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男多女少是中国人爱存钱的真正原因

作者:伍治坚 来源:伍治坚证据主义 近年来,国人笑称,生儿子是开了建设银行,生女儿是开了招商银行,背后的意思不言而喻。虽然这只是大家日常调侃的段子,但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背后可能确实有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因素。魏尚进教授的学术论文, T

作者:伍治坚

来源:伍治坚证据主义

近年来,国人笑称,生儿子是开了建设银行,生女儿是开了招商银行,背后的意思不言而喻。虽然这只是大家日常调侃的段子,但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背后可能确实有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因素。魏尚进教授的学术论文,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竞争性储蓄动机:来自中国性别失衡和储蓄率上升的证据》),从性别失衡导致竞争性储蓄的角度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提出了新的解释。我们的对话将围绕魏教授的研究展开。

嘉宾介绍

魏尚进教授是著名的美籍华人经济学家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政府治理和改革、中国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学。2014年,魏教授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领导经济研究局并担任亚开行评论经济问题的发言人。此外,魏教授曾担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顾问等职务。

以下内容是我们的对话记录,对话录音见文末的参考资料。

Q
您认为中国老百姓的平均储蓄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水平?
魏尚进: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率,即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大约是33%,在世界上属于非常之高。比如,考虑到负债的话,美国的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而亚洲国家的平均储蓄率大概是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高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并不是从来这么高的。90年代的时候,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大概是今天的一半左右,和全世界相比是比较高的,但是和其他东亚国家相比是差不多的。那么现在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等于是翻了一倍,而且,高储蓄率其实还会引发其他很多现象。比如说,经常引起中美经济贸易争端的一个变量——经常账户顺差。中国多年来有比较高的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之一就是高储蓄率。

那么,为什么中国有这么高储蓄率?我们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储蓄动机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因此,我和张晓波老师提出了“竞争性储蓄率”的概念,我们认为竞争性储蓄率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大角色。

Q
在介绍“竞争性储蓄率”之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传统经济理论对储蓄率的相关解释?
魏尚进:常常提到的储蓄动机有三个。

第一个,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作的时候要储蓄。因为工作前的小孩子是要有支出的,那时候他们的储蓄率是负的,收入是零;年纪大了时候也是没有收入的,储蓄率也是负的;那么只有年龄段中间的开始工作了但是还没有退休的人有储蓄。所以生命周期理论就认为,一个人的储蓄率是随着他在这个生命中的不同的阶段有时候低,当中高最后又低了。把个人的生命周期、储蓄周期这个概念套用到国家层面来看,不同国家的储蓄率不一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年轻人、退休的人和还没工作的人之间的相对比例不一样。这个讲法在实际数据里面不太受到支持,不仅仅是中国的数字不太支持,其他国家的数据也不太支持。

第二个,经常讲到的储蓄动机是防范风险,谨慎动机理论。个人储蓄的原因是,预防我或者家里人遇到生病、死掉、工作残废等等不测事件发生急需用钱的情况。很多人说这个非常适合中国的的情况,因为中国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测的事情,医疗保障制度也不够健全。那么这个讲法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但是这个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翻了一倍不给力。虽然中国的劳保制度也好、医疗保险也好,虽然和新加坡、北欧相比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但是今天的医保制度、退休金的制度肯定是比90年代初要好,所以这方面实际上是在改善。所以这个谨慎动机解释发展中国家储蓄率为什么高于发到国家可以,但是为什么历史趋势已经是15%了,还要升到30%多这个比较难解释,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理论认为是文化。不同的国家父母跟孩子教育不一样,在中国可能孔夫子的教育是说不能寅吃卯粮。如果有这种文化的话,可能他就除了买房子之外都不愿意贷款,相反,美国人很容易贷款。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在正常情情况下,美国人储蓄率可能只有1%和2%,中国的储蓄率是15%,这其中9%的差别是文化。但是这个文化的因素在过去的二十年没什么大的变化,所以从趋势上来说,文化因素也很难解释储蓄率上升。事实上,文化可能应该是反过来,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透支消费。

这三大经典的储蓄理论都很难用来解释中国储蓄率快速上升的这个形势。

Q
现在请您解释一下您提出的“竞争性储蓄率”的观点?
魏尚进:我先分两步说,第一步,竞争性储蓄这个概念是由我和张晓波提出来的,它的含义是,除了前面讲的这三种因素之外,一般居民的储蓄的动机是为了要增加自己或者孩子在婚恋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因为有钱人比没有钱的人相对来说容易找到配偶,这尤其适合于解释男性找女性,古今中外都是这种情况。这是第一步,竞争性储蓄动机实际上是全世界人类特性的一个描述,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包括新加坡、美国等。

第二步,竞争性储蓄动机对中国是尤其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应婚青年里面男多女少的现象。具体来说,正常情况下男婴女婴在刚出生的时候的比例,在全世界的规律大概是106个男婴,对100个女婴,就是多出6%,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基本就是1:1的。一方面是因为男婴和年轻的男孩子更可能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如果人口是正常增长的话,那么到谈婚嫁时,一般来说丈夫要比妻子年纪大一点点。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大概是106:100,全世界的普遍规律本上下差不远。

中国在执行计划生育之前,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比例大概是107:100,但之后就出现不平衡,而且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男女婴出生时候的性别比例大概是120:100。到谈婚论嫁年龄段(15岁到35岁)的比例大概是115:100。高出来的15%其实区别很大。1.15个男人对1个女人,意味着大概每九个男的里面有一个是找不到女朋友,就是说接近10%的男性找不到老婆。这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假设多半有男孩的父母是希望孩子找老婆的,这个时候他就要问了,我能做什么事情,使得我儿子能够找到老婆?他马上就会认识到,财富是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工具之一。刚才您提到的男孩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后面反映的就是当出现了性别失衡的时候,男孩的父母希望通过积累财富来增加自己孩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积累财富的形式之一就是提高储蓄,还有其他做法,比如增加孩子的教育投资。增加储蓄、增加人力资本,都是竞争的手段之一。因为性别失衡使得竞争性储蓄动机对储蓄的相对贡献,要比其他几个动机上升得快很多,然后造成储蓄率上升。

我们可以看几个证据,三大类证据。第一是全国性数据,全国的应婚年龄段的性别失衡的上升程度和全国的居民储蓄上升情况吻合得非常好。

第二个,如果你把全国的不同省、直辖市看成是一个不同的经济体的话,分别计算当地的储蓄率。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现象,应婚年龄性别失衡的情况在全国是很不平均的,有些地方比较严重,比如说安徽可以达到1.2比1,有些地方相对温和,比如说内蒙古基本上平衡的,接近于1:1。那么,用省与省之间比较,是不是说哪个省性别失衡比较严重的话,当地居民储蓄率更高一点,当然说是的。也可以倒过来看看,因为从1990年到现在,不同省的性别失衡程度的增加程度也不一样,是不是哪个地方性别失衡增加的快一点的话,当地的储蓄率增加也会快一点?当然说也是,数据非常明显地支持这样的一个讲法。

第三个证据是更加有意思的,微观的家庭住户的数目。首先,假设我们只是看这个三口之家,一家是有未婚男孩的,另一家是未婚女孩的。平均来说,有男孩的家庭的储蓄率会高一点,有女孩的家庭储蓄率会低一点。这很直观,因为正如你刚才提到的,男孩是建设银行需要储蓄,女孩是招商银行可以放松一点。但是这个还不是最说明问题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两个都是有一个12岁未婚男孩的家庭,父母工作也差不多,收入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一家住在包头,当地的性别失衡非常微弱,另外一家住在合肥,性别失衡非常严重,这时候就会发现合肥这家的储蓄率会远远的高过包头这家。换言之,孩子在婚姻上面临的竞争会影响到父母的储蓄。我们实际的统计分析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找来,分别把每个地方的性别失衡程度刻画出来,然后看不同地区的性别失衡程度会不会影响当地的有男孩家庭的储蓄率。研究发现男孩在婚姻市场上遇到的竞争更大,更多的男的追逐相对少的女的话,他们的储蓄率很高。

不光是这样的一个质的概念,我们还可以统计,推算出当性别失衡增加一点的话,储蓄率会增加多少。就是所谓的弹性的概念,弹性系数。当我们把弹性系数算出来以后,就可以折算出来说,从1990年到今天,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从16%到33%这样的增加里面,大约一半是可以用性别失衡这个情况来解释。也就是说,竞争性储蓄动机可以对中国家庭储蓄率为什么如此高提供差不多一半的解释支持。

Q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男方的家庭,您在论文中同时也指出,在性别比例不平衡的社会中,即使女方家长也不会降低储蓄率,能不能请您解释一下原因?
魏尚进: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假设我是女方的家长,性别失衡严重了以后,相对以前,我的女儿随便找一个男的概率增加很多了,但是很少有女孩家长想让女儿随便找个男人,他们有一定的期望和要求来找优秀的男人。有了性别失衡严重这个情况以后,今天最优秀的男孩要比以前的男孩更加优秀。因为大家都增加储蓄,所以今天最优秀的男孩更有钱,他在相对没有性别失衡时家庭储蓄会更加增加,财富增加更快嘛,所以使得女方家长希望女儿配上最好的男孩的动机反而更强。但是特别优秀的男孩子总数并没有增加,总是一个最少数的精英阶层,所以所有的女孩都要想去追这个有限的、优秀的高富帅。那么女方家长也需要攀比,也需要竞争。

我来讲个这样的故事吧。几年前,我刚刚在和张晓波老师发展这个理论的时候。我在加拿大中央银行做了一个报告,当时有一个从中国东北去的女孩子就跟我说,魏老师,您这讲话很有意思,从小我父母就跟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如果你没有考上大学的话,以后你老公就当地的这个文化低的;如果你考了很差的大学,那老公也是一个层次的;如果能够考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话,大学爱你的那些男同学肯定优秀很多。这就是女方父母对女儿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的一个促进的情况,所以女方之间的竞争其实也在增加。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女方竞争的手段,增加储蓄也是一种女方竞争的手段。

所以从逻辑上说,虽然性别失衡增加了,女方家庭不一定要降低储蓄的,可以增加可以降低。然后我们到了实证数据里面看实证数据,现在只看有女儿的家庭储蓄,不同的省的性别失衡的程度,基本上和女方家庭的储蓄的这个相关系数是接近于零,就几乎没有关系。如果男多女少非常严重的话,女方的家长一方面觉得可以放松一点,因为女儿找找丈夫不愁了;另一方面觉得反而要储蓄多一点,因为希望女儿能找到最好的。这两个想法相互抵消。

竞争性储蓄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房价上升。所谓储蓄就是个人没有吃掉花掉的收入,是推迟的消费。储蓄不仅仅是银行里存钱这个形式来表现,买金融资产、投资房地产也是一个储蓄的行为。在中国今天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买房子是最重要的储蓄形式。比如,我们看到非诚勿扰,女方的父母经常会问对方有没有房子,为什么?因为如果问对方家里存款多少,有些人会不好意思,但是问有没有房子,房子在哪里,这是很容易的问法。而且根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可以估算出他有多少钱。所以这个情况是性别失衡上升造成的,尤其是有男孩家庭想要买房子的冲动和压力增加。这实际上是竞争性储蓄的一个推论。我们也找了数据去核实。全国性别失衡越严重的地方,房价上升也会越快。社会上通常的解释房价的理论,比如货币供给,或城市化,因为很多人要到城里来找房子住,所以房价上涨。这个讲法是不全面的,因为找房子住可以住自己买的房子,也可以住租的房子,而中国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里面,房价和房租脱节越来越厉害。如果只是有更多人要找房子住,应该是同时推高房价和房租。如果我们用竞争性储蓄的框架去看数据,就会发现,房价房租比在性别失衡严重的地方上升地特别快。我不是说性别失衡是房价上升的唯一原因,我觉得显然不是,也有很多投机因素,也有这个城市化在扮演角色。但是性别失衡是房价上升以及房价房租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因素多半还没有被认识到。

Q
最近几年,您有没有看到我们性别不平衡的问题得到了缓解?
魏尚进: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性别失衡的直接因素就是选择性堕胎。从80年代开始,选择性堕胎这事情发生的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个机制背后的因素是重男轻女,至少有一部分的家庭是希望生男孩。另外一个因素是,现在知道怀的孩子的性别的技术很容易,尽管国家立法禁止,但仍然有很多漏洞可钻。有意思的是,恰恰因为过去二三十年性别失衡造成了男方家庭的负担不断上升,加之国家对性别平等的引导,新一代家长对男婴女婴的想法也在改变,觉得生儿子太贵了。家长就说那我不如生个女孩,或者说我就让天决定。社会有一个自然调节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个调节过程很慢,可能要两代人左右,才能把他调整过来。

现在国家说放开二胎后,对性别失衡以及这个竞争性储蓄、竞争性买房会有什么样影响?这要分两部分。第一,放开二胎的直接后果是新生婴儿里面性别失衡程度会降低。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并不是说男孩越多越好,女孩越少越好。如果给他两个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在这个情况下,一旦放开二胎以后,往往在第一胎就不去选择了,整个新生婴儿里面性别失衡程度就会因为有了二胎政策会降低。我们在数据里面也可以看到,放开二胎以后,普遍新生儿的性别失衡在改善,但是还不是平衡的。整个转折点大概是在2009年开始。第二点,新生婴儿性别失衡的改善转化到全国的储蓄率上还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政策要影响应婚男女青年的比例的话还要十几年,二十年以后。

Q
最后,您还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魏尚进:我觉得竞争性储蓄这个理论,因为是比较新的理论,现在还没有进入教科书,还没有成为一个经典的理论,但是他实际上对投资对国家政策都有很多启示。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掌握好,其实是会对资产配置,对孩子教育都会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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