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亡于赌，京东困于色，国王的王冠扶不住

作者 ：冰 叁

来源：首席新零售(yixicaijing)

最近，有两则商业新闻尤其吸引大家关注：一是京东总裁刘强东在美国涉嫌强奸被捕，二是金立董事长刘立荣一夜输掉14亿。

刘强东性侵事件曝光以后，京东市值20天内蒸发了478亿，而刘立荣一夜豪赌以后，则直接将曾经销量仅次于三星和诺基亚的国内手机行业巨头，推向了破产的深渊。

这两件事都颇具戏剧性，也都伴随着重大的商业损失。因而被大家一并提起，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曰：金立亡于赌，京东困于色。

而拨开戏剧的外衣，理性分析其根源，实则在于企业家本人，没有拎清自己与企业的关系。

企业一旦建成，就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企业。就像国家一旦成立，就不是一个人的国。企业是社会的企业，企业家要是认识不到这一点，忽略企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就容易迷失在自己国王的美梦里，铸就一个个亡国的笑话。

遁  逃

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曾经这样解释“遁逃”一词：以“神秘的方式”离开，伴随着他人的财物转移。

2018年1月，刘立荣去了香港，一去就是十个月，伴随着金立数十亿资金不知去向。

有人说它们被刘立荣赌博输掉了。

2018年11月23日，一位接近金立股东的人士在界面新闻的采访中透露，刘立荣在赌博上输了超过100亿，挪用公款的数目可能在60亿左右。

而刘立荣说，它们都被花在了金立的营销之中。

2018年1月中下旬，刘立荣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提到，2016、2017年金立营销费用投入60多亿，加上近三年对外投资的30多亿元，近100亿元的投入对金立的资金链造成很大影响，这导致了金立近来资金链危机的出现。

诚然，营销投入拖垮了金立，这个理由非常令人信服。极草、香飘飘，都曾因为重营销轻产品，而导致企业危机。但是显然股东们并不买账。因为在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以前，金立是一家优质的手机公司，在营收和利润状况上，都不至于出现命悬一线的危机。

2016年10月28日，金立发行了规模为10亿的私募债“16金立债”， 期限为3年（2+1）。这个债券的详细资料显示，2016年，金立营收达到270多亿，净利润达到了13.3亿，现金余额为7.3亿。2017年上半年，金立营收则为150多亿，净利润则为7.6亿，现金余额更是达到了10.3亿。

“16金立债”公司财务摘要

而最早爆出欠款风波的金立供应商欧菲科技，其在公告中提到的欠款仅仅只有6个多亿，如果按照当时的金立经营状况，完全有能力偿还。

不仅如此，金立的营销费用实际花费也并没有那么高。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金立的大多数广告款到现在都没付款：“2016年广告投入费用大概10个亿左右，2017年只有7-8亿的预算，下半年都没花完就出事了。”

这一切，都显示出金立背后的窟窿，不是来自于日常经营活动。

11月26日，刘立荣在香港接受《e公司》采访，亲口承认自己去塞班赌博，但是没有输一百个亿，而是十几个亿。

国王

美国人喜欢把国王称为“戴着皇冠的男人”，尽管他从来没有带过皇冠，而且还三不五时就会丢了脑袋。

这一个比喻，用来形容刘立荣这一类企业家，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在承认赌博的当场，他还在说：“我创办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绝对的权威，我个人没有其他收入，难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借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而绝对权力、公私不分，恰恰是“国王”刘立荣将金立引向灭亡的根源。

回望金立在智能手机崛起以后的一系列举措，不能不说是一场乱战。

在智能机逐渐取代功能机，vivo和华为，随着小米、锤子等新兴品牌带着互联网思维入场之时，金立想到的不是如何改造产品、力挽狂澜，而是在代言人和冠名综艺节目上下功夫。

2016年，冯小刚亲自出马拍摄金立的电视广告，并携妻子徐帆代言产品，刘涛、薛之谦、余文乐也先后被签约为金立手机代言人。

同时，金立还投入30亿元用来冠名赞助多档综艺节目和电视剧，包括东方卫视的《笑傲江湖》和《四大名助》、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江苏卫视的《我们战斗吧》以及浙江卫视的《真声音》等。

可是这一次，明星效应失去了它原本的光环，大量的金钱砸进去，就像是丢进了水里，且一个水花，都没有溅起来。

不仅如此，在全屏概念还没有被市场完全接受的情况下，一向谨慎行事的刘立荣，却孤注一掷，在2017年11月一下推出8款全面屏手机。

此时，市场前景不明，匆忙推出新品，产品品质难以保证，也让本来品牌定位混乱的金立手机，变得更加的复杂。

Counter point数据显示，2016年，金立出货4000万部，属于“金华OV”梯队；2017年，金立出货1494万部，远低于预期，跌入手机行业第二梯队。

分权

一个人独享的权力是无效的权力，因为权力不是养在家里的宠物，也不是供独自欣赏的珍玩，而是用来办事的资源。

权力必须分给手下，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办成大事。历史上的帝王，大多善于专权而不善于分权，大大地降低了治理的效率，成了社会发展的包袱，不可不引以为戒。

同为知名手机生产商的华为，就曾经历过一个“分权”的过程。由一直奉行中央集权，进行层层分权，开启董事长轮值制度。

在华为成立初期，由于员工数量不多，部门和生产线比较单一，产品的研发种类也比较集中，组织结构比较简单。在这段时间，华为一直采用的是在中小型企业比较普遍的直线式管理结构。这段时期的高度中央集权，防止因权力分散而造成失控，避免了华为的夭折。

在华为逐渐壮大以后，随着业务的增长和组织的放大，单纯的直线管理日益暴露出其缺点：在组织规模扩大的情况下，业务比较复杂，所有的管理职能都集中由一个人来承担。而当该“全能”管理者离职时，难以找到替代者，而导致部门间协调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1998年，华为开展了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机制的改革。废除了以往部门结构管理这种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高层手中的管理模式，在大量学习和理解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转而引进事业部机制，以提高管理效率，创造更多新的增长点，“调动起每一个华为人的工作热情”。

也就是按照企业所经营的事业，包括产品、地区、顾客（市场）等来划分部门，设立若干事业部。

2009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组织的放大，拥有太多权力和资源的华为决策机构远离战场。面对越来越大的市场，战线不断被拉长，战机的稍纵即逝留给华为调动资源的时间越来越少，一线必须拥有更多的决策权，才能适应千变万化中的及时决策。

因此，华为将权力分配给一线团队，逐步形成“拉”的机制，“推”、“拉”结合、以“拉”为主。在拉的时候，看到哪一根绳子不受力，就将它剪去，连在这根绳子上的部门及人员，一并剪去，组织效率就会有较大的提高。

权力的重新分配促使华为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流程发生彻底转变，每根链条都能快速灵活的运转，重点的交互节点得到控制，避免了机构臃肿和官僚作风。也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君权

君权，放任君王行恶的权力。它终究会害了他人，害了自己。

在这里突然想起一个媒体曝出的刘强东性侵案的细节。在事发当时，受害人上车后，刘强东的女助理曾试图坐在她和刘之间将他们隔开，但被刘警告了四个字“别妨碍我”。

“别妨碍我”四个字预示出，紧握近80%投票权的刘强东，京东绝对掌舵者，拥有了为所欲为的权力。在那一刻，他忘记了身为一个企业家，他不只扮演京东创始人兼CEO的角色，更等同于京东的名片、旗帜和代言人。

人毕竟不是神，终究会有软肋，会有缺点。而过大的权力，则更容易减弱其自控力，放大其为所欲为的欲望。在这个时候，分权与制衡，制度的完善，就变得尤为重要。

毕竟，我们都曾是自己的国王，也难以保证，在权力的巅峰的时候，不会做那带着王冠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