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型社会与高质量发展：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

作者：沈聪，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济南大学校聘教授

来源：西泽研究院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下台阶的现象，长期经济增速已经从两位数回落到6-6.5%的区间内，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已迫在眉睫。但过去十年由于以投资驱动形成的过剩产能和过高债务问题依然存在，面对新的经济周期压力，投资这把双刃剑可能要重新启用。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长期经济增长动能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消费只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本身，投资才是增长的根本动力。然而我们要问的是，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人的幸福感提升和社会福祉的提高？在经济学理论中，个体的效用最大化往往被设为终极目标，这也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快，但无法体现在个体效用的提高和个体价值的尊重上，这样的经济增长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当前，高企的房价，过高的社会成本，不确定的社会保障，以及疲弱的实际工资增速等，正在导致所谓的“消费降级”。中国经济要转换增长动能，实现有利于社会个体获得感和尊严感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应该创造提升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消费型友好社会，摆脱由经济周期下滑可能引发的“节俭的悖论”，通过提高消费质量来提升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从而在宏观上推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质量再上一个台阶。 

一、   消费驱动转型下的消费不足

2008年中国开启的消费驱动转型仍在进程中，并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从GDP的构成来看，消费对最终GDP的贡献已经从2010年的40%上升到近80%；资本形成则下降到近30%，这也符合重工业化结束、转入创新发展时代的经济特征。

然而考察消费总量变化和具体分类项的变动，结论未必乐观。2017年全年GDP回落0.1个百分点，而消费增速大跌1.5%； 2018年在GDP仅仅下降0.3%的背景下，消费增速继续大跌1.24%。从2019年春节的各项数据看，消费增速仍未见底，消费的下滑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作为佐证的是耐用消费品的销量增速。我们以最大的消费品汽车作为考察对象，2009-2010年在政策推动下，汽车产销量增速均触及100%的高点，让世界惊呼中国正式进入了汽车大国的行列。2017年后汽车产销双双崩塌，2018年末产量同比下滑14.9%，销量下滑19.2%，均为2009年来最低。

春节旅游和院线的消费情况依旧从侧面证明消费表现非常之疲弱，而考虑到春节消费高度吻合与当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的消费预计同样不容乐观。

这种在GDP中消费占比提高，而消费增速下降的现象相对令人诧异。但仔细推敲，消费在GDP中的贡献增加未必是源于消费的驱动，而是大规模的投资减速和出口衰退的贡献。即所谓并没有人上前，其实所有人都后退了一步，恰好有人退的比较少罢了。

二、   收入预期降低是消费疲弱的根本原因

在消费与收入的关系上，我更倾向于凯恩斯的描述，即消费=必需消费+边际消费，即不管收入多少都会去买的，和额外赚了钱就有了需求的。中国尚未跌入通缩的陷阱，物价仍保持了一定的通胀，那么消费的萎缩更大程度上应当归于收入下降导致的边际消费下降。

毫无疑问，边际消费主要相关的就是当期经济增长、分配到消费者中的比例和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考虑到分配比例是一个短期内较为稳定的系数，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消费倾向。而根据人性而言，当经济减速时，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变得悲观，导致消费倾向降低。考虑两者存在正相关性，我们就知道经济增长对消费增长的重大意义，包括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说的本质上也是这类事。考虑到主要的耐用消费品（汽车）和房产（及装修、家电等）均属于边际需求，2018年的雪崩式下降也就没有意外。

在消费信贷崛起的今天，我们在正常的居民收入结构外还需要额外考虑信用消费的存在，而花呗、白条等的崛起曾是2013年后力推中国消费快速发展，在年轻人中普及的重要因素。于是我们可以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信用消费能力三个角度，来查看目前消费下行的原因并思考对策。

1、工资收入增速受到挤出

从工资收入来看，2014年后的同比增速基本就处于10%以下，剔除2001和2008的两个通缩时间段，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的仅有2011-2014的数年间，其余年间工资收入增速均远低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速。

这和中国长时间处于投资驱动的国情有关，由于我国执行增值税制，庞大的投资规模和较长的流转链条让投资活动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更为紧密；而投资规模越大，单位资本的回报率就越低，也越发难以承受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考虑到2011年前中国长时间处于人口红利巅峰，且供需失衡依旧存在，劳方缺乏和资方谈判的筹码，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公共财政收入趋势保持了空前的一致，均远高于工资收入增速；而随着人口红利的减退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长期回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信息服务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种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诉求高于制造业，劳方的议价能力也远强于制造业，让工资总额增速在2011-2014年出现了逆势的上扬。但随着经济增速回落，金融和互联网等服务业也无法脱离地心引力和制造业衰退的拖累，不仅是工资增速，其就业吸纳能力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2018年不少金融和互联网巨头频繁曝出人员优化和解散的事件，与几年前大量制造业退出中国转向东南亚形成了明显的呼应。这也意味着，曾对未来数年工资性收入可以得到快速提升的劳动力将感受到深深的挫败感。

2、楼市和股市的下行挤压了财产性收入

目前中国存在的投资渠道显著不畅，或者存在较高的风险，或者存在较高的门槛，使居民部门无法广泛、合理、有效地对当期资产进行配置，造成消费升级存在根本上的隐患。被广泛作为财产性收入的配置的房地产通过十余年稳定的运作机制，营造了一个波动率低、稳定向上，并惠及政府、房地产企业和个人的标的，围绕这个标的形成了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由于土地价格随经济增长而升值，而公有制的产权制度下仅有住房能保证较为长期的产权，导致居民部门主动与其捆绑，分享中国经济收益。

但随着房住不炒深入人心和房地产税箭在弦上，房地产投资的热潮也逐步消退，北上广深等一线核心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出现了冻结和价格回落的迹象，三线城市也有一手高企、二手脆断的偶发现象，进一步增加了焦虑。

对比房地产，在英美等过普遍受到广泛参与的股票市场同样参与者甚众，然结局大相径庭。对比商品房改革20年来，年均接近10%以上的增长，证券市场（以上证指数作为参考）同期的年化回报仅有4.6%，而年化标准差高于30%，与标准普尔6.3%的回报率，却仅有10%左右的年化标准差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别说证券市场的回报率远远跑输GDP和工资收入了。以2018年而言，沪深两市公开交易市值在年初约56.7万亿，年末则仅有43.4万亿，一年下降了近13.3万亿，接近22%的财富损失在加上交易成本后，意味着大量投资者在一年内损失了25%以上的投资。考虑到2010年后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速仅为8%左右，25%的损失可能意味着很多投资者失去了1-2年的工作收入，这对消费的负面刺激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房地产和股票以外，其他市场往往具有更低的安全性和更不确定的政策风险。以P2P和各类地方交易所为例，此前野蛮生长、游曳在监管边缘的大量民间金融机构在2018遭遇了疾风骤雨般的监管，一夜间面临合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双重冲击。部分机构清盘求生，而部分大型机构则索性放弃兑付，导致大量的损失。据相关数据，P2P理财的总损失额在15万亿-30万亿之间，这部分财富的灭失客观上也打压了风险偏好，并让大量居民的储蓄灰飞烟灭。

如果个人财富无法在可见的未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获得稳定的收入预期，那么其消费倾向将被长时间压制。企业和居民部门均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则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将进一步加大国家的养老和医疗压力，并压制消费潜力。

3、经济下行预期削弱了居民的信用意愿

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之间，居民部门的债务存在最强的刚性，企业其次，而政府最次。从未来现金流收入的上下限来看，居民部门的稳定性最强，但上限最低。而从解决途径来说，居民部门的债务很难通过重组、兼并或展期来解决，其解决方法又是最少。三者叠加，让发达国家对居民信贷都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因为一旦这一环出现问题，极易迫使居民部门节省开支以偿还债务，并导致个人理性形成了集体不理性，引发国家资产负债表衰退。

这种情况在日本曾一度出现，并持续至今。为此，辜朝明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理论，解释了在衰退过程中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债务稀释和收入补充，处于刚性的债务将毁灭单个个体的信用能力。而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广泛的经济和人际往来，信用的损毁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并不比企业要低。

个人信用的修复速度和难度较企业和政府更慢且更难，加上容易导致社会问题的负外部性，往往让监管当局也始料不及。2015年鼓励创业的氛围让大量个体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创业进程，而2018年的寒冬又让大量小微企业难以为继。这些最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家个体如果破产，其造成的信用灭失不仅伤害社会的创新精神，同样对其创造的就业岗位造成极大的打击，并造成扩散性的信用下降。如果经济持续减速而有效就业无法扩张，消费信贷的坏账率将快速提升，并对银行提出两难的要求。

如果严格执行失信的标准，则经济如果持续衰退，个体的失信将传染为其相关个体的失信，并导致银行愈发难以找到合格的借款人，出现流动性陷阱；而如果放松失信标准，则存在道德隐患，相当于诚信的人为不诚信的人承担了代价。毋容置疑的是，在面对两难窘境之前，我们仍有机会通过提升经济增速来回避这个问题，只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三、   消费疲弱将抑制长期经济增速

1、居民整体的节俭将导致更深的“贫穷”

节俭悖论(Paradox of thrift) 本质上是一个古老的寓言，其发扬光大有赖于凯恩斯将其应用于经济学中的比喻。在其最著名的《通论》中，引用了蜜蜂的寓言，表示“一群蜜蜂原来每天大吃大喝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听信哲人劝说他们要节俭后开始逐步减少消费。令人意外的事，美德并未让蜂群变得更加繁荣，反而让整个族群萧条灭亡“。

用这个悖论，凯恩斯引出了其重要观点，即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勤俭节约对个人而言是美德，但如果这种美德成为社会共识则对国家的财富增长不利。其潜在假设是，一个国家的产出需要居民的消费来匹配，表面看居民人人节俭导致了社会储蓄上升，但该国必然产生供过于求，导致企业家受损。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投资，于是导致就业减少，居民收入减少，对冲了居民节俭的部分。换句话说，居民做了无谓的节俭，国家非但为从中受益，反而导致经济的供求平衡点更低了，即节俭导致了贫穷。

2、海量出口下本国的消费与储蓄可以无足轻重

凯恩斯的模型是一个摩擦较小，没有政府存在且是封闭市场的理论模型，现实比这个复杂的多。如果我们加入政府和国际贸易就可以发现，在外部需求支持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的增长可以和居民消费水平脱钩。

根据基本的国民信息统计口径，一个国家的GDP产出等于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综合。因为有海外投资和国际贸易，一国的投资额可以等于其本地的储蓄加上国外投资，消费本质上等于国内消费加海外消费。在国外投资和国外消费足够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脱钩于国内的储蓄和消费。尤其当一个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国的情况下，大量的出口（海外消费）既消费了国内的产能，又通过外汇的流入形成了本土的储蓄（强制结汇制度加强了这一点），将有效地推动这一循环的持续性，直到循环的终点。事实上，这一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东亚赶超型经济的经典模式，通过产业政策、出口补贴和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政策，帮助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至最适合当期技术水平和国际需求缺口的状态，并利用后发优势和成本优势形成快速发展。

3、东亚赶超型经济模式的瓶颈与终点

诸如韩国和日本等先行的东亚国家都在高速发展20-30年后遭遇了瓶颈，我们认为这一模式的核心问题是海外投资和海外消费是有极限的。首先是海外投资，当海外资本流入时，毫无疑问将推高一个国家的要素价格，并导致该国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减弱。由于资本流动的速度显著快速管理和技术提高的速度，如果无法压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出口竞争力的削弱会来得非常快；同时，管制和环保等因素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也将显著压低回报率。所以东亚经济体往往招商引资并放松管制，压制劳动力价格来保证出口竞争力。但即便如此，海外资本的流入终有一日会造成当地金融环境的改变，并带来不稳定性，而出口国当局迟早会约束这一部分，而最终造成海外资本流入停滞，甚至流出。

海外消费的极限则主要源于出口份额对海外的冲击。当一国的出口份额过大时，相当于对全球输出通缩，并对各国的中下层制造业构成失业威胁。在全球发达国家普遍民主制度的背景下，选票对政策的引导不容忽视，而贸易摩擦一旦加剧，海外消费就难免受到关税、壁垒乃至民粹运动的约束，导致出口国成本抬升，最终反映到出口国的出口锐减上。日本的纺织业，韩国的电子业，中国的轮胎业等等，无一例外。别忘了，茶叶不仅诱发了清朝和大英帝国的冲突，还成为了美国独立的重要推手。这种源于重商主义的矛盾在历史上循环往复，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

当海外的资本流入和外需都消失后，出口国将面临两难。由于原来的产出包含了国内和出口两部分，而投资又包含了海外投资，那么当两者消退时，出口国直接面临两个问题：1）本土产能过剩；2）资本形成不足。前者源于外需的消失，而后者源于外部投资的消失。理性的选择是，出口国将过剩的产能输出，并引导本币的国际化；如果这一过程能顺利完成，则可以成功地获得对外融资的能力，即用外债来补充国内的资本不足。但这一做法往往会造成较大的民粹问题和进一步的贸易摩擦问题，日本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出海固然是一招妙手，但同样造成了本土的空心化，对本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也有部分责任，毕竟最优质的资产出海，带来的后果就是本地的抵押品和创造现金流的能力不足。

福兮祸所依，即便我们可以和整个宇宙做贸易，最终也会出现要么我们的出口动摇了其他星球的利益；要么我们的资源殆尽，失去成本优势，一切终有尽头。祸兮福所伏，或许这种模式的尽头，是意识到发展终究是为了本国人民，一切也依赖于本国的人民。

4、为何鼓励消费而非政府投资是长期的解决办法

而如果前一条路无法走通，则需要激活本国消费，但这往往是漫长而艰巨的工程。原因在于出口国在一代人（20-30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都是基于为出口服务而设置，本国的储蓄和消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进一步推论，本国人民也并未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有利的结果。而在外需和外部投资消失后，重建这一部分公共服务和消费环境需要大量的再投资，而恰恰在这一时间点资本形成是稀缺的。这种悖论让很多国家陷入了迷茫，甚至独辟蹊径尝试用政府开支来取代居民消费，通过将凯恩斯主义刻意解读为政府刺激而非消费驱动，来将经济拉出泥潭。

我们假定回到仅有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的三部门情况，GDP总产出=消费+投资+政府开支，且在投资完全国内内生的情况下，社会总现金流=居民储蓄+居民消费+税收。那么推广可得，投资=居民储蓄+（政府税收-政府开支）=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即当期的投资水平受制于居民储蓄和政府开支。当经济减速时，短期居民必然收敛消费，以保证一定的储蓄来对冲经济下行，延缓投资的下降；而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大开支来推动投资规模扩张，短期内维持投资水平甚至进行拉升，即凯恩斯在应对危机时的建议。

然而我们将这个短期模型扩张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适用于短期模型的政策并没有长期意义。由于财政支出扩大，政府赤字上升，将通过信贷总量或利率上升来压制民间投资的冲动，投资并无法长期回升；而为了挽救这个情况，政府将被迫加大投资。考虑到政府本身并没有创造收入的能力，这部分额外的投资亦或变成债务，亦或增加税收偿还，最终要么造成国进民退并伴随高债务的堰塞湖，要么变成高税收低活力的经济低迷。

要解决这个问题，长期要么引入海外资本，来帮助投资水平回升；要么增加居民收入并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让企业和居民部门更顺畅的完成良性循环。在短时间的阵痛过后，出口国政府将在对内减税降费和对外继续开放中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前者，则需要配套针对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如果选择后者，则外部投资将补足该国资本不足的短期缺陷，带来的新就业机会将缓解失业的问题，并带来消费的回升。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在两者间摇摆不定，则经济将陷入长时间的停滞，甚至跟随惯性开始下滑。

四、   以人为本是带动消费驱动和创新的根本

1、追赶期人力资本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对于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体而言，过快的发展速度让发达国家用了几代人才达到的成果在两代人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同时也留下了发达国家几代人的问题。诸如未富先老，杠杆率走高，本质上都是中国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除了这三十年积累的经验，体制优势和积累的财富，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负担而非资产。

我们会经常去担心推广农村养老保险的负担；讨论覆盖全民的医疗需要多大的代价；认为血汗工厂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我们却不曾考虑发展不平衡对产业结构扭曲的后果；遗忘预期寿命偏低对经济的抑制；甚至忽视劳动者的闲暇对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

的确，从赶超的过程而言，人这一资产需要更长的回报期，也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用资本和技术足以快速地追赶，用尽后发优势；但当我们已经追上时，以前的策略还能用么？把经济和赛车做类比，我们面临其实是和F1一样的问题。赛道就这么窄，追得上未必超的掉。前期各种加速和吃线的确能帮助弯道超车，但当轮胎磨损完后，拿什么去超越前车呢？把人比作轮胎的话，当轮胎没了抓地力，动力再强操控再好，不觉得打滑么？轮胎不行了进站换套轮胎，损失的时间别的车又超过去了。那我们之前开那么快那么狠，又是干嘛呢？

2、信用经济与不确定性

中国实质上已经度过了商品货币的时代，进入了信用经济的大海。而两者的差距就在于载体，商品货币时代，谁拥有产能和储蓄，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而到了信用经济时代，谁拥有创造信用的载体，谁才有无限的可能性。

曾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商品经济是跨地区的分配，是调配各地各类的资源，来实现目标的过程。如果要在部分领域集中发力，计划经济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来帮助经济体实现单点爆破，创造优势。但信用经济是跨越时间的调配，将未来所有的可能性贴现，用于当下的资源配置。用三体的术语来说，差不多就是降维打击了。

换句话说，当一个经济体中计划的成分越多，其未来的确定性就越强。而计划的准确度至关重要，当准确率无限接近于100%时，会产生惊人的效率，减少投资过程中的浪费；当准确率接近50%时，依然优于自由散漫的信用经济模式，毕竟存在正外部性的拉动。这也是追赶型经济体产业政策的由来，在追赶过程中我们已经回避了过去他人的错误，吸收了经验并有用更多资本和技术手段，足以更快更高质量地完成增长。但在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时，信用经济的价值就开始体现了。

考虑到创新的成功率普遍而言低于10%，且企业的生命周期往往只有短短数年，人类商业社会中的失败其实是远远多于成功的。而人类的进步，正是源于极少的成功创造了远远超过失败总和的价值。我们无法去定义，谁一定会成功，谁又注定失败，商业领域和技术领域需要专业，需要机遇需要资源，偶尔也需要一点点运气。这种不确定性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物质水平如何高涨，我们都无法彻底消灭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我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尊重它，也尊重它的载体——人。

3、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我们经常说，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足球冲不出亚洲；为什么诞生诺贝尔奖得主那么艰难。我想，或许是我们并没有用好人这个资源，或许，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大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未被应用在人的开发上来。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禀赋，也有不同的机遇。有些人有足球天赋，有些人有绘画的天赋，有些人有哲学的天赋。当然，作为劳动力，他们都可以在不同岗位上做出不同的贡献，唯一的区别只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已。我们已经证明，优秀的哲学家从事建筑，同样可以取得成绩；饱含天赋的数学天才却疏于培养，可能做了会计以后不用敲计算器也能很快完成工作。但如果尝试着给予其发挥天赋的自由，营造适合其培养天赋的环境，在每个人擅长的领域，或许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诚然，目前中国有很多行业，其产出水平不足以覆盖生活成本，让许多人并未从事着喜欢或者有天赋的工作。但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理应有更广阔的的环境让其发挥。一个画家如果只做平凡的机械绘图师，可能一年的收入只有十余万元，工作30年的总收入也未必有500万元。但如果中国能诞生名家，将画作卖到海外并得到认可，就足以带动展览、修复、文化创造和周边产品等一系列的产业；体育明星可以得到海外的粉丝和广告收入，养活经纪团队并进行文化输出；或有一天，中国也会有自己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中国的人和历史输出到海外。

当中国的产业横向扩张，就可以在有限的经济增速下容纳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包容更多的可能性。而非拘泥于行业纵向整合，压制劳动力的成本和空间，让经济在内卷化的路上越走越深。同时，当期的成功会打开未来的想象力，足以成为更优质的资产来容纳信用，让中国摆脱负债驱动的旧模式，迎接新的未来。也在这种基础上，股权投资机构才有发展壮大的空间，而非在几个狭窄的赛道中臆想未来的胜者。

而这种结果才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改革分配制度终有极限，在蛋糕无法做大的情况下，切分蛋糕并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情况；而脆弱的人口结构和逼仄的贫富差距现象也将让改革进入惊涛骇浪的深水区。不如就拿出过往中国在重点节点的勇气，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团结一致用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用人创造更符合新时代的供给，也用人去消费这些供给，真正形成良性循环。而通过这样的经济结构转变，帮助贸易顺差调整平稳过度，并逐步引导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开放。

4、创新产业离不开消费驱动

中国试图在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来形成弯道超车，但需要理解的是，我们可以用产业政策去扶持企业，却无法用产业政策来保证竞争力。以光伏为例，10年前大力扶持的光伏产业在现今仍未形成普遍盈利；同样，新能源车依旧没有走出国门，反而有大量造车企业位于亏损边缘。

消费在经济学中本身也代表有购买力的需求，对供给的认可不仅是有这种需求，更重要的是需求有对应的购买力，而这恰恰是政策无法解决的。鼓励消费本质上就是鼓励创新，让消费者去选择产品，自然会让有创新能力的产品脱颖而出。诺基亚并没有在举国的扶持下打败苹果，而三星依旧是三星；柯达也在顽强抵抗了20年后寿终正寝，但转型的富士仍在战斗。

有购买力的居民部门，表达的才是真正的需求。不然，迫于收入不足和债务刚性，居民会加大购买榨菜和自行车，放弃高端教育并选择自学。而在价格上，低端供应的企业会得到激励，而高端供应萎缩，创新企业倒闭。这并非是没有消费升级的需求，只是没有消费升级的购买力。这是市场的失灵，也是社会的倒退，是政府责任所在，也关乎未来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产业政策上，我们可以鼓励供给侧改革，帮助淘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企业出清；但我们也需要对需求侧进行调整，帮助居民部门有足够的购买力来适应供给的升级，对真正代表需求和未来方向的企业和产品予以支持。

凯恩斯在一百年前曾说，市场并非完美，在市场失灵时做些什么，是政府的天然义务。我想，在消费不足的今天，在创新难以绽放的今天，在市场机制失灵的今天，一定会有人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迎来些什么。愿明天会更好，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