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为什么我们还在争论国企民企的分别？

“国资民资”的话题近期突然成了热门。话题的高潮来自于某人“于无人处听惊雷”般地提出了“私有经济的使命已经完成”这个骇俗的命题，然后很多人跟进添油加醋，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辩论。

看到这些，老实说，我的内心是惋惜甚至崩溃的。眼前的形势，言之大敌当前并不为过：美利坚的唐总不依不饶，挥舞关税这个狼牙棒，摆明阵势要斗个胜负出来；马来国90岁总统一上任，就将几个原先与中国签下的大项目缓行或者取消。按理说，这些才是“有识之士”应该深入思考应对的头等大事，可是各位学者和才俊采取了“攘外先安内”的态度，把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用在讨论国资民资的分别上。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想斗胆澄清一下，目的是让大家不要被这些热点话题乱了方寸，不要“听到拉拉蛄叫而耽误了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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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户籍”：国企与民企的融资待遇差异

今年A 股市场持续低迷，人民币汇率也大幅走低，股票质押平仓频发，大量的民营企业出现债务违约，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去年以来的全社会加速去杠杆行为。

目前，广义货币M2总量已经接近180万亿，相当于26万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银行的总资产超过250万亿，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都在中国。如果在货币总量够大的情况下，还出现企业资金链紧张，那么一定是融资结构出现了问题。

实际上，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了宽松：3次定向降准释放的基础货币量超过2万亿，银行可以自由支配的超储率在2%的历史高位，货币利率大幅下降。而且，央行还鼓励商业银行投放广义信贷，包括购买低等级产业债、发放企业贷款等。

但是数据显示，目前AA评级城投债利率出现了约30bp的下行，远超同等级产业债的利率降幅，这说明金融机构把钱都大幅投向了国企和融资平台贷款。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国银行贷款结构的最大变化是从民企流向了国企。央行公布的截止2016年的信贷投向结构数据显示，从存量信贷占比来看，2016年国有企业占54%的企业贷款份额，民企占比34%；从增量信贷来看，2016年国有企业新增贷款6.9万亿，占78%的新增企业贷款，而民企新增贷款仅为1.5万亿，只占新增贷款的17%。而在2013年之前，这个数据还高达60%。

从融资成本来看，央行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企融资渠道既简单又便宜，而民企的融资则是又难又贵。2016年以来，在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包括化工行业在内的广大中小企业成为了去产能的对象，全国上万家工厂企业不达标，被强制关停限产，然而国企却能幸免。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民企总发债规模为261.88亿元，较4月份的631.53亿元大幅萎缩，5月民企净融资额为-131.12亿元，而4月份则为139.83亿元。2018年前6个月，民企发债融资总规模为2684.82亿元，较去年的2755.23亿元差别并不大；但净融资额却仅为188.47亿元，较去年的576.00亿元大幅减少。截至7月30日，7月份共有442亿元民企债券到期，但当月发行量仅为236.34亿元，净融资额-205.66亿元。此前央行不管怎么苦口婆心要银行买评级低的企业债，都没有银行愿意买，最后央行还亲自打电话做指导。

朴素而古老的逻辑又出现了：国家背书的国企、央企的债券利率甚至已经逼近3.5%，利率还不如银行的定期存款，但却十分抢手，而在7%左右的民企债鲜有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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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并购民企：“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数据表明，在过去近4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超过60%的贡献来自民营经济。中国的国有经济占有近70%的资源，但创造的GDP不过30%，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占有不到30%的资源，创造的GDP却接近70%。而且，民营企业解决了大多数的就业问题。

资产收益率方面，2017年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为42.5万亿，净资产16.8万亿，共创造了1.66万亿的利润，相当于9.9%的净资产收益率。2017年民营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为25万亿，净资产为12万亿，共创造了2.38万亿的利润，相当于19.6%的净资产收益率，远高于国有企业。从资产负债率来看，2017年末国有工业企业为60.4%，而民营企业仅为51.6%，这说明民营企业利用更少的资产、更低的负债，创造了更多的利润。

但另一个口径的数据却反映出非常关键的问题。2017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达45.1%，远超民企11.7%的利润增速，而2018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达31.5%，远超民企10%的利润增速。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国有企业开始降杠杆，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从去年末的 61.5%附近降至 59.6%；而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去年末的51.6%激增至55.8%，由于信用收缩反而被迫在加杠杆。

随之而来就是最近的并购市场情形呈现出一个迥异的现象：很多上市民企在融资无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控股权被转到了国资平台下。截止7月底，至少15家A股上市公司控股权转移至国资，总市值超过1149亿元。地方国资频频出手接盘上市公司控制权，成为最大赢家，可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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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的名义：“国进民退”的上限

本来，发生在资本市场的企业间并购，是现代经济体的再普通不过的常态，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罢，都是市场自然选择法则的结果。可是为什么国企收购民企会引发更大的关注和讨论？

有人会拿企业效率说事，说国企效率会低于民企效率，所以不应该并购民企，他们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会滋生腐败，所以国企的效率就会低。这个说法其实似是而非。凡是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国企，国有部分产权都是很清晰的，而且腐败也不是国企独有，前段时间著名民企万达和京东就处理了高管腐败。如果说国企腐败会更多的话，那么只能说在产权清晰、责权分明的情况下，腐败行为被默认或者是被宽容了。

所以，如果非要说国企效率低，那是因为国企的目标与民企不同，才会导致管理层经营行为和效果不同。客观地说，国企能并购民企，一定是国企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更加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才成为了王者。融资条件更好当然是第一优势。那么，一个自然的逻辑是，是不是民企最后都会被国企并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很多学者忧心忡忡，但却不知道国企的这个并购是有上限的，这个上限就是《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就是贸易战美方对于国企出口商品价格以及对国企市场经济主体的质疑。

以《反垄断法》为例，如果实际控制人即国资部门能够做到垄断市场，那么就要讨论是否适用还是豁免《反垄断法》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除非连《反垄断法》也可以修改，否则国企收购民企是有上限的，私有经济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在一个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私营经济完全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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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题外话：国企与民企，都是国中之企

今天，当再度提起国资国企和民资民企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想说什么？就像很少有人问我们使用的键盘为什么是现在的布局一样，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要在同一个国民经济体中要区分出国企和民企。现在的键盘布局是当初人们为了降低打字速度，因为打字太快会损坏打字机，但今天谁都无法修改了。国企和民企这个分类，从一开始到现在，也没有人去问为什么要这么去分类。

国企与民企分类产生待遇差别，这主要是由于在企业的融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民营企业这种提法，会产生很多逻辑悖论，无论从国家安全、社会责任的角度，都缺乏充足的学理支持，可能只有中国才有，难道民企不交税么，不解决就业么？其实，只要在中国管辖之地经营的企业，都是“国中之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都应该是所谓的“国企”。这不是理想化，这是原则性问题，也是法律保障的问题。

在成熟经济体中，企业更多地是上市和没上市之分。一个最为明显的现实就是，美国的军工企业就是中国意义上的“民企”。政府无论需要安全还是社会服务，都要从企业购买，这跟企业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无关。

我们现在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是泊来品，很多名词是翻译而来的，其中一个典型的就是关于民营企业的翻译，国内就翻译成private company，而在金融市场中，private是与public对应的，private是非上市公司，而public是指上市公司。这就是说，非上市国有企业其实也是private company，即所谓的私有公司。如果翻译成民营公司，一定会产生很多误会和误导。可以想见，这些翻译在国际交流时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笔墨和口舌。

为什么提法会这么乱？这事一方面要批评学者们英语不扎实，另一方面要批评学子们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很多人觉得自己喝了洋墨水，整天张口萨缪尔森，闭口凯恩斯，要不就是弗里德曼，哈耶克，要么就是“我哈佛的导师如何如何，我耶鲁的同事如何如何”，搞得学生们晕晕乎乎，似是而非，东来西去，莫衷一是。

想起小学时有一篇课文，讲的是方志敏被敌人抓去的时候，敌人以为会从这个大官身上找到财宝，结果什么也没有，然后方志敏冷静地说：“你们想错了。”这个场景也适用于这个讨论，因为“我们搞错了。”这个错误，不仅误导了学术，也误导了政策和思维，甚至误导企业实践。