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委内瑞拉危机的政治和经济根源

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而不平等程度是最低的。

作者:约翰·波加 

2014年反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抗议者,手背上写着 “自由”(liber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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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而不平等程度是最低的。石油繁荣使得委内瑞拉政府在1974年至1979年间的财政支出(按绝对额)超过整个独立时期。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委内瑞拉(Gran Venezuela)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中是最高的。

委内瑞拉人对苏格兰威士忌的消费量是世界上最高的,中产阶级开着凯迪拉克和别克,挥霍的上等阶级飞往迈阿密大肆购物,在那里他们被称为“dame dos”(“给我两个”)。 在政治上,委内瑞拉与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曾是1977年拉美仅有的三个民主国家。

2010年首都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广场鸟瞰图。

但是,现在委内瑞拉深陷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2016年国家经济据估计缩减18.6%,预计2017年将继续缩减4.3%至6%。2016年通货膨胀率估计为290%至800%,而在2016年12月,委内瑞拉已成为拉美历史上第7个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尽管政府仍在尽最大努力继续支付,但2017年极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 

这种危机造成的人力代价非常严重,粮食和医药短缺,婴儿死亡率高涨,委内瑞拉被认为是世界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1980年到2015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

因为卫生纸、牛奶、食用油、黄油和玉米粉(用于制作该国随处可见的玉米饼)等商品短缺而出现了专业代人排队者,他们代人排队并收取一定的费用,一些数字应用程序也用于帮助居民搜寻一些稀缺物品,同时也出现了其他现象,比如一些怀孕的妇女在排队时候分娩,以及平静的排队者对凶杀案件熟视无睹,依然排队。 

在过去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委内瑞拉人的体重平均减少了大约19磅,这被戏称为“马杜罗节食法”,表达了对现任总统马杜罗的讽刺。

2015年示威者在商店外寻求基本商品时的场景。

公共卫生也一样糟糕。由于医院用完了进口抗生素,手术用品和医疗设备零配件,婴儿死亡率上升了30%,产妇死亡率上涨65%,2016年疟疾感染率上涨76%。已被认为灭绝的白喉也再次出现了。 

据估计,自1999年以来已有250万人离开委内瑞拉,如今委内瑞拉成为向美国提出避难申请的第一大国。与这些破坏性的事态同步发展的,还有这个国家已经从混合体制——一种把民主特质与专制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了纯粹的威权主义。政府推迟地方选举,并叫停了反对派于2016年10月发起的罢免总统马杜罗的公投。 

此后,马杜罗企图解散国民大会,由此导致国际反对、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本党党员的谴责。有分析人士担心,委内瑞拉可能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 

卫生纸是委内瑞拉近年来匮乏的基本必需品之一。 从2014年开始,这一标志意为限制每人只能购买三包卫生纸(左)。三个不同机构(右)的数据,展示了委内瑞拉从1998年至2016年的谋杀率。

2

这种异乎寻常的经济下滑和民主衰败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委内瑞拉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该国富足的矿产资源并未推动发展,反而削弱了经济与社会的建设性发展。虽然委内瑞拉第四共和国(1958 - 1998年)的民主是持久的,但其质量并不高:政党制度代表性有限,社会中许多部门未被纳入,并最终导致了合法性危机。 

出于对经济形势的不满和对时任政权的不信任,选民在1998年投票给民粹主义者乌戈·查韦斯。

查韦斯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却没有解决任何根本的政治或经济问题。此外,他花钱大手大脚,对自由民主态度矛盾,而且他与软弱的马杜罗经济管理不善,导致该国陷入如今的危机。 

查韦斯总统在1998年当选总统之前迎接支持者(左)。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查韦斯的精心挑选的继任者,在2015年穿着总统肩带(右)。

1石油依赖和资源诅咒

委内瑞拉外交官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创始成员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预测,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将使其陷入贫穷。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期间,他曾预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 石油会带给我们毁灭......这是恶魔的排泄物。” 

他的话得到了应验。 

委内瑞拉的一些邻国长期依赖单一商品出口,但后来出口逐渐多元化,而委内瑞拉则是一个完全依赖石油及其衍生物的开采和出口的食利型国家。石油是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财政部门最大的贡献者和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2016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全国GDP50%以上,占出口总额近96%。 

1998年至2013年委内瑞拉石油占出口总收入百分比

如此高度依赖导致了“丰盛悖论”或者说“资源诅咒”,意指一个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很难促进发展。同时它还导致腐败,因为产生财富的人有限,而政府在分配财富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在代议制度薄弱的地方,石油繁荣——造成繁荣与发展的假象——在增加石油相关收益时可能削弱政权稳定性,从而削弱国家能力。 

这一切都已在委内瑞拉发生,石油依赖已经造成至少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首先,石油依附国家很难将石油租金用于发展强大的国内生产部门。 

自然资源开采的丰厚收入阻碍了对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而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多样化发展。委内瑞拉的先哲早已认识到这一挑战。在一篇1936年的著名报纸专栏中,作家兼学者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号召他的同胞们“种植石油”,通过利用石油租金来增加国家的生产力,现代化和教育。 

委内瑞拉知识分子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呼吁他的同胞用石油利润来发展国家和人民(左)。 1965年至2015年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总值(灰色),消费总值(黑线)和出口总值(绿色)的图表(右图)。

领导人没能听从他的意见。相反,油价的小幅上涨一直在扭转委内瑞拉非石油行业的增长态势,这些部门在石油繁荣前的平均增长率为3.3%,在石油繁荣后则变成-2.8%。 

由此导致牺牲其他行业的同时对石油收入产生持续依赖,并且使风险集中于一项脆弱商品。如上图所示,石油依赖度从1998年以来有所增长,石油所占出口从2012年的70%增加到95%以上,2016年据报告为96%。 

第二,在石油繁荣时期,石油租金还可能导致对国外进口的依赖性增加,从而牺牲国内产业。 

这是因为新发现的油田或石油价格迅速上涨导致了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导致货币升值,损害了其他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增加对外国相对便宜的进口货物的依赖。当石油收入飞涨时,进口额增加。 

然而,当原油价格下跌和石油美元下跌时,正如现在,政府进口货物就变得更加困难,由此产生了20世纪80年代和自2012年以来的商品短缺。在现有条件下,委内瑞拉政府决定优先支付其主权债务,而不是进口更多的货物。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2008年,国营石油公司大楼的标语“祖国,社会主义,或是死亡”。

资源诅咒的第三个后果是地方性腐败。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等外来租金的国家,能够开展大规模的公共支出计划却不必制定财政制度来征税。结果,公民就减少了向政府问责的意识。 

此外,当公民的代理人拥有垄断权力和自由裁量有价值权利的分配权时,腐败的动机也会增加。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公共部门的腐败至少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民主化时期。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石油价格飞涨,对行政权力的横向制衡以及对国营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的监管都有所减少。如今腐败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透明国际发布的1995年至2015年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CPI)。较高的数值意味着更高的廉洁度,而数字越低越腐败。

腐败反映在透明国际关于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的变化上。自1995年第一次调查以来,该国一直处于世界最腐败国家的前10%。而在2005年以后该指数继续下跌,反映出民众对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保持清廉公正的信心逐渐减少。

2军事,民主化和“政党统治” 

军政府传统、起步较晚的民主化以及民主代表性薄弱等政治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作为解放者而闻名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是一名军事和政治人物,他在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巴拿马从西班牙的独立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左)。2014年的一场阅兵式以缅怀2013年去世的总统查韦斯(右)

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尔说过:“厄瓜多尔是一个修道院,哥伦比亚是一所大学而委内瑞拉是一座军营。”事实上,委内瑞拉武装部队一直是委内瑞拉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参与者。截止1858年胡利安·卡斯特罗(Julián Castro)的军事独裁统治,独立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代表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旧军官。 

现役和退役军官交替掌权的情况随着1899年光复革命而不再发生此后直到1945年,国家先后遭到军官独裁统治: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1899-1908);胡安·比森特·戈麦斯(1908-1935);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1935年-1941年);以及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1941-1945)。

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总统通过私军夺取政权后于1899至1908年统治委内瑞拉(左一)。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总统从他的前任手中夺取政权,并从1908年一直统治到1935年他去世(左二)。

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总统是他前任的陆军大臣,他于1935年至1941年执政(左三)。

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同样曾担任他前任的陆军大臣,从1941年统治委内瑞拉直到1945年(右)。

委内瑞拉在民主行动党-ADECO三年(1945-1948)统治时期尝试进行民主选举,但此后很快又受到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在内战结束后,军队自视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关键机构。 

 “委内瑞拉民主之父”罗缪勒·贝坦柯特总统在1946年投票。(左)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总统,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于1952年至1958年统治,在1954年接受美国大使弗莱彻·沃伦表彰。(右)

军队干政意味着民主将迟到。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出现稳定的民主,直到1958年,委内瑞拉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行动党(AD),社会基督教党(COPEI)和民主共和联盟(URD))的代表签署了被称为“菲霍角协议”的正式协议。 

该公约旨在通过选举、内阁及官僚机构分享权力和一个初步规划的政府来维系民主。该协议使得委内瑞拉民主在喧嚣的60年代、左翼游击队的威胁以及由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右翼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的不安定企图中存活下来。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民主共和联盟下台后,这份公约却使委内瑞拉的政治体制走向具有排他性的两党竞争制,由社会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两方争夺权力。

这种两党掌控政府的情形被迈克尔·科珀奇称为“政党统治”:政府民有、党治、党享。其中,社会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采取了一种“近乎病态的政治控制”,由此保证了稳定但牺牲了代表性。 

两党统治依靠一种协调制度,他们在双方之间或是同商界和军方等利益群体协调以寻求在重大政策上达成共识。他们通过庇护主义的方式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有限的代表渠道进行合作,例如利益集团,媒体和法院。 

从左至右,拉斐尔·卡尔德拉、乔维托·维尔巴和罗缪勒·贝坦柯特1958年签署菲霍角协议(左)。社会民主行动党(AD)的标志(上)。社会基督教党的成员,成员穿着象征该党的绿色衣服在2010年前后一场市长竞选中游行(下)。

这些限制损害了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当石油价格下跌导致用于庇护主义手段的资源用完时,民众对两党和第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支持逐渐减退。

委内瑞拉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成就,如果考虑到石油依赖以及民主的僵化程度,看起来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当时委内瑞拉的人均GDP、社会消费和生活质量都有所上升,而且避免了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崩溃,但这些成果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这些根本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弱点也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为该国滑向民粹主义以及21世纪初军队干政铺平了道路。 

3经济危机与政党统治的瓦解

随着油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崩溃,经济形势是最先下跌的。高额公共债务、国际贷款的枯竭以及被高估的货币导致了1982年和1983年初的大规模资本外逃。 

1983年2月18日,或者说在委内瑞拉为人们所熟知的黑色星期五,政府已经实行货币管制(查韦斯在20年后也采取了这一措施)来阻止通货膨胀。一夜之间,购买力下降了将近75%。 

全球每桶原油价格在1970年到2015年间发生巨大波动。

4政党统治开始崩溃

由于低油价以及国际债务利率上升的打击,委内瑞拉政府努力地筹集资金。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试图在1989年2月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来解决问题,但这些措施只不过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由此导致了2月27日的抗议、骚乱与抢掠事件,造成数百平民死亡。 

1989年2月和3月上旬,警察在骚乱后巡逻,这场骚乱被称为Caracazo。

随后,由陆军中尉查韦斯上校组成的激进的左翼团体革命玻利瓦尔200运动(MBR-200)加速了其政变规划。1992年2月的政变尝试并不成功,(同年十一月空军的第二次政变尝试也没有成功)但它标志着后蓬托菲霍民主时期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深层次的体制危机,1993年佩雷斯遭到弹劾,拉斐尔·卡尔德拉(1994-1999)执政期间发生重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的还有几十年来最低的国际原油价格。 

5查韦斯主义:对自由民主的侵蚀与民粹主义经济学 

政治门外汉出现的条件已经成熟。华丽而富有魅力的查韦斯利用了选民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他在1992年的政变失败后变得全国闻名。 

查韦斯通过“玻利瓦尔主义”作为平台上进行竞选,其对国家的激进构想包括经济和政治主权、自给自足、民主社会主义和参与式民主等,查韦斯承诺将终结委内瑞拉不公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除此之外,他还承诺建立一个制宪大会来修改委内瑞拉的宪法,并将玻利瓦尔主义写进法律。 

2012年查韦斯再次参选的竞选海报(左)。

2013年查韦斯总统穿戴着他标志性的红色贝雷帽和委内瑞拉国旗运动服(右)。

作为一个政治门外汉,他声称他会终结公共部门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他承诺消除贫困,扩大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国家服务,并将这些被排斥的群体纳入政治进程。他的竞选策略得以奏效,因为他以56.2%的选票击败了保守派亨利克·萨拉斯·罗默,并开始了他四个任期中的第一个。 

查韦斯在国民大会中拥有多数(有时是绝对多数)的支持,他是一个极端的人物,采取了一种用投票决定的多数决民主,因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了他的反对派的意见和价值观。 

在他的煽动性言论中,他诋毁了政治对手,使用了如escuálidos(弱小的),腐败的寡头,帝国主义走狗等等词汇。他将反动资产阶级成员称为“pitiyanquis”(小洋基佬),将反对派政治家恩里克·卡普里莱斯称为“下等生活的猪”。 

斗争并不仅仅限于语言。2004年,国民大会议员路易斯·塔斯科(Luis Tascón)公布了一份名单,名单上包含了在2003年和2004年请愿罢免查韦斯的上百万委内瑞拉人,并使政府开展了针对这些请愿人的歧视性措施。 

在政治上,总统慢慢地积累权力,逐渐消除了那些对他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制约:他限制法院的权力,用忠诚者填满军队的各个阶层,把军队融入政治,完全解散了独立媒体。同时,在2002-2003年旨在弹劾他的总罢工后,他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去。在有利的经济形势下,他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反对派支离破碎,查韦斯先后在2000年、2006年和2012年赢得了连任。

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至2011年期间上升,特别是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期间(左)。 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委内瑞拉的街头小贩在2006年出售总统查韦斯的玩具模型以及总统标志性的红色帽子。

但是,查韦斯对于民主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方便而非出于坚定信念。当他1992年政变失败后,他才把选举作为一种通往权力的途径,并且很少容忍作为多元民主特色的不同意见。 

在他2013年去世时,委内瑞拉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独裁统治,而是一个混合政体,政治环境明显向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PSUV)倾斜。 

自由民主也由于政治反对派的失败和经常分裂而遭受了一些困难。也许最目光短浅和有害的行动莫过于2002年针对查韦斯发起的失败的军事政变,这使他有机会质疑这个政治联盟的民主价值观,同时让他得以重组武装力量并将其变为一个更偏重意识形态且忠于现政权的机构。

2002-2003年对他的政府的大罢工也为他解雇大约18,000名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员工提供了理由,随后的抵制和示威活动往往有助于巩固政权并展现了对政权的强大支持。2005年,五个主要反对党由于投票过程的争议退出国会选举,为查韦斯提供了五年的议会绝对多数票和全权制订法律的机会。 

查韦斯总统在2008年一场委内瑞拉社会民主党会议上(左)。 2007年一场集会庆祝总统查韦斯总统在2002年的挺过政变行动五周年(右)。

在经济上,执政党得到了油价激增的帮助,油价从1999年的每桶10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40多美元。手头宽裕的查韦斯因而得以制订雄心勃勃的国内外政策议程。政府社会支出主要针对平民阶层,特别是通过“社会使命”计划为穷人提供卫生,教育和补贴食品等国家服务。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2006-2011年石油繁荣的高峰期,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全球第三快的速度提高。从1999年到2009年,贫困率下降,失业率从14.5%下降到7.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105美元增长到10,810美元,婴儿死亡率从1999年的每1000名死亡20人下降到2011年每1000名死亡13人。 

然而,这些改进大部分是短暂的。正如七十年代的佩雷斯政府一样,查韦斯的经济改善掩盖了结构性的缺陷和深刻的民主赤字。 

2004年,社会使命课程在委内瑞拉北部教授阅读和写作(左)。 自2003年以来,委内瑞拉人处于赤贫状态的比例有所下降(右)。

查韦斯不是建立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或创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减少经济长期对于石油的依赖,而是继续在国内大肆花销,甚至以优惠的价格向国外出口石油以培育区域盟友。 

他还做出了三项昂贵的政策决定:征收民营企业,实行外汇管制,并对许多基本必需品进行价格管制。 随着自2011年以来油价的下滑,政府能够进口的货物减少,这三项经济决定的结果是破坏性的。 

其中第一个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查韦斯2007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2002至2006年间仅仅征用了15家私营企业,而2007年至2012年期间这一数字达到了1147个。 

查韦斯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结为友好联盟,向古巴提供了部分石油(左)。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委内瑞拉总统于2007年签署了协议建立南方银行,这是一个货币基金和贷款机构,向南美左翼各国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支持(右)。

6灾难性影响

征收不仅封闭了生产性部门,而且将其替代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同时还吓跑了投资者。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

第二个持续存在问题的政策是外汇管制。为了强制罢免查韦斯,反对派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大罢工,导致石油停产,产量下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 

为了应对收入损失,查韦斯固定了当地玻利瓦尔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并授权政府批准或拒绝任何美元的购买或出售。该措施是短期补救措施和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随着美元的下滑,黑市对货币的需求激增(导致一些委内瑞拉人从事所谓的拉斯堡和其他形式的套利)。 

目前马杜罗政府并未取消货币管制并使汇率正常化,而是继续印制更多的钞票,进一步提高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下图对此做出了很好的展示:2003年通货膨胀率触顶后下降,2009年上涨,并且自那以后快速上涨。 

1960年至2015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

此外,由于外汇管制,私人公司不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由于进口原材料的困难,普利司通、克利奥克、通用磨坊等跨国公司已经退出了该国市场。

在2016年初,可口可乐公司暂时停止了两家装瓶厂的生产,原因是缺糖。同时,该国最大的酿酒商Cervecería Polar,由于没有收到进口大麦的外汇而无法生产啤酒。 

第三个有害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对一系列食品和商品价格的严格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委内瑞拉一直保持对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控制,使得穷人能够负担得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但是价格控制从来没像查韦斯主义那样深入和广泛。 

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将价格设定得如此之低,使得公司和生产者无法在货物上获利,从而导致了稀缺。结果,农民减少食物,制造商削减生产,零售商减少库存。政府的征收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一些诸如乳制品,糖和咖啡等的匮乏存在于整个行业中,政府过去征收了这些私营企业,现在正在尝试运营。 

无法获得足够的库存,2013年许多这样的商店都是空的货架(左)。2014年一些顾客在杂货店外排队,希望买到摊在外面为数不多的商品(右)。

总而言之,当油价很高时,查韦斯制定了短期获益但长期亏损的经济决策。由于油价下跌,这些决定已经变得灾难性了。

3

尼古拉·马杜罗:从不太好到糟糕 

查韦斯在2013年去世后,他所选择的继任者马杜罗在2013年4月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会议(MUD)联盟的亨利克·卡普里莱斯。个人魅力稍逊的马杜罗面临着油价下跌,支持率也因为已故的查韦斯的政策而低走,促使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高级军官和压制异见联系在一起,使委内瑞拉从混合政体转变为彻底的威权主义政权。 

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在2013年利用已故总统查韦斯的民众支持获得选票。标语内容:“查韦斯,我发誓,我投票给马杜罗”(上图)。 在2016年,在查韦斯去世三周年之际,马杜罗穿着查韦斯的标志性运动服-出席了对已故总统的纪念活动(下)。

首先,军队正在马杜罗政权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查韦斯主义实际上的下属机构”。他在2016年7月被任命为国家粮食分配领导和人事协调主管以后,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已经成为该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2002年挫败政变以来,查韦斯将政府机构政治化,他开展了一系列清理行动和新的定期调动制度,提名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担任政府职务。 

其他官员也被指控犯有贩毒和腐败行为。马杜罗认识到军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以及他们需要通过维持现状维护的既得利益,他将军队领导人提名至内阁,保护他们免于外国控诉,并在身边安插满军官。 

尽管价格和外汇管制、征收和对粮食分配的控制产生有有害的影响,但政府不愿改变路线。相反,马杜罗的回应是推出更多同类的政策。

总统的经济顾问推动在制造业和食品供应方面采取更多国家控制,而不是采用正统的宏观经济战略,如放松价格管制,解除复杂的货币兑换管制,减少流通货币的数量。 

 

委内瑞拉从1960年到2015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此外,官员享有更为便捷获取美元的条件,因而这些受益于外汇兑换制度的官员几乎没有动力解除价格管制,而对查韦斯主义来说考虑将之前征收和国有化的产业私有化是不可接受的。这些迹象对2015年和2016年经济连续下行的委内瑞拉而言雪上加霜。 

短期情况是严峻的。 

石油行业状况不佳,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在2017年每桶成交价为45-55美元。然而由于损坏的设备遭到闲置,现有油井的产能远低于生产能力,生产量继续下滑。除非油价大幅反弹或政府获得新的信贷额度,否则委内瑞拉高达100亿美元的债务将面临违约。 

在政治上,马杜罗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手段,阻挠或破坏表达不同意见和政治表达的合法渠道,以此来紧紧抓住权力。他把批评家或者反对者关押成为政治犯,把政府的公务员中在2016年支持弹劾公投的人清除出队伍,并把大部分公安机关军事化。查韦斯去世时,有十几名政治拘留犯。如今,全国有117多个。 

 

一场反对拘捕抗议者的抗议活动,活动特别提到在2014年被捕的一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雷欧波尔多·洛佩兹(左上)。 一名小孩示威者为她的母亲,一名政治犯要求自由(右上)。 2014年的一条横幅详细说明了委内瑞拉人为什么抗议:不安全,不公正,物资短缺,审查制度,暴力和腐败。底部的红色框表示:“抗议不是犯罪行为。 这是一个权利。”(下)。

由于政府推迟了地方选举,并于2016年10月暂停了总统弹劾公投,该国现在可归为专制。政治对话迄今未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或达成妥协。 

相反,在3月29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TSJ)宣布,只要民选的机构仍在“废除”(蔑视法庭),它就会承担国民议会的议会职能,在国际压力和幕后谈判导致逆转之前,这实际上等同于解散反对派领导的议会。

这一举动对反对派来说似乎是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每天都到街上,抗议政府并要求选举。民众与国家安全部队的对抗造成至少五十人死亡。 

一名抗议者试图在2017年4月“所有游行之母”期间阻挡警察。

一些长期对政治事务保持沉默的人,包括拉美政治领袖、大联盟棒球运动员、甚至还有委内瑞拉指挥家古斯塔沃·杜德梅尔都站出来谴责政府的镇压行径。

但政府一直坚持不懈。 

4月19日“所有游行之母”过程中,抗议者遭到催泪瓦斯驱赶并被推到加拉加斯污水横流的瓜伊雷河中,之后马杜罗转发了一张照片,指称他们是人类的粪便。5月2日,他要求由他任命的非民主制宪大会制订新宪法,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危机。随着情况不断恶化,国家或许很快就会崩溃。 

委内瑞拉从1998年至2013年的自由评级。

4

委内瑞拉的不幸提供了一些教训。 

在政治上,它表明自由公正的选举是必要的,但对民主来说是不够的,民主需要有效的公民参与、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平等。 

同样,它也显示出国家能在威权、民主和混合政体之间的轻易转换。像委内瑞拉这种民主化程度较低以及代表有限的国家,民主倒退的风险要高于那些选民具有很高政治效能和代表性的地方。 

2004年对查韦斯总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经济上,这种经验为资源依赖危害性提供了案例,特别是在那些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的地方。 石油拉动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但却导致了一种不利于发展的依赖。 

与许多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一样,该国的财富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时候比许多人认为的更虚幻。这也表明,目前的油价上涨将是缓和而非解决问题,因为同样的结构性问题将继续困扰着经济。依赖资源的国家需要找到摆脱资源诅咒的恶性循环的方法,以建立他们的生产性经济。 

最后,委内瑞拉的危机显示了教条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真正和即时的影响。世界上有很多依赖石油的弱势民主国家,但没有一个经历了委内瑞拉的这种内部崩溃。 

查韦斯、尼古拉·马杜罗和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做出了(并继续做出)无谋的政治和经济决定。正如委内瑞拉目前如此严重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一样,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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