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为什么愿意帮华策老板减持接盘？

外资汹涌，除了抄底，还入乡随俗搞起了纾困。 

近期，华策影视董事长与实际控制人傅梅城计划通过大宗交易2%股票，援引理由为“降低债务压力”，接盘的是“不知名的外资QFII基金”。 

在我们的印象中，外资的持股习惯，无非是高股息白马股。外资前十大持仓中以贵州茅台海康威视等白马为主，如今不把钱当钱去接济面临债务问题的公司，让人浮想联翩。 

事实上，国内QFII基金的操作空间，比传统公募基金更为“灵活”。国内QFII基金通常以委托国内资管机构或者系出国内基金公司的经理来操盘，一般不约束持股范围，其仅要求跑赢MSCI。QFII基金无需对在华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而QFII的思路，包括背后可能涉及的关联交易，都从来没有进入过监管的耳目。 

有意思的是，目前重仓华策影视的QFII——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公司、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瑞典第二国家养老基金截至三季度还共同重仓其他两只股票，其分别为启明星辰与东方国信。 

其中启明星辰近期出现回购落地后实控人王佳直接减持套现1.67亿的闹剧（王佳在今年两会上担任政协委员时使用另一个名字严望佳，严为夫姓），而东方国信董事长两年前也曾经出现过内幕交易的问题。

这一持股序列，又不禁引人遐想。

3月7日，华策影视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梅城发来的《减持股份告知函》，自2019年3月7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768万股，减持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而从大宗交易平台显示，3月7日至8日，傅梅城已经向机构席位与中金公司营业部减持了部分股权，而中金公司是人所共知的QFII大本营。 

2月27日，华策影视曾公告称，傅梅城拟自公告日起2个交易日后至未来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形式向QFII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现有总股本的2%。公告显示，傅梅城持有公司股份4.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9%。 

在公告中，华策影视并未具体说明是哪家QFII，不过在傅梅城及第三大股东吴涛的大宗交易记录中，除机构席位之外，出现最多的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区湖滨路证券营业部，暗示受让上述股权的“并非为一家QFII”。并且该中金营业部为盛传的传统“QFII大本营”，吴涛与傅梅城则均在3月7日、8日有向该中金营业部减持。

2018年12月，华策影视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大策投资已与杭金投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向杭金投指定的主体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大策投资持有的公司不超过3549万股股票，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转让价格以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前20个交易日均价为基础，交易对价总额不超过3亿元。 

这也意味着杭州市政府正式帮助华策影视驰援纾困。 

不过这份纾困似乎还未能完全解决华策影视的股权质押的压力。公开资料显示，傅梅城控股的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在3月8日刚刚质押了一笔1.54亿股的股权，其累计质押数量占其持股比例的43.71%。 

目前傅梅城的累计质押数量占其持股比例的63.69%，而第三大股东吴涛的质押比例为其持股比例的12.41%。 

如果仅从华策影视2018年第三季度的业绩来看，似乎并未受到影视寒冬的影响。不过其高达45亿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5.72亿的经营性现金流，都显示出了华策影视并不小的资金压力。 

虽然已经成为国内电视剧制作龙头公司，但是影视制作的巨大成本，也一直困扰着华策影视。 

2010年，华策影视在创业板上市。为了扩大自己的规模，上市以后，其进行了频繁的资本运作，先后收购了多家公司。而巨大资金让傅梅城从2014年开始进行了股权质押。在傅梅城的质押中，其控股的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的质押比例曾一度高达87.93%。 

而也是从2014年开始，华策影视的股东名单中，频繁出现QFII的身影。

据choice数据显示，其外资首次出现在股东名单上，是在2014年年报中。2014年年报披露，截至2014年四季度末，比尔·盖茨基金持有公司450.02万股。 

也是自此开始，华策影视似乎成为了一些QFII“钟爱”的公司。

2015年中报披露，阿布达比投资局和摩根士丹利成为华策影视的新晋外资股东；而此时，比尔·盖茨基金已经消失在了名单上，尽管曾有券商分析师表示，比尔·盖茨基金在投资风格上注重价值，偏中长线持有，不过在第一次持有华策影视上却没有超过半年。 

随后，在华策影视的外资股东名单上，前后出现过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第一养老金信托公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瑞典第二国家养老金、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JF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截至2018年三季度，华策影视的外资股东有4家，分别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瑞典第二国家养老金、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值得一提是，QFII对华策影视的钟情，似乎被没有因为其被卷入“贪腐”而受到影响。

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5年10月，安徽广播电视台原总编室主任肖某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受贿罪，肖某的判决书认定了19起受贿事实。其中，金额最多的一起是收受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总监余海燕现金8万元、发行经理余海晴现金120万元。  

而在2015年3月，华策影视曾公告表示，公司3月6日向各位高级管理人员发出3月17日召开董事会的通知，但截至会议召开，公司未收到董事吴涛的参会回执，经查吴涛正配合安徽公检法进行调查，具体情况不详。 

2013年，华策影视收购了由吴涛、刘智、孟雪、孙琳蔚持有的克顿传媒，并且与吴涛和刘智签订了不少于7年的劳动合同。并且吴涛也借此次收购，成为华策影视的董事之一。 

而在吴涛“出事”之后，华策影视虽然解除了其董事一职，但却推选了其儿子继续担任华策影视的董事。 

而在近期傅梅城和吴涛的减持中，或许可以参透其中的端倪。 

根据3月8日公告，华策影视实控人傅梅城已于3月7日、8日两日减持1768万股，占总股本1%。而根据3月7、8大宗交易数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仙游鲤城街证券营业部在3月7日、3月8日累计卖出1768万股，似乎符合傅梅城作为个体减持的数量。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3月7、8日两日，华策影视大宗交易共计减持数量为3144.37股，累计交易笔数达到13笔；其中傅梅城减持笔数为9笔，其中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张杨路证券营业部三笔，合计减持1190.94万股。 

我们注意到，12月20日，吴涛曾发布减持公告减持654万股，而当时大宗交易数据显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张杨路证券营业部累计卖出三笔，三笔大宗交易总和恰好也为654万股，暗示吴涛交易所使用的证券账户所在地为该东方证券营业部。 

而作为两人大宗交易的买方，除去机构席位之外，出现最多的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区湖滨路证券营业部，暗示受让上述股权的“并非为一家QFII”。并且该中金营业部为盛传的传统“QFII大本营”，吴涛与傅梅城则均在3月7日、8日有向该中金营业部减持。 

种种迹象显示，吴涛与傅梅城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吴涛毕业于安徽省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历任安徽电视台广告部主任、安徽电视台副台长。2003年，吴涛创办了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而克顿传媒与安徽广电的业务来往比较紧密，据当时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以及2013年1至3月，安徽电视台均因电视剧播映权销售成为克顿传媒最大的客户，销售金额分别为1.02亿元、7659万元、6199万元，营收占比分别为30.78%、13.09%以及29.59%。 

事实上，即便是现在华策影视对克顿传媒的依赖也颇高。数据显示，2014-2016年，克顿传媒对华策影视的净利润占比分别为52.8%、63.9%和64.8%。

华策作为外资重仓，除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基金与陆股通，还包括比尔盖茨与妻子梅琳达盖茨联名筹建的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以及瑞典第二养老基金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

市场认为，外资偏爱该股，或许与公司以国际业务起家（大陆版权海外贩售生意），并与海外投资者沟通充分所致。 

而从外资的选股来看，其趋向性也高度一致，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公司，瑞典第二养老基金从去年三季度数据来看，共同持有华策影视，启明星辰与东方国信三只股票。 

而这些股票，过往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所谓失信于人的案例。 

而在2018年4月，启明星辰爆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佳于回购计划后直接公布减持计划。 

监管函显示，王佳和严立于2018年2月13日和1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分别减持启明星辰股票12.32万股和13.14万股，交易金额265.47万元和276.39万元，上述二人在减持前未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而在11月，这位王佳故技重施，在抛出一亿回购计划后，却同时抛出约1.67亿减持。根据大宗交易数据，王佳于2018年11月1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比例为1.00%。 

2016年，东方国信董事长管连平为东方国信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这一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秦宏伟与管连平联系频繁，并控制使用“秦宏伟”“等2个账户买入东方国信20余万股。 

以此观之，QFII的选股思路，着实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