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长制药的丑闻与美国名校的秘密

2019年5月2日，A股休市港股开盘，不过今天满屏刷的却是一家A股的公司，步长制药（603858.SH）。

近日，美国史上最大招生丑闻使美国诸多社会名流遭曝光，而随着事件的不断升级、扩散，其牵涉范围从美国本土扩大到国内。报道显示，国内医药上市公司步长制药(603858.SH)创始人赵涛卷入其中。

根据《洛杉矶时报》、《每日邮报》等外媒报道，赵涛夫妻通过一位摩根士丹利财务顾问的牵线上辛格（William Rick Singer），辛格正是近日震惊全美的高校招生舞弊丑闻的主要人物，他曾帮助赵涛女儿以帆船特长生的身份就读斯坦福大学。

而2017年赵雨思曾在斗鱼直播的相关材料也被挖出，当时斗鱼对她的介绍是“横扫美国高考，以ACT33分、托福111分的成绩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根据报道，赵涛通过50万美元用于贿选斯坦福大学帆船队教练，将赵雨思当成帆船选手，并给学生创造了伪造的航海运动概况。目前该学生已被斯坦福大学开除。

公开资料显示，赵涛为步长制药公司董事长，现年53岁，新加坡籍，2001年起任公司董事长，现兼任步长(香港)董事、首诚国际(香港)董事和大得控股董事等职务。

步长制药位于山东菏泽，以“中国神医”出道：1992年，在新加坡的“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赵涛进行了针灸治疗的现场表演：20分钟后他让瘫痪6年的病人神奇站起来了。

此事轰动新加坡，赵涛获得“中国神医”的美誉。据说，在新加坡期间，赵涛用自己的高超医术90天赚了90万美元，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93年8月，赵涛回国，和父亲赵步长一起创业，就有了今天的步长制药。

步长制药公司属于中成药生产行业，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涉及心脑血管疾病中成药领域，同时也覆盖妇科用药等其他领域。

2016年11月18日步长制药在上交所上市，按当日的市值算，步长赵氏家族的财富超过了魏桥集团的张氏家族，成为山东首富。不过，从步长制药的股价来看，这个首富应该来得快，去得也快。

据其业绩数据显示，步长制药2018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36.65亿，净利润18.88亿，同比增长15.29%；每股收益为2.13元。2019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83亿，净利润2.84亿。

赵涛曾经说：“对于孩子们，一定记住不能给钱，一定会是浪费。每个人都不会有任何股权的，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创业，自己打造一番事业。”

转身，他为女儿赵雨思花了650万美元，进入斯坦福大学。

一些富二代们也喜欢说自己是白手创业，就像赵掌门人谆谆教诲的那样。同是白手创业，富二代们与普通人的起点，中间隔着650万美元的名校通行证。

辛格的秘密

威廉·辛格创办过三家专职学生私人辅导的公司，他对自己所做的生意定位非常明确：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全美国最富有家庭的孩子送进大学。”

2014年他出过一本书，叫《获得你心仪大学的录取（Getting In: Gaining Admission To Your College of Choice）》，在第一章写道：“这本书里满是秘密。”

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众所周知，进入美国名校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叫“走正门”，也就是你实力出众，考进去，还有一种叫“走后门”，就是给学校捐款，比如特朗普帅气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其老爹1998年向哈佛大学捐款250万美元。

威廉·辛格找到了第三道门，叫“走边门”。他向一名客户保证，捐款的话得比现在多出10倍的钱，自己的方法比走后门还有效，绝对百发百中。

确实百发百中，辛格帮助了超过750个家庭的孩子上大学，赵雨思只是其中一位，不过是出手最豪的一位，出手第二豪也来自中国，花了120万美元。

如果不是2018年4月一件事，辛格或许就可以实现他的宏伟目标——把全美最富有家庭的孩子送进大学，而赵掌门人也可以好好度这个五一假。

2018年4月，FBI造访了亿元富翁莫里·托宾的家，FBI指控托宾操纵股价及证券诈骗罪行。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托宾舒适的亿万富翁生活就此结束。

然而习惯了舒适生活的托宾一想到自己往后人生将在监狱里草草度过，便不寒而栗。就像辛格说的名校招生边门一样，美国的司法也有“边门”可以走。

亿万富翁托宾飞到波士顿，求见联邦检查官。坦白从宽，但托宾想要的不止于此，他想要更大的宽恕。托宾给了检查官更大的鱼饵：他花了45万美元将自己的女儿进入耶鲁大学，索要者是耶鲁大学的女子足球教练梅瑞迪斯（Rudolph Meredith）。

2018年4月12日，在FBI的指使下，托宾给梅瑞迪斯下套，带着录音机在一家波士顿的酒店里会见了梅瑞迪斯。拿下梅瑞迪斯后，FBI顺着这条线下去，终于钓出这起美国最大招生舞弊案的操盘手——威廉·辛格。

2019年3月，美国司法部起诉50人，其中既有输送贿赂的家长，也有收取贿赂的大学体育教练和相关工作人员。这其中多是不差钱、有地位的社会名流，包括很多金融企业高管、律师行业翘楚以及好莱坞明星。

辛格的秘密就此浮出水面。

他的边门就是瞄准了美国高校招生规则中的酌情空间。

一种是学习障碍，需要单独监考（注：学习障碍是一种美国特色残疾，在中国多数情况会被简称笨或者懒）。单独监考之下，可操纵的空间就大了，向考官行郁，请枪手等。

另一种是体育特长生，这跟我们的高考加分政策类似。美国社会非常看重各个学校队在体育竞技中的表现。体育竞技市场的庞大规模导致校队教练在美国高校里拥有的权力非常大，比如独揽“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大权。像赵雨思，她在斗鱼直播上宣称自己是“美国高考状元”，其实就是以帆船选手进入的，而她其实在帆船运动上并没有任何经历。

名校的收益

威廉·辛格发现了“边门”，但他的边门要运转成功还需要鱼贯而入的家长。焦虑的家长，不是中国特产，美国的家长同样焦虑，焦虑自己的后代将被时代抛弃。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美国，是 “宽容养育”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一张大学文凭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收入差距。比较少的家长会花上18年时间，插手子女的学习，所以那个时代的孩子得到了很大的自由。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导致形势发生逆转的种子其实在1958年秋到1959年初冬就已经埋下。

这两年相交的几个月里，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和费尔查尔德半导体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两个美国人，分别独自实现了相同的突破：硅片。

直到今天我们才看到这一革命的深远社会影响。硅片的革命与前面几次的工业革命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它扩展的不是体力，而是智力。

前面两次工业革命的最大成就是福特的装配线，装配线消灭了艺人、技工和工匠的个人才能，却也促进了奇怪的平均主义：非熟练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到工厂工作。所以，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财富差距不断缩小。

硅片的革命却是相反，它更具个人主义色彩和反平均主义倾向：即它恢复了受过良好教育而拥有高技能的人士的价值。不仅如此，硅片延展了人类的智力，从而也扩大了人类管理上的地理范围，这是全球化得以不断扩张的基础。

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与之相伴的是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到70%，教育回报率比1950年高出50%。

全球化这台巨兽碾过的不仅仅是美国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即使像硅谷的程序员，他们的工作也可以随时外包给印度的廉价程序员。要想不被时代抛弃，你只能沿着价值的阶梯不断往上爬。

丢饭碗、后代沉沦的焦虑如影随行，这倒逼着美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据调查发现，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美国父母每周陪伴孩子的时间增加了12小时。今天的美国父母不忙了吗？一点也不。

在教育问题上，不独中国等亚洲国家喜欢各种补习班，美国也是如此。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其他行业艰难挣扎着复苏，但补习辅导行业却增长了50%以上，补习之风演烈的背后是美国家长对精英学校的追求，少有家长能接受自己的子女逊于自己当年。

正是这种焦虑，叠加名校的收益，给了威廉·辛格机会。

信息的成本

当然，很明显，对威廉·辛格来说，如果不是托宾事件，他未来的生意定位或许会变成“把全中国最富有家庭的孩子送进美国名校”，因为中国家长支付的价格远高于行情价。

在他的客户中，赵老板和郭老板是出手最阔绰的，一个付出了650万美元，一个付出了120万美元，这基本是美国老板们的几倍。

尤其是，据说郭老板给的120万美元中，仅有40万给了女子足球教练梅瑞迪斯，赵老板就更加夸张了，650万美元中，只有50万美元用来收买教练范德默尔。

威廉·辛格是怎么跟这些中国家庭搭上线的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批露，辛格与多家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金融机构会向它的中国客户推荐辛格的大学咨询服务。

这些金融机构的网络遍布全球，人脉资源广泛。其对于中国富豪家庭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他们进行理财务管理，同时还会涉及教育规划和慈善事业等。像赵思雨的事情，就是摩根斯坦利牵的线。

不过，从支付的价格来看，这些金融机构应该是坑了中国家庭的，它们利用的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很复杂也很灰暗。 

中国一考定终生，虽然已经在逐步增加其他的权重，但于多数人而言，最关键的还是高考成绩这一单一的分数指标。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本科招生所依据的指标众多，包括SAT/ACT成绩、中学平时成绩、大学预科课程成绩、课外活动表现、体育特长、申请文书以及推荐信。

主观性强、透明度低、结果难以预料的美国大学录取过程也就留下了酌情空间，熟悉规则的家长就有了更多操作空间，有些还是合法的。赵老板付出了如此高的溢价，很明显，是不太熟悉美国的规则。

就像资本市场上很重要的优势是信息优势，在这些存在酌情空间的领域也是如此。

从高校录取指标来说，中国过于单一，这导致趋同的追求，长远来说并不利于创新，美国的指标相比更全面，有利于大学录取多元的人才。

现代社会是趋向多元的，所以高校录取指标上加进其他因素的权重是大势所趋，即使它带上了公平的争论，毕竟，公平对社会整体并不见得是最好的。

这就决定了中国高校录取上也会加进越来越多的酌情空间。这个酌情空间，就意味着弹性非常大的信息成本，不仅包括价格，还包括合法的边界。

对普通人而言，熟悉规则，知道怎么玩，可以让你的努力事半功倍。

结语

凡人皆想最好的，争夺稀缺的高校资源是不可避免的。

陈丹青说，一个社会有三大道德底线行业，其中之一是教育。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底层就会有上升希望。

但很多时候，要做到这点，太难。

要做到彻底的公平，就只能扼杀人多元的禀赋才能。然而，这些各异的才能禀赋本身就是社会的最大价值，不应该为单一的社会考核原则所抹平。

多元的考核意味着酌情空间，要把一碗水端平很难。

公平与效率之间只能达成一个平衡，政府要做的是给辛格这类人重重的惩罚，而普通人能做的，是尽可能的熟悉规则，让自己的合法努力事半功倍，降低进名校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