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零售信贷也会崩盘?台湾卡债危机曾这样走过…

作者:包煜楠 (SmartGo)

来源: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资管高层决策参考》

以信用为基础,通过金融工具享受先先付款的方式进行消费,已经形成无法改变的趋势。然而零售贷款并非没有风险,2005年台湾地区爆发卡债危机,现金卡逾期率从1.84%增长到8.46%。2006年全年,台湾银行业因为卡债危机导致税前亏损74亿元新台币。究其原因,经济增速下滑后,居民购买力增长乏力的同时,非理性的信用卡消费透支自身的购买力;此外,监管在事前疏于监管,事中执行不力,事后处置失当;最重要的是,银行业内竞争过于激烈,在业绩增长压力下导致授信主体下沉和过度授信,忽视了风险。


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中国大陆市场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6.38亿张,人均持有信用卡0.46张,授信额度2.19万亿。伴随着国内信用卡市场规模的飙升,2018年以来信用卡不良率开始出现攀升,风险隐患显现。

图1  个人贷款、信用卡不良余额及不良率

数据来源:银监会

中国大陆市场,相比曾经和而今的台湾市场,除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外,由于监管放松和金融科技创新,支付宝/微信、P2P、分期平台、场景金融等大规模发展。这使得通过金融机构背书信用,消费场景诱导,以移动端智能手机为媒介,高速便利化借贷成为可能,实质性放大了个人信用交易的可能性和规模。其独特的产品特性,使得消费者在几乎难以抵挡物欲刺激的时候,而便利化背后所潜藏需支付的巨大成本在当时的时点往往并不重要。

信用消费时代,在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闭环,消费者借款消费-还款-消费-还款,金融机构出借-收回-出借-再收回,进而攫取一进一出之间的差价。然而在过度消费的吹捧下,当消费者债务增加过快或收入增长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业务风险的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从更宏观的视角,借鉴别人踩过的雷,思考中国大陆市场如何更好的发展消费金融业务是必要的。

图2  个人贷款余额及债务占家庭总财富的比例(2000-2017)

数据来源:wind

一、台湾卡债危机回顾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信用卡并没有普及,到2000年信用卡与现金卡也才只有1830万张,然而到2005年底,台湾金融机构共发行各种金融卡高达1.3亿多张。其中,2004年6月到2005年12月底,台湾金融机构共发出了1732万张新的信用卡,2006年初台湾市场上流通的信用卡达4511万张,信用卡循环使用卡余额近5000亿元新台币。台湾银行业卡债危机爆发前,信用卡流动卡数和循环信用余额年均增速超过20%,台湾的人均持卡数(信用卡流通卡数/劳动人口)在2005年更是达到了4.4张。如下图,21世纪初期,台湾信用卡流通卡数和循环信用余额出现爆发式增长。

图3  台湾信用卡业务关键指标统计

数据来源:金管会银行局

不受控制的信用卡业务增速,也伴随着风险的不断酝酿。2005年台湾信用卡签帐金额达到1兆4,209亿元新台币,年增率为13.3%,占民间消费总额的20.5%(相当于每5元的消费中,有1元是以信用卡支付),当年台湾地区开始爆发卡债危机,信用卡逾期率从2005年底的2.44%增长到2006年中旬的3.38%,其中现金卡逾期率从1.84%增长到8.46%。2006年全年,台湾银行业因为卡债危机导致税前亏损74亿元新台币。

数据来源:金管会银行局

相比2002年,台湾银行业大幅核销企业信贷坏账导致的全行业巨额亏损,2006年台湾卡债危机导致的亏损相比就小很多。但2006年台湾卡债危机产生的社会成本以及舆论压力就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台湾信用卡循环余额最高的族群集中在30~49岁,占比近7成,合计714亿元新台币;反而是20~29岁的年轻族群所占比重不到8%,正是由于卡债危机时候产生的卡奴已步入30~49岁,但还是没还完卡债,同时银行也对信用卡和现金卡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让其回归支付工具的本质。

台湾卡债危机不仅是金融危机,更是社会危机,尤其是暴力讨债导致的恶劣影响不仅损害银行业形象,凸显出政府监管的失职,也衍生出大量的社会问题。彼时,由于台湾金融监管部门政策不当,间接促成暴力讨债,银行委外催收发生暴力讨债案件屡屡发生。当时银行处理不良债权,金融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不得将不良资产卖给同一集团或自家公司的子公司,此政策虽为分散风险,但也引发管理不易,银行无法确切得知资产管理公司催收情形,却还把客户的身家性命交给讨债集团去处理,导致大量的不法催收或暴力讨债的事情发生。讨债公司往往采取各种极端手段,将“卡奴”逼上绝路,2005年全台湾地区因为卡债问题自杀人数高达千人,各种相关报道屡见于媒体。

二、台湾卡债危机前金融机构的经营背景

(一)企业信贷需求下滑、金融机构业务急需转型

企业信贷需求下滑,金融机构业务急需转型是动力。台湾经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增长乏力,银行业贷款规模增速急剧下滑,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银行业贷款逾期增加,企业信贷逐渐紧缩;同时,台湾经济结构转变,传统制造业企业纷纷迁往大陆和东南亚,留在本土的企业筹资渠道也日益多元化,向银行进行债权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在上述多种因素交互影响下,台湾银行业的企业金融业务增长空间萎缩,利润贡献有限,急需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图4  台湾银行业贷款规模和增速(单位:新台币亿元)

数据来源:金管会银行局

(二)银行业内竞争激烈

金融机构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迫使台湾银行业向消费金融业务下注。自上世纪90年代起,台湾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利率自由化,金融开放化的改革,过度和过快的放开金融牌照,最终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出现过度竞争的现象。1989年7月,台湾对“银行法”进行了修订,为民营银行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1990年4月,台湾“财政部”公布“商业银行设立标准”并开始受理新设银行的相关申请。之后十年间,台湾本土银行数量由1991年的25家快速增加至2001年的53家,银行在岛内的分支机构数量则由1046家迅速增长至3005家。面对信贷市场整体萎缩的背景,新设的民营银行一方面缺乏良好的治理结构,出现大股东自融的现象,另一方面为了增加盈利,恶性竞争,不断放松信贷标准,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不断升高,由1991年不到1%增至2001年7.7%,其中公营银行为5.25%,民营银行则为8.47%。如下图所示,因核销企业信贷坏账,台湾银行业在2002年整体税前亏损1046亿元,2006年因卡债危机,台湾银行业税前亏损74亿元。

图5  台湾银行业重要指标统计

数据来源:金管会银行局

(三)消费金融业务快速发展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台湾企业贷款巨额损失后,被认为低风险的消费金融业务成为银行业新的拓业方向。主要系台湾经过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后,藏富于民,且消费金融业务在彼时被台湾业内认为是极度低风险的业务。

以按揭贷款为例,当时流行的按揭贷款实际还款期平均不到十年,坏账率较低,比较安全。2000年台湾央行放弃一基本利率加减码的按揭贷款利率计价方式,变成以银行资金成本加码计价,2002年台湾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等以消费金融为重心的民营商业银行开始推出指数型按揭贷款利率,兴起一波按揭贷款转贷潮,变相的价格竞争,更加导致台湾银行业整体利差加速下滑。

图6  银行业存贷款利差和贷款平均加权利率

除按揭贷款外,台湾银行业也开始发展无担保信用贷款,这种贷款的载体主要是信用卡预借现金、现金卡以及无担保个人信贷。

信用卡业务早期主要是外资银行在台分支机构发行为主,而后台新银行在1998年以女性消费群体为目标群体,客制化发行女性信用卡,在五年内成为台湾第二大发卡行。信用卡业务的高利差以及市场空间,使得每一家台湾的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信用卡,以各种优厚的返点吸引用卡客户,让台湾信用卡消费2000~2005年复合成长率达到14%,占民间消费比重从2000年的13%增长到2005年的20%。

现金卡是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方便、无抵押、短期、小额、高息的贷款服务。但现金卡没有免息期,只要开始使用就开始计息,而且每次使用时都会收取固定额度的提取手续费,有时也会收取开办费、账户管理费等费用。台湾的现金卡最早由万泰银行效仿日本小额信贷公司,在1999年推出乔治.玛利现金卡。

2000~2005年台湾银行业大量放款这三类无担保信用贷款,于2005年高峰期达到1.6兆新台币。

图7  无担保品贷款总额

三、台湾卡债危机的成因

(一)过度消费+经济停滞导致入不敷出


政治经济环境动荡,居民消费预期和购买力增长乏力。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台湾面临着政治转型,经济增长乏力,这一期间台湾居民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长,居民部门消费增速乏力,甚至连续几年台湾家庭可支配所得以及消费支出增长为负。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本土制造业受到重创,失业人数居高不下。据麦肯锡200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台湾信用卡和现金卡债务人,60%为男性,平均年纪为35岁,21%是因为投资失败而积累卡债。

图8  台湾居民部门购买力指标

数据来源:台湾中央主计处

在民间购买力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台湾银行业为鼓吹民众养成信用消费的习惯,每年用巨额广告费用培育市场,刺激物欲消费,宣扬借贷消费的好处,透支居民的购买力。1999年底,万泰银行率先推出第一张现金卡──「George&Mary救急现金卡」,透过电视及平面媒体,造成当时台湾社会极大轰动;紧接着在2001年台新银行也推出「YouBe预备金卡」,之后在2002年陆续许多银行也进入了现金卡市场。这些银行为了刺激大量民众申办现金卡,增加卡量,无不投下大笔预算在广告宣传上,包括万泰、台新、联邦银、中国信托等多家银行都以亿元为单位,做为现金卡的广告预算,当时的现金卡龙头银行──万泰银行砸下的广告预算则接近5亿新台币一年。广告中所呈现「现金卡万能」的形象深深植入人心,银行打着「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概念,利用现金卡能预借现金的特殊性质向大众推销;而其中强而有力的标语如「借钱是高尚的行为」、「借钱真容易」、「让你爱现就现梦兑现」、「有YouBe就有自由!」、「随时资援你!」等,更是鼓励民众去申办现金卡。根据麦肯锡200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台湾居民信用卡和现金卡资金用途有高达70%为奢侈消费之用,30%才是用在民生消费。同时,金融机构利用信息优势欺骗消费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很多银行在发卡时向金融知识缺乏的普通大众大力宣传零利率、低成本,实际上通过手续费等其他非利息的方式收取更高的真实利率。

(二)金融监管事前事中事后全失职

事前监管上,台湾地区金融监管部门在危机发生前缺乏信用卡业务的认知,过于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银行业会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防范风险。但银行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重视的市场占有率和业务增量,而忽视长期的风险,铤而走险,全行业向持卡人降低授信标准并过度授信,既损害了机构自身的利益,也会将业务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事中监管上,2000 年台湾已发布信用卡业务自律公约,规定针对学生群体发行信用卡时,金融机构应将其发卡情况通知申请人的父母,请其注意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情形。2003 年重新规定学生申请信用卡的规范,规定学生持卡数量不超过 5 张,其中信用卡 3 张和现金卡 2 张, 信用额度上限为 2 万元。只有年满 20 岁且有收入的学生才可以持卡,没有收入者只能用附属卡。同时要求信用卡主卡及现金卡的所有申请人(包括非学生) 均须年满 20 岁。但是事实上,根据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调查发现,许多金融机构并未落实相关规范,以学生身份办卡的信用卡中,平均额度高达 4.6万元,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 2 万元以下的额度只占 35%。 对此,监管当局并未实施进一步的惩罚措施。

事后监管上,为处理银行消金的不良债权,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不得将不良资产卖给同一集团或自家公司的子公司,此政策虽为分散风险,但也引发管理不易,银行无法确切得知资产管理公司催收情形,因而发生不法催收或暴力讨债的事情。

(三)银行业消费金融业务缺乏成熟的风控体系

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为争夺市场,台湾银行业急着把饼做大,造成消费者信用过度扩张,忽略了高收益的商品,必定伴随高风险。彼时,台湾银行业只学了前端的花俏营销手法,中端的征信、区隔定价、审核、授信额度把控与后端的催讨,统统不符金融服务业应有的标准。甚至连高龄75岁的老人也可以办理现金卡。银行业以发卡量为业务考核指标,大力发行信用卡与现金卡,而且以各种优惠方式推销,诸如采取「红利积点」、「开卡、刷卡送礼品」等方式,鼓励客户使用信用卡、现金卡购物,间接鼓励透支消费,导致信用卡、现金卡发行量暴增。

综上所述,台湾出现卡债危机主要系三方面原因,其一经济增速下滑后,居民购买力增长乏力的同时,非理性的信用卡消费透支自身的购买力。其二监管失职,事前疏于监管,事中执行不力,事后处置失当。银行业内竞争过于激烈,在业绩增长压力下导致授信主体下沉和过度授信,忽视了风险。

四、台湾卡债危机后的金融机构

(一)金融机构盈利下降,甚至被收购、重组

2004 年,台湾地区银行业盈利达到 1554 亿元新台币,为过去5 年中的最高值。卡债危机在 2005 年下半年爆发,当年盈利下降了近一半,只有 786 亿元,到了 2006 年更是全行业亏损 74 亿元。部分银行被迫关闭或者被并购(台新金控、万泰银行、安泰银行、大众银行、日盛金控,除台新金控外,剩余四家被私募股权基金注资投资并丧失经营主导权),2005 年至 2007 年分别减少了 4 家、 3 家和 3 家商业银行,全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数目从 49家下降至 39 家。由于双卡贷款的大幅计提坏账,甚至危及金融机构的生存。万泰银行作为第一家发行现金卡的机构,在危机前盈利颇丰,但在危机中也受损严重。 2005 年 ,万泰银行不得不以 25%股权为代价引入通用电气资本台湾地区控股公司来弥补资本金不足。2007年该银行又爆出上年度亏损 112 亿元。2014年万泰银行被并入中华开发金控,成为中华开发金控的全职子公司。2015年公司更名为凯基银行。

(二)金融机构经营方向重新转变

卡债危机后,台湾银行业回头专注中小企业贷款和按揭贷款,并持续发展资产管理业务。但是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成长缓慢的同时,民间存在大量的过剩资金,企业金融和消费金融业务多面临着价格战,台湾银行业再不复黄金时代,利差从19990年的3.2%下降至2009年的1.3%。低利差环境使得银行更重视非利息收入,财富管理业务得到快速增长,银行业整体手续费收入对营业收入占比从2001的10%提高到2007年的21%。

图9  台湾银行业手续费收入占总收入比

(二)信用卡业务继续发展

台湾卡债危机后,银行业核销千亿坏账,整体发卡量从2005年高峰减少28%到2011年底的3200万张,但是有效卡比率和每卡消费大幅提升。虽然经过卡债危机,但是台湾信用卡消费的习惯已经被培养起来,信用卡市场整体仍旧在成长,但出现行业集聚的现象,前十大发卡行市占率在80%以上。

图10  台湾信用卡签账金融占民间消费比重

 图11  台湾前十大发卡银行

数据截止:2018年9月

(四)法律和监管环境骤变

台湾地区在经历过21世纪初影响恶劣的“卡债危机”后,于2007年制定《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参见:附一:台湾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简析)。受《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实施的影响,金融机构对于发放信用卡等无担保消费性贷款的流程转变为事前严审和放贷后风险控制的方式。选择信用良好的客户以管控违约风险及损失,从消极追偿态度转变为积极追偿态度,一旦发生客户违约时,第一时间采取债权保全措施,以减低其坏账损失。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设置的立意是为减轻债务人的债务压力,以维持其基本经济生活。因而法院在裁定施行更生或破产程序后,对于债务人所欠本金及利息都予以相当成数的酌减,并同时辅以免责机制的运用,使债务人在偿还一定成数债务后实现一笔勾销,因此对于金融机构的利息收入及本金收回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因系现金卡及信用卡之性质为无担保授信,这类金融商品倒账风险过大,金融机构对于无担保授信的年利率最高上限可为20%,一般金融机构利息收入大多源自于此,运用《消费者债务清偿条例》所通过的更生程序或清算程序,在免责机制运行中对于债务的利息费用大多会因此部分或全部免责,使得金融机构净利润受到相当的侵蚀。

金融机构因《消费者债务清偿条例》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在债务人财务恶化时必须设置警示讯息以施行保全措施,因此必须购置软硬体设备以应条例的实施,另一方面,因其有前置协商作业而需增聘专业人员以为控管,这些额外增加的物力、财力皆会使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增加。

此外,因为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中有免责机制的设置,造成消费者有消费后无需偿还债款之错误印象,往往不量入为出,造成巨额负债之后不思积极偿还负债,此违约道德风险提高所产生的损失,不仅使金融机构无法收回为此项借款所支出的费用,亦浪费甚多人力及物力在追踪、处理此笔贷款,此为金融机构的最大风险所在。

五、台湾卡债危机后的政策措施

台湾卡债危机摆上台面,能够在台湾朝野成为政策和舆论讨论和关注焦点,主要是因为2005年11月底,国名党籍立委徐中雄召集部分「卡奴」向社会控诉双卡(信用卡及现金卡)发卡银行不当收取高利息,致使双卡债务人背负庞大债务,引发媒体舆论的广泛关注。为解决卡债问题,徐中雄首先喊出“解放卡奴”的口号,要求银行公会建立“债务协商机制”。2007年,其推动设立“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台湾才开始有自然人破产机制,被视为台湾金融法律史上重要的一次改革。由徐中雄立委引发全社会对卡债危机的关注后,台湾金管会提出了《处理卡债问题报告书》,核心内容大致有如下四点:

1、打开退场通道:建立债务协商机制

台湾金管会协调银行公会整合各家银行,建立债务协商平台,同时也在各银行设置专线服务电话,然而当时的债务协商机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而且卡债族必须分别向不同的债权银行协商,各别协调后的金额加总起来,往往远超出他们的还款能力,因而难以负荷。由于成效不彰,该债务协商机制于2006年底停用,到2008年被「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前置协商所取代,详见下文。

2、限制不公平催讨:有所不为

银行业者委托讨债公司催讨债务,而讨债公司有时会使用暴力、恐吓及辱骂等手段,台湾金管会为杜绝这种情形,针对不当催收的银行处以罚款,例如『针对新竹商银及友邦信用卡公司不当催收,分处罚款 200 万元及 250万元』。此外,金管会也要求中国信托等 25 家金融机构终止委托讨债公司进行催收债务,并提供民众申诉的管道。

3、关怀经济弱势者

本着对经济弱势者的关怀,台湾金管会成立了「行政院关怀卡债族工作小组」,提供债务人就业、赡养、企业融资以及心理辅导等服务。另外设立「阳光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协助本身是低收入户或失业救济户的债务人。

4、其他预防措施

因为发卡审核机制缺乏,胡乱发卡的问题严重,金管会要求各银行在发卡前必须确实审查申请人的经济来源、还款能力及举债情形,符合资格者才得以发卡。金管会『规范满 20 岁、有收入的学生才可申请卡,没收入者只能用附卡』,此举使得学生的持卡数逐渐下降。而银行在相关广告中也必须加注警语、标明利率及费用,办卡或开卡时不得给予客户赠品或奖品,同时禁止在街头设摊位行销。此外金管会也出版理财书籍、制作倡导手册,倡导正确的用卡观念。

附一:台湾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简析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债务清理法治立法指南》所确立的债务清理的关键目标主要包括1.为市场提供确定性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2.资产价值最大化3.在清算和重组之间求得平衡4.确保对处境相近的债权人的公平待遇5.规定及时、高效并公正地解决破产事务6.保全破产财产以便公平分配给债权人7.确保有一部鼓励收集和提供资料的有透明度和可预测的破产法8.承认原已存在的债权人的权利,就优先债权的排序确定明确的规则9.建立跨国界破产的框架。

美国从1800年第一部破产法颁布到1978年破产法典施行到现在,对于自然人破产的处理已经积累超过200年的经验。日本破产法历史悠久,到1999年颁布《民事再生法》,日本形成破产清算、公司整理、公司更生和民事再生的特殊法律体系。

相比美、日等国早已确立的“自然人债务清理法治”机制,中国台湾地区及大陆长时间的处于草创阶段。台湾地区在经历过21世纪初影响恶劣的“卡债危机”后,方于2007年制定《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从现在来看,《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存在有局限性,然从文明进步的历程来看,《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出台仍旧有重要的意义。卡债危机后,台湾出台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值得大陆地区借鉴。

以下笔者以台湾《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为例,分立法核心、基本架构及内容要点、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分述。

1、其立法的核心有四点:

其一、因消费者财产较少,债权债务关系较为简单,故宜以较现行法[1]更为简便易行的程序处理其债务问题;其二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立法目的在于妥适调整债务人与债权人及其它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债权人之公平受偿,谋求消费者经济生活之更生,保障消费者的生存权这一最基本人权,以及促进社会经济之健全发展;其三、参照破产法上的和解及破产双重程序,清理条例设计了债务清理的双轨制方案,即重建型之更生及清算型之清算程序;其四,为防止债务人滥用债务清理程序脱逃债务,侵害债权人利益,诱发道德危机,条例对债务清算申请人规定了较为严苛的行为限制。 

[1]主要指台湾地区之破产法,台湾地区1993年所发布的破产法适用范围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2、基本架构及内容要点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采用总分则结构,分为四章,划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更生程序(第42条至第79条),即积极型重整,第三章清算程序(第80条至第145条),即积极性清算程度,第四章程序外协商之前置(第151条至第154条)。

1)第二章更生程序,旨在促进债务人自力更生,藉由强化法院的调查职权,将债务人的财产状况透明化,减轻其负担,降低债权人会议可决更生方案的条件,及法院之适时介入,得径为裁定认可更生法案,使债务人得于尽其能力清偿债务后免责,而获重生机会。

2)第三章清算程序,为鼓励债务人努力更生,迅速处理分配应属清算财团的财产予债权人,就应属清算财团的财产,以固定主义为原则,兼采膨胀主义,并于法院裁定终止或终结清算程序后,迅予债务人免责及复权。而为避免债务人滥用此制度,予严谨限制。

3)第四章程序外协商前置。更生和清算程序均需法院介入,将程序外协商作为前置条件对于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都有好处。对于债务人,法院裁定债务人开始更生或清算程序的,债务人的生活、权利等等都会被诸多限制,更生、清算程序是债务清偿的最后手段,不得以而用之。即以债务人和债权人无法协商为条件,满足这一条件情况下,才能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债务。

台湾地区的协商前置程序并非完全的前置,而是有限制的前置,范围是消费借贷、自用住宅借贷、信用卡或现金卡契约而负债务。基于债务人对于金融机构所积欠之债务法律关系较为单纯,为使债务人得自主解决其债务,明定债务人对于上述债务,采协商前置主义及申请之对象、协商者应遵循之程序、协商成立之要式要件、及法院审核程序并赋予执行名义。前置的债务协商能为陷入债务困境的消费者债务人提供债务问题的建议,也能给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大成债务和解创造条件。 

附二:限制不公平催讨法律规范的海外经验

分析国外已经存在的制度,美国的公平债务催收行为法、英国的消费信用法《the Consumer Credit Act 1974》、日本的债权管理回收业特别措置法及贷金业规制法规范的重点都在催收。 

美、英、日规范催收主体及客体的相关比较表

以美国为例,1977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公平债务催收行为法《FairDebt collection Practice Act》,当时恰逢美国信用卡交易蓬勃发展期。公平债务催收行为法,其制定目的在于规范第三债务催收人的债务催收行为,禁止债务催收人以骚扰、侮辱、欺诈、胁迫及其他不公平的行为方式为债权人向消费者催收债务,以保护消费者之名誉、信用、隐私等人格权益,来确保未使用不公平催收行为之债务催收人不会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其逻辑是限制不公平催收,净化催收环境,据此指引更多的催收人采用公平、合理的催收方式。

中国大陆地区对债务催收有关问题无直接规定,仅《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保护公民(自然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债务催收过程中侵犯债务人相关权益的行为将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银监会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09]60号)、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管管理办法》(2011年第2号)等规范性文件规范商业银行债务催收的外包行为,而非规范债务催收机构及其催收行为。

我国委外催收的现实情况是乱象横生,野蛮生长。政府层面公安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从命令禁止开办讨债公司到将“信贷催收”纳入到企业注册经验范围。正规注册的催债公司的30万工作人员和更多的未注册人员,为上万亿的不良货代奔走追逐。以“山东辱母案”为代表的因催收引发的命案不绝于耳。当借款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催收行为一样在互联网浪潮下,借由“互联网+”的方式如影随形。人工智能、APP等手段的介入,催收行为简单了,违法催收行为则愈发复杂。

在美国颁布公平债务催收行为法的40年后,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向全市各网贷平台下发《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催收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终于给网贷催收行为划定出“十禁止”。

美国公平债务催收行为法一方面以负面举例方式列明不公平催收行为,另一方面积极地具体划定催收人于设法取得债务人之地点资讯时所应遵守的程序,笔者认为时过境迁,在借鉴美国立法时,仍应该进一步研究这种立法方式对催收债务执行的实际影响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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