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对中国过度悲观或过度乐观都是错误的

今天论坛的题目很有意思：复杂环境下的突围之道。为什么很有意思？因为从 2008 年以来，过去十年，由于我们理念上和政策上的偏差，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所以出现了大家的各种担心，才有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11 月 1 日对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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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

今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现在还处在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如果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做出一些重大的选择。比如说，在 80 年代，邓小平的口号叫“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特别顺利。80 年代末期，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的剧烈动荡，在动荡之后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关键的抉择，我们往哪儿去？在那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吴敬琏老先生非常勇敢地提出来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是常识，但是当时看起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建议：市场经济。邓小平 88 岁高龄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市场经济观念确立下来。这次的抉择，对于中国过去 40 年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 21 世纪，特别 2009-2012 年时期，我们又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一次迷茫。这次以重庆为代表，当时的重庆“唱红打黑”。虽然发生在重庆，但是给全国带来了剧烈的思想冲击和心理影响。围绕重庆唱红打黑，当时全社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论，因为当时本质是告诉我们，中国往哪儿去的问题，我们到底走什么路线。

后来中共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特别明确的选择——市场经济。当时我们提出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光我们中国人，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有期待。

过去五年，实际发生的情况和我们预想的并不一样，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所以这也是我说的，为什么中国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过度悲观和过度乐观都是错误的。大家不要过度悲观，因为我们看到，当中国经济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往往出现比较大的转折。

比如说，你在 1991 年来到中国，肯定非常悲观和绝望，但 1992 年中国变成了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场。

最近大家的信心已经到了非常低迷或者非常崩溃的程度，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 11 月 1 日做出了非常给力的信号传递。

用这张图比喻，形势比人强。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这是影响社会经济稳定甚至执政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不推动市场化改革，这种稳定和增长可能就会遇到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市场有时候会帮助我们来自动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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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的内忧外患 

但是，转折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风险和挑战。当前中国可以说是过去 40 年以来遇到最最困难的一个时刻，我们可以称作“内忧外患”。从国际上来讲，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大家为什么这么震撼？因为原来特朗普说了很多话，大家听的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是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是一位非常理性的人，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理性的人物，来表达美国对中国全面的不满，不光是贸易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

美国今天对中国战略遏制不再遮掩，非常赤裸裸。美国人留了一个尾巴，那就是中国人回到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精神，美国人还会认为中国可以合作。这句话我们可以信，也不能全信。我们当然应该回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精神，但是就算回到改革开放精神，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不会消失。就这点来讲，我们外部大环境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我们也要看到自身在战略上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这样一个指导理念不能忘记。去年，美国影子总统班农，在日本东京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讲。在美国看来，不管我们中国人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中国是在刻意争夺和挑战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包括“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还有其他方面的战略，进行反思。这个反思的目的，不是说这些战略没有任何经济价值，而是怎么样放在新的国际格局背景之下更好去发展。

贸易战也好、冷战也好，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最最重要的是，第一，我们不要恐慌。现在是地球村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不可能再倒退到上个世纪，闭关锁国的可能性不存在。

我们也要防止一个最重要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当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时候，我们切忌采用错误的政策去面对。上个世纪 80 年代，美国和日本发生了类似的贸易战，当时日本的应对策略实际上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为了缓解贸易战的压力，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内经济，最终的结果，就是泡沫破灭、经济崩溃，陷入长期的衰退。

中国当前有这样的危险，这个危险并不是不存在，因为我们过去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泡沫，如果说在这个方向上不能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危险，我们有可能犯下日本 80 年代这样的灾难性错误。

贸易战并不是最可怕的，对贸易战做出一个错误的应对，这才是最可怕的。贸易战是我们外部环境的变化。

当然，我相信中国面临的风险，主要还是我们内部。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句话太深刻了。实际上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大的国家，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做对了，外部的压力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如果内部的事情都做不好，外部的小事情就会变成大事情。

我们内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从 2008 年到现在十年，我们虽然提出了很多转型的方向、转型的目标、转型的口号，但是从实践来看，转型依然在路上。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 6.5% 左右的增速，为什么大家的信心如此低迷？因为 6.5% 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但经济增长质量是很低的。

为什么经济增长质量低？

第一，我们非常依赖政府刺激来维持这样的增长；

第二，我们高度依赖房地产。最近房地产很多地方的土地市场已经开始流拍了，流拍以后对于我们下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影响，到时候又会倒逼政府反过来放松房地产的调控。所以，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是“夜壶”，什么时候憋急了拿来用一下；

第三，信贷密集型增长；

第四，2016 年国企、民企分别占新增银行对企业贷款的 78% 和 17%。现在我们的资本产出率是最高的时期，反过来讲，我们经济增长质量是最低的，这也是大家为什么焦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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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执行不顺利 

为什么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我们的改革执行地不够顺利。

李克强总理在 2013 年提出“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这是社会各界共同的期待，但是“实践”却非常不顺利。比如说很大重大的改革现在遇到了障碍，IPO 的改革一拖再拖，中国的股市成为永远的伤心之地。自贸区的改革现在无人谈起，原来老外对中国的自贸区非常有信心，现在没有人关心这个话题了。

我们去杠杆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充其量叫“稳杠杆”，稳住了企业的杠杆。居民的杠杆在快速上升，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还在增长。我们的简政放权，含金量高的权都没有放。我们的减税变成了结构性增税，国有企业改革遭遇了巨大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不能够回避的问题，如果说美国对中国充满了战略敌意的话，我想欧盟的声音是值得我们理性去倾听的。

欧盟怎么看待我们中国的？

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改革非常困难，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他们不可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

第二，欧盟认为，从过去几年发生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国有企业占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他们非常怀疑市场化改革的承诺，你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最大的质疑。

在这样的改革过程当中，最中心的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地位，国有企业改革做好了，整个改革才起来。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过去几年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值得商榷。

第一，限薪。领教工坊为什么培养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是一个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的关键，我们对于央企进行限薪，这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律。

第二，全面在国有企业推动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不符合政企分开的大趋势。

第三，国进民退。为什么我们对国有企业的问题这么关心？因为国有企业不光没有效率，还占用过多资源，让民营企业经营变得更加困难。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从 2008 年以来，过去 10 年发生的事情。

第一，国有企业的数量从 2008 年以来开始增长。

第二，国有资本的数量从 2008 年以来开始增长。

也就是说，我们的国有经济越来越大，下降的数字是国有企业的效率越来越差。从这个角度来讲，国有企业是整个改革非常中心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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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40 年“低垂的果实”摘完了 

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我们对过去要抱有敬畏之心。过去 40 年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我们也要保持谦卑。所有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低成本优势，如果发挥后发优势，如果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这些国家都会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就。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并不值得我们特别骄傲。

相反，正是因为我们今天到了 8800 美元人均 GDP 这样的中等收入水平，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我们摘完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87% 的国家到达中等收入的陷阱以后永远趴着起不来了，最典型的是拉美，拉美最典型的是阿根廷。只有 13% 的极少数幸运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的台湾，他们能够跳出这样的陷阱。

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有必要去了解过去 40 年的成功，到底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哪些东西是我们要继承的，哪些东西是我们要抛弃的。这时候大家对于观念的认知特别重要。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总是有很多高级黑，有很多不负责任的人来搅局。林毅夫说：“中国过去的成功是因为我们政府的干预是对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符合逻辑学。为什么？我们政府有没有干预？当然有。但是 1978 年以前政府的干预更多，如果政府的干预是我们成功的解释，我们没有必要搞改革开放。1978 年之后，政府干预虽然存在，但是政府干预是越来越少，所以，应该是政府干预越来越少，才导致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成功，我想这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另外，对于市场化的争论。同样，林毅夫教授认为，市场化是危险的，因为拉美国家就是因为搞了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实际上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事实。为什么这么讲？拉美之所以掉入了陷阱，不是因为过度市场化，而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不到位。同时这些国家陷入了民粹主义的陷阱，民粹主义才是真正的危险，才是拉美陷阱的真正解释。

中国模式有三个要素，市场经济+投资驱动+强势政府。我们只有一个要素必须保留，就是市场经济。投资驱动已经走到了一个天花板，因为靠投资拉动经济，效率正在变得越来越低。我们今天债务风险，就是过度投资没有效率引起来的。强势政府在模仿赶超的阶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的转型，要走向创新型经济，强势政府和创新本身是不兼容的。这样的模式带来了过去 40 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也不保证未来 40 年的成功。

我们要正确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的内在本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给了我们一个“边缘革命”的理念。

当年的深圳就是一个小渔村，但是今天的深圳，已经是中国创新的希望，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城市。当年的民营经济就是卖瓜子的，就是现在常说的“五六七八九”，已经变成绝对的主力。再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之所以能够有阿里和腾讯这样的企业，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早起互联网是没有监管的。

我们的成功不是因为政府管得多、政府管得好，而是因为政府要放，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对过去 40 年最重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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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法治

 让创新成为长远竞争力 

今天中国还面临一个特别的危险，这个危险实际上不光中国存在，从美国到拉美，到中东，很多国家都遇到这些挑战，最新的挑战就是巴西新当选的总统，也是被称为巴西特朗普的人。这样的路线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本意是讨好民众，采用的不负责任，损害国家的长期竞争力的政策。比如说，对于一个国家长远竞争力最重要的是什么？法治。但是很多民粹主义，上来就破坏了这个法治。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我们对于民粹主义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创新。什么东西可以带来创新？企业家精神。今天中国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2017 年 9 月中央发布了一个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文件，这是党的文件中建国以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企业家精神。

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可以造就企业家精神？就两条：

第一，要搞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才能够让优秀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而不需要去拼爹，不需要去搞关系。

第二，必须要有法治，因为有法治才能有恒心，才能安心创新，而不是考虑移民的问题。

所以要搞好创新并不复杂，依靠市场经济和法治。但是搞好市场经济和法治，像我们今天面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最大的障碍是我们政府的理念。“政府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是美国里根总统的话。这句话让里根成为 20 世纪最伟大总统之一。

我们现在恰恰就是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个道理，推动改革，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