中，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平均每年增加约1％（图1）。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实际国内总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6％。相比之下，收入分配最高十分位数的家庭的平均财富，平均每年比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增速快出三倍，在整个时期内增加了一倍以上。

图1：家庭部门财富自1989年以来的变化，按照收入分位数

过去十年的数据更加发人深省。中等收入家庭仍然没有完全恢复他们在大衰退中失去的财富。综合来看，由于资产价格下跌和危机期间的失业率上升，各级收入的家庭都损失了财富（图2）。但需要强调的是，自大衰退以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财富复苏远低于高收入家庭。即使在考虑到去年年底股价下跌之后，前10％家庭的财富也比经济衰退前高出19％。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低收入家庭的财富缺口达到16％。

图2：家庭部门财富自2007年以来的变化，按照收入分位数

从绝对水平上来看，财富缺口也很大。截至2018年底，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财富约为34万美元，而收入分布前10％的家庭平均拥有约450万美元的财富（图3）。最高收入十分位数的平均财富现在是中等收入群体的13倍，而1989年则仅高出7倍。

图3：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家庭平均财富对比，1989年与2018年

鉴于这些发展，中等收入家庭持有的财富份额在过去三十年中有所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下降的程度仍然令人震惊：今天，收入分布40分位到70分位之间的30％的家庭拥有所有财富的13％，过去三十年间从19％的占比下滑至该水平（图4）。按收入计算，前10％的家庭拥有所有财富的57％，而30年前为47％。前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拥有的国民财富比其余90％的家庭总和更多。

图4：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家庭财富份额对比，1989-2018

我们已经勾勒出中等收入家庭所拥有的整体财富水平和财富增长的轮廓，现在让我们转向其经济安全。基本的财务安全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志。财富是家庭经济适应力的重要来源，使他们能够承担意外开支，并为他们提供财务保障，以管理一生中常见的收入变化。当我们深入研究中等收入家庭整体财富数据中的流动储蓄、资产和负债时，情况表明应对现金流量波动的空间非常有限。许多中等收入家庭的可动用（流动）储蓄相对较少，承担了大量债务，还得担心自身退休后储蓄的充足性。

流动储蓄

通过审阅美联储进行的几项家庭调查，我们可以得出有关中等收入家庭的资产和负债如何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结论。基于2016年SCF的研究表明，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家庭有足够的流动储蓄来支付六个月的开支 - 这是财务顾问经常建议的流动储蓄水平 - 而有能力支付三个月开支的家庭也仅占40%。因此，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没有足够的流动储蓄来应对典型的重大财务风险事件 - 比如偶发性的失业或疾病。

即使是一般程度的意外开支，也可能让许多中等收入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根据2018年SHED即将公布的结果，当遭遇400美元的意外支出时，三分之一的中等收入成年人表示他们得去借钱，变卖财产，或者无力承担（图5）。更深入的研究表明，虽然仅有6％的中等收入成年人表示他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承担这样的支出，但仍有高达27％的人得借钱或变卖财产来度过难关。

图5：碰上400美元的意外支出，中等收入成年人会用何种方式度过难关？

已经背上信用卡负债的人群，在遭遇意外开支时对信用额度存在严重的依赖。有近30%的中等收入成年人已在信用卡上长期背债；如果面临400美元的开支，他们所在家庭的借贷意愿，是从未背负信用卡债务的家庭的五倍。

借钱并不是中等收入家庭应对意外开支的唯一途径。在2018年，四分之一的中等收入成年人表示他们因为成本原因而忽略了某种医疗保健，这表明储蓄不足会对身体健康和财务健康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当收入出现实质性中断时，低储蓄水平的家庭很难维持健康的收支循环，若再叠加更小额的意外开支，最终带来的负面反馈会造成财务损伤的进一步恶化。

退休后的财务安全

中产阶级财务安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为退休提供储蓄缓冲。有关该问题，DFA的数据表明了一些进展。DFA的一项创新是，除了约定提存养老金计划已外，它们还包括金融账户的约定给付养老金计划，而SCF中的家庭养老金财富的衡量仅限于后者。像 401(k) 这样在账户中累积退休储蓄的约定提存养老金计划的余额，通常更容易衡量。相比之下，计算约定给付养老金计划的价值，需要估算退休后未来每年固定支付的价值。这些未来的支付对于家庭来说是相当大的资产，目前估计约为15万亿美元，占养老金资产总额的70％左右。

DFA表明，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老金 - 包括两种类型的养老金计划 - 在过去三十年中每年增加2.5％（图6）。养老金资产现在是中等收入家庭持有的最大资产，占其财富的40％，大大超过了房屋净值在其财富中22％的占比。

图6：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老金资产，1989年-2018年

在某种程度上，养老金余额的增长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期利率的持续下降，这提高了与约定给付养老金计划相关的未来固定支付的价值。它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因为接近或处于退休年龄的家庭拥有最大的养老金储蓄积累水平，并且可能在约定给付养老金计划中占有相对较大的份额（图7）。

图7：平均养老金资产，按年龄，涵盖所有家庭，1989年-2018年

调查证据表明，收入分布处于中等水平的许多家庭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储蓄用于退休后的生活——我们如何让养老金资产的增长数据，与家庭部门的这种担忧逻辑自洽呢？只有35％的未退休中等收入成年人表示，他们的退休储蓄正在按计划进行，16％的中等收入成年人没有为退休储蓄。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反映了雇主（特别是在私营部门 ）向约定提存养老金计划的长期靠拢，而非约定给付养老金计划。虽然1989年有更多的中等收入家庭拥有约定给付养老金而非约定提存养老金，但自1989 年以来情况出现逆转。通过约定提存养老金计划，员工必须决定他们要结余多少资金以及这笔资金应当如何投资，并且他们面临着退休后可储蓄多少资金的不确定性。那些有效进行储蓄和投资的人，可以通过计划帮助他们保障退休生活。但是那些选择退出计划、储蓄太少或投资低回报的人最终可能会发现，尽管努力工作了那么多年，他还是没能为退休做好财务准备。拥有自主账户的三分之二的中等收入成年人，包括约定提存养老金计划和个人退休账户，表示他们在管理投资方面几无成效。

资产和负债

让我们退一步来看，更广泛地研究中产阶级家庭的基础资产和负债的演变是有帮助的。在过去三十年中，普通中等收入家庭的负债几乎翻了一倍，而资产只增加了50％（图8）。在金融危机期间，中等收入家庭负债和资产的相对增长缺口达到了顶峰，而近来这一缺口又趋于缩小。虽然抵押贷款负债在大衰退期间大幅上涨和下跌，但信用卡负债、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等消费者债务的增长相对稳定。

图：中等收入家庭自1989年以来的平均资产与负债变化

负债的快速增长反映了短期现金流管理和长期投资。承担债务是中等收入家庭帮助缓冲意外开支或暂时性收入损失的重要途径，正如80%的中等收入成年人所表明的那样，他们至少有信心可以申请获得额外的信用卡。债务也是中产阶级投资的关键机制，我接下来会谈到这一点。

投资未来

许多中等收入家庭明显感受到，跻身中产阶级并维持中产阶级地位的机会正在逐渐消褪。许多家庭发现，进行关键的中产阶级投资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中等收入跟不上教育和房屋所有权成本的上涨，而且难以储蓄足够多的资金。通常，进行这些投资需要动用部分储蓄 - 例如，支付房屋首付款，在支付学费的同时放弃几年收入，或者为小企业获得信贷保障。

种族和族裔间的差异

对于一些在财富方面经历过巨大而持久的种族财富差距的少数族裔和种族群体而言，这一挑战更为复杂。2016年，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933,700美元）是黑人家庭平均财富（138,200美元）的7倍，是拉美裔家庭平均财富的5倍（191,200美元）。即使在收入分布中间的家庭中，2016年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277,200美元）大约是黑人家庭的一倍半（179,700美元），几乎是拉美裔家庭的三倍（95,400美元）。教育程度上的差距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差异：一家之主拥有学士学位（271,200美元）的黑人家庭的平均财富，比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家庭（367,800美元）低26％。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财富的差异往往是遗传性的。年轻人能否跻身中产阶级，往往取决于他或她继承的属性 - 例如他或她父母的收入，财富，教育，年龄，种族和族裔背景。除了金融财富之外，儿童还继承了影响其获取信息和社交网络能力的无形资产，这些资产有助于获得就业机会并利用教育和其他建立财富的机会。

房屋所有权

拥有房屋一直是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家庭中房屋权益价值的积累是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建立和经济安全的主要形式。房屋所有权也因非财务原因而受到重视，例如防止不必要的搬迁以及在家中进行改建和投资的自由。

然而金融危机引发的关切，正是房屋所有权同样存在风险。房屋净值 - 定义为房屋价值和抵押贷款负债余额之间的差异 - 对于平均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在2005年末达到峰值90200美元，然而这一数字到2011年下降了近三分之二（图9）。到2018年底，经过几年的房价反弹，普通中等收入家庭的房屋净值仍然低于经济衰退前的峰值，比起1989年的水平也未高出多少。

图9：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房地产资产，抵押贷款债务与房屋权益，1989年-2018年

在大萧条期间，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房屋净值大幅下降，因为他们承担了相对于房屋价值的高额抵押贷款债务。这种高杠杆率放大了房价下跌对其财富的影响。此外，在经济衰退期间，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也有所下降，因此，自2013年以来的房价反弹并没有让他们像高收入家庭那样受益。

最近房屋所有权率的下降，似乎并未反映出对房屋所有权的态度发生变化；最新调查显示，拥有房屋的愿望依然强烈。相反，房价上涨的速度快于许多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使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愿望无法被实现。到2017年，单户住宅的中位数销售价格约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四倍，而1988年时，仅为收入中位数的三倍。2016年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68％，低于2004年的74％。对于黑人家庭而言，经济衰退期间和之后的衰退终结了房屋所有权增长的十年 - 黑人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在2018年达到42％，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同。拉美裔的房屋所有权率也随着经济衰退而下降，但近来有所复苏，2018年达到47％。

由于房屋所有权率较低且房屋价格上涨速度快于收入，租房支出也占据了许多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间接减少了首付款，意外开支或其他投资的储蓄。从2007年到2018年，中等收入租房者的租金支出份额从18％上升到25％。

许多中等收入家庭难以负担租金，特别是在就业需求最高的高房屋需求地区，这凸显了对更多劳动力住房的需求。增加中等收入住房供应的一种方法，是减少限制住房供应、导致房价维持高位的排他性区划和其他土地使用限制。这些政策通常在有单户住宅的地区实施，以阻碍更容易负担得起的多户住房的发展，这些政策也让种族不平等的历史遗留问题得以持续存在。

技能，教育和学生债务

制造业和技能岗位为许多工人提供了一条通往中产阶级的重要途径，使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园，教育孩子并安全退休。然而在当下，许多人面临着与制造业就业下滑，员工福利受到侵蚀以及议价能力下降相关的不确定性。在竞争激烈且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全球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确保他们的技能不过时并具有市场价值的压力。

芝加哥城市学院的校长、我们的闭幕主讲胡安·萨尔加 (Juan Salgado) 强调了社区学院在提供负担得起的优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作用。学生可以从高级制造的证书课程开始，继续在附近的公立大学或工作场所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获得这些技能的成本低于他们在四年制大学的起步成本。全国各地的类似计划有助于为迈入中产阶级提供便利的途径。

对于其他人来说，大学被视为中产阶级经济安全的重要途径。拥有大学学位的家庭的平均财富显着超过没有大学学位的家庭的平均财富（图10）。一个关键原因是大学毕业生通常有较高的收入。拥有学士学位的毕业生每周收入中位数比高中毕业生高约65％，失业率低2个百分点，他们通常能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图10：教育程度与平均财富，涵盖所有家庭部门，1989年-2018年

然而，高等教育的成本一直在上升，给许多中等收入家庭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经济负担。在2008年至2018年期间，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比实际收入中位数提高了六倍多。此外，正如芝加哥联储行长埃文斯 (Evans) 所讨论的那样，虽然上大学有好处，但也存在一些财务风险，教育收益的差异很大。虽然有三分之二以上拥有学士学位或以上学历的人表示他们所受教育的终身经济利益超过了他们的成本，但那些没有完成学位的人中，只有一半认为上大学获得了净收益。一些团体在上大学时面临更大障碍：由于财务和信息障碍，没有上大学的父母的孩子上大学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开始读大学的一代人更有可能辍学。

对于许多中等收入家庭来说，提供高等教育意味着要承担相当规模的学生债务。按通货膨胀调整后计算，学生贷款总额从2006年到2018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图11）。偿还学生贷款可能具有挑战性。在2018年，20％拥有教育债务的中等收入成年人偿付落后，而没有完成学位的人中，偿付落后者有两倍。还款状况也因加入机构的类型而有所不同。在有教育债务的中等收入成年人中，加入营利性机构的人中有30％落后于学生贷款偿付，而在加入公共机构的人中这一数据为17％，在加入非营利性私立机构的人中为12％。

图11：未偿付总学生贷款，2006年-2018年

投资高等教育可能会以推迟或放弃其他投资为代价。例如，较高的学费 - 反映在增加学生贷款债务 - 加上房屋所有权成本上升，使得许多中等收入家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存够首付或处理抵押贷款。美联储的研究人员估计，自2005年以来，年轻人中房屋所有权下降的大约20％，可归因于他们自2005年以来增加的学生贷款。这表明，如果没有学生债务的增加，超过400,000名年轻人本可以在2014年拥有房屋。

企业和股票所有权

另一个担忧是，高额债务可能会阻碍人们寻求创业。创业是获得中产阶级立足点的经典途径。对于历史上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挑战的一些群体的成员来说尤其如此，特别是少数族裔和第一代移民。

有抱负的小企业主若附带学生贷款，则可能缺乏投资创业的经济能力，他需要保持持续的偿付。一项研究发现，有学生贷款债务的个人开办企业的可能性较小，而那些开办的人则更有可能延迟偿付贷款。另一项研究发现，学生贷款债务的增长使得10年间小企业形成减少了14％。

小企业主的个人资产一直是企业家寻求创办和维持小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由于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停滞不前，近年来对这种资本来源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非常小的公司严重依赖个人债务来启动和运营资本。较小公司的所有者往往难以获得银行信贷资格，在申请和被拒绝的公司中，信用评分低和信用记录不足是最常被引用的原因。

更广泛地说，中等收入家庭没有获得与高收入家庭相称的财富增长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没有从股票和私营企业的强劲表现中获益。在通货膨胀调整后，自1989年以来，商业资产总额（包括公司股票，共同基金和非法人企业）增加了两倍以上。同样，自19819年以来，收入最高的家庭的平均商业资产增加了两倍多。但自1989年以来，中等收入家庭的商业资产增长率仅为31％，低于大萧条之前的水平（图12）。在经济大萧条之后，中等收入家庭的股市参与率下降，因此他们没能从随后的股价上涨中受益。到2018年，收入分布中间的30％的家庭仅占总商业资产的6％，而前10％的家庭则占比超75%。

图12：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公司权益（股票）、共同基金份额和非企业商业资产，1989年-2018年

由于净资产和金融资产较低，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退休人员除外）的生计主要取决于工资。因此，劳动收入随时间的稳健性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实现和维持中产阶级财务安全的能力至关重要。虽然当下经济的长期复苏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强劲使中等收入家庭受益，但国民收入中归属于工薪阶层的占比长期下降令人担忧。

国会把充分就业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设为美联储的核心任务。事实上，我们是少数几个明确有责任促进充分就业的中央银行之一。鉴于处于收入分布中间的家庭主要依靠工资收入，我们的充分就业任务在这一长期复苏期间为美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来自强大的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包括中产阶级的工人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失业率目前为3.6％，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成年人在其工作年限（25至54岁）的就业率在扩张期间一直在稳步上升，最近达到80％的经济衰退前的峰值。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缓慢增长后，工资增长开始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大萧条以来，中产阶级财富几乎没有恢复，直到劳动力市场开始强劲复苏。虽然高收入家庭的财富在2009年初金融市场稳定后开始恢复，但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在2010年失业率开始下降之后才开始恢复（图13）。

图：2007年以来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财富变化与美国失业率（右轴灰线）

即使我们非常享受当前强劲的就业市场带来的诸多好处，但长期趋势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几十年来，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不平等一直是劳动力市场的长久特征。黑人的失业率虽然接近历史低位，但仍保持在7％左右，是白人失业率的两倍。最近的研究表明，强大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有助于缩小一些少数族裔和妇女就业上存在的长期差距。

流向工薪阶层的国民收入份额的逐步长期下降，对中等收入家庭而言是令人担忧的。流向工人的份额 - 经济学家称之为劳动份额 - 即我们的经济产出中有多少出现在人们的薪水中。劳动份额的下降是财富不平等加剧和不平等分享繁荣的核心所在。

对劳动份额下降提出了若干解释。越来越多的行业集中度提高，可能会降低工人的议价能力。工作场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也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是全球化和离岸外包的持续影响。随着就业市场从重要的中等收入职业转移，盈利下降。例如，制造业现在雇用的人数比历史上少得多。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不同驱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因为它们对整体经济健康和支持中等收入家庭的政策有不同的影响。

货币政策旨在影响商业周期中的就业和通货膨胀，而不是解决这些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可能对宏观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消费的演变，这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最大单一引擎。这就是美联储对了解分配发展及其影响的重要意义。

最近的研究发现，与财富水平较高的家庭相比，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所支出的收入占比更大。因此，相比于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的经济体，向高财富水平家庭提供越来越多的收入增长的经济体，可能导致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减少。事实上，经济大萧条后消费者支出的恢复速度低于家庭总收入和先前净值的恢复速度，不平等的加剧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收入和财富增长缓慢与住房、医保和教育成本上升之间的差异，可能使中等收入家庭更难实现中产阶级的财务安全。长期而言，财富和收入转移到分布的顶端并远离中间层，可能对我们经济的健康和弹性构成挑战。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我很高兴这次会议带来了有趣的研究，以揭示这些问题。

来源：Brainard, Lael, Is the Middle Class within Reach for Middle-Income Families?, May 10th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