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度何处？

• 当地时间2月26日，印度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一场1971年以来的“最深入”袭击，印巴局势骤然升级。
  

刚刚公布不久的2019胡润百富榜里，今年的亚洲首富被印度能源大王安巴尼夺得，其财富高达3700亿元，首次跻身全球前十。

印度始终是国人关注的重点。在写完越南、泰国之后，第三篇，笔者写印度。

2017年中国人均GDP7329美元（按世界银行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同口径下印度的人均GDP还徘徊在1965美元上下。国人历来关注“龙象之争”，这标志着中国在中印几代人追赶现代化共同目标上领先一步，且优势不小。但 “行百里，半九十”，从某些侧面看国人怕是低估了印度，印度仍存在迎头赶上的可能。

印度的基本面现状扫描

最近5年高质量增长

2008年以后，印度一直维持着较高速率的增长，尤其近5年呈现出经济增速稳定，而TFP增速改善的特征。

而且，这5年当中货币增长得到控制，在摆脱高通胀的同时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速，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没有过多地依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相反是经济的内在动能驱动着增长。

国际收支失衡趋于收敛

长期以来，印度经济的重大挑战就是摆脱国际收支失衡。1991年接受IMF援助而被迫启动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也是源于此。最近几年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一方面是进口收敛，另一方面出口竞争力改善平衡了贸易差额。2013年至2017年经常账户的赤字已经收窄至GDP3%以内波动。

因为印度资本项目和汇率的自由化程度明显高于中国，这反而增加了印度对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使得货币风险和外部风险降至低水平。

人口红利、城镇化动力与经济增长前景

对于印度，全球的焦点就是其极年轻的人口结构及与之相对应的人口红利。2018年64岁以下人口占比超过94.5%，世界银行公布的2017年老年抚养比仅9.04%，低于中国的14.84%，也低于美国的23.47%。这给印度人口红利不断释放提振经济提供了可能性。

从人口素质看，未来印度人口知识化和城镇化的成长空间是可以想象的。从高等院校入学率看，中印两国都是艰难起步，中国从1988年的3.1%增至2017年的51%，印度则从1988年的5.5%增至2016年的27%。如果相信中国能做到的，印度没有理由做不到，那么印度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是必然的。

另外，城镇化进程将给印度带来强劲增长动力。中印两国城镇化水平在1988年曾非常接近，都在25%左右，但此后拉开了差距，2017年时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57.96%，印度则只是上升至33.6%。印度的城镇化进程必然还会继续，即便缓慢，趋势却是确定的，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考虑到中国榜样，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迈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抹平了与美欧国家的发展差距这类更强的榜样，政治稳定、市场经济秩序不断扩张的印度也有很大几率重复类似的经济增长，最多只会在速度上有所差异。因此，可以确信印度未来10年，乃至20年和30年的经济增长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尽管印度存在着宗教导致群众进取心不足、社会阶层流动性低、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不高、政府腐败和低效等问题，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从相同的历史阶段走过来的，而且印度是民主接续传统的国家，在治理这些问题上虽然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绩效，但在发展中缓释和克服这些负面因素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

联邦制下的印度政治与行政体系

印度，并非中国一样的统一民族国家。要理解印度政治和经济，首先要了解联邦制。宪法确定印度是一个“国家联盟”，其意指28个邦（State/Pradesh）、6个联邦属地（Union Territories）以及德里国家首都辖区都是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结成联盟组成印度。

因此，联邦政府和邦政府不是我们常识当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更接近于联盟政府与联盟下国家的关系（印度的联邦制也不完全同于美国的联邦制）。为便于理解，以常识类比的话，那就是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大于欧盟理事会，而远小于中国的中央政府。

根据宪法，联邦政府与邦政府根据划定的范围分享着我们常识里的国家主权。国防、外交等主权由联邦政府享有，但邦政府享有独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等主权，包括征税和独立财政的权力。比如印度宪法允许各邦无须征得联邦政府都同意就可以无限制地借债（有前提）。由此可见，这种主权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上的地方自治权，而是与国家层面主权一致的权力。

邦的行政长官与联邦的行政长官，没有上下隶属关系，只有根据宪法和惯例约定权力范围和边界进行协调执政的关系。这也是为何美国总统不能召集州长开会，要求其向总统述职的原因。各州的州长是民选的，非联邦总统任命，谨向所属州的人民负责，而非向联邦总统负责。

印度的邦（State/Pradesh）的行政结构类似于美国的州，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印度还设有“邦长”（governor）的名义元首，由总统任命，任期5年。邦的行政长官是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由邦议会选举胜出的党派（联盟）推选，任期5年，是邦的政府首脑（类似于联邦政府的总理），在邦内组建内阁，自成体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独立于联邦政府行使主权。

邦以下的行政区划更加复杂，其根据城乡之别又分为两类——在城市，依次包括96个市政厅（municipal corporations）、1494个自治市（municipalities）与2092个更小的自治市（又称“Nagar Panchayats”）；在乡村，则包括247033个乡村地方实体（又名“潘查亚特”，panchayats），其中有97.4%切实坐落于农村（village），剩下的则分布在区/巷（district/block）。1992年印度宪法第73次修正案规定各邦设立县、区(乡) 、村三级潘查亚特进行自治。潘查亚特是经宪政认可又承自传统的一种地方自治模式，与一般的地方政府形态有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印度的行政系统与中美都不一样。既没有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如臂使指般的高效指挥系统，也没有美国联邦、州与县在法治框架下润滑的协调系统。印度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政体范式，形似联邦而神似邦联，各邦之间高度分散且自治，邦下辖的县级（District）政府也是高度分散和自治。此外，印度各邦都有权设置自己的语言（发音和文字），仅宪法承认的官方语言就有22种，这使得全印畅通交流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任总理莫迪正在运用无以伦比的领导力（领导力体现在支持率上：2016年9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莫迪的支持率高达80％~86％ ，是继尼赫鲁之后最受民众欢迎的印度联邦政府领导人）展开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致力于在印度创建一种新型的联邦体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通过向地方让渡一部分财权、事权，提高地方政府行动的自主性与成效性，并促进中央与地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展开合作，同时鼓励地方邦政府在行动自主的基础上开展竞争。

宗教仍是世俗生活的中心

印度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宗教的影响深入到它的社会与文化的每一部分。宗教在这个国家及其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中心和决定性的角色。

据克莱恩中心（Cline Center）数据，2013年印度全国约有80.5%的人口信仰印度教，13%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剩余的少数人口信仰锡克教和基督教等。作为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印度教主张多神崇拜的主神论；四种姓分立；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祭祀万能与崇尚苦行。

其中种姓制度仍然在残忍地撕裂着印度，阻碍着印度走向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可接触者（又称“达利特”或“贱民”，印度现约有1.67亿达利特人）饱受歧视，在教育、劳动方面都无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因此处境艰难，生活贫困。而且他们必须遵守传统中的种种禁忌，比如走过的足迹要清理抚平，甚至连影子都不可以与其他种姓的人交叠，以免玷污他人。尽管上至宪法，下至《民权保护法》都禁止种姓制度造成的种种不平等，但由于宗教传统和地方底层乡村自治的反对力量依然强大，集血统论、森严等级观念于一体的邪恶种姓制度依然顽固地在印度的社会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福山认为，印度由于宗教力量过强，阻碍了国家权力的正常发展，故而未能产生强有力的政治国家。换言之，印度之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专制政府，包括在英国殖民时期，就是因为印度的宗教从来没有为暴政国家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以便其有效集中权力来渗透社会和改造基本社会制度。

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印度1950年1月26日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开国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父女（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间，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学习苏联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印度经济政策主要特点包括：

第一，对外贸易实施“保护主义”，卢比不可兑换，进口需要政府的许可证且需缴纳高额的进口税等。

第二，建设了众多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对钢铁、煤炭、机械、通信、保险、电力等基础行业实施国有化。

第三，企业需要国家许可证才能开办，而低效率的官僚机构让许可证非常难获得，以致于印度的大企业家拉克希米·米塔尔和拉坦·塔塔都更喜欢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因为在印度获得许可证可能要耗时七八年，经济活力因此受到强烈的抑制，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印度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5%，不仅低于亚洲四小龙，也低于巴基斯坦。

第四，为了维护工人权利，政府竭力阻止企业解雇工人，而申请破产又极为困难。

高度僵化的“民主社会主义”无可避免地走向破产，1991年因为对外支付危机向IMF贷款后，印度被迫开始启动经济自由化进程。具体的措施包括：取消许可证制度、降低关税和利率、减少公共部门垄断，对外资开放本国市场和产业等。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大大放松，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印度逐渐向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靠近。

但这种靠近过程中，印度的发展表现并不理想。谁曾想，在1983年人均GDP同一起点的印度和中国（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不变价美元，印度1983年的人均GDP428美元，中国的数字是424美元），到2017年竟然拉开了如前所述的巨大鸿沟。

为什么两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差距会如此之大？印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对比中国超大规模开发的成功，印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未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令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持续拖累经济增长”（《不确定的荣耀》）。

而为什么印度不能如中国那样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呢？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度”的制约。与大家的一般性印象相左：民主在发展经济上不仅没有优势，甚至反而会产生很多阻碍，它只是守护人类社会自由与法治最不坏的方式而已。因为讨价还价多，社会整体的“交易成本”就多。

举个例子，2005年浦项制铁和奥里萨邦政府曾签署了一项FDI谅解备忘录，需要邦政府为浦项制铁提供2700英亩土地。但征得2100英亩土地之后，邦政府无法在法治框架下合法征得更多的土地，使得当时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流产。印度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都绕不开土地征用问题，而印度的征地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并受到民主机制的制约，前有1894年英制的征地法 ( “Land Acquisition Act 1894”)，后有2013年《土地征收、移民安置与重建法》，政府的手脚都被束缚住。因此，民主与法治进程下的土地征用非常耗时耗力，且成效差强人意。

阻碍印度长期经济绩效提高的另一个原因是联邦制下的税制，造成了国内市场的割裂。统一的商品与服务税法（GST法案）通过前，联邦政府对商品生产制造环节征收消费税，邦政府对消费环节征销售税，印度28个邦政府制定的税率各有不同，导致跨邦贸易要负担名目众多且高额的税负。有的邦还通过设置过境税来构造与其他邦的“贸易壁垒”以保护本邦的商业利益。其实，这种做法在美国建国初期也并不鲜见，州之间的竞争甚至不惜以邻为壑。割裂分散的子市场制约了印度市场经济秩序的拓展，商人难以在复杂的邦的税目和贸易壁垒中经营，所以，至今印度都没有经营范围覆盖全国的连锁商业企业。

此外，政府低效和腐败、种姓制度固化社会阶层等等原因也制约着印度经济的腾飞。

看好印度的逻辑

常识的支持

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机会，如果拘泥于已有的经济数据分析，很容易犯“精确的错误”。回想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选择到华投资的外国企业，面临着社会制度、法律等等深不可测的隔阂，但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完全不依赖于数据分析，而是依赖于中国将发展壮大、国家与国家不平衡的差距将会缩窄的常识。选择比分析更重要。

世界人民，无论种族，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逃不开人性深处最朴实也最强烈的愿望，即追求好日子。这种追求只要被政府导入到正确的道路上，就会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而市场经济就是正确的道路，自由竞争扩张到哪里，哪里就获得自由和繁荣。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13个经济体以赶超的方式利用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了高等收入国家行列都是很好的范例。1991年至今，印度已经用了28个年头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繁荣必将勃兴。

莫迪的改革红利正在形成

莫迪是印度独立以来，尼赫鲁之外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他利用这种威望推动印度上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改革的成果又反过来增加了他的威望。

莫迪政府的改革红利主要在于推动了两部重要法律。2017年3月“统一的商品与服务税法”（GST）得到议会的批准。GST在全国范围内合并税种，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第一，消除联邦与邦之间重复征税的现象；第二，统一税制后避免邦政府之间利用税率展开恶意竞争，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由此可以期待，印度统一的国内市场正在形成，尽管这个市场因为邦或民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却统一于印度联邦制下。小米等手机制造商已经享受了这一红利。

2016年5月，印度新的《破产法》获得批准。这是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成就，因为破产法可谓市场经济的“宪法”。美国只有两部法律是由联邦来制定而不允许州来制定，一部就是美国的国籍法，另一部就是破产法。因为破产法守护的是市场经济的底线，旨在保护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市场主要的供血者——债权人的利益。对于一个自由的市场企业来说，它最需要的是能够给它提供信贷，给它供血的债权人，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供血才会发生并提高配置效率。在债务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更是如此。

但各国立法时，出于稳定等因素对债权人的保护做的不够好，远不如美国，这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日本。现在就有很多学者认为日本陷入通缩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鼓励市场出清的破产法，导致政府和企业同时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难以自拔。日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学习美国的破产法，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倒产五法”，近来把和解制度也废除掉了。

好的破产法，让僵尸企业无地藏身，让债权人得到公平保护，进而鼓励国内守信、创富的精神，而不是滥用债务资源。印度在这点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新立法对那些与债权人发生冲突的人毫不留情。如果专门法庭裁定企业无偿还能力，那么该公司董事会实际上会全部遭解雇，同时指派一位独立专家代表债权方来管理公司。管理人会寻求债务重整和重组（包括将公司所有权出售给新的投资人——确保债权人利益受到保护），但如果不能在九个月内达成交易，那么该企业会遭强制清算，包括资产出售。这会有力且彻底地促进市场出清，防止银行系统再向僵尸企业注资（这是中国需要学习的），从而大大改善了金融系统的效率。美国之所以在次贷的创伤中很快恢复过来，破产法强制的市场出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现在站在了和美国接近的立法水平上，这将是印度的国家竞争力的长期来源。

总而言之，莫迪的改革就是对印度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回应。正是民众发展经济追求好日子的迫切需求才引发了这些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以法律的、制度性固化规则来引导民众的市场活动，可望形成良好的正反馈。

印度的特殊性

印度在独立后，民主作为外部移植的制度一直在与传统的宗教和习俗碰撞摩擦，相互排斥又相互吸纳，用数十年的时光磨合，犹如文火炖肉，皮开肉绽，交融的结果更彻底，有望逐步内化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这使得印度有很大的几率进化至森所期望的那种具有内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设性的价值的民主政治，从而使印度的社会有更强的弹性应对各种挑战。印度不温不火的进化，让外来的民主、法治、自由市场与传统碰撞交融，反而更符合制度变迁的规律，缓慢但入木三分。

从已知的社会实践看，法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三者是最佳伴侣，现在印度三个都拥有，且与传统接续相容，这让印度有更大的机会摆脱制度依赖或“锁入”状态。现任总理莫迪之所以能在一个任期当中就能达成若干革命性的改革，本质上就是直接受益于历史积淀的“火候”到了。拿商品和服务税法GST法案来说，不仅要得到议会上下两院的支持，还需要多数邦政府议会的支持。莫迪及其运用的政治艺术固然在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法案凝聚了民主的共识，以致于印度两大党之间的党争都变得不重要了。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印度会变得更有后劲和耐力。还不用提因为某些共性，使得印度在国际社会中有更多的亲和力，在西方把持话语权的世界秩序中便于通行和获得支持。

结语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未来的投资机会不可限量，尤其是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印度的增长更会一枝独秀。但要记住，这个国家的文化内涵是内倾和安静的，要在“慢即是快”的哲学里去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和成长路径，这样才能安安稳稳投资，以获得长期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