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2019年双重机会——预期差与确定性溢价

《证券日报》记者：我们知道，您从事金融研究近三十年，获得了一系列殊荣。作为国内最早提出价值投资的专家之一，您认为价值投资的本质是什么？价值投资理念与价值投资策略是一回事吗？

李迅雷：价值投资就是买的东西要物有所值，买的东西价格低于实际价值。价值投资理念与策略投资理念有的时候不一样。策略投资有时候会参照大众投资者的偏好来选股。凯恩斯曾提出过选美理论——自己心目中的美女，未必是大家都认可的美女。这个理论用在投资实践上，就是买大家普遍喜欢的投资品种，它未必物有所值，但可能有题材炒作价值。

而价值投资则是寻找低估值品种，当价格大幅回落的时候，会坚定买入，不太去注重择时；更不是当市场疯狂的时候，去寻找风口在哪里。因此，价值投资理念就是不管市场有没有风，坚持按照价值投资准则投资，不炒概念，不炒题材，只买物有所值的东西。

作为价值投资者，不应只看股价走势，而应看价格本身是不是和其内在价值相符合。

《证券日报》记者：您如何看待最近市场出现大幅上涨、交易量急速放大过万亿、股市中再现绩差股暴涨的现象，难道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估值理性回归，投机依然如故，价值投资理念又被丢弃了吗？

李迅雷：中国毕竟还是属于新兴市场，美国从一个散户市场变为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大约花了70多年时间，而中国股市历史迄今不到30年。故从历史经验看，我们仍要对当前的市场给予宽容和耐心。而且，我认为短期的大幅波动不代表全年，2019年不会是2015年的重演，毕竟投资者多多少少地会吸取过去的教训，监管者也是如此。

当然，价值投资理念能否被普遍接受，还取决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如当前正在试点的科创板注册制，按照成熟市场的要求来推行新的发行制度、交易制度和退市制度，这对于促进价值投资理念的推广也是十分有利的。最近与机构投资者交流，他们普遍对短期市场出现爆涨现象表示担忧，对某些行业板块出现连续大涨现象提出质疑，这是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轮行情的理性化倾向比以往有明显提高？

《证券日报》记者：您认为长期持股就是价值投资吗？

李迅雷：价值投资绝对不是长期持有，但长期持有可以避免一些情绪变化对估值判断带来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低估值的时候买入，高估值的时候卖出。

人是贪婪跟恐惧并存的动物，价格波动会导致心理波动，有时候太担心，有时候太乐观，主观上想高抛低吸，实际结果往往是追涨杀跌，最终影响到投资收益。所以，与做短线相比，长期投资肯定是一个能带来高回报的较好方式。

《证券日报》记者：市场在不同阶段，价值投资的标的是有所差异的。亦如12年前，您曾说“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前不久，您又表示“投资要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在前后观点的变化中，您认为价值投资与时代背景的关系究竟有多大？如何投资买不到的东西？

李迅雷：时代虽然会变迁，但价值投资的内涵是一样的。

2006年我写《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的时候，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都处在同起跑线上，但由于恩格尔系数较高，可用来投资的闲钱不多。很多东西看上去很贵，想买买不起，但是因为未来价值增值比较确定，所以值得去买，应该举债加杠杆买。在那个年代两类资产是确定的：一是城镇化率比较低，随着城镇化进程提高，更多的人会流到城市来，导致城市住房的需求增加，住房作为一种不动产，必然会大幅上涨。二是，由于此前居民都用大部分钱吃穿住行，没有多少积蓄，恩格尔系数高达40%，古玩艺术品等稀缺品的价值被远远低估，今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类资产会出现“资产荒”。

在2006年以后的10年里，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余钱增多，加之在外资大量流入、出口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货币保持高速扩张，确实印证了我当初的判断——货币助推各类资产价格快速上涨。2018年我又写了《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的文章，买不到的东西就是稀缺的东西，比如核心技术、品牌，因管制而形成稀缺物品。

一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于教育、健康、保健的投资会增加，与此相关的是稀缺的。如大家都认为青春买不到，那么，美容整容、健身行业就值得投资；大家都认为人生不可重来，希望孩子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教育行业就值得投资；大家认为寿命有限、健康第一，健康买不到，那医药生物行业就值得投资。

二是，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一些传统的制造业是过剩的，但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企业依然稀缺，如医药里面的原创药、靶向药、基因药等都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来获得。虽然大家对健康保健的需求很大，可是由于仿制药太多并不稀缺，真正值得投资的是创新和原创药。

三是，有品牌的，特别是产品有独创性的民族品牌。如茅台，由于其只有在特定地点才能生产出具有独特口味的白酒，换个地方就不能生产同样口味的白酒，所以它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社会形成对高端白酒的巨大需求，当限价茅台买不到了，市场价格就会越来越高。目前，白酒的需求依然很大，高端白酒就集中在几个品牌中，随着消费升级和消费者偏好的高度趋同，导致某些品牌的商品市场份额不断提高，想买买不到。

四是，因为管制而形成的稀缺品。比如外汇管制导致外汇买不到。外汇买不到怎么办，可以买黄金，因为黄金是国际定价的，外汇价格的变化会反映到黄金上。

《证券日报》记者：对于2019年的大类资产配置，您曾表示比较看好黄金， 另外您还看好哪些投资品种？

李迅雷：黄金作为一种各国的流通货币，已经持续了几千年的历史，不会因为数字货币的诞生，就能在短短几年里把黄金货币属性废掉。黄金价格相对于过去十多年超发的货币总量而言，不涨反跌，说明已被低估。最近多家央行都在增持黄金，也反映出黄金的价值所在。

另外，我还看好权益资产。如对2019年的A股市场的大趋势还是比较看好的。

因为权益类资产经过3年半的调整后，估值水平已经大幅下移，处在历史的估值低点，股指本身就有均值回归的动力，相当一部分股票已经颇具投资价值。近期及未来，外资会大量涌入A股市场，因为境外投资者更趋于理性，会认为经过长期下调后，部分A股的价值投资机会比较大。

股价所反映的是对未来的预期，股价包含了经济前景担忧、企业盈利下滑、改革困难重重、中美关系前途未卜等诸多负面因素。如果未来这些悲观预期不会兑现的话，就会形成“预期差”，所以，忧患反而是个利好，乐观反而是个利空。因此，未来A股上涨的动力可能会来自“预期差”，即现实好于预期。

《证券日报》记者：您曾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实则是有意为之的结构调整，不能将其当成负面因素来看待。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的特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请问，在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您认为哪些行业将会显著受益？

李迅雷：在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新兴的行业、成长性的行业将率先受益。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都会经历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最终到中低速增长、低速增长等几个阶段。

中国现在已经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目前正处于转换阶段，GDP在6%以上还是属于中高速的增长。在转换阶段就会出现分化，各个领域都会分化。一些产业更加聚集，增速相对较快。最明显的就是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等信息技术产业，去年收入增速接近30%。

在此过程中，机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头部企业的形成。虽然传统产业的增速有所下降，但是由于行业出现了分化，处在头部的企业，可以抵御行业增速下降所带来盈利的下降，盈利维持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上。

二是旧动能转化到新动能部分。新动能本身就具有成长性，会有大量需求来推动行业的发展。现在初步估算，新动能与老动能比例大概是2:8，所以，新的动能虽然成长性很快，但由于体量较小，波动较大，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新兴行业的风险不比投资传统行业的风险小。因为传统行业是确定的，可以享受确定性的溢价。新兴行业有很多东西不确定，估值可能会面临不确定的折价。

《证券日报》记者：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股市价值投资标的的选择，总体上应本着“好生意(细分行业潜力)、好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好价格(估值相对合理)”的基本思路。对此您怎么看？您曾提出“确定性溢价”的观点，目前仍坚持这一思路吗？

李迅雷：这些指标每一条拿出来都有道理，但是更要综合判断。

从长线分析一家公司，要看可持续增长能力，持续维持毛利率水平到底如何，平均利润率水平如何，然后行业的本身发展空间如何，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如何。衡量价值投资，不是一个很单一的指标，而要综合考量。也就是说作为价值投资，一定要给一个护城河，要足够的宽，这样安全边际就比较大。

对比美股市场的定价现状，那些业绩增长具有“确定性”的A股龙头公司价值仍未被完全发掘。我认为，存量经济下，龙头公司的确定性溢价有望继续提升。A股市场目前依然属于新兴市场，走向成熟还需要20年-30年的时间。

《证券日报》记者：您做研究工作已有30多年，自己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李迅雷：我觉得不太满意，所学所用都非有局限性。我做纯学术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不到5年。1996年进入券商做研究，基本上属于卖方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偏好是喜欢去探索和发现，去研究一些我认为可能被社会、被主流机构所误判的东西，探寻和揭示真实的世界。记得2012年，我写过一篇《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的文章，因为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城市化率等数据都存在明显低估，投资则被高估，进而计算统计部门所发布的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是多少，公布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误差过大，就会形成误判，对宏观决策不利。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践行自己的使命就是找出问题。找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规避经济决策风险和运行风险，如果能及时修正这些问题，就会使经济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健康、更加可持续。就像医生，找出患者问题，给出治疗方案和建议，进行康复。我想，没有人会去指责医生：为何一味去找别人的毛病，而不去赞美别人的长处。因此，对于经济学家，也应该宽容。

无论做研究，还是做价值投资，都需要保持严谨性。研究和投资毕竟要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用情绪来替代研究和投资。

拿中国股市来说，熊长牛短，对此投资者确实不满意。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其背后是国家治理结构如何进一步完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到，要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结构。所以，我们要改善社会治理结构，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架构，只有这样，才能够给投资者更多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