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转折之门

编者按:这是一篇具有足够前瞻性的老文章,格隆先生写于三年前的2015年8月29日。彼时A股刚经历了牛市见顶后的最惨烈下跌,当天上证综指收盘3232.35点,但比三年后今天的收盘点位2546.33点依然高出26.9%——这是一种无声的拷问:过去三年,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重温此文,一是为让所有人能高度重视格隆先生三年前的那段话:大规模减税,或才是中国经济和股市的逃生之门,二则是郑重提醒所有投资人,做最坏的打算,但要准备做最乐观的下注:中国股市在未来2个月内,随时可能发生重大变盘——如果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减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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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经济出问题,央行就开始说英文

先上一个朋友发给格隆的笑话段子:A股真的是贱。宣布2万亿养老金入市,不涨。宣布降息降准,还是不涨。带走几个证券公司高管协助调查,一刻不耽误,果断开涨!尼玛,看来在救市这个事上,Gong an远比央行有用!

智慧在民间。这不单只是个笑话,它其实深刻揭示了当前央行江郎才尽、进退维谷的尴尬困境:很多事情早已超出了央行的能力范围,但他仍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扑向了火场。义无反顾也罢,被逼无奈也罢,当前时刻的央行,更像一个悲情英雄,而不是我们想当然认为的超人(super man)。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所有衰退、通缩,以及由此衍生的资产价格缩水、股市下跌等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两个字做出最完美的解释: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08年次贷危机,经济需求一夜消失的时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第一时间给国会提交的建议:开上直升机,直接撒钱!

这也是美国QE的由来,也是凯恩斯式宏观调控的标准动作。

Does it work?

是的,这招很管用——美国人几乎是当今地球村里唯一家里有余粮的地主。

在中国经济深陷需求萎缩之苦,股市也惊弓之鸟的今天,中国同行显然在认真学习美联储的各种做法——中国式QE、逆回购(RR)、短期流动性调节(SLO)、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支持证券(MBS)、降息降准……

一个朋友向格隆诉苦:你有没有发现,每次经济或者A股一出问题,央行就开始说英文?什么SLO、PSL、MLF之类的咒语。根本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它一说英文,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就只能风中凌乱。

我哑然失笑,告诉他:

1、你的理解是对的,央行说英文,确实表示经济不妙;

2、所有这些英文翻译成中文,就简单两个字——印钱!

Does it work?

也许,但也许然并卵。

因为开动印钞机只是一个开始,从印钱到形成最终有效需求,需要两个基本前提条件:

1、有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存在流动性陷阱。通俗的说法就是,你要保证你的钱能撒得出去;

2、让钱流向消费边际倾向最大的地方。通俗的说法就是,你要让你撒的钱到达真正需要用钱的人手里;

这两个条件在美国人那里都不是个事,但却都超出了中国央行的能力范围。

2

周小川的尴尬:一个死胡同

凯恩斯经济学里有一个经典词汇:流动性陷阱。

所谓流动性陷阱,是指整个宏观经济陷入萧条之时,即使在极低的利率水平下,居民仍旧对经济前景预期不佳,风险偏好很低,宁愿持有流动性最好的货币,也不愿投资和消费。此时央行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储蓄起来,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刺激银行放贷、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货币政策失效。

中国当前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已降至1%,与0.72%的超额准备金利率仅差28bp,考虑到银行间市场与央行之间的信用利差和隔夜回购利率波动的风险补偿,隔夜回购利率已降至最低水平附近。而长端利率和贷款利率仍居高不下,10年期国债利率近半个月不降反升到3.6%水平,央行统计的一季度贷款平均利率高达6.8%,而一季度名义GDP增速才5.8%:一方面经济不断下滑,另一方面,短端利率已降至最低水平附近。

短端利率的下降无法传导到长端利率和贷款利率,降准降息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中国已出现事实性的流动性陷阱。

换句话说,当前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缺钱或者缺流动性。印再多钱,也都会被惊弓之鸟一样的居民窖藏起来,或者被银行体系用存差等方式滞留下来——后者对流动性的淤积阻滞作用在中国尤其令人头疼:中国的流动性几乎都是通过国有银行渠道释放的,无论是从乌纱帽角度,还是逆周期行为角度,银行在当下都会严重惜贷,整个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根据央行《2015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截至一季度末,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LPR)在三次降息后已累计下降0.71个百分点,而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仅比上年12月下降0.15个百分点。

钱是印了,也撒了,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根本降不下来。实体经济没好日子,股市能有好日子?——最关键的,哪怕这么高的融资成本,银行也只会贷给那些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行业基本没有前景,但却有“国字号”兜底的垂死恐龙企业。

如果不辅以其他手段,周小川的货币宽松大概率会进入一个死胡同:

想扶持的没起来,想淘汰的继续野蛮生长。撒钱原为救赎,最终却成为自戕。

难道没戏了?有其他逃生的路子吗?

当然有。

很多人忘了凯恩斯需求武器的另一条腿——用财政税收政策,把钱撒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3

有若的智慧:中国经济的转折之门

在此格隆先说一个历史故事。

《论语》里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的弟子有若之间的一段对话。原文如下: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翻译过来就是,鲁哀公问有若:“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鲁哀公最后有没有采纳有若的建议我们不得而知。从后来楚国灭鲁的史实看,格隆倾向于认为鲁哀公多半没有这么做。

与此对应的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2500年后的美国。1974年的一天,供给学派的代表阿瑟·拉弗(Arthur B Laffer)在华盛顿一家餐馆的一张餐巾上画了一幅类似倾斜的抛物线图,向同座的客人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政府税收随着税率的增长而增长。但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将达到拐点,总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

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它提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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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弗曲线的理论逻辑丝毫没有超越2500年前鲁国有若的智慧。拉弗的幸运在于,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

1980年1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税率进行了果断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并使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的美国经济此后开始了快速的增长。而此后拖垮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90年代后美国经济向高科技的转型无不与里根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关。

格隆之所以说以上两个故事,是因为目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大拐点上:中国财税收入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19.5%,远高于GDP的增速。本世纪前十年里,除了2009税收同比增长9.8%外,其余年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基本都2倍于同年GDP增速,而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也已经稳稳超过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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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口径指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宏观税负比重为35.33%。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则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税负率达44%(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表示。在中国有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通常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采用小口径,计算方式是单纯的税收收入除以GDP;如果按照大口径统计,还包括了各种费在内的所有政府收入。)。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目前美国是30%,北欧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国家达到40%左右。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说,“税”的本质是一种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用一部分人的钱养活另一部分人因此无论于经济效率,还是于社会福利而言,税永远不是优先选项,而是最后选项,是人们确实认为某些服务市场无法提供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税这种方式由政府提供。

高税率往往意味着极大增强政府干预市场的动力与能力,意味着政府开支的膨胀,特权利益的固化;创业成本的增加,创新动力的消退;就业机会的减少,民间消费不振等一系列问题。

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政府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中国税收对私人部门资源配置扭曲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已超过了政府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

目前紧张的世界地缘政治,其实是各国经济都在泥潭挣扎的矛盾延伸而已,此时能够救中国经济、救中国股市的,将只有中国自己的内需。过往每次中国经济放缓最终都必须靠祭出政府投资这个法宝的路径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通过全面减税藏富于民,把钱撒到消费边际倾向最高的人群,将以往政府大量的无效低效投资转化为民间有效需求,是中国经济在此次转型危机中最有希望的逃生之门。

相应的,如果我们哪天看到政府开始大规模全面减税,A股也就必将迎来真正的牛市!

4

精兵简政:一个丝毫不过时的路径

办法有了,如何执行?

事实上,中央已多次提议减税,但总体上每年财政收入都会高于GDP的增长,从来没有做到真正的减税。

减税减不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减税和收税的同属一个集体——没有几个政府有魄力动自己的奶酪,除非它有高度的战略眼光与历史责任感。

但我们的政府从来都不缺乏这种智慧。

格隆再说一段不算久远的历史。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党、政、军、民机构庞大,脱产人员过多,物质供应极端困难。

1941年11月,民主人士李鼎铭建议“政府应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中央果断采纳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中心工作之一,并先后进行三次精简,使脱产人员与根据地的供养能力相适应,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资源捉襟见肘、行动顾此失彼的矛盾。在帮助根据地度过难关的同时,也为1945年后打败国民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精兵简政,少收点税,把钱留在真正需要用、会用、能高效用的民间,或许比中央撒四万亿更有效?

如果一个更小规模一点的政府,能维持和打造出一个更具生命力与竞争力的大社会,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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