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网络和数字时代如何改革开放？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同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完全同意前面各位老师的观点，就是我们还有很多改革在路上，还要继续推进。但是，毕竟过去了40年，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过去、看现在、也要看未来，所以我稍微错开一点角度，从当下和未来，理解现在的世界、现在的中国，从新的特点出发，看看今天的改革开放需要有什么样的新思考在里面。

新的内容很多，我觉得如果考虑改革和开放问题，在新特征中，网络和数字技术是一个非常广泛、基础和重要的影响。它使资源配置的方式、商业模式、产业组织、竞争格局、激励机制等许多层面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前完全不一样。所以，也带来了新问题，改革开放新的设想和部署都需要考虑这些新特点和新问题。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改革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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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数字技术

重新影响资源配置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网络和数字技术通过影响消费、影响生产和影响两者的连接方式会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从需求上来看，网络和数字技术使消费（即满足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消费）在急速膨胀。现在这类消费的内容极为丰富，这类需求的特点是个性化，快速变化而且有很大随意性、随机性、随大流性和求新求异的性质，是计划、规划不能实现和辨别的，需要市场主体随时捕捉并创新性地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是消费层面的问题。

第二，数字和网络技术使生产过程从同质向异质转变。互联网编织起了一个网络化生产组织，使生产可以由大规模标准化向分散化、个性化转变，产品由同质向异质转变，实现生产小批量、多品种甚至单品单件精准按需生产。这种生产过程需要市场主体高效灵活地配置资源。

第三，平台企业成为连接生产消费的主要渠道。以往大企业才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在这个平台上被弱化，小微企业可以摆脱规模小的不利影响，依托市场范围极为广泛的平台，不受地域限制，向全世界消费者提供服务。比如，我们可以实现两个人的小团队开发的手游，触达全球44个国家800多万用户；拥有7个人的主要做网络、做爬虫技术的企业，在全球14个国家有用户。原来我们说，要规划一些大企业，发展大企业集团，因为它们有规模优势，因为它们有世界竞争力，有了网络平台这种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渠道之后，小微企业依然可以发挥非常显著的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

第四，网络与数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很不相同。传统理论中间的需求、供给、供需关系、边际成本等因素在这些产品的定价中间作用非常弱。我觉得，今天所谓的网络均衡价格在互联网经济中间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因为一个产品的初始成本非常大，但是它的边际成本几乎接近于零。所以平均成本在什么时刻、怎样来确定这个成本，我觉得很难，有时候我们邀请发改委看看有些价格是不是合理，特别在平台上第三方、第四方、第N方都进入以后，政府确实难以确定和核查价格是否合理，这是网络的特点。

网络和数字经济时代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和拼搏，也需要市场提供激励和议价变现的通道，这样才能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这种有效的体制才会吸引创业者和投资者，甘愿冒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高比例失败的风险，来倾心于创新。除了极度灵活的市场主体，没有人在这个经济体中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

有人说，大数据提供了有关市场运转的海量信息，乐观者甚至认为有望解决计划经济中所需的信息问题。但是大数据并不能解决同样重要的和现在环境相匹配的激励相融的机制，企业家风险偏好也是无法确定的，我个人认为难以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所谓基于信息技术的计划体制目前还不具备现实意义，市场机制还是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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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数字技术

让服务变得可贸易

关于开放，我特别强调一下服务业的开放问题，因为我们制造业的开放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2012年起服务业在中国是第二大产业，2015年起超过50%，今年还是增长非常快，我在不少场合讲，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是不可逆的。过去40年我国制造业高速增长，结构提升、技术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机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现在就想问问，服务业能不能复制或者重现制造业的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竞争，扩大规模、提高水平、提高竞争力？这是我们今后一个重要问题。

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两个因素，一是服务贸易和前面的货物贸易可比吗？二是现在我们的外部环境和此前40年相同吗？这两个问题非常关键

┃ 服务业完全变成了可贸易的产业

关于第一个问题，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有可比性吗？按照传统的理论，没有。服务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贸易的产业，因为它要求同时同地、人对人、面对面，不可储存，所以不可贸易。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原来看病、看演出、保安服务、保洁服务、家政服务，服务是一个过程，是不可以远距离贸易的，所以服务贸易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程中就是不可贸易的产业。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服务贸易占全球的贸易比重一直在10%以下左右，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才开始上升，大概三年上升两个百分点，到2016年达到了24%。就是说，服务贸易从80年代以后上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网络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它带来了什么变化？第一个科技和网络产品及服务本身是可以贸易的，我们现在软件、程序、网上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不但可以贸易，而且贸易的效率非常高。

第二个变化是网络空间使原来传统的不可贸易的产业变得可贸易，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远程服务，如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视频会议等，在现在都变成可贸易、可以远距离从事和交易的产业。

第三个变化是不但可贸易，而且效率非常高。2016年，全国进入音乐厅看现场演出的观众大概600万人，但是一场音乐会，可实现全球同步直播，观众可达到2800万，同样是一场音乐会，网上直播的传播效率非常惊人。

总的来说，在现代这个时代，服务业完全变成可贸易的产业，而且效率大大提高。现在服务贸易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改善非常显著，无论是服务提供还是服务消费，远到天涯和近在咫尺对我们来说是无感的。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业成为了可贸易的产业，而且交易成本更低。

┃ 我国的服务贸易前景广阔

关于第二个问题。全球化的背景可以比较吗？这是当前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现在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反全球化的声音和事件时有发生，但对服务贸易来说，在网络空间的交易难以后退和阻碍。在这个领域里，全球化趋势不可逆。

现在我们的货物贸易受到那么大的阻碍，处处受到指责、批评，但马云先生一年飞到七八十个国家，他说我不是去和总统握手去了，是去做生意去了，做移动支付、做网上交易等等，他的服务贸易到哪儿去，那些对中国指责非常严重的国外人士（包括特朗普），对他的到来都表示了热烈欢迎。所以，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期，服务贸易或者服务全球化，仍然会快速发展。

当下到了一个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利用好全球化的机遇同样重要。我们不用悲观、不用退缩、不用自我禁锢，一定要牢记扩大开放、提高水平、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开放，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有产业全球化这个大背景的支撑。

另外，现在谈论中美贸易的时候总是说，我的制造业产品对你出口多，你的服务对我进口多，所以我们一样。但实际上从长期看，中国服务最有竞争力，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服务最需要规模经济，中国拥有13亿人，很多产业首先在国内形成了竞争力，然后向世界外扩展。

地铁上随处可见的“低头族”

我们国内市场特别大，网络应用最发达，我国现在20岁到39岁这个人群，每周上网时间是全球第一，28.5小时。我们把很多的时间用在网络上，有一半人是“低头族”。可以说，我们是一个网络广泛渗透的社会，大家也极为热爱互联网行业。

另外，我们的服务贸易很大一部分是生产者服务，生产者服务要求更细分、专业化、高效率，且一定要有一个巨大的制造业才能支撑它。我前段时间到了苏州，那些做服务贸易的企业发展非常快，有一个家具企业拥有六大系列产品，每个系列都有专门的家具设计商，每一个承包商还会将设计再细化下去，想想有这样细致分工的设计业需要多大产业规模才能支撑？只有中国有这个优势。所以，国内产业规模大、网络渗透高、制造业基础雄厚，一定会使我们的服务业在全球、在未来有特别好的发展。这一点我非常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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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数字技术

影响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分

互联网时代和产品时代不一样，产品时代是企业创造了产品，互联网时代是平台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创造了这个社会以后，既然企业和广大用户一起创造了新的社会，必须要负起治理的责任。

举几个例子，网瘾问题、假信息问题、不实信息对公民的干扰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企业做不了，而企业希望政府共同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网络时代庙堂和江湖的界限要重新思考，什么事情该谁做，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另外，赢者通吃带来的收益差距也是问题。由于传播成本非常低，稍好一点或者面世早一点的产品服务迅速就能铺满市场，造就一大批富翁。这种富翁纯粹靠创新、靠理念、靠赢得市场来获得收益。道理上讲，我们没有理由谴责他们，毕竟获取相对公平的收入是全社会的理念，政府如何解决这种原因带来的收入差距，需要认真思考。

最后，我稍微概括一下，现在的时代，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分问题。现在，公共服务的边界基本上在向市场方向移动，原来很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企业完全可以介入。

最典型的大众性娱乐活动就是广场舞。广场舞那么扰民，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商机。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特别想给他们服务，编了好几十套舞蹈，没有人学，为什么？现在有人天天在网上教广场舞，各种各样，非常热闹，六大广场舞网站拥有1亿用户。我们现在经常在广场上看见因为争场地打架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打架就是因为当天晚上有比赛，我的代表队已经到了最后决赛，今天晚上最后十支队伍现场演完之后要上传视频，要评奖，你今天晚上不让我在这儿跳，这不可能。所以广场舞已经完全变成了商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公共服务都变成商机。

另外，在市场监管方面。现在大量假货在网上泛滥。去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去看了阿里的假货防范体系，他认为这是在网络时代对付假货、保护知识产权真正有效的办法。这也是企业在帮政府做事情。

还有一些新边界出现，我也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新技术问题，比如AI技术、生物技术、精神药品的研制技术，都有非常大的社会伦理争议，这个问题谁来管？另外，数据的边界划分问题。现在到底什么数据，在什么时候允许被数据公司抓取？哪些数据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是不允许外溢的？这在美国和欧洲实践是不一样的，企业、公民、不同国家由于数据公司的发达程度不一样，所以立场不一样。我们通常讲，既要考虑产业发展，又要考虑公民隐私的保护，这没错；但这中间的划分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

总体来说，数字和网络时代，政府和市场边界如何划分？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我们要往前看，也要往回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