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超:减税几时有?

中国当前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扩大,与美国的GDP规模差距不断缩窄,但仍未改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基本现状。

作者:姜超、陈兴

来源: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近来市场对于减税降费的呼声渐高,政策表态上也给予了积极回应,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我国下一步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其实减税政策在我国并不是新事物,早在十年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已提出“结构性减税”,但每当提及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大家都对扩大政府支出如数家珍,而对减税政策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因此,本文对我国历次减税的推进做以展开分析。

1.从税改理解减税:由点到面,逐渐铺开

1.1 目前正处减税期,积极态势望保持

目前市场上不乏对我国减税政策的疑虑,而提到减税,有必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就是我国究竟有没有减过税?

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会带来税收增速的提升,因此单以税收收入增速的变化来判断政策效果有失偏颇。我们从税收增速与经济增速的比值变化来观察减税是否产生过政策效果,一般来说,这一比值的提升说明税收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速而言逐渐加快,意味着税收负担的加重,而反之则说明税负有所减轻,产生了减税的政策效果。

目前正处减税期,积极态势望保持。从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增速相对于经济增速的变化可以明显地区分出三个不同的时期:分税制改革起直至01年,相对于经济增速而言,税收增长较快,是比较明显的税收负担上升期;02-10年左右,税收负担基本维持在稳定水平;11年以来,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税收增速缓慢下降,因此,从政策效果来看,目前我们实际上正处于减税时期。但我们的确发现,17年税收增速出现了显著上升,减税趋势有被打破的风险,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之下,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保持减税的积极态势。

那么,既然从11年以来,我们实际上正处于减税时期,为何大家谈及减税所知甚少呢?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扩大支出是积极财政政策主线。首先,近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均以扩大政府支出作为政策主线,由于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收效,因此在经济下行期时,是托底经济的有力工具。而减税政策发挥效果需要的时间较长,常被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中的补充手段。

减税思想贯彻在税制改革中。其次,我国的税收体系还未完善,税制改革也正在逐步推进,而我们观察到,减税思想通常贯彻在税制改革之中,比如企业所得税率的统一下调、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等。而由于减税和税制改革影响难以分离,并且税制调整后数据可比性的下降,因此减税政策效果常被掩盖在税制改革进程之中。

征税能力提高,经济增长尚可。最后,近年来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在逐步提高,“金税三期”使得筹集税款的能力进一步增加,加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因此总体上来看,有上述因素托底,税收收入增速大幅放缓年份较少,对减税政策效果的疑虑也就日益加深。

1.2 减税贯穿税改中,由点到面渐铺开

从税改理解减税:由点到面,逐渐铺开。由于减税政策与税制改革相互交叠和同步推进,因此要全面地理解减税政策必然绕不开税制改革,总体来看,分税制后的减税政策呈现了由点到面,逐渐铺开的发展历程。

94-02年:税收体系初创,减税措施少有。94年分税制改革成为我国税收体制的一道分水岭,但其后税收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中,比如就所得税部分中央和地方划定分成比例等,且这一时期政府工作报告中几乎一直在强调税收征管、增收节支,因此出台的减税举措较少,仅为刺激出口而上调了出口退税比例。

03-08年:税收体系完善,调整中的减税。03年底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减税的政策思路在改革中得到贯彻:比如废除农业税、两次上调个税起征点以及统一并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率。

09-12年:结构性减税起步,政策由幕后到台前。受金融危机影响,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减税政策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结合税制改革,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增值税由生产性转向消费型(增加进项抵扣)、个税起征点和税率级距的调整以及下调印花税、住房交易税费等举措纷纷出台。

13年至今:全面深化改革,减税面上铺开。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减税政策也开始全面铺开,特别是营改增完成以来调整进一步加快:营改增后对增值税税率的下调、个税改革的推进以及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的不断扩大,减税政策囊括三大税种。2.03-08年:税制调整中的减税

经济增长向好,走出通缩困境。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向好态势,经济增速自01年开始逐步走高,一路上行至07年的高点,通货膨胀水平也有所恢复,摆脱了20世纪末时不时陷入的通缩困境,甚至在07-08年还出现了经济过热、通胀水平大幅走高的局面,财政政策也渐由积极转为稳健。

税改原则确立,贯彻减税思想。经济基础的夯实为税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环境,03年10月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改原则,减税思想得到充分贯彻。其后的税改基本按照《决定》布置的任务来展开,虽然各项任务推进的进程不一,比如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直至18年才见眉目。

废除农业税,给农民减负。9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98-03年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增速接近5个百分点,而此时经济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农业税占我国税收比重不足3%,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从00年起就开始推进,直至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民税费负担全面减轻。

时任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还取消了各种不合理收费。据农业部测算,与99年相比,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人均减负约140元,占0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4%,04年以来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差距也较98-03年间明显缩小。

这一期间企业所得税和个税同样进行了调整。

企业所得税统一下调。07年修订通过并于08年正式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予以统一,并且将原33%的税率水平下调至25%,新增小微企业、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0%和15%两档税率,在不增加外资企业税负的同时减轻了内资企业税负。

个税起征点两次上调。随着经济的较快增长,固定的个税起征点所带来的调整机制僵化问题日益突出。直至04年,个税起征点标准还保持着94年合并个税以来的800元的水平,而就业人员工资水平早已大幅增长,较低的起征点标准不合时宜。时任财政部长就提到,93年在就业者中,月工薪收入在800元以上的为1%左右,到02年已大幅升至52%。因此,06年起将个税起征点上调至1600元,08年进一步上调至2000元。

个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提高。由于08年我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较深,企业所得税和个税调整的效果难以彰显。而05年个税起征点上调的政策效果比较明晰,个税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06年出现少见的背离,个税收入增速放缓超过3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有所提高,反映出减税政策对政府和居民部门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

3.09-12年:金融危机后的结构性减税

金融危机冲击,积极财政应对。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持续发酵,在08年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下行风险。08年下半年经济增速降至10%以下,创05年以来的季度增速新低。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予以应对:一方面,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令人印象深刻,09年来自预算内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攀升至56%;另一方面,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为企业和居民部门减轻负担,增强微观经济活力。

增值税转型推广,购进固定资产允许抵扣。09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模式,即只允许扣除购入的原材料所含税金,而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消费型增值税模式,即不仅购入原材料税金可以扣除,也允许扣除购买固定资产所含税金。自04年开始,我国率先在东三省开展增值税转型,但推广进程较为缓慢,截止08年底涵盖省份和行业也较为有限。而由于金融危机冲击的加深,08年11月国常会决定,自09年起增值税转型推广至全国,此项改革将减轻企业税负超过1200亿元,约占08年增值税收入的7%。

个税起征点提高,税率结构调整。经济在08-09年短暂下行后又开始逐步恢复,而此时通胀水平也有所抬头,10年底后已接近5%的高位,个税起征点固定造成纳税人实际负担上升的问题再度出现。11年9月修改后的个税法实行,将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并且对税率结构做了一定的调整,扩大了低档税率和最高档税率的适用范围,体现了调节收入分配和结构性减税的思路。时任税政司副司长披露,调整之后工薪阶层纳税面将由约28%下降到约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将减轻居民税负约1600亿。

此外,金融危机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还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暂免储蓄存款个税征收、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整治清理非税收入等一系列举措,据09年政府工作报告,仅当年实施的增值税转型等改革就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5000亿元。

企业税负降低,经济较快修复。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了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以工业企业部门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由08年的58%一直降至10年的42%,两年时间降低了超过15个百分点。减税配合刺激需求的政策,使得危机冲击后的经济得到了较快修复,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速最迟也在一年左右就走出低迷。

4.13年至今:减税全面铺开

经济步入新常态,推进深化改革。14年以来中央做出了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逐渐让位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GDP增速的中枢也在不断下移,目前已不足7%。而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战略部署,提出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制改革。

减税地位上升,政策全面铺开。在新常态下,减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策地位大幅上升。从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表述中可以看出这一变化:09年之前政策态度为增收节支,强调税收征管,减税空间有限;09-13年左右提出结构性减税,开始也主要是为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冲击,后期是配合税制改革,避免因其造成的税负上升;但近年来,特别是16年之后,报告中明确提到财政赤字的安排主要用于减税降费,且每年披露减负规模(之前只09年提及),逐年增加。而减税政策也由之前的多点开花转向全面铺开,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大税种均有不同力度的减税措施出台。

营改增扩围至收官。这一期间最主要的税改任务即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完成。从12年至16年5月,营改增全面铺开,实现货物和服务行业全覆盖。此前除部分服务行业外,大多数行业营业税税率在3%-5%,而改征增值税后,虽然可以通过进项税额抵扣,但增值税税率多数在10%以上。

增值税率并档下调。为了应对营改增带来的税负提升,一方面,增值税率由四档并为三档,将此前农产品、图书等行业13%的税率归并至11%的税率档次;另一方面,将原17%、11%的税率下调为16%、10%。据我们测算,仅增值税率下调预计为工业企业减负2100亿元,提升利润增速2.1%。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大。虽然近年来对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并未调整,但针对小微企业的减负其实是在持续进行。小微企业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且适用20%的较低税率。而能享受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的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11年初的3万元逐年提高,17年更是提至50万元的水平,18年甚至直接扩大至100万元,超过11年水平的30倍。

个人综合税制改革终现曙光。个税起征点固定的弊端再一次出现,16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与个税起征点之比已超过1.6,而此前每当接近这一水平就会迎来起征点的上调。18年8月,个人所得税法修改通过,值得关注的不仅在于起征点上调和税率级距的调整,最值得称道的是,从03年底文件中就已提及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在新税法中终现曙光,综合征税和新增附加扣除均体现了对纳税人实际负担的考虑。

此外,近年来通过减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也在逐渐加大。比如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上调、范围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全行业企业,取消对境外委托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限制以及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等。

增值税收入增速下滑,投资企稳回升。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效果近来逐渐显现,6月国内增值税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已由5月超过20%的高位降至5.3%,8月更是下行至仅2%左右。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活力也有所恢复,投资意愿增强,制造业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企稳回升。

5.坚持减税不动摇

整体来看,我国的减税趋势在17年有所变化,18年上半年税负进一步加重,那么,减税政策还要不要继续?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减税,特别是给企业部门降低税负。

外部环境摩擦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给外部环境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8月出口增速也开始走低,根据历史经验来看,为遏制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崛起的贸易争端难以短期内解决。而作为经济领先指标的社会融资增速也持续走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

投资效率递减,减税长期受益。而此前在经济下行期,均是以扩大支出、刺激投资为主线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托底经济。但一方面,目前我国社会总杠杆率已升至250%的顶峰,考虑到隐性债务的政府负债水平也并不低,举债空间受限制约投资大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的效率也在逐年走低,目前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已降至1.2-1.3左右,远低于08年时1.6-1.8左右的水平。因此,积极财政这次将主要依靠减税政策,这也会使得经济长期受益。

企业成本上升,减税行之有效。目前中国企业部门的困境主要不在于需求下滑,而在于包括原材料、租金、社保、出口关税等一系列成本的上升,虽然增值税率有所下调,但幅度较低,且主要在于抵消营改增所致的税负上升,企业所得税率也多年未做调整,各种抵扣等税收优惠政策也可以再加码。英美的发展经验表明,减税的效果尤为显著,在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同时能够降低失业率,最终帮助经济走出衰退泥潭。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减税的方向不动摇,继续出台给企业部门减税降负的举措,为经济“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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