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欧洲猎场”:法国版华为事件内幕

作者:慕阳子 

来源:秦朔朋友圈

2014年美国通过所谓“治外法权”,成功肢解了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该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法国阿尔斯通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鲁耶奇2018年底彻底结束在美国的牢狱生活,回国后写下《美国陷阱》一书。

皮鲁耶奇以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国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暴力机关如何用直接或间接的手段为美国企业在全球的扩张和竞争开路。欧洲及欧洲企业无疑成为美国的重点围猎对象。而欧洲人的突围之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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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披正义外衣到处开“罚单”

皮鲁耶奇在他的书中详细描述了美国治外法权的嚣张。由于涉嫌阿尔斯通在印尼项目的商业贿赂案件,法籍高管遭遇了在肯尼迪机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投入美国关押最重刑犯的怀亚特监狱、面临高达125年的刑期指控、不允许被保释等一系列重击,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则是以上行动的“尚方宝剑”。

该法通过于1977年,规定禁止美国企业针对一切国外企业、政府、政党的贿赂行为。自生效以来,该法长期受美国主要行业巨擘的质疑,被认为会使本国企业在出口市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初期并未大力实施。

1998年,美国国会修改了该法,使其拥有域外效力,同样适用于外国企业。只要一家企业用美元计价签订合作,支付发生在美国领土,或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发送、存储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美国就认为自己有权提起诉讼。

在本案中,阿尔斯通正是使用设在美国的银行账户,以“咨询费用”的名义将贿赂款打入印尼官员的账户而引起美国顺藤摸瓜的调查。

该法律貌似“公正”,但在操作上往往存在“美国例外”。皮鲁耶奇的调查,在试用该法近40年里,美国司法部从未在本国的石油巨头或国防业巨头的海外交易中挑出什么毛病。

难道美国企业就如此“洁身自好”?事实上远非如此,美国司法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控制之下,往往在本国大型企业在他国被起诉后才对其提起诉讼,随后收回调查权,“关起门来”处理,态度上也要宽大很多。

据调查,1977-2014年,外国企业受到的“罚单”占总额的67%,其中尤以欧洲企业“贡献”最高。2008年以来,最终支付罚金超过一亿美金的公司共有26家,欧洲企业占14家,法国企业占5家,道达尔、阿尔卡特、法兴银行、阿尔斯通等大型法企均“上榜”。而这些罚金最后统统进了美国国库。

《反海外腐败法》就这样在道德的掩护下,成了美国发动“经济战”屡试不爽的神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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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黑手”难以招架

皮鲁耶奇在对该事件的调查和反思中,不断对美国在围猎目标企业时的圈套设计、秘密取证、联合行动能力叹为观止。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常会引诱公司上钩,2009年曾派遣特工假扮成加蓬国防部长的中间商,向20多家企业推销,用合同引诱其支付佣金而留下证据。

在阿尔斯通的案件中,美国就曾招募企业内部人员作为“密探”,甚至在重要会议中用微型录音机录音取证,其手段完全不亚于好莱坞电影中的桥段。而这些行为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完全是被禁止的。

美国司法中存在的各种“操作”也严重冲击了欧洲人的“三观”。拥有巨大权力的“超级检察官”,讨价还价的“辩诉交易”,作为谈判者而非辩护者的律师等,均使该类案件中被起诉人员面临“坦白从宽”还是“牢底坐穿”两种选择。在环环相扣的心理战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向作者那样选择乖乖认罪换取较短的刑期。

其实,美国司法部对阿尔斯通在印尼项目的调查早在2009年便已展开,起初希望阿尔斯通配合,乖乖认罪认罚。但阿尔斯通却“耍了小聪明”,表面合作实质上消极对抗,最终触了美国人的底线。

皮鲁耶奇等多位高管被拿下之后,阿尔斯通公司面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再难以招架,最终同意支付7.22亿罚金,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对海外腐败案所开出的最大“罚单”。

而罚款并非美国的唯一目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2014年,就在皮鲁耶奇等被捕一年后,美国通用公司以近乎“空手套白狼”的价格收购阿尔斯通能源部。阿尔斯通就这样将最优质的资产拱手让人。而美国司法部对阿尔斯通处罚的前奏,则可以被理解是对阿尔斯通造成财政、声誉上的压力,最终逼迫阿尔斯通妥协,为通用电气收购野心开路。

因此,与其说通用公司的收购是“趁火打劫”,倒不如说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在挖掘一个陷阱,事先计划好每一步,且步步为营。阿尔斯通最终彻底掉入了美国人用经济、司法、政治手段挖掘的巨大陷阱。而迄今为止,似乎没有哪个被美国盯上的“猎物”能成功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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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寻求突围之路

阿尔斯通的沦陷使法国痛失工业明珠,法国政府虽吃了大亏但知道局面再也无法逆转,只能割爱止损,欧盟也被迫抬手。但该事件的影响却远超经济层面。美国的收购使阿尔斯通当时与中国上海电气的合作无疾而终,而该合资企业原有可能成为全球燃煤发电的领军者。

美国在该行业顺势成为了欧洲的垄断者,甚至成为法国所有核电站的实际控制者,掌握了控制欧洲的又一张“王牌”。

皮鲁耶奇在文章中引用法国陆军前参谋长亨利·本耶阿特的话形象描绘了欧洲受制于美国的这种窘境,“美国一旦决定不再向法国军队供应零部件,戴高乐号航母将无法航行”。

二战后,欧洲作为战场受创严重,美国处于冷战和遏制苏联的需要,从经济、安全等方面全面扶持欧洲,因而美欧虽是紧密盟友,但却处于不平等地位,美国充当“盟主”,西欧国家充当“小伙伴”。

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等“长臂管辖”手段维护其对欧优势地位和自身利益,在惩罚其欧洲“小伙伴”的问题上毫不手软。但这一不平等的关系成为美欧摩擦和冲突的根源。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对外关系,更加不顾欧洲利益,在经贸、安全、外交等方面对欧洲造成很大冲击。

面对这一形势,欧洲掀起了新一轮关于欧美关系的大讨论,寻求自主之路,尤其希望有效应对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长臂管辖”,避免阿尔斯通类似悲剧的发生。

为此,欧洲一方面充实法律手段,尽量保护自身企业,在问题发生后与美妥善沟通,保持最小程度损失。另一方面致力于减少对美依赖,探讨建立独立于美元之外的全球贸易、金融交易和结算方式,如旨在帮助欧企与伊朗交易绕开“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体系的“特别目的工具”(SPV),使欧洲经济体与伊朗间的交易合法化。但囿于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内部政治和经济的重重危机,欧洲欲实现真正突围并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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