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宏观】四十年改革为鉴：八千里路云和月

目录

前言：四十年改革为鉴系列

四十年波澜壮阔

三个时期和四个维度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四十年的三大需求

三大需求的轮动

最终消费的微笑曲线

资本形成的爬坡过坎

出口与世界相连

四十年的三大产业

六个时段背景下的三大产业

一产为本

二产立国

三产井喷

总结：八千里路云和月

“四十年”系列，主要想写的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几次经济增速波动前后，政策和市场发生的变化。借古鉴今，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系列，找到当前经济当中可以改革的领域，以及通过怎样的改革，如何进一步发掘经济增长潜力。

参考实际GDP增速的波动和各个时间段背景下改革的措施和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将四十年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因此本系列预计共有五篇报告。

第一篇总览：总体描述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和四十年的通货膨胀。作为系列专题的第一篇，我们着重在报告中归结了三个时期的划分，并且提出我们总结四十年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四个分析维度。

第二篇至第四篇：分别描述三个时期内，经济发展的详情。包括在经济增速的阶段性底部，之前与此后经济增速的对比，以及在这个底部，政策和市场都发生了什么改变。我们希望通过分析产业、发展模式、政策变化以及其他方向，来多维度分析经济增长走出底部的原因。

第五篇展望：我们希望通过总结和归纳上述时期，分析当下在哪些领域存在改革的空间，推测可能改革的方向，并且分析改革将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四十年波澜壮阔

经济体量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四十年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成就。在1978年-2018年间，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改革是每次中国经济在波动中向前继续保持高速或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济周期逐步拉长、增速趋于下行、通胀中枢回落，但至今依然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

三个时期和四个维度

六次波动与三个时期

四十年间实际GDP增速的六次波动。以经济增速的前期高点为始，越过低谷重回下一个增速峰值为终，作为一次经济波动周期，四十年中实际GDP增速共有六次波动，分别是1978-1984年、1984-1987年、1987-1992年、1992-2007年、2007-2010年、以及2010年至今（未完），这六个时段对应的实际GDP增速低点分别是1981年、1986年、1990年、1999年、2009年、2016年。但实际GDP增速的波动仅能当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参考，特别是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但经济发展的背景相似。

以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来看分为三个时期。四十年间改革与经济发展相互交织，但并非每次经济波动背后都涉及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因此综合经济基础、发展动力、改革重点各方面因素，我们将六次波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1992年，是各项基础制度建设、改革在各个领域争相展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2007年，这一阶段主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且实现了第一次长期稳定的高速发展，实现了经济总量的积累；第三个时期是2007年至今，主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发展背景、发展程度、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改革政策的四个维度与经济发展

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是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关系看，我们整理出四个维度，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各项改革政策进行分类。

发展的载体：农村与城市。1984年之前改革的重心在农村，1984年之后改革和发展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农村的改革先行，解决了粮食问题，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其中，农村的改革针对性较强，主要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行。此外，还有乡镇企业、农产品商品化和流通、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随着农村改革取得良好的成效，在物质丰富的同时，从土地上解放了劳动力，也为城镇化创造了条件。城市作为二产和三产发展的重要载体，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现代化经济体制建设进行的。

发展的内核：经济与金融。经济的改革包含的范围较广。从经济主体看，企业方面的改革是重要组成部分，从乡镇企业发展到大中小型国有企业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再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微观经济体上发展壮大了一批骨干企业；从制度上看，确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构建商品经济体系，放开政府直接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都是重大的长期制度安排。金融方面的改革也极为深刻，80年代初进行银行和银行行政管理体系改革、80年代末试水企业股份制改革、90年代初成立证券交易所、多元金融共同发展，金融方面的改革不仅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且极大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支撑发展的体制：政府与社会。围绕“人”的需求，四十年间的改革从解放兜底，越来越细致。教育改革为教育人口红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业改革提高了劳动力周转，同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改革与按劳分配制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活跃度，另外养老、社保、医疗、脱贫、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改革和政策安排，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体制保障机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体制的改革逐渐从提高效率到实现公平方向转型和改进。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也历经数次机构改革，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发展要内外兼修：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作为一项综合制度安排，从地理上，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陆；从内容上，先从一般货物贸易突破，逐渐加深到服务和金融领域；从制度上，从单边到多边，从参与到主导。对外开放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补充、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贡献巨大。

经济增长

1978年，我国实际GDP为3593亿元，名义GDP为3678.7亿元；2018年，我国实际GDP为83.3万亿，名义GDP为90.03万亿。四十年间，实际GDP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4.59%，名义GDP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4.74%。除了在经济体量上增长显著，四十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也随着发展的过程而变化。

周期变长：发展动力持续性好。1992年之前经济周期的波动较短，1978-1992年间有三次经济波动，分别是7年、3年和5年；1992年之后也有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分别是15年、3年和8年（未完），如果将最后两次周期波动视作一次，那么当下的周期波动已经持续了11年。随着GDP增速下行幅度企稳，本轮经济周期或已经开始进入增速的阶段性底部，但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速能够进入右侧上行阶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成功以及经济找到新的发展动力。

波动减小：增长的稳定性好。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量的壮大，实际GDP同比增速的波动性明显减弱。2000年之前，GDP实际增速的波动区间在3.9%到15.2%之间，波动幅度大且波动频繁；2000年之后，国内经济波动以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点，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上行+下行”的大周期，GDP实际同比增速波动区间在6.6%-14.2%，较2000年之前的波动区间明显收窄。从另一方面看，2000年之后，随着国内经济体量的变大，国内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有所增强，这是经济增速波动减小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同时由于我国深度参与到全球化分工过程中，因此国内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明显较此前有所加大。

增速下降：天经地义的数学规律。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值达到90万亿人民币，较上年多增约8万亿人民币，略高于1997年时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值的7.97万亿人民币。最近二十年间名义GDP复合增长率达到12.5%，因此随着名义GDP总量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速的下行是必然的。2018年我国实际GDP增速回落至6.6%，是过去四十年中除了1981年、1989年和1990年之外的最低水平，我们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回落是正常现象，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增速回落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否可持续向好。

通货膨胀

通胀的两个维度。GDP平减指数是衡量全社会通胀程度的指标，CPI和PPI分别是衡量消费和生产领域通胀的指标，虽然从理论上看，CPI和PPI可以拟合GDP平减指数，但从实际历史数据来看，这种相关性在部分时间内是失效的。

横在名义GDP与实际GDP增速之间的平减指数。通常情况下，为了分析简便，我们近似认为“名义GDP增速=实际GDP增速+平减指数变化”，结合我们以实际GDP增速波动为依据划分的六个时段，历史数据显示，平减指数通常在实际GDP增速见顶后的一至两年内明显上行，并推动名义GDP增速滞后实际GDP一至两年见顶，继而再出现趋势性回落。

从单向到双向。虽然历史上1978年以来GDP平减指数有过四次落入负增长区间，但只有1998-1999年出现了连续两年同比负增长。以1998-1999年为分界，此前平减指数的问题主要是通胀过高，特别是1982年平减指数第一次出现同比负增长之后至1997年间，平减指数的变化基本在5%上方，平均值达到8.34%，1994年最高达到20.66%。2000-2018年间，平减指数变化平均值为3.46%，较此前明显回落，并且自2011年之后，出现了相对平缓的趋势性下行波动。至此，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物价问题从主要是通胀，走向防通胀的同时也要防通缩。

从一致到分化。在过去四十年的CPI和PPI走势中，二者只在两个时期出现过明显分化。第一次是1978年-1983年，CPI在较高水平上但PPI明显走低；第二次是2012年-2016年，CPI平稳下行但PPI明显出现通缩。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基础薄弱，CPI和PPI的背离不具备代表性，那么1984年至今，CPI和PPI同比增速走势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点：1984-1999年，二者方向一致，波动趋同；2000-2011年，二者方向一致，但PPI的波动较CPI明显放大；2012年至今，CPI增速波动相对平稳，PPI经历了持续五年的通缩和此后的明显反弹。整体来看，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加深，生产和消费领域价格明显共振的情况有所缓解。

四十年的三大需求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大需求对经济的贡献和拉动作用明显不同。如发展初期消费的贡献很大，但主要是由于经济体量小基础差的缘故，因此在发展初期，投资的基础性作用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快了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因此受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大力带动，出口表现极为亮眼；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当中，经济的增速中枢开始从高速向中高速回落，此时消费的拉动作用开始凸显，投资的转型升级也对稳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大需求的轮动

对三驾马车的调整。从GDP的支出法来分析三驾马车，通常使用的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但考虑到我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进口的波动影响较大，对分析结构产生明显扰动，因此我们对三驾马车做了调整，用“GDP+进口=消费+投资+出口”作为分析框架，更确切的分析三大需求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个时期的横向比较

1992年之前：投资主导。1992年之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的基础较为薄弱。从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1992年之前经济的发展主要解决了此前粮食和物资短缺的问题，改革的推出则解决了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从三大需求的占比变化看，这一时期消费的占比虽然高，但基本上都是必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限；出口的占比又较小，明显处于发展初期；投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一方面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生产性投资较为积极，另一方面是以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投资，为此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1992年-2007年：出口力MAX。期间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例从11.99%上升至27.81%，有两个主要的推动力：一是从国内的角度看，对外开放的改革措施逐渐从试点向全国推广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站上新台阶；二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此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出口在中国最终需求的占比明显斜率大增。

2007年之后：消费雄起。1982年-2007年之间，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例在波动中下降，2011年之后，消费的占比才开始明显上升。虽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甚至超过70%，但是综合考虑人均收入和人均储蓄，预计一方面中国的消费占比上升的趋势比较确定，另一方面消费占比上升的过程或较长。

三大需求的纵向比较

投资：敢为人先，几经转型。历史上投资经历过两个明显高增长的特殊时期：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初期，1993年之前，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此时的投资在地域上比较集中于领先发展的沿海、对外开放和发达地区，为这些地区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2007年之后，这个时期较为特殊，不仅是受到投资由东部和发达地区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影响，而且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采取了启动大量基建投资项目对冲经济增速下滑，从而阶段性的带动了投资的高增长。

消费：后起之秀。消费的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增速一直比较稳定，相较于投资和出口增速的大幅波动，消费的增速波动最小，主要是因为最终消费包含了必须消费在内，这也是消费项目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的内在原因；二是消费的增速在经济体量具备了一定基础的情况下才更能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与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是分不开的。

出口：从外部动力到俱荣俱损。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四十年来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巨大，历史上出口有两段时间增长较快，第一次是1986-1991年间，沿海对外开放地区的试点对拉动出口的贡献和影响较大，第二次是2001年-2007年间，中国加入WTO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最终消费的微笑曲线

消费既是经济发展累积的结果，又是稳定经济波动的压舱石。我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增长，直接改善了居民的收入、储蓄和消费水平。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311.2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116.06元，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2.6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1.21万元。期间城镇居民消费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1.71%，农村达到12.32%。但相对于经济整体的发展速度，消费的增长特点在于稳定且长期。首先，消费由于包含必需消费在内，因此波动小是其自身特点；其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回落的时期，并且在经济体量较大的基数影响之下，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影响开始下降，消费对经济稳增长的作用才被凸显。

从农村到城镇。消费的发展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1992年中国城镇消费总量首次超过农村，此后二者的力量快速拉开差距，当前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重新回归到相对均衡水平。从结构来看，当前农村的居民消费结构已经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很接近，但是从人均消费总量上看，农村仅有城市的一半不到。因此从消费的未来发展方向看，预计增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增速的关键，保障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做大消费基数的关键，另外依然要坚持推进城镇化进程。

从必需到可选。经济发展导致消费内容在四十年间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式消费的特色比较明显，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80年代消费集中于食品，90年代集中消费家电，00年代在交通和通讯上的消费增长较快，10年代之后居住消费快速上升。居民消费经历了从必须消费到可选消费的跨越，一方面代表了居民收入增长带动了消费长期稳定的增长，但同时也表现出消费模仿和集中的现象。

资本形成的爬坡过坎

投资增长“几家抬”。GDP中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但由于从占比看，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超过九成，因此存货对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历史数据上看，投资在最终需求中的占比一直在30-40%之间波动，相较之下增速的波动就大得多。投资增速的波动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当下所处的经济环境都有较大关系。投资的构成比较复杂，从行业来看，当前占比较大的包括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三者加总在投资的占比约为七成；从资本来源来看，包括国资、民资和外资，特别是外资，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投资的增长贡献较大；从不同的发展时期来看，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投资较为领先，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较农村领先，制造业投资经历了由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过程，房地产投资在房改之后快速发展，等等。虽然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比较复杂，但是在四十年发展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行业的轮动之间、不同对外开放程度下、以及自主生产能力不断升级之下，在1978年-2017年间取得了年复合增长15.27%的高增速。

投资体制改革的根本性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不断的一批批下放行政审批权限，这一政策扩大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自主权，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进行投资，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利用了各方面可以利用的资源，通过这一改革，在传统的投资体制中开始引入了市场机制。随着国有企业实行经营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三资企业的出现，以往政府作为单一投资主体的局面开始被多种所有制成分投资主体打破。

外资助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大规模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体制改革、国际竞争力提升等多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79年-1982年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只有17.69亿美元，此后，凭借富余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广阔的市场需求、不断改进的制度环境、持续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等一系列有利条件，我国引进外资逐年持续增长，到2018年，我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350亿美元。多年来，外资进入中国投资于第二产业的累计占比持续高于50%，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外资引进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制成品出口的大幅攀升，并在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资发展。1978年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1984年中央出台文件允许农民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之后乡镇企业在广大农村地区成长起来，造就了一大批民营投资主体。与此同时，以城市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城市民营投资主体也发展起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民间投资高速扩张，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稳步上升，并于2002年首次超越国有经济投资，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导力量。2004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1.8万亿元，2018年达到39.4万亿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2.9%。

研发转型升级。虽然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但是研发的发展既需要资金资源同时又需要人力资源，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较为靠后。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快速上升，多种所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自主研发的一定基础。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1.97万亿元，在GDP占比达到2.18%，四十年间研发经费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5.9%，2000年以来研发支出的年复合增速甚至达到17.7%。与此同时，全国申请专利数也明显上升，2012年我国申请专利数为49万件，2017年申请专利数达到81.7万件。

出口与世界相连

以开放促改革。1978年时中国的出口总额仅为97.5亿美元，进口仅为108.9亿美元，贸易逆差11.4亿美元；2018年我国的出口金额达到2.49万亿美元，进口金额达到2.14亿美元，贸易顺差3518亿美元。通过开放制度的改革安排，我国逐渐深入参与到全球一体化和产业链国际分工的进程当中。但随着我国出口金额在全球出口贸易中占比超过10%，未来必然会面临一系列的持续发展方面问题，因此贸易和对外开放方面，预期仍将有改革措施不断落地。

出口创汇。中国借鉴东亚出口导向性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实行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沿用一直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一方面，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创汇，将外汇用于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相关的资源、中间投入品，支持工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出口创汇，关键在于将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其中一个重点是吸引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后，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一直超过50%，而且连续多年一直是贸易顺差，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政策实质上是令我国既能够继续保护国内市场，又能够顺利参与全球分工的一种制度安排。2016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达到7159亿美元，在出口金额中占比34%，过去35年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持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累计为中国创造了上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成功解决了制约工业化发展的外汇缺口，为顺利推进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从追求顺差到追求均衡。从历史上看，出口不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已经具备较大体量，2010年以来，我国出口在世界出口金额的占比持续超过10%，2015年达到最高的13.76%，未来必然要面临出口领域的转型升级。在制度安排上，我国采取了深化对外开放的办法，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就是两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另外考虑到我国已经度过了发展的最初阶段，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将开始出现，因此在拉动进口的方向上政策也已经开始着力，预计贸易顺差有望趋势性回落。

四十年的三大产业

四十年间，三大产业的发展只有好和更好的关系，但从发展的次序上，确实是一产率先发展，解决了口粮的问题，之后二产和三产才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认为在三大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理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关系，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托底。

六个时段背景下的三大产业

三个产业的占比变化

一产占比不断下降。四十年间，一产占比从27.69%下滑到7.19%，但在不同时段内，一产名义GDP的占比变化明显存在差异。最特别的一段时间是1978年-1984年间，一产GDP占比逐步上升到31.54%，期间最高时是在1982年占比达到32.79%，这与改革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释放了农业生产力有密切关系。

二产占比在平稳中波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国内生产和制造能力不断完善和完备的过程，但从二产在GDP的占比看，四十年间基本在40%-50%之间波动。从六个时段背景看，不同时期背景下，二产的波动有明显差异，特别是90年代和00年代期间，二产在GDP的占比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三产的占比趋势性上升。由于二产的占比相对平稳，因此从数据上看一产和三产的占比有一种“此消彼长”的直观感受。四十年间，三产的名义GDP占比上升了27.55%，2012年三产的占比首次超过二产，2015年三产的占比超过50%，2018年三产的占比已经达到52.16%。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三产的占比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但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生产能力仍有较大转型升级的空间，所以预计三产占比的上升将是个长期趋势。

三个产业的增速变化

一产的增速稳且低。第一产业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1984年之前，虽然从实际GDP增速来看与二产相当且低于三产，但考虑到一产当时的占比较高且持续上升，并且名义GDP年均增速超过13%，是三大产业中最高的，因此1985年之前是一产相对发展最好的时间。但1985年之后，一产的实际GDP增速基本在5%以下波动，只有在部分年份中，在通胀推动下，一产的名义GDP增速才出现明显的波动。

二产的三次快速发展。四十年间二产GDP实现了三次快速上升发展期。第一次是1981年-1985年，二产GDP实际同比增速从1.9%快速上升至18.4%；第二次是1990年-1992年，增速从3.2%反弹至21%；第三次二产增速上升期持续时间最长，从2001年-2007年。整体看来，在2010年我国进入第六段经济周期波动之前，第二产业GDP实际同比增速基本维持在10%上下波动。

强劲的三产。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三产的基础最为薄弱，但随着四十年持续强劲的发展，当前的三产已经成为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从名义增速来看，四十年来三产GDP增速几乎都维持在两位数以上；从实际增速来看，2012年以后，随着经济体量变大的基数效应影响增加叠加国际金融危机后周期的影响，二产增速明显下滑，但三产实际GDP增长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对拉动GDP增速贡献巨大。

三个产业的通胀变化

轮动。从三个产业通胀变化的角度看，可以把六个时段重新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1992年的发展初期，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需求相对较强，此时三个产业的平减指数变化都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动较大，其中一产的平减指数长期处于最高水平；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2007年，虽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期间经济发展经历了剧烈波动，三个产业的平减指数也同步经历了从下行到重回上行的过程，但相较前一时期，三个产业的平减指数的波动幅度趋于一致，其中一产的波幅明显下降；第三个时期是2007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期，一产的平减指数明显回落至0附近，二产一度陷入通缩，但三产的发展强劲支撑住了全社会的通胀指数。

通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反映。从三个产业的平减指数在四十年间的变化来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产、二产、三产发展的先后次序，以及社会需求在一产、二产、三产之间的依次迭代。未来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上升，对三产的强劲需求依然将推动平减指数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波动。

一产为本

改革自一产开始。中国由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初发起于农业生产领域，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四十年中，一产领域的主要改革还包括另外两个方面：一是粮食购销体制的变革，二是粮食收购价格的变革。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了微观激励机制、宏观经济环境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但历史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部分改革在历史上还出现过反复，比如1985年为降低政府补贴支出而采取的“合同收购”方式，仅实施了一年，就因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6.9%而取消；以及1994年、1998年、2002年等年份间在不同的粮食产量、粮食收购价格变动背景下进行的粮食购销体系改革等。从历史数据上看，随着一产领域的改革措施更符合现实规律，一产的发展也朝着更市场化的方向逐渐成熟，主要体现在粮食及农产品产量大幅上升、一产增加值实际同比增长平稳、农产品价格波动减小、以及农民收入较改革之初明显增加等方面。

自给自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3亿吨，到2018年已经达到6.6亿吨，年复合增长达到1.94%；1978年棉花产量217万吨，到2018年达到610万吨，年复合增长2.62%；另外，四十年间肉类和水产品产量年复合增长也分别达到5.48%和6.8%。从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看，1990年之前城乡都出现了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虽然进入1990年之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有所扩大，但在1995年和2000年时，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都已经降到50%以下。截至2018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了27.7%和30.1%，四十年间共下降了29.8个百分点和37.6个百分点。

结构优化。从国内生产的角度看，1978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97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117.6亿元，占比80%，其次是牧业，占比15%，林业和渔业占比分别仅有3%和2%；2017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10.9万亿元，年复合增长11.83%，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农业占比53%，较改革开放之初下降27个百分点，但林业、牧业、渔业占比分别达到5%、27%和11%，较1978年上升了1个、12个和9个百分点。在加强国内生产的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深度参与世界贸易，也通过农产品贸易优化了国内的产品结构。从2018年进出口的数据来看，农产品贸易占出口金额比例为1.79%，占进口金额比例达到4.7%，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包括稻谷和大米、活猪、食糖等，主要进口的农产品则有大豆、鲜干水果及坚果、谷物及谷物粉、以及食用植物油等。

解放劳动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业改革，极大的触发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随着农林机械、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以及城市在经济建设中的率先发展，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在城乡之间流动。1978年我国农村人口总量为7.9亿人，占全部人口比重为82.08%；2000年时，全国流动人口达到1.21亿，农村人口占比下滑到63.78%；2014年时，流动人口总量达到顶峰的2.53亿人，此后连续下滑，2018年流动人口总量下滑到2.41亿人，但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9.58%。从农村释放出的劳动力，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并以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的方式参与到二产和三产的生产建设当中。

二产立国

走向工业现代化。1978年国内第二产业名义GDP为1755亿，占GDP比重为47.9%，但这是由于此前国内采取了跨越式的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建设和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因此虽然第二产业GDP占比较高，但国民经济存在明显的物资短缺现象。2018年第二产业名义GDP达到36.6万亿人民币，实现了四十年第二产业名义年复合增长率14.28%。虽然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但考虑到二者的体量相差较大，且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差别较大，因此在讨论二产的时候，以下我们着重讨论的是工业的发展。二产的发展是全社会综合改革和发展的结果：国企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被肯定，激活了工业生产的热情，分配方式的改革极大提高了个人劳动意愿，教育和科技的改革提高了生产力，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法制化的发展为二产的腾飞提供了保障，等等。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逐步实现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工业生产能力逐渐完备、从进口到工业品出口升级、以及向高端装备不断升级的变化。

从国有到多元。第二产业的发展过程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相当一致。在改革初期，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占比相当高，随着90年代初中期开始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和“抓大放小”的民营化中小型国企改革，截至1998年，国有控股企业在工业行业内家数的占比为39%，此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16年时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行业内占比降至5%，从总资产结构看，2000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占比分别为38%、8%、3%和11%，2017年时已经变为6%、0.4%、22%和11%。十七年间二产的发展壮大过程，也是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过程和国企国资布局优化、占比不断下降的过程。

从轻到重。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跨越式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人为扭曲了生产资料的配置，导致轻工业等产品供给明显不足。因此当国内市场放开之后，生产端首先发展和满足了居民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1999年开始，重工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反超轻工业，并持续领先于轻工业工业增加值增速。随着工业基础的逐渐完备，我国的工业行业又逐渐开始了从自主到升级的过程。

三产井喷

收入上升支撑三产。1978年我国农村人均年收入152元，1981年我国城镇人均年收入500元，2018年我国全国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8万元。人均收入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人均收入的增加又通过消费为经济增长贡献了持续的动力。四十年间第三产业年平均名义增长17%，年均实际增长10%，2018年第三产业名义GDP的占比达到52.16%，较1978年上升了2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可以被满足，如衣食住行等，二是居民收入和储蓄满足居民生活支出需求，且社会各项保障基本完备。这两个前提的满足为三产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从GDP统计口径看，第三产业中，给出季度增加值统计数据的原有五个行业，后又增加了两个行业，现共有七个行业。第三产业具有经济体量大、细分行业多、需求增长稳定等特点，当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从零到一。1978年-1984年间，交运仓储业发展较领先，金融业、批零业紧随其后；1984年-1992年间，由于基数较低，三产进入了一段高速发展期，但各行业的增速有所分化，其中批零业增速波动加大，交运仓储业增速始终稳中向好；1992年-2007年间，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三产增速也经历了先下降再回升的过程，期间交运仓储行业的增速开始相对下降，而同时，房地产、批零、金融行业增速开始相对上升；2007年之后，传统三产构成行业的增速均有所回落，以2015年为界，三产细分行业在之前表现为地产、金融依次强势，此后则又出现了一次行业间明显的地位变换。

从一到万。随着三产的发展，部分新兴细分行业对GDP的影响明显加大。在GDP口径中，三产增加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两个细分行业。2018年，GDP三产构成中交运仓储占比4.5%，住宿餐饮占比1.8%，较2004年有所下降，占比明显上升的则是批零、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新兴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比3.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2.7%，较2004年分别上升1个和1.1个百分点。虽然包括三产在内的GDP增速中枢逐年稳中有降，但两个新兴细分行业仍维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预计未来以这两个行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将对经济转型升级持续维持较大贡献。

总结：八千里路云和月

从结果看都挺好。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无论是政府、企业、居民，还是国资、民资、外资，都在不同时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不同程度的提振。从发展顺序来看存在先后，从发展成果来看比较全面。

三个时期。综合经济增速、经济体量、发展动力、改革重点等方面因素，我们将四十年经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78年-1992年是改革和发展的早期，1992年-2007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2007年至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期。

四个维度。我们将推动经济发展的改革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农村与城市、经济与金融、政府与社会、以及内与外，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了发展的地理载体、内生动力、兼顾公平与兜底的社会政策安排、和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包括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乡镇企业、农产品商品化和流通、农产品价格等方面，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现代化经济体制建设进行的；经济与金融的改革则包括企业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政府与社会改革则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养老、社保、医疗、脱贫、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以及政府的相关职能改革；对外开放则是一项综合改革措施，包括地理、制度等多方面安排。

三大需求发展的先后。四十年间，投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5.27%，消费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2%左右，出口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4.9%，均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从发展顺序看，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首先为经济长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出口随后借全球一体化和产业链国际分工的东风，快速拉动了国内经济发展，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居民收入明显改善，消费的体量随之明显上升，对经济发展的托底作用凸显。

三个产业发展的先后。四十年间，一产的名义GDP年复合增长率为10.9%，实际复合增长率为11.2%，二产的名义GDP年复合增长率为14.3%，实际复合增长率为14%，三产的名义GDP年复合增长率为16.9%，实际复合增长率为16.7%。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期在1984年之前，之后一产的实际GDP增速基本在5%以下波动。二产的波动贯穿四十年发展的始终，主要因为工业化与转型升级相互叠加，目前二产的升级过程仍未结束，但增速明显回落。三产的发展一方面明显体现在行业细化上，另一方面由于细分行业多，在不同时期总有快速发展的行业。

进入此消与彼长交织的新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回落至中高速，此前全面发展的经济形势也将有所改变，最明显的变化之一，预计将是发展的分化将在不同行业或领域之间以及内部发生。一方面受到环保政策、行业规模经济化运行门槛变化的影响，行业内部大中小型企业可能出现整合，同时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和逆全球化趋势上升，也可能加速国内行业分化整合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经济模式的普及，可能催生新的细分行业快速发展。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增速回落快于预期。

本文为中银国际证券宏观研究系列报告。中银国际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致力于以翔实的数据、缜密的逻辑为基础，发现价值，匹配收益与风险，愿我们的研究服务能为您的投资成功尽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