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我们如何看懂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图腾:

作者:南轲子

来源:看懂经济

雄安新区,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图腾:

面向千年之后的人类未来却又立足中华文明发祥最早的华北平原;

凭借有形之手的强力背书却又倚靠无形之手的神来之笔;

只争朝夕却又功成不必在我;

高调启动却又低调行事……

凡此种种,使得这个诞生刚满两岁的新区(还不能称之为新城)已然有了雅努斯的莫衷一是和斯芬克斯的高深莫测,再叠加坊间不时流传或真或假的各种消息,以及行事中严格执行的保密纪律,更使其平添几分神秘。

然而,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座“城”的概念,由于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使命,它所面临的问题、采取的手段、开辟的道路、沉淀的经验都将直接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已来,就让我们抽丝剥茧,去好好看看缠绕在历史、现在与未来多重维度下雄安的真实面目。

一、新区:时也势也运也

从两年前的那个四月一日起,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就被贴上了行政决策的标签,从结果来看,这当然不假,然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历史纵深感,顺着伏行千里的草蛇灰线逆推回去,不难发现其另有来自。简单说,四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阳光之下,其实已经和正在聚集大量腌臜,而就宛如我们熟悉的太极阴阳鱼一般,成绩和问题彼此交织,其矛盾发展累积的势能已是如此磅礴,不得不有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雄安以做回应:

雄安是对工业化的反思。如果说农业定义了我们这个国家四千年的历史,那么工业则定义了四十年来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风貌,并且这四十年所取得的进步和释放的生产力比过去四千年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工业没有田园风景,没有脉脉温情,除了我们熟悉和承受的环境问题外,其对社会的撕裂、人心的扭曲更为隐蔽、更为深刻。

雄安是对城市化的反思。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历史亦如是。而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这个不断与当下对视的历史深渊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背负了剪刀差的原罪,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由工业化推动和主导的城市化从路径上就不可能实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而后者不仅是一个现代化任务能否全面完成的问题,更是一个现有发展成果能否持续的问题。

雄安是对人口问题的反思。最迟在美洲经济作物陆续传入东亚的明朝中期开始,除了改朝换代和抗击外侮的内外战争,我国的人口增长曲线已经上扬了四百余年之久。然而,高度压缩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导致了高度压缩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我国正在跑步进入人口减量发展时期。一方面,对于此数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们应该有所探索、有所筹划,另一方面,更要人为引导聚集起足够规模、合理结构的城市承担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继续向前突破的重任。

雄安更应是对城市发展和国族凝聚的反思。对于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来说,代表了自发秩序的城市和组织权力的国家一直是其引以为傲并支持其一路走来的两大机制,然而两者又不乏矛盾。从汉字起源看,国本来就是人持戈捍卫的城,然而在市场和权力的多维角力下,人口、资源向少数大型城市、超大城市集中就与广袤国土、多元族群的维系产生根本冲突。从世界范围看,前者的情况屡见不鲜,中等国家的日、韩、法,其首都甚至聚集了一半上下的人口。而我国作为超大型国家,是否可以重复这些国家的故事,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雄安应对其有所反思和探索。

问题的深度决定了发展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雄安不仅仅是表面上星罗棋布的国家十九个新区之一,从历史角度看,真正能作为其对标的只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特区。这恐怕是所谓“二十一世纪看雄安”的真正意义所在。

二、北京与雄安:父子乎?兄弟乎?

谈到雄安,就不能不提及北京,而雄安最广为人知的定位不外乎北京的伴城。

然而高傲的北京从不缺乏伴城。

从致力于营造首都“后花园”的崇礼到CBD人民喜闻乐见的“床铺板”燕郊,更不用说名正言顺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的副中心,就连数千里之遥的江南某地也曾因高铁开通激动宣称已纳入首都X小时经济圈,大大刷了一遍存在感。

这样搞,别人都可以,唯独雄安不行。

为什么?就因为雄安和北京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拿一个不太准确的例子来形容,大体类似于公司为了上市、获取经营资质等目的,需要美化报表、突出主业、剥离资产,因此需要另设公司承接。这个公司与原公司表面上甚至不如一些外围业务公司亲密,但是他俩才是命运缠绕的双子星。

吊诡的是,从八百年前的辽金时代起始终承担首都职能的北京,因其任务完成的过分出色,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作为首都的北京,需要回归初心突出主业。或许是受从法国到苏联一脉相承的“大首都”思维影响,也或许是权力对资源的调配天然就有集中倾向,甚至或许是城市管理者出色的治理能力,总之,就是头戴多顶“中心”桂冠的北京熠熠生辉,以至于它真正的身份——首都都黯然失色。在肿大的肢体与器官的挤压下,国事和百姓各感不便,于是历史就又开启了清算的轮回。

作为北方第一城市的北京,需要强力带动南北平衡。由于更靠近国际市场和海外资源,改革开放后的南方迅速拉开与北方的距离,且趋势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公平的民生、更持续的发展、更合理的布局,作为北方最大经济城市的北京理当身负重任。然而,北京之于北方,无论在人口亦或面积都不成比例,且过分发展还会影响如前所述的首都职能发挥,这就有了京雄双城支撑下京津冀的用武之地。

作为京津冀核心的北京,需要支撑起国家发展的脊梁。仅仅得自地图的表面印象,也不难意识到京津冀的腹心地位。然而更主要的是,随着我国从中原文明国家向农耕游牧二元国家转型的完成,疆域向“三北”方向大大扩展,京津冀事实上取代了古典时代中原的要冲作用。从经济意义上说,较之于过去均匀用力,从京津冀取得突破进而带动环渤海,并撬动东北、西北,北方的发展棋局也有望一朝得解。

这样也就澄清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京雄关系。雄安的“千年大计”当然不是取代北京,而是与其合理定位、各得其所。在北京强化、优化首都职能的同时,雄安将点缀在首都躯体上星星点点的要素再以创新机制予以整合,以新的面貌焕发新的增长势能。

三、现实的雄安:优势与劣势

当理想之光照耀现实的刹那,夺人眼目的不是远方的诗与掌声,而是彼此间赫然露出的巨大差距。不管是时代发展的呼召,亦或服务首都的需要,雄安都被允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是人们不免忐忑这其中究竟有多少能被兑现。

雄安当然有雄安的优势,这种优势首先体现在中央强大的政治背书。除了耳熟能详的“千年大计、国之大事”外,还罕见地反复提及主要负责同志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定位之高唯有粤港澳大湾区差强仿佛,这样就从根本上保障了后续的资源投入。

除此之外,在笔者看来,先前一直不被看好的所谓雄安是“白纸一张”也恰恰是其重大优势:

从营城角度讲,这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崭新”城市。这其实非常不易,在历史悠久的我国,即使是所谓的新城,也多多少少受到历史的牵连,而这种牵连更往往作为城市病间歇发作。更主要的,我国现有城市大体依照防卫和通商的历史逻辑,选址并没有多加考虑人居要素,这可能成为雄安后来居上的一个关键。

从技术角度讲,这将使其出生伊始便具有“数据”基因。我国城市各有特色、各具文化,然而说先天就带有数据、技术要素的恐怕凤毛麟角。相较于后天“习得”,先天基因首先就从顶层设计上理顺了技术的应用机制,避免当下屡见不鲜的叠床架屋,其次还可以从底层打通数据交互,为信息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充分发挥奠定坚实基础。

从制度角度讲,这将使其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整合。过去大投资、大基建、大工业、大地产的发展模式,在带动经济迅速发展之余,在后期特别强化了资本-土地单一要素的作用,事实上没有实现全要素的合理配置。雄安未来的优势就是通过发展模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扬弃先前的道路,形成要素聚合的场。在这里,或许不是最充沛的资本、最适宜的土地、最先进的技术,但一定是制度撮合下要素最有效率的发挥。

然而,雄安的劣势也毋庸讳言:

在“天时”上,不同于深圳特区,适逢西方国家产业转移、海外华人资本登陆、我国人民脱贫致富三大历史关口叠加,后期更有工业化、信息化的二级、三级火箭。雄安新区的起飞乃至后续发展仍有待于时代机遇的垂青。

在“地利”上,不同于沿海城市,雄安事实上是“陆权”经济的崛起,需要充分的高铁+航空港作为支撑,且其对“海权”经济的反超仍有待时日。再者,坐落在“九河末梢”的白洋淀旁,其承载的先天劣势也需要现代技术的持续投入。

在“人和”上,一方面,“减量发展”的北京财税上也在经历严峻挑战,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心、有力输血雄安其实不无疑问,另一方面,与新经济的高要求相比,作为前期建设主体的本土干部群众,其视野和能力也确有不小差距。

四、面对历史:我们的机会在哪?

虽然新区建设甚至不能说已见雏形,虽然规划的精益求精其实耗费了人们太多的热情,然而不管去实地参观还是浏览新闻,触手可及的还是每天不绝如缕的访客行人,这也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然而机会在哪?

这首先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我们的确要想清楚所谓的机会究竟是投机的机会、投资的机会还是投身的机会?对于投机来说,新区已设置和将设置很多的对冲措施,以防其对“千年大计”实施的干扰。对于投资来说,受制于新区的财政机制和财政能力,很难短期获利离场,这里确实需要有短线和长期利益的平衡。对于投身来说,机会一直都在,只是选对合适的场景和方式。

具体到产业,考虑到新区前期的建设任务和技术底色,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能够在资金使用、城建运营、绿色环保领域拿出成熟解决方案的技术企业可以先行入场。另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所列出的时间表,期待搭乘制度红利的企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可以在制度初见规模的2022年前后进入。考虑到前期营城阶段消费能力的限制,主打消费的中小企业的入场时间还要更晚。

还有视野的问题。不同于历史上城市或新区建设中的画地为牢,雄安更突出了与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联动,在环境治理、功能分工和产业布局上也依赖后者的支持,尤其是考虑到后期新区成熟后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溢出效应的存在,雄安之外的雄安概念或许更有机会。

最后想稍微谈谈金融的机会。众所周知,由于技术应用的进步、商业模式的迭代、用户行为的演进,更主要的,经济周期、发展动能的转换以及随之而来政策环境的变化,使得金融业陷入同质化、内卷化的泥淖而无法自拔,普遍在探索、期待业务上所谓“第二曲线”的出现。雄安新区的意义不仅在于绿色金融、数字普惠等前沿领域的局部创新,更主要的是对未来环境中经营模式的全面探索:

对于2G业务来说,新区应该会成为智慧城市全面展开的经典范本。通过对其建设、运营的深度参与,不仅能通过场景带来自身业务的开拓,更重要的可能以此探索重塑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对于2B业务来说,新区的意义在于给金融机构提供投资驱动时代消逝之后探索发展的试验田,一方面在服务主体上在中小微企业延伸,另一方面在产品创新上寻求中间业务的突破,以缓解金融脱媒的挑战。

对于2C业务来说,新区通过基础设施上数据的规模化采集和打通,以及5G等尖端技术的应用,在解决零售业务的触达性难题后,有望更进一步地解决适当性难题,真正实现千人千面的服务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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